具体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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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聚焦于以饥荒作为「政治工具」这个问题，系统地分析了农民、城市人口和政府之间在粮食问题上的冲突如何造成了几百万人的死亡。这个具有挑战性的发现是对中国和苏联历史研究的重大贡献，提醒社会正视大饥荒对国家与其公民关系的长期影响。他还指出，正是因为中国和苏联政府从这两场灾难中吸取了教训，使他们能够在后来几十年的执政中避免了饥荒的再次发生。
本书是相关研究领域的一项重大成果。作者详细对比了两个国情复杂的国家，分析了分别在中苏发生的两次「大跃进」的战略、策略和失误。—— 白思鼎（ Thomas P. Bernstein，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作者开创了全面而系统分析中苏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饥荒及其影响的先河……对于这两场二十世纪最大规模的饥荒，本书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具权威性的比较研究。—— 濮德培（ Peter C. Perdue， 美国耶鲁大学）
文浩的这本书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大跃进和大饥荒极有帮助，它有力地证明了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饥荒问题进行比较研究的重要性。—— 艾志端（Kathryn Edgerton-Tarpley，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这是一部重要、勇敢而及时的着作。作者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人为造成的饥荒进行评估，其方法可能颇具争议，但论据合理，分析合乎逻辑，绝对值得关注。—— 科马克．欧．格拉达（Cormac Ó Gráda，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学院）
文浩对饥荒和「食物政治」作了大胆而创新式的研究。他探讨重大问题，为当下的辩论带入冷静客观的学术精神，既有知识分子的无畏，同时完全没有忽视本书主题的沉重感。—— 史蒂夫．史密斯（ Steve Smith，英国牛津大学）
文浩教授对发生在二十世纪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大饥荒的比较研究，是前无古人的大胆且成功的尝试，将两次饥荒概括为「饥荒政治」更是神来之笔！本书建构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必然催发乡村大饥荒的分析框架与叙事逻辑，挖掘了大饥荒发生的制度性、结构性成因，展示了作者的思想深度以及对苏联和中国历史的贯通。—— 辛逸（中国人民大学）
著者信息
文浩
文浩（Felix Wemheuer）教授任教于德国科隆大学东亚学院，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当代社会史。他曾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留学，2006年获得维也纳大学博士学位。2008至2010年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担任客座研究员。他的英文着作 Famine Politics in Maoist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由耶鲁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出版之后广受好评。他还有数部着作，包括德文版的《毛泽东传》。
项佳谷
项佳谷（Jiagu Richter），现任教于维也纳大学、维也纳外交学院，为中国西南大学客座教授、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欧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着有《法律专业语言》、《政治家的声音》，译有《1900 年的北京─义和团起义》、《国际人权法》、《火车大劫案》等书。
图书目录
致谢 xv
前言 xvii
第一部分：斯大林和毛泽东时代大饥荒的比较
第一章 粮食供应紧缺时期农民的「贡献」 3
第二章 保衞城市，为政权的生存而战 45
第二部分：毛泽东时代中国饥饿问题的政治化
第三章 饥饿问题上的等级划分和 农民与政府的关系（1949–1958） 61
第四章 为防止城市饥荒而让农民挨饿（1959–1962） 97
第三部分：边远地区的饥荒
第五章 帝国的负担：乌克兰和西藏的「民族化」 135
第六章 「为解放西藏抓地鼠充饥」： 中国官方历史记载中的饥荒 155
第七章 「种族灭绝」：西藏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反叙事 173
终章与结论
终章 经验教训：苏联和中国如何避免饥荒 207
结论 饥饿与社会主义 229
索引 247
图书序言
作为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学者，我常常在想，我怎样才能对这一研究做出贡献。我喜欢选择一些很多中国学者不愿或不敢选择的题目。2000至2002年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学习了两年。在这段时间里，我开始对大跃进和大饥荒问题产生了兴趣。人民大学两位讲授人民公社时期农民问题课程的老师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开始採访人民大学几位1958年被派到河北省徐水人民公社支援大跃进的退休教师，这些教师曾去过这个着名的「共产主义转型」模范试点，并对此记忆犹新。但是直到后来与村里的老农攀谈，我才意识到，对这些农民来说，那场饥荒是他们一生中最为痛苦和深刻的记忆。他们倖存了下来，但他们直至今日没有一天不想着要有足够的粮食。与农村的情况不同，在城市，对毛泽东时代的记忆则主要来自知识分子和退休老干部，其更多的是关于1957年的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而不是饥荒。1959至1961年，饿死的大部分是持农村户口的人，而重点城市的人则受到了保护。
2004年我开始以河南农村对饥荒的记忆为题写博士论文，当时中国和西方都很少有学者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我在饥荒时饿死近一百万人的河南省信阳地区进行实地採访，其中有一个村子所有的年轻人都逃难到青海，留下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很多都饿死了。採访时，一些人说起那时的艰难和悲苦都忍不住落泪。那时我就想，口述史是记录下这些声音的最好办法。与城市人和受过教育的人不同，农民的记忆和叙述较少受官方历史观的影响。他们从未提及「三年自然灾害」以及「左倾错误」。他们直言不讳地谈及偷粮、逃难和虚报产量。地方干部也不否认他们可以比一般老百姓多弄到一点粮食。2006年我以题为《掺石头的面：河南省对大跃进饥荒的官方记录和农民记忆》的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这时我想，我再也不研究这个令人痛苦的题目了。
可是，当我阅读了有关苏联1931至1933年斯大林时期饥荒的书籍和材料时，我又有了新的想法。很明显，苏联和中国两个国家的情况十分相似，都是农民与政府的关系处置不当、激进的农业集体化政策和过于野心勃勃的工业发展计划导致了饥荒。为甚么中国共产党没有从苏联的经验中吸取教训，而是同样将国家带向了饥荒呢？是苏联计划经济式的体制和社会主义农业导致了灾难吗？为了对这类问题有更多的了解，我开始在宏观的层面进行比较研究。2009年，斯蒂芬．维特克罗夫特（Stephen Wheatcroft）教授也有同样的研究兴趣，并且在墨尔本大学组织西方国家、中国、俄罗斯和乌克兰学者就这两国的饥荒举办研讨会。即使早在那时，乌克兰和俄罗斯学者之间的紧张局面就已经很明显。乌克兰官方对1931至1933年饥荒的说法是，这是斯大林组织的针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俄罗斯官方的说法是，这是苏联所有各民族经历的一场灾难，乌克兰的饥荒不是有意组织的。在2009年时，没有人会预见到乌克兰2014年以后会发生起义和战争。这本书里谈到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如何建立了一种饥荒是种族灭绝的说法，以服务于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政治目的。这个例子说明人们如何书写和记忆历史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历史学家不仅要努力发掘「到底发生了甚么」，还要理解大众记忆是如何形成的。
在这本书的中文版里，我们纠正了原英文版中的一些错误。近十年来，大跃进饥荒问题成为中外学者研究的一个热门议题。出版了不少重要的书籍，如杨继绳的《墓碑》。显然这些书在中国大陆出版是不可能的。我希望此书对苏联和中国的比较可以为饥荒研究提供一个有用的视角，而饥荒问题与中国读者也密切相关。对于中文版的出版，我首先要感谢本书译者项佳谷为此付出的艰辛。我还要感谢中文大学出版社叶敏磊和杨彦妮编辑、中国人民大学辛逸、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华东师范大学徐进、科隆大学景文玉、朱美婷和维也纳大学崔金珂对文稿提出的建议。
文浩
2017年3月于科隆
图书试读
历史学家詹姆斯．维农认为，我们不应该对饥荒的受害者给予当然的同情。他在《饥饿：当代的历史》（Hunger: A Modern History）一书中说，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后期，马尔萨斯认定饥荒是资源有限而人口不断增长的自然结果，大部分人接受这种看法。而且，宗教上认为饥荒是上帝对人类罪恶的惩罚。当时，要走出马尔萨斯的框架是不容易的，但是现代媒体把饥饿呈现为新闻，尤其是对于英国中产阶级读者来说更是这样。饥饿成为以数字表达的人道主义关切只是19世纪最后几十年里的事。此外，民族主义加强了饥饿问题的政治化。「饥荒成了爱尔兰和印度民族主义者用来指责英国统治者不人道和无能的武器：英国承诺的是自由贸易、繁荣昌盛、文明发展，而带来的却是饥荒和瘟疫⋯⋯饥荒强化了那些遭遇者的道义资本；殖民时期无法解释的饥荒是对貌似存在的全球性古典政治经济的嘲弄。民族主义利用饥荒批评殖民统治变成了一种主权诉求：他们用文件记载集体遭遇的方式，创建一个民族的存在。」3 1879至1902年之间，在大英帝国的统治下，1,220万至2,930万印度人死于饥饿。4当时，英国官员如印度总督乔治．纳塔尼亚．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就声称，印度自然灾害频繁、人口增长过速，发生饥荒是不可避免的。但印度经济界的智囊们反驳这种说法，并且在辩论中获胜。对贫困和饥荒问题的辩论从自然条件愈来愈多地转向政治经济方面。5最近，历史学家麦克．戴维斯甚至发展为称这些饥荒为「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大屠杀」，将其归咎于英国放任的自由主义政策，及在19世纪后期对艾尔尼诺现象所造成的气候变化无能为力。6戴维斯的书对殖民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提出了论战。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书名简直太吸引人了！“饥荒政治”这四个字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眼球，它暗示着一场宏大而深刻的社会政治变革，并且将焦点放在了那个影响了无数中国人命运的特殊时期。而“毛时代中国与苏联的比较研究”，更是让我觉得它有潜力揭示一些我一直以来都很好奇但又难以找到答案的问题。我一直对冷战时期的历史，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运作模式很感兴趣，总觉得在官方叙述之外，一定隐藏着许多复杂而真实的故事。这本书的标题让我预感到，它或许能够填补我在这方面的知识空白，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理解那个年代的中国和苏联，特别是它们在面临类似困境时所采取的不同甚至相似的应对策略。我期待它能深入剖析这些“政治”是如何与“饥荒”交织在一起，又如何最终塑造了这两个大国的命运。它不仅仅是对历史事件的简单陈述，更可能是一次对政治决策、社会动员以及民众生存状态的深度考察。我希望作者能够拿出令人信服的史料和严谨的分析，为我们呈现一幅关于权力、生存与历史选择的生动画卷，让读者在掩卷之后，能够对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有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
评分我必须承认，在读这本书之前，我对“政治”和“饥荒”这两个词的联系并没有如此深刻的认识。然而，作者通过对毛时代中国和苏联的细致比较，让我看到了政治决策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社会资源的分派，又如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民众的生计。书中对两国在不同时期，面对粮食生产和分配问题时所采取的各种措施，以及这些措施背后所反映的政治理念和权力结构，都进行了非常详尽的描述。我被作者对史料的运用所震撼，他似乎能够从堆积如山的文献中，挖掘出最核心的信息，并将其以清晰易懂的方式呈现出来。尤其是当他将中国和苏联的案例进行对比时，我常常会产生一种“原来如此”的恍然大悟感。这种跨国比较研究，不仅加深了我对两国历史的理解，更让我对政治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本书让我明白，历史不是线性的，更不是简单的，它充满了无数的转折和偶然，而政治，则是其中最关键的推动力之一。
评分翻开这本书，我 immediately 被作者那种抽丝剥茧般的分析能力所折服。他并没有简单地罗列事实，而是巧妙地将看似孤立的政治事件与宏观的社会经济背景紧密联系起来，构建起一个庞大的分析框架。书中对毛时代中国和苏联的经济政策、意识形态宣传、以及高层决策过程的描绘，细致入微，仿佛将我带回了那个充满变革与挑战的年代。我尤其欣赏作者在比较研究中所展现出的审慎和客观，他没有简单地将两国进行非黑即白的评判，而是深入挖掘了它们各自的独特性和相似之处，揭示了在相似的制度环境下，不同的政治文化和领导人风格所能产生的巨大差异。这种比较性的视角，让我能够更清晰地看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这两个大国是如何在追求共同理想的过程中，又各自走向了不同的轨迹。作者对细节的关注，比如对具体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细微差别，对不同时期社会舆论的演变，以及对关键人物动机的探究，都让这本书充满了学术的严谨性，同时又不失故事的吸引力，读来引人入胜，让人不禁想要一探究竟。
评分这本书给我的感觉，是一种带着些许沉重感却又充满启发的阅读体验。作者并没有回避历史的残酷，他笔下的饥荒，不仅仅是简单的粮食短缺，更是一场牵动着无数家庭命运的社会危机，而政治决策，则如同潮水般席卷而过，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存状态。我从书中读出了历史的复杂性，以及在宏大叙事下，个体命运的脆弱与坚韧。作者对于两国在应对危机时所采取的策略，无论是经济上的调整，还是宣传上的引导，都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展现了不同政治体制下，决策者们所面临的困境与选择。这种比较的维度，让我更能理解，在相似的意识形态和目标下，两国是如何因为不同的政治逻辑、领导人的性格以及历史的偶然性，而走向了截然不同的结局。这本书不是一本轻松的读物，它需要读者投入思考，去理解那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所蕴含的沉甸甸的人道主义关怀和历史责任。但正是这种沉重，才使得它所揭示的真理，更显珍贵和深刻。
评分阅读这本书的过程，就像是穿越回了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亲身感受着政治的脉搏与人民的呼吸。作者以一种非常宏观却又不失细节的视角，带领我深入了毛时代中国和苏联的政治肌理。书中对两国在极端环境下所展现出的政治智慧与失误，对社会资源的调度与分配，以及对民众情绪的引导与压制，都进行了深刻的探讨。我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了作者的良苦用心，他试图通过比较研究，揭示出在相似的历史条件和政治体制下，两国领导人所做出的不同选择，以及这些选择所带来的深远影响。这种“异同”的比较，让我对政治的本质有了新的理解，也对历史的必然与偶然有了更深的体会。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学术著作，它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权力运作的逻辑，以及在历史洪流中，个体所扮演的角色。每一次翻页，都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响，感受到那个时代特有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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