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二十世纪全球死于饥荒的人中，有80%丧命于中国和苏联。基于对这个问题的大量和深入的研究，文浩教授在这本书中对这些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生的饥荒及其历史和政治根源进行了剖析。他指出，斯大林和毛泽东所主导的过于雄心勃勃的工业发展计划比革命之前的饥荒给苏联和中国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名人推荐
作者聚焦于以饥荒作为「政治工具」这个问题，系统地分析了农民、城市人口和政府之间在粮食问题上的冲突如何造成了几百万人的死亡。这个具有挑战性的发现是对中国和苏联历史研究的重大贡献，提醒社会正视大饥荒对国家与其公民关系的长期影响。他还指出，正是因为中国和苏联政府从这两场灾难中吸取了教训，使他们能够在后来几十年的执政中避免了饥荒的再次发生。
本书是相关研究领域的一项重大成果。作者详细对比了两个国情复杂的国家，分析了分别在中苏发生的两次「大跃进」的战略、策略和失误。—— 白思鼎（ Thomas P. Bernstein，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作者开创了全面而系统分析中苏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饥荒及其影响的先河……对于这两场二十世纪最大规模的饥荒，本书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具权威性的比较研究。—— 濮德培（ Peter C. Perdue， 美国耶鲁大学）
文浩的这本书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大跃进和大饥荒极有帮助，它有力地证明了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饥荒问题进行比较研究的重要性。—— 艾志端（Kathryn Edgerton-Tarpley，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这是一部重要、勇敢而及时的着作。作者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人为造成的饥荒进行评估，其方法可能颇具争议，但论据合理，分析合乎逻辑，绝对值得关注。—— 科马克．欧．格拉达（Cormac Ó Gráda，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学院）
文浩对饥荒和「食物政治」作了大胆而创新式的研究。他探讨重大问题，为当下的辩论带入冷静客观的学术精神，既有知识分子的无畏，同时完全没有忽视本书主题的沉重感。—— 史蒂夫．史密斯（ Steve Smith，英国牛津大学）
文浩教授对发生在二十世纪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大饥荒的比较研究，是前无古人的大胆且成功的尝试，将两次饥荒概括为「饥荒政治」更是神来之笔！本书建构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必然催发乡村大饥荒的分析框架与叙事逻辑，挖掘了大饥荒发生的制度性、结构性成因，展示了作者的思想深度以及对苏联和中国历史的贯通。—— 辛逸（中国人民大学）
名人推荐
作者聚焦于以饥荒作为「政治工具」这个问题，系统地分析了农民、城市人口和政府之间在粮食问题上的冲突如何造成了几百万人的死亡。这个具有挑战性的发现是对中国和苏联历史研究的重大贡献，提醒社会正视大饥荒对国家与其公民关系的长期影响。他还指出，正是因为中国和苏联政府从这两场灾难中吸取了教训，使他们能够在后来几十年的执政中避免了饥荒的再次发生。
本书是相关研究领域的一项重大成果。作者详细对比了两个国情复杂的国家，分析了分别在中苏发生的两次「大跃进」的战略、策略和失误。—— 白思鼎（ Thomas P. Bernstein，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作者开创了全面而系统分析中苏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饥荒及其影响的先河……对于这两场二十世纪最大规模的饥荒，本书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具权威性的比较研究。—— 濮德培（ Peter C. Perdue， 美国耶鲁大学）
文浩的这本书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大跃进和大饥荒极有帮助，它有力地证明了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饥荒问题进行比较研究的重要性。—— 艾志端（Kathryn Edgerton-Tarpley，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这是一部重要、勇敢而及时的着作。作者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人为造成的饥荒进行评估，其方法可能颇具争议，但论据合理，分析合乎逻辑，绝对值得关注。—— 科马克．欧．格拉达（Cormac Ó Gráda，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学院）
文浩对饥荒和「食物政治」作了大胆而创新式的研究。他探讨重大问题，为当下的辩论带入冷静客观的学术精神，既有知识分子的无畏，同时完全没有忽视本书主题的沉重感。—— 史蒂夫．史密斯（ Steve Smith，英国牛津大学）
文浩教授对发生在二十世纪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大饥荒的比较研究，是前无古人的大胆且成功的尝试，将两次饥荒概括为「饥荒政治」更是神来之笔！本书建构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必然催发乡村大饥荒的分析框架与叙事逻辑，挖掘了大饥荒发生的制度性、结构性成因，展示了作者的思想深度以及对苏联和中国历史的贯通。—— 辛逸（中国人民大学）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文浩
文浩（Felix Wemheuer）教授任教于德国科隆大学东亚学院，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当代社会史。他曾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留学，2006年获得维也纳大学博士学位。2008至2010年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担任客座研究员。他的英文着作 Famine Politics in Maoist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由耶鲁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出版之后广受好评。他还有数部着作，包括德文版的《毛泽东传》。
项佳谷
项佳谷（Jiagu Richter），现任教于维也纳大学、维也纳外交学院，为中国西南大学客座教授、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欧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着有《法律专业语言》、《政治家的声音》，译有《1900 年的北京─义和团起义》、《国际人权法》、《火车大劫案》等书。
文浩
文浩（Felix Wemheuer）教授任教于德国科隆大学东亚学院，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当代社会史。他曾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留学，2006年获得维也纳大学博士学位。2008至2010年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担任客座研究员。他的英文着作 Famine Politics in Maoist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由耶鲁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出版之后广受好评。他还有数部着作，包括德文版的《毛泽东传》。
项佳谷
项佳谷（Jiagu Richter），现任教于维也纳大学、维也纳外交学院，为中国西南大学客座教授、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欧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着有《法律专业语言》、《政治家的声音》，译有《1900 年的北京─义和团起义》、《国际人权法》、《火车大劫案》等书。
图书目录
中文版序 xiii
致谢 xv
前言 xvii
第一部分：斯大林和毛泽东时代大饥荒的比较
第一章 粮食供应紧缺时期农民的「贡献」 3
第二章 保衞城市，为政权的生存而战 45
第二部分：毛泽东时代中国饥饿问题的政治化
第三章 饥饿问题上的等级划分和 农民与政府的关系（1949–1958） 61
第四章 为防止城市饥荒而让农民挨饿（1959–1962） 97
第三部分：边远地区的饥荒
第五章 帝国的负担：乌克兰和西藏的「民族化」 135
第六章 「为解放西藏抓地鼠充饥」： 中国官方历史记载中的饥荒 155
第七章 「种族灭绝」：西藏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反叙事 173
终章与结论
终章 经验教训：苏联和中国如何避免饥荒 207
结论 饥饿与社会主义 229
索引 247
致谢 xv
前言 xvii
第一部分：斯大林和毛泽东时代大饥荒的比较
第一章 粮食供应紧缺时期农民的「贡献」 3
第二章 保衞城市，为政权的生存而战 45
第二部分：毛泽东时代中国饥饿问题的政治化
第三章 饥饿问题上的等级划分和 农民与政府的关系（1949–1958） 61
第四章 为防止城市饥荒而让农民挨饿（1959–1962） 97
第三部分：边远地区的饥荒
第五章 帝国的负担：乌克兰和西藏的「民族化」 135
第六章 「为解放西藏抓地鼠充饥」： 中国官方历史记载中的饥荒 155
第七章 「种族灭绝」：西藏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反叙事 173
终章与结论
终章 经验教训：苏联和中国如何避免饥荒 207
结论 饥饿与社会主义 229
索引 247
图书序言
中文版序
作为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学者，我常常在想，我怎样才能对这一研究做出贡献。我喜欢选择一些很多中国学者不愿或不敢选择的题目。2000至2002年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学习了两年。在这段时间里，我开始对大跃进和大饥荒问题产生了兴趣。人民大学两位讲授人民公社时期农民问题课程的老师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开始採访人民大学几位1958年被派到河北省徐水人民公社支援大跃进的退休教师，这些教师曾去过这个着名的「共产主义转型」模范试点，并对此记忆犹新。但是直到后来与村里的老农攀谈，我才意识到，对这些农民来说，那场饥荒是他们一生中最为痛苦和深刻的记忆。他们倖存了下来，但他们直至今日没有一天不想着要有足够的粮食。与农村的情况不同，在城市，对毛泽东时代的记忆则主要来自知识分子和退休老干部，其更多的是关于1957年的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而不是饥荒。1959至1961年，饿死的大部分是持农村户口的人，而重点城市的人则受到了保护。
2004年我开始以河南农村对饥荒的记忆为题写博士论文，当时中国和西方都很少有学者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我在饥荒时饿死近一百万人的河南省信阳地区进行实地採访，其中有一个村子所有的年轻人都逃难到青海，留下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很多都饿死了。採访时，一些人说起那时的艰难和悲苦都忍不住落泪。那时我就想，口述史是记录下这些声音的最好办法。与城市人和受过教育的人不同，农民的记忆和叙述较少受官方历史观的影响。他们从未提及「三年自然灾害」以及「左倾错误」。他们直言不讳地谈及偷粮、逃难和虚报产量。地方干部也不否认他们可以比一般老百姓多弄到一点粮食。2006年我以题为《掺石头的面：河南省对大跃进饥荒的官方记录和农民记忆》的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这时我想，我再也不研究这个令人痛苦的题目了。
可是，当我阅读了有关苏联1931至1933年斯大林时期饥荒的书籍和材料时，我又有了新的想法。很明显，苏联和中国两个国家的情况十分相似，都是农民与政府的关系处置不当、激进的农业集体化政策和过于野心勃勃的工业发展计划导致了饥荒。为甚么中国共产党没有从苏联的经验中吸取教训，而是同样将国家带向了饥荒呢？是苏联计划经济式的体制和社会主义农业导致了灾难吗？为了对这类问题有更多的了解，我开始在宏观的层面进行比较研究。2009年，斯蒂芬．维特克罗夫特（Stephen Wheatcroft）教授也有同样的研究兴趣，并且在墨尔本大学组织西方国家、中国、俄罗斯和乌克兰学者就这两国的饥荒举办研讨会。即使早在那时，乌克兰和俄罗斯学者之间的紧张局面就已经很明显。乌克兰官方对1931至1933年饥荒的说法是，这是斯大林组织的针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俄罗斯官方的说法是，这是苏联所有各民族经历的一场灾难，乌克兰的饥荒不是有意组织的。在2009年时，没有人会预见到乌克兰2014年以后会发生起义和战争。这本书里谈到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如何建立了一种饥荒是种族灭绝的说法，以服务于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政治目的。这个例子说明人们如何书写和记忆历史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历史学家不仅要努力发掘「到底发生了甚么」，还要理解大众记忆是如何形成的。
在这本书的中文版里，我们纠正了原英文版中的一些错误。近十年来，大跃进饥荒问题成为中外学者研究的一个热门议题。出版了不少重要的书籍，如杨继绳的《墓碑》。显然这些书在中国大陆出版是不可能的。我希望此书对苏联和中国的比较可以为饥荒研究提供一个有用的视角，而饥荒问题与中国读者也密切相关。对于中文版的出版，我首先要感谢本书译者项佳谷为此付出的艰辛。我还要感谢中文大学出版社叶敏磊和杨彦妮编辑、中国人民大学辛逸、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华东师范大学徐进、科隆大学景文玉、朱美婷和维也纳大学崔金珂对文稿提出的建议。
文浩
2017年3月于科隆
作为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学者，我常常在想，我怎样才能对这一研究做出贡献。我喜欢选择一些很多中国学者不愿或不敢选择的题目。2000至2002年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学习了两年。在这段时间里，我开始对大跃进和大饥荒问题产生了兴趣。人民大学两位讲授人民公社时期农民问题课程的老师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开始採访人民大学几位1958年被派到河北省徐水人民公社支援大跃进的退休教师，这些教师曾去过这个着名的「共产主义转型」模范试点，并对此记忆犹新。但是直到后来与村里的老农攀谈，我才意识到，对这些农民来说，那场饥荒是他们一生中最为痛苦和深刻的记忆。他们倖存了下来，但他们直至今日没有一天不想着要有足够的粮食。与农村的情况不同，在城市，对毛泽东时代的记忆则主要来自知识分子和退休老干部，其更多的是关于1957年的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而不是饥荒。1959至1961年，饿死的大部分是持农村户口的人，而重点城市的人则受到了保护。
2004年我开始以河南农村对饥荒的记忆为题写博士论文，当时中国和西方都很少有学者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我在饥荒时饿死近一百万人的河南省信阳地区进行实地採访，其中有一个村子所有的年轻人都逃难到青海，留下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很多都饿死了。採访时，一些人说起那时的艰难和悲苦都忍不住落泪。那时我就想，口述史是记录下这些声音的最好办法。与城市人和受过教育的人不同，农民的记忆和叙述较少受官方历史观的影响。他们从未提及「三年自然灾害」以及「左倾错误」。他们直言不讳地谈及偷粮、逃难和虚报产量。地方干部也不否认他们可以比一般老百姓多弄到一点粮食。2006年我以题为《掺石头的面：河南省对大跃进饥荒的官方记录和农民记忆》的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这时我想，我再也不研究这个令人痛苦的题目了。
可是，当我阅读了有关苏联1931至1933年斯大林时期饥荒的书籍和材料时，我又有了新的想法。很明显，苏联和中国两个国家的情况十分相似，都是农民与政府的关系处置不当、激进的农业集体化政策和过于野心勃勃的工业发展计划导致了饥荒。为甚么中国共产党没有从苏联的经验中吸取教训，而是同样将国家带向了饥荒呢？是苏联计划经济式的体制和社会主义农业导致了灾难吗？为了对这类问题有更多的了解，我开始在宏观的层面进行比较研究。2009年，斯蒂芬．维特克罗夫特（Stephen Wheatcroft）教授也有同样的研究兴趣，并且在墨尔本大学组织西方国家、中国、俄罗斯和乌克兰学者就这两国的饥荒举办研讨会。即使早在那时，乌克兰和俄罗斯学者之间的紧张局面就已经很明显。乌克兰官方对1931至1933年饥荒的说法是，这是斯大林组织的针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俄罗斯官方的说法是，这是苏联所有各民族经历的一场灾难，乌克兰的饥荒不是有意组织的。在2009年时，没有人会预见到乌克兰2014年以后会发生起义和战争。这本书里谈到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如何建立了一种饥荒是种族灭绝的说法，以服务于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政治目的。这个例子说明人们如何书写和记忆历史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历史学家不仅要努力发掘「到底发生了甚么」，还要理解大众记忆是如何形成的。
在这本书的中文版里，我们纠正了原英文版中的一些错误。近十年来，大跃进饥荒问题成为中外学者研究的一个热门议题。出版了不少重要的书籍，如杨继绳的《墓碑》。显然这些书在中国大陆出版是不可能的。我希望此书对苏联和中国的比较可以为饥荒研究提供一个有用的视角，而饥荒问题与中国读者也密切相关。对于中文版的出版，我首先要感谢本书译者项佳谷为此付出的艰辛。我还要感谢中文大学出版社叶敏磊和杨彦妮编辑、中国人民大学辛逸、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华东师范大学徐进、科隆大学景文玉、朱美婷和维也纳大学崔金珂对文稿提出的建议。
文浩
2017年3月于科隆
图书试读
饥饿问题的政治化和民族主义
历史学家詹姆斯．维农认为，我们不应该对饥荒的受害者给予当然的同情。他在《饥饿：当代的历史》（Hunger: A Modern History）一书中说，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后期，马尔萨斯认定饥荒是资源有限而人口不断增长的自然结果，大部分人接受这种看法。而且，宗教上认为饥荒是上帝对人类罪恶的惩罚。当时，要走出马尔萨斯的框架是不容易的，但是现代媒体把饥饿呈现为新闻，尤其是对于英国中产阶级读者来说更是这样。饥饿成为以数字表达的人道主义关切只是19世纪最后几十年里的事。此外，民族主义加强了饥饿问题的政治化。「饥荒成了爱尔兰和印度民族主义者用来指责英国统治者不人道和无能的武器：英国承诺的是自由贸易、繁荣昌盛、文明发展，而带来的却是饥荒和瘟疫⋯⋯饥荒强化了那些遭遇者的道义资本；殖民时期无法解释的饥荒是对貌似存在的全球性古典政治经济的嘲弄。民族主义利用饥荒批评殖民统治变成了一种主权诉求：他们用文件记载集体遭遇的方式，创建一个民族的存在。」3 1879至1902年之间，在大英帝国的统治下，1,220万至2,930万印度人死于饥饿。4当时，英国官员如印度总督乔治．纳塔尼亚．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就声称，印度自然灾害频繁、人口增长过速，发生饥荒是不可避免的。但印度经济界的智囊们反驳这种说法，并且在辩论中获胜。对贫困和饥荒问题的辩论从自然条件愈来愈多地转向政治经济方面。5最近，历史学家麦克．戴维斯甚至发展为称这些饥荒为「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大屠杀」，将其归咎于英国放任的自由主义政策，及在19世纪后期对艾尔尼诺现象所造成的气候变化无能为力。6戴维斯的书对殖民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提出了论战。
历史学家詹姆斯．维农认为，我们不应该对饥荒的受害者给予当然的同情。他在《饥饿：当代的历史》（Hunger: A Modern History）一书中说，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后期，马尔萨斯认定饥荒是资源有限而人口不断增长的自然结果，大部分人接受这种看法。而且，宗教上认为饥荒是上帝对人类罪恶的惩罚。当时，要走出马尔萨斯的框架是不容易的，但是现代媒体把饥饿呈现为新闻，尤其是对于英国中产阶级读者来说更是这样。饥饿成为以数字表达的人道主义关切只是19世纪最后几十年里的事。此外，民族主义加强了饥饿问题的政治化。「饥荒成了爱尔兰和印度民族主义者用来指责英国统治者不人道和无能的武器：英国承诺的是自由贸易、繁荣昌盛、文明发展，而带来的却是饥荒和瘟疫⋯⋯饥荒强化了那些遭遇者的道义资本；殖民时期无法解释的饥荒是对貌似存在的全球性古典政治经济的嘲弄。民族主义利用饥荒批评殖民统治变成了一种主权诉求：他们用文件记载集体遭遇的方式，创建一个民族的存在。」3 1879至1902年之间，在大英帝国的统治下，1,220万至2,930万印度人死于饥饿。4当时，英国官员如印度总督乔治．纳塔尼亚．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就声称，印度自然灾害频繁、人口增长过速，发生饥荒是不可避免的。但印度经济界的智囊们反驳这种说法，并且在辩论中获胜。对贫困和饥荒问题的辩论从自然条件愈来愈多地转向政治经济方面。5最近，历史学家麦克．戴维斯甚至发展为称这些饥荒为「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大屠杀」，将其归咎于英国放任的自由主义政策，及在19世纪后期对艾尔尼诺现象所造成的气候变化无能为力。6戴维斯的书对殖民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提出了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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