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序言
饥饿问题的政治化和民族主义
历史学家詹姆斯.维农认为,我们不应该对饥荒的受害者给予当然的同情。他在《饥饿:当代的历史》(Hunger: A Modern History)一书中说,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后期,马尔萨斯认定饥荒是资源有限而人口不断增长的自然结果,大部分人接受这种看法。而且,宗教上认为饥荒是上帝对人类罪恶的惩罚。当时,要走出马尔萨斯的框架是不容易的,但是现代媒体把饥饿呈现为新闻,尤其是对于英国中产阶级读者来说更是这样。饥饿成为以数字表达的人道主义关切只是19世纪最后几十年里的事。此外,民族主义加强了饥饿问题的政治化。「饥荒成了爱尔兰和印度民族主义者用来指责英国统治者不人道和无能的武器:英国承诺的是自由贸易、繁荣昌盛、文明发展,而带来的却是饥荒和瘟疫⋯⋯饥荒强化了那些遭遇者的道义资本;殖民时期无法解释的饥荒是对貌似存在的全球性古典政治经济的嘲弄。民族主义利用饥荒批评殖民统治变成了一种主权诉求:他们用文件记载集体遭遇的方式,创建一个民族的存在。」3 1879至1902年之间,在大英帝国的统治下,1,220万至2,930万印度人死于饥饿。4当时,英国官员如印度总督乔治.纳塔尼亚.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就声称,印度自然灾害频繁、人口增长过速,发生饥荒是不可避免的。但印度经济界的智囊们反驳这种说法,并且在辩论中获胜。对贫困和饥荒问题的辩论从自然条件愈来愈多地转向政治经济方面。5最近,历史学家麦克.戴维斯甚至发展为称这些饥荒为「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大屠杀」,将其归咎于英国放任的自由主义政策,及在19世纪后期对艾尔尼诺现象所造成的气候变化无能为力。6戴维斯的书对殖民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提出了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