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通过蒋介石自身的视角看待其私人生活及对人对事的观感
走进蒋介石鲜为人知的内心世界
严谨学术着作之中的揭祕
走进蒋介石鲜为人知的内心世界
严谨学术着作之中的揭祕
蒋介石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的人物，他与20世纪中国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学术界及普通读者对蒋的历史都有着很大的兴趣，因此严谨的学术着作与戏说性质的野史稗闻混杂。
本书是以第一手材料——《蒋介石日记》为主要资料来源而写成的系列琐记。透过蒋介石自己的笔来看待他的生活经历、心路历程、感情世界、人际关系。是“蒋介石在历史现场的蒋介石研究”。
书中介绍了蒋介石不为人知或鲜为人知的另一面，有蒋介石对故乡、母亲、妻儿、下属、对手、生死、政局……的感情与看法。这些感情中有焦虑、自责、苦恼、忧伤、自恋、眷恋、狠心、纠结、妥协、愤恨、自省……点点滴滴地为读者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有丰富感情世界的立体蒋介石。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陈红民
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历史学科评审组成员、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二十世纪中国史学会（HSTCC）理事。曾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兼副主任。出版有《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蒋介石的后半生》、《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等20种学术着作，在中外学术刊物发表有《九一八以后的胡汉民》、《晚清外交的另一种困境》、《台湾时期蒋介石与陈诚关系探微（1949-1965）》、《胡适‧蒋介石关系论纲》等120余篇论文。
陈红民
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历史学科评审组成员、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二十世纪中国史学会（HSTCC）理事。曾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兼副主任。出版有《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蒋介石的后半生》、《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等20种学术着作，在中外学术刊物发表有《九一八以后的胡汉民》、《晚清外交的另一种困境》、《台湾时期蒋介石与陈诚关系探微（1949-1965）》、《胡适‧蒋介石关系论纲》等120余篇论文。
图书目录
序言：我对《蒋介石日记》的看法
历史事件篇
一、蒋介石缘何与鲍罗廷决裂
二、蒋介石与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兴起
三、蒋介石笔下的1935年汪精衞遇刺案
四、蒋介石与1937年国府迁都
五、抗战期间蒋介石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始末
六、蒋介石缘何允许中共代表董必武参加联合国创始会议
七、蒋介石、毛泽东在抗战胜利前后的政治判断与抉择
八、蒋介石与“李闻惨案”的善后处置
九、蒋介石仓促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的祕密
十、神祕的“白团”
十一、蒋介石在台湾复任“总统”风波
十二、“日台和约”签订前后蒋介石之所思所想
十三、蒋介石处置“弹劾俞鸿钧案”
十四、蒋介石如何应对联合国的“外蒙入会案”
附 陈红民访谈：蒋介石在台湾的危机时刻
人际网络篇
一、蒋介石如何记载他与邓演达的决裂
二、蒋介石拘禁胡汉民的“约法之争”
三、秀才遇到兵：蒋介石与胡适
四、蒋介石对“云南王”龙云、卢汉的处置
五、蒋介石对傅作义由爱到恨的转变
六、白崇禧受严密监视的晚年
七、1961年蒋介石缘何罢免叶公超
八、蒋介石究竟有无向陈诚“交班”的计划
个人生活与亲情篇
一、蒋介石追忆青少年生活
二、蒋介石是否曾“学历造假”？
三、从《游记》看蒋介石的故乡情结
四、蒋介石婚前婚后如何称唿宋美龄
五、《大公报》对蒋宋联姻的报导
六、从日记看蒋介石对母亲的追思
七、1930年代蒋介石围绕蒋经国归国的感情纠葛
八、败退台湾前后蒋介石、蒋经国的父子情
九、《蒋介石日记》确定蒋纬国非其亲生
十、解读蒋介石最后的日记
十一、蒋介石最后的日子
十二、蒋介石“遗嘱”知多少
十三、蒋介石的遗嘱由哪些人签字
附 陈红民访谈：抗战后毛、蒋如何走上谈判桌？
附录：两次在斯坦福读《蒋介石日记》
后记
参考文献
历史事件篇
一、蒋介石缘何与鲍罗廷决裂
二、蒋介石与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兴起
三、蒋介石笔下的1935年汪精衞遇刺案
四、蒋介石与1937年国府迁都
五、抗战期间蒋介石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始末
六、蒋介石缘何允许中共代表董必武参加联合国创始会议
七、蒋介石、毛泽东在抗战胜利前后的政治判断与抉择
八、蒋介石与“李闻惨案”的善后处置
九、蒋介石仓促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的祕密
十、神祕的“白团”
十一、蒋介石在台湾复任“总统”风波
十二、“日台和约”签订前后蒋介石之所思所想
十三、蒋介石处置“弹劾俞鸿钧案”
十四、蒋介石如何应对联合国的“外蒙入会案”
附 陈红民访谈：蒋介石在台湾的危机时刻
人际网络篇
一、蒋介石如何记载他与邓演达的决裂
二、蒋介石拘禁胡汉民的“约法之争”
三、秀才遇到兵：蒋介石与胡适
四、蒋介石对“云南王”龙云、卢汉的处置
五、蒋介石对傅作义由爱到恨的转变
六、白崇禧受严密监视的晚年
七、1961年蒋介石缘何罢免叶公超
八、蒋介石究竟有无向陈诚“交班”的计划
个人生活与亲情篇
一、蒋介石追忆青少年生活
二、蒋介石是否曾“学历造假”？
三、从《游记》看蒋介石的故乡情结
四、蒋介石婚前婚后如何称唿宋美龄
五、《大公报》对蒋宋联姻的报导
六、从日记看蒋介石对母亲的追思
七、1930年代蒋介石围绕蒋经国归国的感情纠葛
八、败退台湾前后蒋介石、蒋经国的父子情
九、《蒋介石日记》确定蒋纬国非其亲生
十、解读蒋介石最后的日记
十一、蒋介石最后的日子
十二、蒋介石“遗嘱”知多少
十三、蒋介石的遗嘱由哪些人签字
附 陈红民访谈：抗战后毛、蒋如何走上谈判桌？
附录：两次在斯坦福读《蒋介石日记》
后记
参考文献
图书序言
序言
我对《蒋介石日记》的看法
蒋介石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的人物，他与20世纪中国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对蒋介石的研究，是学术界长期的课题之一，普通读者对蒋的历史亦兴趣不减，坊间充斥着有关蒋言行事迹的出版物，严谨的学术着作与戏说性质的野史稗闻混杂。近年来，充满神祕色彩的“蒋介石档案”（大溪档案）与《蒋介石日记》相续由台北“国史馆”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对公众开放，中外学者们通过档案“走近”蒋介石，他与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关系正得以釐清，有关蒋介石的学术研究进入到新的阶段。
笔者数次造访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阅读《蒋介石日记》，发现日记中既有大量内容涉及国家军政大事，也有相当多是记述蒋私人生活、其对人对事的观感与个人心路历程。蒋日记中所记的一些琐事细节，对于我们全面地认识蒋的思想生活、人际关系与心理，不无益处。
笔者近10年来，在从事学术写作之余，也有意根据所摘抄《蒋介石日记》内容，辅以其他史料，择前人所不知或有趣之事写成系列琐记，以非史学专业的读者为对象，进行“揭祕”之余，也提供些笔者作为史学工作者的感想，文字长短不拘，所涉史事与人物可大可小。这些短文先后在《世纪》、《凤凰週刊》、《纵横》、《南方都市报》、《中国国家历史》、澎湃新闻等刊物上刊出，其中，中央文史馆与上海文史馆合办之《世纪》开辟专栏连载。文章刊出后，获得普遍好评，转载率颇高。而笔者所写发表于《近代史研究》、《史学月刊》、《浙江大学学报》、《抗日战争研究》、《江海学刊》等学术刊物上不少专业学术论文，所讨论问题产生的影响也超出史学界。
最初就有希望这类文章能自成体系，日后结集出版的想法。目前，所写已经超过20篇，虽然篇幅长短不一，风格也有所差异（学术论文均在史料与观点不变的情况下重新改写，在文字风格上向通俗化靠拢），虽难以涵盖蒋介石的全部，但也能反映他的一些侧面。在所有关于蒋的文字中，别具一格。使读者在较轻松的阅读中，了解蒋介石鲜为人知的一面。
本书主要依据的材料是《蒋介石日记》。关于这份日记，坊间已经有不少的介绍，也有争议。以下，先谈笔者对于《蒋介石日记》的看法。
日记本是一种文体，写作者逐日记述个人的工作、生活、感情、见闻与所思所想等，或留作记忆备忘，或自我反省总结检讨，或宣洩个人情感。日记极具个人隐私性质，且是当时所记，较为准确（比较回忆录等史料而言）。重要历史人物的日记，不仅透露出其不为人知的感情世界、心路历程、性格特征，更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祕闻和世人所不知的内幕。因此，日记在史学研究中深受重视。已经出版的民国时期一些重要人物的日记，如《胡适日记》、《蒋作宾日记》、《王世杰日记》、《徐永昌日记》等被广泛运用。然而，所有这些日记，无论是写作者的地位、日记跨越的时间长度，还是被学术界及公众关注的程度，均不能与《蒋介石日记》相提并论。着名史学家杨天石研究员认为，在中国以至世界的政治家中，有这么长时段的日记在世，内容如此丰富，“大概绝无仅有”。
关于《蒋介石日记》手稿本的基本情况，杨天石先生曾着《蒋介石日记的现状及其真实性问题》一文做过基本介绍，蒋写日记开始于1915年，终止于1972年，前后持续不辍达57年，除1915、1916、1917、1924年的日记因故遗失外，其余53年的日记（共63册）保存完好。其留存下来的线路为：蒋介石生前一直由本人随身保管，蒋去世后由蒋经国保管。蒋经国1988年去世后，日记由其幼子蒋孝勇保管。1996年蒋孝勇去世后，日记转由其妻蒋方智怡女士保管，并被带往海外。2004年经由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动员，决定暂时将日记存放于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对其进行了技术处理，在征得蒋家属同意后，从2006年3月起逐步向公众开放，2009年，实现全部开放。如今，很多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与民众都阅读过《蒋介石日记》。
多家出版机构希望能将《蒋介石日记》出版，据说台湾有机构已印制了某些年份的日记，但因蒋氏家族内部意见不一，出版之事暂时搁置。希望不久的将来，全部日记能出版。
其实，写日记对于少年的蒋介石是痛苦的记忆：
余十四岁，……师为毛凤美先生。毛师热心而无教法，只要余强作背诵而并不指示其写读之法，时或溺爱异常，时或严责痛斥。……当入学之初，即责令余去年之日记，时余实不……为何物，茫无以应。彼以余为伪，必欲余如命呈交，余以实告，彼犹追究不释，如此者数日，使余食息不安。然自入师门，彼并不教余记日记，亦不以日记体裁教余。（“中华民国六年前事略”，以下所引《蒋介石日记》内容，均出自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所藏的《蒋介石日记》手稿本，只註时间）
奇怪的是，曾因不知日记为何物而“食息不安”的蒋介石，后来变成了酷爱写日记的“达人”。
当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论着中引用《蒋介石日记》时，常被问起的一个问题是：《蒋介石日记》是真的吗？其实，这个问题根据询问者的不同包含了两个层次：一、这真是蒋介石自己写的日记吗？二、即使是蒋亲笔写的日记，其中的内容真实吗？这是判断蒋日记价值，利用其进行学术研究所必须回答的问题。
之所以有人会怀疑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收藏的不是蒋介石亲笔日记，是因为：伪造历史名人日记的事情时常发生，如“希特勒日记”、“汪精卫日记”等。在胡佛研究所公开《蒋介石日记》前，坊间已经有号称依据《蒋介石日记》写作的论着，其中最出名的是着有《万历十五年》的旅美史学家黄仁宇教授在没有看过蒋日记的情况下，却写出了《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台北：台湾时报文化出版1994年）。2007年，张秀章着《蒋介石日记揭祕》（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年）一书，也以蒋日记为“卖点”，被学者斥之为“伪书”。而存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则无论从其保存过程，还是字迹与内容看，确是蒋介石亲笔所写无疑。开放10年来，阅读过日记的中外学者，亦无人对此提出疑义。
即使是蒋介石亲笔所记，仍有不少人质疑日记内容的真实性：因为近代历史上，名人“巧妙地”利用人们对“日记”的信赖，把它“异化”成自我标榜或其他用途的不在少数。如阎钖山的日记，充满着崇高的格言，近乎圣人语录；再如胡适、冯玉祥等1930年代有很快将日记出版的习惯。这种“写给人看”的日记，其真实性确实大打折扣。许多内容真实性很强日记的主人，在大动盪的时代则不敢留存，傅作义在1949年与进北平的解放军交接时，就销毁了多年所写的日记。许多经历过“文革”的人，也有深夜焚毁日记、家书的经历。蒋介石是否也用日记来粉饰自己呢？要回答此问题，则先看蒋为什么写日记。
对蒋日记有精深研究的杨天石先生写道：蒋的日记，“主要是为写给自己看的，……目的在自用，而不在示人传世。”他并详举三点理由支持自己的见解：“一、蒋身前从未公佈过自己的日记，也从未利用日记向公众宣传，进行自我美化”；“二、蒋喜欢（在日记中）骂人”，如果要公开，他肯定不能如此肆无忌惮地写在日记中；“三、在日记中，蒋写了自己的许多隐私。”（见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之“自序”，山西出版集团2008年）笔者完全同意杨天石先生的意见，在此愿结合阅读蒋日记的感受，来补充回答“蒋介石为何写日记”的问题：
一、蒋介石写日记是为个人修身养性。蒋推崇曾国藩，以其为道德修养的楷模，蒋在日记中模仿传统士大夫“日三省吾身”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修养。台北“国史馆”馆长吕芳上教授感慨地说，写日记是蒋坚持了57年的好习惯。无论时局如何艰困，个人身体、情绪如何变化，能坚持半个多世纪如一日，每天写日记，这是常人所不能。如蒋介石认为1928年日本制造的“济南惨案”是奇耻大辱，此后，他每天的日记均以“雪耻”二字开头，自我惕励，一直坚持到最后。有时，他还以其他的中外名言来自我激励，如1931年上半年他常写的是“人定胜天”、“立志养气，立品修行”。蒋的日记中有大量反省与反思的内容，如他在1931年5月3日“济南惨案”纪念日写道：
今日何日？非日本残杀我济南军民之纪念日乎？余以粤事将乱，全力思量而几忘身受之国耻日矣，何以对父母与死难之军民也。记大过一次。
蒋在日记中有对全年工作进行反省的习惯，个人修养也是反省的重要内容。如他1950年底写的当年反省录中，专门有“修养”一段：
宗教信仰觉有进而无退，朝晚静默祷告各卅分时以上，未曾间断，且增午课静默一次。重修吴译“新约”第一次完，但须造待第二次之修正也。本年对于哲学与精神讲话着作亦较多，对于总理重要遗教亦复重加习读研讨，自觉为难得之机，获益亦多。惟对横逆与诬蔑之来，虽以“忍性吞声，澹泊听天”自勉，有时总不免实褊激愤怒，自残身心，不孝不忠，罪莫大也。（“三十九年（1950）工作反省录”）
正因为要砥砺个人，提高修养，蒋才在日记中不惮写下自己“不检点”的隐私，不停地自责，甚至在日记中以“记大过”等来“自我处分”。蒋不仅自己坚持写日记，还要求下属、子女写日记。1930年代举办庐山军官训练团时，蒋经常抽查学员的日记。蒋经国从苏联回国后，蒋介石要求他写日记，并将自己的日记给蒋经国看，留下了一段父子互相观摩对方日记的佳话。在此影响下，蒋经国也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蒋经国日记》目前也寄存在胡佛研究所，尚未开放）。蒋介石去世后，所有档案都交由“总统府机要室”专管（即所谓“大溪档案”，已转交“国史馆”对外开放），惟独将日记留给蒋经国保存，蒋经国过世，两人的日记又传到其子蒋孝勇手中。可见蒋介石将日记当成“传家宝”。
二、蒋介石写日记是为“资政”。总体而言，蒋介石是个经验主义者，他所处的时代，是中国从传统向现代急骤转变的时期，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论是治党还是治国，蒋介石都没有可资借鉴的经验，他经常翻阅、整理以前的日记或旧稿，从过往的亲历中寻找启迪。如1931年蒋介石就有几次看日记旧稿的记载：“晚看自草旧稿，颇有趣也。拟名之曰《自反录》，以自笑自愧之处甚多，可为借鉴也。”（1931年4月4日）“回寓整理旧稿，见十年（1921）春覆（廖）仲恺信，言苏俄之居心叵测甚详，阅之自慰。……余阅此稿及致（汪）精衞最后函稿，则可以无愧于色，功罪是非当待盖棺定论也。”（1931年4月13日）1950年代，蒋读旧时日记感触也颇多：“近阅二十二年（1933）记事，更感吾昔宽容政策其误国大矣。今可证明，凡为叛逆者，如宽赦他一次，则其必有第二次更大之叛变。故叛徒之定律：凡既有一次之叛变，则必有第二第三乃至无数次之叛变。”（1951年9月7日）1952年底，蒋对日记的“资政”功效有直接的表述：
旧日记自卅二年（1943）至卅七年（1948）各册皆已审阅完毕，可说最有补于我，此比阅览任何历史所不能得者。（“四十一年（1952）总反省录”）
三、蒋介石写日记是为了日常工作、生活的安排与备忘。蒋是个生活颇有规律甚至有些刻板的人，他常制定“课程表”，对每天从起床到入睡各时间段的工作与生活进行相当严格的划分。他的日记通常包括“预定”（需处理之事）、“注意”（不一定马上处理但需考虑之事）与“记事”（所进行工作与感想等）。现将1934年10月10日（“双十国庆日”）蒋的日记摘录于下：
雪耻。身为统帅而不能报复国仇，何以对此国庆日，何以对先烈与总理在天之灵也。
预定：一、电白修零陵、道县、江华之线；二、维修洛、伊各桥；三、建筑励志社；四、广寒宫地洞；五、电北宁路何以□（此处一字无法辨识）年；电司告示仍在车上。
注意：一、赣川各匪行动；二、粤桂态度；三、倭俄方针；四、大会展期；五、整军计划。
上午，九时到洛阳，举行阅兵国庆典礼与分校第二期开学典礼。下午，参加和平小学及分校党部成立典礼，视察洛阳。气象更新矣。
第一段“雪耻”之后是蒋颇带自责的感慨；第二段是他预定当天要做的事，相当具体；第三段是他需考虑的一些大问题；第四段则是他当天的行程。
蒋的日记中除了有逐日安排外，每週、每月、每年都有相应的“本星期预定工作”、“本月大事预定表”、“上星期反省录”、“上月反省录”、“全年总反省录”等（不同时间所用名词略有不同，但内容完全相同）。可以说，蒋保持每天写日记的习惯，是因为他要靠日记来规划工作与生活的。如果乱写，则首先受害的就是他自己。
四、蒋介石写日记是为发洩个人情绪，纾解压力。蒋在日记中大骂下属，所有读过蒋日记的人，无不对其骂人范围之广（国民党上层除吴稚晖、蒋经国外，几乎全都被蒋骂过）、用词之刻薄留有深刻印象。蒋介石骂人，充分反映了他的双重性格：骂人，固然是蒋脾气暴躁、修养不够（蒋在日记中也一再反省），也与他的处境有关。蒋身处高位，个性偏内向且刻板，又缺可推心置腹的朋友，所谓“高处不胜寒”，遇到挫折后不良情绪无正常渠道可以发洩，只能在日记中骂人洩愤，平复自己。需要注意的是，蒋在日记中情绪化地骂人，然而，这并不影响他在公开场合理性化地处理“公务”。在1950年代初期的日记中，蒋私下咒骂陈诚非常厉害：“辞修（陈诚）气狭量小，动辄严斥苛求，令人难堪，奈何？”（1950年2月22日）“陈之不智与懦弱，毫无定识，几乎与何（应钦）不相上下矣。”（1953年11月28日“上星期反省录”）甚至骂陈诚是神经病：
到研究院开会，研讨政工制度问题，最后辞修发言，面腔怨厌之心理暴发无遗，几视余为之所为与言行皆为迂谈，认为干涉其事，使诸事拖延，台湾召乱，皆由此而起。闻者皆相愕。余惟婉言切戒，以其心理全系病态也，故谅也。（1950年1月12日）
众所周知，蒋介石退到台湾后，陈诚是其最重要的亲信，在台湾是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号人物”。蒋背后如此责骂，却仍委陈诚以台湾省主席、“行政院长”、“副总统”等重任。台湾学者刘维开认为，蒋在日记中用夸张的语言骂人，是其平衡心理，进行“心理建设”，纾解压力的一个重要手段。日记是蒋宣洩不良情绪的“垃圾桶”。
真实的日记是极具个性又随情绪变化的文字，蒋介石写日记长达50余年，期间蒋经历了不同的人生阶段，地位跌宕起伏，阅世与人生经验不断丰富，其写日记的动机、日记的格式，甚至风格也肯定会有变化。一个最直观的印象是，相比之下，蒋在大陆时期的日记较为简略，记事为多，而到台湾后的晚年日记则普遍篇幅较长，思考与琢磨事较多，大概与人到老年，且在台湾相对安定，格局小、大事不多有关。
如同所有记日记的人一样，蒋写日记也是有选择性的，记什么，不记什么，他有自己的标准，也有忌惮，甚至不排除有些日记是写给人看的，想青史留名。蒋日记开放后，不少学者想从中直接找到他对于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记述，如1926年“中山舰事件”、1927年“四一二事件”等，结果发现蒋所记内容并不多。以“四一二事件”为例，蒋1927年4月13日日记如下：
列强未平。
昨夜不能安眠。今晨八时起床，静坐会客写信，拟告同志书。第二军位置不明，第六军退回江南，内容复杂，彼此疑忌，不能制敌，CP（註：中共的英文缩写）阴谋至此，可恨。下午健生（白崇禧）到宁，余决心暂守江南，如江北之敌来攻，则出击破之。若汉口来逼，则让南京与彼，退守苏沪也。上海工团枪械昨日已缴，颇有死伤，而浙江各处CP皆同时驱逐，人心为之大快。津浦路敌闻有退却模样。晚与志希（罗家伦）、健生谈党务及大局。
表面上平铺直敍，轻描淡写，但熟悉蒋日记写作习惯的人知道，蒋十分注重作息，按时睡觉，但凡日记中写睡眠有问题，则通常是有大事发生。13日的日记，说明蒋对12日上海事件的后果是思虑过度，十分重视的。
笔者在研究抗战胜利前后的蒋介石时发现，对于战后最重要的受降（受降区划分与主官任命等）问题，蒋所记甚少，明显是隐而不记。推想是蒋自知在受降问题上排斥中共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有失公允。形成对比的是，蒋对与毛泽东的谈判，包括要拘毛审判的念头，都记述甚详。
可见，《蒋介石日记》的内容虽然比较坦承，但还是有所选择的，而在解释已发生事情的原因时，则多偏向自己一边，符合一般人趋利避害的心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到目前为止，尚未见任何中外学者指出《蒋介石日记》中有违背历史事实，胡编乱造的内容。
鉴于蒋介石个人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与国民党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完整而持续的《蒋介石日记》作为学术研究史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蒋介石资料（包括《蒋介石日记》与台北“蒋中正档案”）的全面开放，是近年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史料方面最重要的进展之一。笔者曾多次说过，在资料开放之前，蒋介石研究主要依据文集、报刊、回忆录与间接的档案，是“蒋介石不在历史现场的蒋介石研究”，而资料开放后，学者可以依据第一手资料进行研究，相关研究变成了“蒋介石在历史现场的蒋介石研究”。两者有着质的区别。而《蒋介石日记》对于研究蒋介石个人历史（生活经历、心路历程、感情世界、人际关系等方面），更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以往，由于缺少第一手资料，许多方面几乎是空白。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与理解，笔者才依据《蒋介石日记》写出构成本书的系列文章，以加深对蒋介石的了解与认识。
我对《蒋介石日记》的看法
蒋介石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的人物，他与20世纪中国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对蒋介石的研究，是学术界长期的课题之一，普通读者对蒋的历史亦兴趣不减，坊间充斥着有关蒋言行事迹的出版物，严谨的学术着作与戏说性质的野史稗闻混杂。近年来，充满神祕色彩的“蒋介石档案”（大溪档案）与《蒋介石日记》相续由台北“国史馆”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对公众开放，中外学者们通过档案“走近”蒋介石，他与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关系正得以釐清，有关蒋介石的学术研究进入到新的阶段。
笔者数次造访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阅读《蒋介石日记》，发现日记中既有大量内容涉及国家军政大事，也有相当多是记述蒋私人生活、其对人对事的观感与个人心路历程。蒋日记中所记的一些琐事细节，对于我们全面地认识蒋的思想生活、人际关系与心理，不无益处。
笔者近10年来，在从事学术写作之余，也有意根据所摘抄《蒋介石日记》内容，辅以其他史料，择前人所不知或有趣之事写成系列琐记，以非史学专业的读者为对象，进行“揭祕”之余，也提供些笔者作为史学工作者的感想，文字长短不拘，所涉史事与人物可大可小。这些短文先后在《世纪》、《凤凰週刊》、《纵横》、《南方都市报》、《中国国家历史》、澎湃新闻等刊物上刊出，其中，中央文史馆与上海文史馆合办之《世纪》开辟专栏连载。文章刊出后，获得普遍好评，转载率颇高。而笔者所写发表于《近代史研究》、《史学月刊》、《浙江大学学报》、《抗日战争研究》、《江海学刊》等学术刊物上不少专业学术论文，所讨论问题产生的影响也超出史学界。
最初就有希望这类文章能自成体系，日后结集出版的想法。目前，所写已经超过20篇，虽然篇幅长短不一，风格也有所差异（学术论文均在史料与观点不变的情况下重新改写，在文字风格上向通俗化靠拢），虽难以涵盖蒋介石的全部，但也能反映他的一些侧面。在所有关于蒋的文字中，别具一格。使读者在较轻松的阅读中，了解蒋介石鲜为人知的一面。
本书主要依据的材料是《蒋介石日记》。关于这份日记，坊间已经有不少的介绍，也有争议。以下，先谈笔者对于《蒋介石日记》的看法。
日记本是一种文体，写作者逐日记述个人的工作、生活、感情、见闻与所思所想等，或留作记忆备忘，或自我反省总结检讨，或宣洩个人情感。日记极具个人隐私性质，且是当时所记，较为准确（比较回忆录等史料而言）。重要历史人物的日记，不仅透露出其不为人知的感情世界、心路历程、性格特征，更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祕闻和世人所不知的内幕。因此，日记在史学研究中深受重视。已经出版的民国时期一些重要人物的日记，如《胡适日记》、《蒋作宾日记》、《王世杰日记》、《徐永昌日记》等被广泛运用。然而，所有这些日记，无论是写作者的地位、日记跨越的时间长度，还是被学术界及公众关注的程度，均不能与《蒋介石日记》相提并论。着名史学家杨天石研究员认为，在中国以至世界的政治家中，有这么长时段的日记在世，内容如此丰富，“大概绝无仅有”。
关于《蒋介石日记》手稿本的基本情况，杨天石先生曾着《蒋介石日记的现状及其真实性问题》一文做过基本介绍，蒋写日记开始于1915年，终止于1972年，前后持续不辍达57年，除1915、1916、1917、1924年的日记因故遗失外，其余53年的日记（共63册）保存完好。其留存下来的线路为：蒋介石生前一直由本人随身保管，蒋去世后由蒋经国保管。蒋经国1988年去世后，日记由其幼子蒋孝勇保管。1996年蒋孝勇去世后，日记转由其妻蒋方智怡女士保管，并被带往海外。2004年经由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动员，决定暂时将日记存放于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对其进行了技术处理，在征得蒋家属同意后，从2006年3月起逐步向公众开放，2009年，实现全部开放。如今，很多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与民众都阅读过《蒋介石日记》。
多家出版机构希望能将《蒋介石日记》出版，据说台湾有机构已印制了某些年份的日记，但因蒋氏家族内部意见不一，出版之事暂时搁置。希望不久的将来，全部日记能出版。
其实，写日记对于少年的蒋介石是痛苦的记忆：
余十四岁，……师为毛凤美先生。毛师热心而无教法，只要余强作背诵而并不指示其写读之法，时或溺爱异常，时或严责痛斥。……当入学之初，即责令余去年之日记，时余实不……为何物，茫无以应。彼以余为伪，必欲余如命呈交，余以实告，彼犹追究不释，如此者数日，使余食息不安。然自入师门，彼并不教余记日记，亦不以日记体裁教余。（“中华民国六年前事略”，以下所引《蒋介石日记》内容，均出自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所藏的《蒋介石日记》手稿本，只註时间）
奇怪的是，曾因不知日记为何物而“食息不安”的蒋介石，后来变成了酷爱写日记的“达人”。
当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论着中引用《蒋介石日记》时，常被问起的一个问题是：《蒋介石日记》是真的吗？其实，这个问题根据询问者的不同包含了两个层次：一、这真是蒋介石自己写的日记吗？二、即使是蒋亲笔写的日记，其中的内容真实吗？这是判断蒋日记价值，利用其进行学术研究所必须回答的问题。
之所以有人会怀疑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收藏的不是蒋介石亲笔日记，是因为：伪造历史名人日记的事情时常发生，如“希特勒日记”、“汪精卫日记”等。在胡佛研究所公开《蒋介石日记》前，坊间已经有号称依据《蒋介石日记》写作的论着，其中最出名的是着有《万历十五年》的旅美史学家黄仁宇教授在没有看过蒋日记的情况下，却写出了《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台北：台湾时报文化出版1994年）。2007年，张秀章着《蒋介石日记揭祕》（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年）一书，也以蒋日记为“卖点”，被学者斥之为“伪书”。而存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则无论从其保存过程，还是字迹与内容看，确是蒋介石亲笔所写无疑。开放10年来，阅读过日记的中外学者，亦无人对此提出疑义。
即使是蒋介石亲笔所记，仍有不少人质疑日记内容的真实性：因为近代历史上，名人“巧妙地”利用人们对“日记”的信赖，把它“异化”成自我标榜或其他用途的不在少数。如阎钖山的日记，充满着崇高的格言，近乎圣人语录；再如胡适、冯玉祥等1930年代有很快将日记出版的习惯。这种“写给人看”的日记，其真实性确实大打折扣。许多内容真实性很强日记的主人，在大动盪的时代则不敢留存，傅作义在1949年与进北平的解放军交接时，就销毁了多年所写的日记。许多经历过“文革”的人，也有深夜焚毁日记、家书的经历。蒋介石是否也用日记来粉饰自己呢？要回答此问题，则先看蒋为什么写日记。
对蒋日记有精深研究的杨天石先生写道：蒋的日记，“主要是为写给自己看的，……目的在自用，而不在示人传世。”他并详举三点理由支持自己的见解：“一、蒋身前从未公佈过自己的日记，也从未利用日记向公众宣传，进行自我美化”；“二、蒋喜欢（在日记中）骂人”，如果要公开，他肯定不能如此肆无忌惮地写在日记中；“三、在日记中，蒋写了自己的许多隐私。”（见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之“自序”，山西出版集团2008年）笔者完全同意杨天石先生的意见，在此愿结合阅读蒋日记的感受，来补充回答“蒋介石为何写日记”的问题：
一、蒋介石写日记是为个人修身养性。蒋推崇曾国藩，以其为道德修养的楷模，蒋在日记中模仿传统士大夫“日三省吾身”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修养。台北“国史馆”馆长吕芳上教授感慨地说，写日记是蒋坚持了57年的好习惯。无论时局如何艰困，个人身体、情绪如何变化，能坚持半个多世纪如一日，每天写日记，这是常人所不能。如蒋介石认为1928年日本制造的“济南惨案”是奇耻大辱，此后，他每天的日记均以“雪耻”二字开头，自我惕励，一直坚持到最后。有时，他还以其他的中外名言来自我激励，如1931年上半年他常写的是“人定胜天”、“立志养气，立品修行”。蒋的日记中有大量反省与反思的内容，如他在1931年5月3日“济南惨案”纪念日写道：
今日何日？非日本残杀我济南军民之纪念日乎？余以粤事将乱，全力思量而几忘身受之国耻日矣，何以对父母与死难之军民也。记大过一次。
蒋在日记中有对全年工作进行反省的习惯，个人修养也是反省的重要内容。如他1950年底写的当年反省录中，专门有“修养”一段：
宗教信仰觉有进而无退，朝晚静默祷告各卅分时以上，未曾间断，且增午课静默一次。重修吴译“新约”第一次完，但须造待第二次之修正也。本年对于哲学与精神讲话着作亦较多，对于总理重要遗教亦复重加习读研讨，自觉为难得之机，获益亦多。惟对横逆与诬蔑之来，虽以“忍性吞声，澹泊听天”自勉，有时总不免实褊激愤怒，自残身心，不孝不忠，罪莫大也。（“三十九年（1950）工作反省录”）
正因为要砥砺个人，提高修养，蒋才在日记中不惮写下自己“不检点”的隐私，不停地自责，甚至在日记中以“记大过”等来“自我处分”。蒋不仅自己坚持写日记，还要求下属、子女写日记。1930年代举办庐山军官训练团时，蒋经常抽查学员的日记。蒋经国从苏联回国后，蒋介石要求他写日记，并将自己的日记给蒋经国看，留下了一段父子互相观摩对方日记的佳话。在此影响下，蒋经国也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蒋经国日记》目前也寄存在胡佛研究所，尚未开放）。蒋介石去世后，所有档案都交由“总统府机要室”专管（即所谓“大溪档案”，已转交“国史馆”对外开放），惟独将日记留给蒋经国保存，蒋经国过世，两人的日记又传到其子蒋孝勇手中。可见蒋介石将日记当成“传家宝”。
二、蒋介石写日记是为“资政”。总体而言，蒋介石是个经验主义者，他所处的时代，是中国从传统向现代急骤转变的时期，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论是治党还是治国，蒋介石都没有可资借鉴的经验，他经常翻阅、整理以前的日记或旧稿，从过往的亲历中寻找启迪。如1931年蒋介石就有几次看日记旧稿的记载：“晚看自草旧稿，颇有趣也。拟名之曰《自反录》，以自笑自愧之处甚多，可为借鉴也。”（1931年4月4日）“回寓整理旧稿，见十年（1921）春覆（廖）仲恺信，言苏俄之居心叵测甚详，阅之自慰。……余阅此稿及致（汪）精衞最后函稿，则可以无愧于色，功罪是非当待盖棺定论也。”（1931年4月13日）1950年代，蒋读旧时日记感触也颇多：“近阅二十二年（1933）记事，更感吾昔宽容政策其误国大矣。今可证明，凡为叛逆者，如宽赦他一次，则其必有第二次更大之叛变。故叛徒之定律：凡既有一次之叛变，则必有第二第三乃至无数次之叛变。”（1951年9月7日）1952年底，蒋对日记的“资政”功效有直接的表述：
旧日记自卅二年（1943）至卅七年（1948）各册皆已审阅完毕，可说最有补于我，此比阅览任何历史所不能得者。（“四十一年（1952）总反省录”）
三、蒋介石写日记是为了日常工作、生活的安排与备忘。蒋是个生活颇有规律甚至有些刻板的人，他常制定“课程表”，对每天从起床到入睡各时间段的工作与生活进行相当严格的划分。他的日记通常包括“预定”（需处理之事）、“注意”（不一定马上处理但需考虑之事）与“记事”（所进行工作与感想等）。现将1934年10月10日（“双十国庆日”）蒋的日记摘录于下：
雪耻。身为统帅而不能报复国仇，何以对此国庆日，何以对先烈与总理在天之灵也。
预定：一、电白修零陵、道县、江华之线；二、维修洛、伊各桥；三、建筑励志社；四、广寒宫地洞；五、电北宁路何以□（此处一字无法辨识）年；电司告示仍在车上。
注意：一、赣川各匪行动；二、粤桂态度；三、倭俄方针；四、大会展期；五、整军计划。
上午，九时到洛阳，举行阅兵国庆典礼与分校第二期开学典礼。下午，参加和平小学及分校党部成立典礼，视察洛阳。气象更新矣。
第一段“雪耻”之后是蒋颇带自责的感慨；第二段是他预定当天要做的事，相当具体；第三段是他需考虑的一些大问题；第四段则是他当天的行程。
蒋的日记中除了有逐日安排外，每週、每月、每年都有相应的“本星期预定工作”、“本月大事预定表”、“上星期反省录”、“上月反省录”、“全年总反省录”等（不同时间所用名词略有不同，但内容完全相同）。可以说，蒋保持每天写日记的习惯，是因为他要靠日记来规划工作与生活的。如果乱写，则首先受害的就是他自己。
四、蒋介石写日记是为发洩个人情绪，纾解压力。蒋在日记中大骂下属，所有读过蒋日记的人，无不对其骂人范围之广（国民党上层除吴稚晖、蒋经国外，几乎全都被蒋骂过）、用词之刻薄留有深刻印象。蒋介石骂人，充分反映了他的双重性格：骂人，固然是蒋脾气暴躁、修养不够（蒋在日记中也一再反省），也与他的处境有关。蒋身处高位，个性偏内向且刻板，又缺可推心置腹的朋友，所谓“高处不胜寒”，遇到挫折后不良情绪无正常渠道可以发洩，只能在日记中骂人洩愤，平复自己。需要注意的是，蒋在日记中情绪化地骂人，然而，这并不影响他在公开场合理性化地处理“公务”。在1950年代初期的日记中，蒋私下咒骂陈诚非常厉害：“辞修（陈诚）气狭量小，动辄严斥苛求，令人难堪，奈何？”（1950年2月22日）“陈之不智与懦弱，毫无定识，几乎与何（应钦）不相上下矣。”（1953年11月28日“上星期反省录”）甚至骂陈诚是神经病：
到研究院开会，研讨政工制度问题，最后辞修发言，面腔怨厌之心理暴发无遗，几视余为之所为与言行皆为迂谈，认为干涉其事，使诸事拖延，台湾召乱，皆由此而起。闻者皆相愕。余惟婉言切戒，以其心理全系病态也，故谅也。（1950年1月12日）
众所周知，蒋介石退到台湾后，陈诚是其最重要的亲信，在台湾是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号人物”。蒋背后如此责骂，却仍委陈诚以台湾省主席、“行政院长”、“副总统”等重任。台湾学者刘维开认为，蒋在日记中用夸张的语言骂人，是其平衡心理，进行“心理建设”，纾解压力的一个重要手段。日记是蒋宣洩不良情绪的“垃圾桶”。
真实的日记是极具个性又随情绪变化的文字，蒋介石写日记长达50余年，期间蒋经历了不同的人生阶段，地位跌宕起伏，阅世与人生经验不断丰富，其写日记的动机、日记的格式，甚至风格也肯定会有变化。一个最直观的印象是，相比之下，蒋在大陆时期的日记较为简略，记事为多，而到台湾后的晚年日记则普遍篇幅较长，思考与琢磨事较多，大概与人到老年，且在台湾相对安定，格局小、大事不多有关。
如同所有记日记的人一样，蒋写日记也是有选择性的，记什么，不记什么，他有自己的标准，也有忌惮，甚至不排除有些日记是写给人看的，想青史留名。蒋日记开放后，不少学者想从中直接找到他对于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记述，如1926年“中山舰事件”、1927年“四一二事件”等，结果发现蒋所记内容并不多。以“四一二事件”为例，蒋1927年4月13日日记如下：
列强未平。
昨夜不能安眠。今晨八时起床，静坐会客写信，拟告同志书。第二军位置不明，第六军退回江南，内容复杂，彼此疑忌，不能制敌，CP（註：中共的英文缩写）阴谋至此，可恨。下午健生（白崇禧）到宁，余决心暂守江南，如江北之敌来攻，则出击破之。若汉口来逼，则让南京与彼，退守苏沪也。上海工团枪械昨日已缴，颇有死伤，而浙江各处CP皆同时驱逐，人心为之大快。津浦路敌闻有退却模样。晚与志希（罗家伦）、健生谈党务及大局。
表面上平铺直敍，轻描淡写，但熟悉蒋日记写作习惯的人知道，蒋十分注重作息，按时睡觉，但凡日记中写睡眠有问题，则通常是有大事发生。13日的日记，说明蒋对12日上海事件的后果是思虑过度，十分重视的。
笔者在研究抗战胜利前后的蒋介石时发现，对于战后最重要的受降（受降区划分与主官任命等）问题，蒋所记甚少，明显是隐而不记。推想是蒋自知在受降问题上排斥中共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有失公允。形成对比的是，蒋对与毛泽东的谈判，包括要拘毛审判的念头，都记述甚详。
可见，《蒋介石日记》的内容虽然比较坦承，但还是有所选择的，而在解释已发生事情的原因时，则多偏向自己一边，符合一般人趋利避害的心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到目前为止，尚未见任何中外学者指出《蒋介石日记》中有违背历史事实，胡编乱造的内容。
鉴于蒋介石个人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与国民党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完整而持续的《蒋介石日记》作为学术研究史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蒋介石资料（包括《蒋介石日记》与台北“蒋中正档案”）的全面开放，是近年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史料方面最重要的进展之一。笔者曾多次说过，在资料开放之前，蒋介石研究主要依据文集、报刊、回忆录与间接的档案，是“蒋介石不在历史现场的蒋介石研究”，而资料开放后，学者可以依据第一手资料进行研究，相关研究变成了“蒋介石在历史现场的蒋介石研究”。两者有着质的区别。而《蒋介石日记》对于研究蒋介石个人历史（生活经历、心路历程、感情世界、人际关系等方面），更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以往，由于缺少第一手资料，许多方面几乎是空白。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与理解，笔者才依据《蒋介石日记》写出构成本书的系列文章，以加深对蒋介石的了解与认识。
图书试读
历史事件篇
蒋介石缘何与鲍罗廷决裂
孙中山过世后，国民党的政治生态发生重大变化，各种力量重新组合，标志之一是蒋介石的崛起，其对权力的追求不断挑战原有的党内格局，他与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关系渐趋恶化，并最终决裂。以往的史料，多显示导致蒋与鲍罗廷决裂的得益因素与蒋如何“决断”，而《蒋介石日记》则若隐若现地展示出他与鲍罗廷决裂的另外一面，即蒋对鲍个人观感的变化、蒋在最初的犹豫甚至略带恐惧的情绪及其为驱鲍所採取的策略。
1. 蒋介石得益于苏联顾问
鲍罗廷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苏联驻广州革命政府代表，在孙中山确定实施“联俄”政策的1923年秋天来中国。鲍罗廷得到孙的极大信任，被聘为国民党的组织教练员。他协助孙中山完成了国民党的改组，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出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在两个方面得到鲍罗廷的帮助：一是鲍罗廷关心军校建设，多次请求苏联政府派出军事顾问团，增拨军费与军械支持军校；二是鲍罗廷本人也常去军校介绍苏联红军的组织与生活，帮助军校师生了解苏联的状况。蒋介石得益甚多，对鲍很尊重。
孙中山过世后，鲍罗廷被继续聘为国民政府高等顾问，对国民党的影响力有增无减，在处置商团叛乱、东征统一广东及处理“廖仲恺遇刺案”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鲍的强势引起部分国民党党员的反弹，“西山会议派”强烈要求解除鲍罗廷的职务，虽然未得逞，但鲍罗廷不得不在1926年2月离开广州，到北方“休假”。蒋介石并不反对鲍罗廷，但他乘鲍离开之时扩张个人权力，发动“中山舰事件”，一度包围苏联顾问团，气焰颇嚣张。4月，鲍再回到广州时，对蒋介石的行为未予制裁，反而一味迁就退让。蒋介石等人抓住鲍罗廷与苏联方面害怕合作破裂的弱点，继续进逼，提出《整理党务案》，限制共产党人，鲍罗廷的影响力也受到制约。1926年7月，北伐开始，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其实力随着军事胜利而扩张，对鲍罗廷的态度也开始不再如从前般恭敬。鲍开始为退让而付出代价。
蒋介石缘何与鲍罗廷决裂
孙中山过世后，国民党的政治生态发生重大变化，各种力量重新组合，标志之一是蒋介石的崛起，其对权力的追求不断挑战原有的党内格局，他与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关系渐趋恶化，并最终决裂。以往的史料，多显示导致蒋与鲍罗廷决裂的得益因素与蒋如何“决断”，而《蒋介石日记》则若隐若现地展示出他与鲍罗廷决裂的另外一面，即蒋对鲍个人观感的变化、蒋在最初的犹豫甚至略带恐惧的情绪及其为驱鲍所採取的策略。
1. 蒋介石得益于苏联顾问
鲍罗廷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苏联驻广州革命政府代表，在孙中山确定实施“联俄”政策的1923年秋天来中国。鲍罗廷得到孙的极大信任，被聘为国民党的组织教练员。他协助孙中山完成了国民党的改组，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出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在两个方面得到鲍罗廷的帮助：一是鲍罗廷关心军校建设，多次请求苏联政府派出军事顾问团，增拨军费与军械支持军校；二是鲍罗廷本人也常去军校介绍苏联红军的组织与生活，帮助军校师生了解苏联的状况。蒋介石得益甚多，对鲍很尊重。
孙中山过世后，鲍罗廷被继续聘为国民政府高等顾问，对国民党的影响力有增无减，在处置商团叛乱、东征统一广东及处理“廖仲恺遇刺案”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鲍的强势引起部分国民党党员的反弹，“西山会议派”强烈要求解除鲍罗廷的职务，虽然未得逞，但鲍罗廷不得不在1926年2月离开广州，到北方“休假”。蒋介石并不反对鲍罗廷，但他乘鲍离开之时扩张个人权力，发动“中山舰事件”，一度包围苏联顾问团，气焰颇嚣张。4月，鲍再回到广州时，对蒋介石的行为未予制裁，反而一味迁就退让。蒋介石等人抓住鲍罗廷与苏联方面害怕合作破裂的弱点，继续进逼，提出《整理党务案》，限制共产党人，鲍罗廷的影响力也受到制约。1926年7月，北伐开始，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其实力随着军事胜利而扩张，对鲍罗廷的态度也开始不再如从前般恭敬。鲍开始为退让而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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