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增补版（全套11册）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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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增补版》全套三百余万字，编者胡颂平先生花了整整五年的时间编成初稿，嗣后又不断地收集新出现的资料加以补充，甚至在最后校对时仍有所增补。总计此书前后历十六、七年始成定稿，不仅为胡适研究提供了最丰硕的资料，更是年谱史上最浩大的一项工程。

　　本书最大的特色是对谱主学术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清楚的轮廓。名史学家余英时教授在序文中指出，读过本书，便可对胡适之先生一生学术思想的发展，获得极清晰而深刻的认识。

　　本书的又一特色是具有完全的索引。在这部三百万字的巨着中，包罗了近代史上无数的人与事，以及胡适之先生广博的着述，为了便于研究者的检索参阅，特就人名、胡适着述及专有名词，分别编制索引，附于各册之后，以利参用。最后一册并附胡适之先生中外文着作的详目。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补编】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初版于民国七十三（一九八四），全书十册三百余万字，由于时空因素的影响，当年付梓的油印底稿经过删削，使部分内容无缘与读者见面。历经出版三十年之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院胡适纪念馆，在潘光哲先生与其带领的同仁努力下，以馆藏的［年谱长编初稿］完整版油印本与联经出版公司的排印本进行详细比勘，并将其间异同以A3列表汇整，总计多达391页。

　　考量重新排版旷日费时，无法于短时间内满足读者需求，几经研究讨论后，将增补的部分抽出，作为［长编初稿］的「补编」，与排印本同步发行（全套书扩增为十一册）；而校勘的部分，则做成两栏对比排列的勘误表，规划将放在联经出版公司的官网上（www.linkingbooks.com.tw），提供读者免费阅读自由下载。

　　「补编」出版有余英时教授赐序，［年谱长编初稿］编纂、出版经过及删削因由说明。

好的，这里为您撰写一份不包含《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增补版（全套11册）》内容的图书简介，力求详实且自然流畅。 --- 图书简介： 《新史学的构建与现代中国的思想图景：二十世纪前半叶知识分子的抉择与实践》 导言：时代的洪流与知识的灯塔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剧烈变革之中。帝国崩溃，共和初立，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在思想文化领域激起了滔天巨浪。无数知识精英以其笔墨和行动，试图为这个古老国度寻找到一条现代化的可行路径。本书旨在深入剖析这一关键历史时期，聚焦于知识分子群体在思想理论构建、学术范式确立以及社会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与面临的困境。 全书共分五大部分，细致梳理了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勃起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的知识版图变迁，重点探讨了新史学思潮的兴起、哲学思辨的演进、以及文学革命对国民心性的重塑过程。我们不仅关注那些光芒万丈的理论建树，更着眼于知识分子个体在时代压力下的复杂心态与抉择。 第一部分：新史学的勃兴与历史观的重塑 本部分将目光投向史学领域一场深刻的范式革命。在传统的编年体与纪传体受到严峻挑战的同时，一批具有现代科学精神的史学家开始探索以问题为导向、注重社会经济基础分析的新史学路径。 我们详细考察了在史料整理与诠释方面的新方法论。例如，对地下文书、地方志以及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引入与本土化尝试。书中专门辟出章节，对比分析了不同学派对“中国历史发展阶段论”的争论，从早期温和的文化演进论到后来的唯物史观的逐渐渗透，清晰勾勒出史学界在确立客观、科学的历史观过程中的曲折历程。 重点研究了诸如社会史、经济史等新兴分支学科的早期探索者，他们如何试图打破传统“政治史”的垄断，将目光投向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与生产关系。这些努力不仅是对传统史学的反思，更是知识分子试图通过“认识历史”来“改造现实”的深刻体现。 第二部分：哲学思辨的引进与现代价值观的熔铸 “五四”时期，思想启蒙的核心任务之一便是引进西方哲学思潮，以期为现代国家的建立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石。本部分聚焦于哲学思想的“引介”与“消化”过程。 书中细致辨析了实用主义、杜威主义在中国的盛行及其对教育、政治实践的影响。它如何被视为一种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而非纯粹的形而上学探讨。同时，我们也深入分析了形而上学、经验主义、以及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传播路径与接受差异。 一个重要的议题是“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知识分子们如何运用哲学辩论来对抗迷信、维护理性，以及在“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旗帜下，努力构建一套适应现代社会运作的价值观体系。本部分通过梳理重要哲学刊物与译介作品，揭示了现代中国思想界的多元与张力。 第三部分：文学革命的深层意蕴与国民心性的重塑 文学革命绝非仅仅是白话文的胜利，它更是一场关于“人”的观念与表达方式的深刻变革。本书第三部分将文学运动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考察。 重点分析了从反抗旧文学到创造“为人生”的现代文学的历程。我们探讨了小说、戏剧、诗歌等文体如何被用作批判现实、唤醒民众的有力武器。书中专门梳理了“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等文学团体在美学主张和政治倾向上的分野与交集。 特别关注了“国民性”的批判与重塑。知识分子们相信，只有改造国民的精神面貌，新国家才有希望。这种改造的努力，体现在对国民“劣根性”的深刻反思，以及通过文学作品塑造“新青年”形象的尝试中。这种对国民心性深层结构的关注，构成了当时思想界一股持久而重要的力量。 第四部分：学术机构的建立与知识分子的职业化 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是知识分子寻求专业化与自主性的重要标志。本部分将视角转向高等教育机构和新兴研究团体。 详细考察了多所大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轨迹，以及他们如何在内忧外患中努力保持学术的独立性与前沿性。这包括图书馆学的进步、实验室的建立，以及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会议上的发声。 书中重点分析了中国学者如何面对西方学术体系的强势地位，进行批判性吸收，并努力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研究范式。知识分子的“职业化”过程，意味着他们开始从游士角色转向专业领域的奠基者，这对于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工与社会治理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五部分：学理争鸣中的政治选择与知识分子的责任 历史走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内外局势的日益紧张，使得知识分子所处的思想空间受到挤压。本部分探讨了知识分子在政治选择面前的挣扎与立场。 在国家危亡的关头，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分野愈发清晰。本书客观梳理了在文化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不同学派知识分子如何调和自身的学术理想与政治责任。他们是选择退守书斋，专注于纯粹的学术研究，还是走上前台，积极参与社会运动？ 书中通过对几起重要的思想论战事件的个案分析，展现了知识分子群体在捍卫学术自由与应对民族危亡之间的复杂权衡。他们的每一次选择，都深刻地反映了现代中国知识阶层在构建现代社会过程中所承担的沉重历史使命感。 结语：遗产与反思 本书总结了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学术、文化领域所取得的开创性成就，同时也反思了他们在面对快速现代化进程中的盲点与局限。他们的探索，构成了理解现代中国政治、教育、文化体系的必要钥匙。阅读此书，即是走进那段波澜壮阔、思想激荡的“中国之春”。 ---

编着者简介

胡颂平

　　温州人，1926年考入广州中山大学，因母丧辍学返乡，1928年转入上海中国公学就读，与时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先生，建立深厚的渊源。1930年毕业后，长期追随朱家骅工作。1958年胡适先生回国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由总办事处干事调任机要秘书的工作，有机会观察他晚年的一切言行。所提供的第一手资料，是研究胡适思想最可贵的证据。

第一册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余英时）
适之先生年表
谱前
　先世
　父母
　附录：铁花公家传（南通‧冯善徴撰）
年谱
民前
二十一年　生
二十年　二岁
十九年　三岁
十八年　四岁
十七年　五岁
十六年　六岁
十五年　七岁
十四年　八岁
十三年　九岁
十二年　十岁
十一年　十一岁
十年　十二岁
九年　十三岁
八年　十四岁
七年　十五岁
六年　十六岁
五年　十七岁
四年　十八岁
三年　十九岁
二年　二十岁
一年二十一岁
中华民国
元年　二十二岁
二年　二十三岁
三年　二十四岁
四年　二十五岁
五年　二十六岁
六年　二十七岁
七年　二十八岁

第二册
八年　二十九岁
九年　三十岁
十年　三十一岁
十一年　三十二岁
十二年　三十三岁
十三年　三十四岁
十四年　三十五岁
十五年　三十六岁
十六年　三十七岁

第三册
十七年　三十八岁
十八年　三十九岁
十九年　四十岁
二十年　四十一岁
二十一年　四十二岁

第四册
二十二年　四十三岁
二十三年　四十四岁
二十四年　四十五岁
二十五年　四十六岁

第五册
二十六年　四十七岁
二十七年　四十八岁
二十八年　四十九岁
二十九年　五十岁
三十年　五十一岁
三十一年　五十二岁
三十二年　五十三岁
三十三年　五十四岁
三十四年　五十五岁
三十五年　五十六岁

第六册
三十六年　五十七岁
三十七年　五十八岁
三十八年　五十九岁
三十九年　六十岁
四十年　六十一岁
四十一年　六十二岁
四十二年　六十三岁

第七册
四十三年　六十四岁
四十四年　六十五岁
四十五年　六十六岁
四十六年　六十七岁
四十七年　六十八岁

第八册
四十八年　六十九岁

第九册
四十九年　七十岁

第十册
五十年　七十一岁
五十一年　七十二岁
身后杂记
后记
适之先生着作目录

第十一册
序／余英时
出版说明
一九○六年
一九一三年
一九一五年
一九一六年
一九一七年
一九一九年
一九二○年
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六年
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四○年
一九四一年
一九四三年
一九四四年
一九四五年
一九五○年
一九五三年
一九五四年
一九五七年
一九五八年
一九五九年
一九六○年
一九六一年
一九六二年

序（节录）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

　　这部《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是胡颂平先生花了整整五年的时间（民国五十五年一月一日至六十年二月二十三日夜）编写成功的。初稿完成以后，颂平先生又不断地收集新出现的材料加以补充。例如遗落在大陆的《胡适的日记》曾有一小部分辗转刊布在香港的《大成》杂志上（77期，1980年4月出版），现在也收入《年谱》民国十年和十一年有关各条之内了。可见这部三百万多万字的《年谱》先后经过了十五、六年的时间才定稿的。本来丁文江先生主编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已算是资料最丰富的一部年谱了，但本书取材的丰富尚超出《梁谱》好几倍，这真可以说是中国年谱史上一项最伟大的工程了。

　　颂平先生是最有资格编写这部年谱的人。第一、民国十七年谱主出任吴淞中国公学校长的时代，颂平先生恰好是公学的学生，因此他在思想上直接受过谱主的薰陶。他对谱主的认识不仅是情感的，而且也是理智的。第二、他早在民国三十五年就开始为谱主服务，谱主与教育部有关的许多事情都由他代为办理。而尤其重要的是他在谱主最后四年（1958年4月至1962年2月）的生活史上占据了一个特殊的地位：他不但担任了谱主的主要文书工作，是谱主的私人顾问，而且实际上还照顾着谱主的日常生活。因此他有机会观察谱主最后几年的一切言行。谱主有不少私下谈话现在都保留在这部年谱中了；对于传记而言，这些尤其是最可贵的第一手资料。18世纪英国的包斯威（James Boswell）所着《约翰逊传》（Life of Samuel Johnson），便因生动地记录了传主的思想与活动而成为不朽的名着。在中国方面，钱德洪主撰的《王阳明年谱》，和段玉裁的《戴东原年谱》也都能在文字材料之外保存了不少谱主的口语。这些口语往往为后世研究谱主思想的人提供了意想不到的重要证据。我以前写《论戴震与章学诚》那部专论便十分得力于段玉裁所记录的戴震的口语。以我所知，在本谱谱主的门生故旧之中再也找不出第二人同时具备了上述的条件（关于年谱的现代意义，请参看〈年谱学与现代的传记观念〉）。

　　在中国史学传统上，长编是一种史料整理的工作。司马光在正式撰写《资治通鑑》之前，便先有刘恕、刘邠、范祖禹三人分别编纂了一部《长编》。据说这部长编曾装满了两间屋子，足见司马光最后定稿时採择之精和断制之严。但是如果没有《长编》为基础，司马光的史才、史学与史识终究是没有用武之地的。所以章学诚称长编的工作为「比类」，并肯定其价值不在「着述」之下。他说：

　　司马撰《通鑑》，为一家之着述矣，二刘范氏之《长编》，其比类也；两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但为比类之业者，必知着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可使着述者出，得所凭借，有以恣其纵横变化；又必知己之比类与着述者多有渊源，而不可以比类之密笑着述之或有所疏；比类之整齐而笑着述之有所畸轻畸重，则善矣。盖着述譬之韩信用兵，而比类譬之萧何转饷，二者固缺一不可；而其人之才，固易地而不可为良者也。（见《文史通义》外篇三〈报黄大俞先生〉）

　　适之先生是服膺章氏史学见解的人，所以他在《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序文中一方面希望将来有人根据《长编初稿》写出一部《梁任公年谱定本》或《梁任公传记》来；而另一方面则特别看重这部《长编初稿》「保存了许多没有经过最后删削的原料」。他着重地指出：

　　正因为这是一部没有经过删削的《长编初稿》，所以是最可宝贵的史料，最值得保存，最值得印行。

　　我觉得适之先生最后这一句话完全可以适用于这部记述他自己生平的《年谱长编初稿》上面。

　　但是我必须指出，这部《长编》也有一个先天性的缺陷，即在史料的收集方面受到一种无可奈何的客观限制。《梁任公年谱长编》是以任公先生近一万封的信札（特别是家信）为基本材料的。适之先生曾指出当时征求梁先生信札的大成功是由于三个原因：第一、梁先生早岁就享大名，信札多被保存；第二、梁先生的文笔可爱、字迹秀逸，值得收藏；第三、当时中国尚未经过大乱，名人的墨蹟容易保存。在这三个理由之中，前两个也完全适用于适之先生，但第三个理由对于适之先生而言却不能成立了。适之先生留在中国大陆上的信札经过抗战和最近三十余年的动盪大概已销毁得所余无几了。因此以信札材料而言，本谱较之《梁谱》便不免相形逊色。最近大陆内部刊印了适之先生当年未及携出的一批信札和日记。其中信札部分现在已辗转流传到台湾，将为适之先生增添许多重要的传记原料。但可惜本谱已来不及加以充分利用了。

　　提到适之先生的《日记》，我觉得这也是本谱另一不能让读者完全满意的所在。适之先生有写日记的习惯，几乎很少间断。这批日记至少是与信札有同等重要性的传记材料。然而本书除了《胡适留学日记》和《大成》杂志转载的几条之外，几乎完全没有触及任何未刊的日记材料。但是我深信这绝不是由于颂平先生的疏忽，他必然有其不得已的苦衷。这批未刊日记也许不在台北，也许尚待整理，也许还不到公布的时候。总之，我们可以断言，颂平先生「是不能也，非不为也」。从史学的观点说，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有人能将适之先生的信札和日记加以系统的搜集和整理，并分别刊布出来，以收与本书相得益彰之效。所以就材料的性质而言，本书与《梁任公年谱》虽同称《长编初稿》，而重点则颇有不同。大体说来，《梁谱》是以谱主的一般活动，尤其是政治活动为主。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任公先生不但自始即在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一直到死都躲不开政治的纠缠。年谱中所收的信札和其他文献大部分也都是谈政治问题的。因此读《梁谱》的人都免不了发生一种感想，即谱主的学术思想在全书中所占的比重稍嫌不足。缪凤林认为《梁谱》「述任公一生思想之变迁」尚不及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中论梁启超的一章。这一批评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见萧公权，《问学谏往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页129）。

　　与《梁谱》相对照，这部《胡谱》的特色便清楚地显现出来了。本书篇幅之所以长达三百万字以上，主要是因为编着者几乎将谱主五十余年中的一切论学论政的文字「都择要摘录，分年编入」（胡适〈章实斋年谱自序〉）。这显然是师法谱主在《章实斋年谱》中的创例。所以本书事实上可以说是一部谱主着作的编年提要。我深信，读者循诵本书一过便可以对谱主一生学术思想的发展获得一极清晰而深刻的认识。这一特色也正是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

　　适之先生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从1917年因正式提出文学革命的纲领而「暴得大名」（这是他在1959年给胡光麃信上的话。原信影印本见胡光麃，《波逐六十年》[新闻天地社，第六版，1972]，页380），到1962年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的酒会上遽然逝世，他真是经历了「誉满天下，谤亦随之」的一生。在这四十多年中，无论是誉是谤，他始终是学术思想界的一个注意的焦点：在许多思想和学术的领域内——从哲学、史学、文学到政治、宗教、道德、教育等——有人亦步亦趋地追随他，有人引申发挥他的观点和方法，也有人和他从容商榷异同，更有人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他施以勐烈的批评，但是几乎没有人可以完全忽视他的存在。这一事实充分地说明了他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占据的枢纽地位。

　　适之先生的人格和思想在这部年谱里已有很详细的记录，我不可能再有所增益。我和适之先生从无一面之雅，因此在情感上也产生不了「誉」或「谤」的倾向。而且捧场对于已故的适之先生固然毫无意义，打死老虎则尤其不是值得提倡的风气。适之先生生平强调历史的观点最力，对于任何事情他都要追问它是怎样发生的、又是怎样演变的。我在下面便想试从几个不同的历史角度来说明他何以能在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扮演那样一种独特的历史角色。但是限于篇幅，我不可能在这里全面地评估适之先生在中国近代学术思想上的意义和影响。这是必须首先加以声明的。以下的历史分析，我希望尽量作到客观两个字，也就是适之先生所常说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因为要「还他一个本来面目」，我不但要指出他的正面贡献，而且也不避讳谈到他的限制。在这一方面我当然无法完全避开主观判断的问题。适之先生说得好：

　　整治国故必须……以古文还古文家，以今文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是非。不还他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他们的是非，则多误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他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决不配评判他们的是非。（见〈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收入《胡适文存》，第二集[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71年5月三版]，页8。）

　　但是我要补充一句，思想史家「评判」古人的「义理是非」，其根据绝不应该是自己所持的另一套「义理」。如果以自己的「义理」来「评判」古人的「义理」；那便真的变成「以一种成见去形容其他的成见」了（金岳霖语，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二）。思想史家「评判」的根据只能来自他对于思想史本身的了解。主观与客观在这里是统一的。

　　一、胡适的出现及其思想史的背景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1917年1月号的《新青年》上，同年9月他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是在1919年2月出版的，5月初便印行了第二版。同时，他的朋友陈独秀等在1918年12月 创办了《每週评论》，他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也在1919年1月创办了《新潮》。这两个白话刊物自然是《新青年》的最有力的盟友，以胡适为主将的「新文化运动」便从此全面展开了。

　　胡适以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回国不到两年便一跃而成为新学术、新思想的领导人物，这样「暴得大名」的例子在中国近代史上除了梁启超之外，我们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但是梁启超最初是追随老师康有为从事变法运动而成名的，这和胡适的全无凭借仍然稍有不同。六十多年来，对胡适不心服的人很多。无论是在中西哲学、史学或文学方面，都不断有人指摘他的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那些出于党派政治动机和诉诸情绪的「反胡」或「批胡」言论可以置之不论。严肃而有理据的批评则是学术发展途程中的正常而健康的现象。自古迄今，恐怕没有一位学者能够在着作中完全不犯错误，也没有一位思想家的观点和方法能够为同时的人所普遍接受。胡适自然也不是例外。但是其中有些批评却不免给人一种印象，好像胡适之所以招致批评并不完全由于他在学术上有错误或在思想上有偏颇，而主要是受了他「暴得大名」之累。因为这一类的批评者在有意无意之间总流露出阮籍所谓「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感慨。我对于胡适是否名实相符的问题没有讨论的兴趣，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见仁见智」的问题：反对他的人固然可以找出无数的「证据」来说明他「徒具虚名」，拥护他的也未尝不能找出同样多的「证据」来说明他「名下无虚」。我所感到兴趣则是一个客观的历史问题，即胡适为什么竟能在短短一两年的时间内取得中国学术思想界的领导地位？换句话说，我只是把胡适的「暴得大名」看作一种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而提出一些初步的观察。必须说明，我的观察不但是初步的，而且也不可避免地带有片面性。我自己绝不敢说这些观察完全正确，甚至基本上正确；相反地，借用胡适的名词，它们不过是一些「待证的假设」而已。

　　1917年的中国学术思想界当然不能说是「时无英雄」。事实上，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影响最大的几位人物如严复、康有为、章炳麟、梁启超等那时都还健在。其中年龄最高的严复是65岁（依照中国算法），年龄最小的梁启超只有45岁。但以思想影响而言，他们显然都已进入「功成身退」的阶段，不再活跃在第一线了。我们只要读胡适在1918年1月所写的〈归国杂感〉，便不难了解当时中国学术思想界是处于怎样一种低潮的状态。所以我们可以说在胡适归国前后，中国思想界有一段空白而恰好被他填上了。

　　但是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我们必须继续追问，这一段空白究竟属于什么性质呢？为什么是胡适而不是别人填上了这段空白呢？

　　对于这两个问题，我们都可以有种种不同的解答。例如强调思想反映社会经济变迁的人便往往把这个空白看作是当时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需要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而胡适从资本主义的美国带回来的实验主义便恰好能满足这个阶级的精神要求。但是我在这里无法涉及这种综合性的历史判断，因为无论是建立或驳斥这一类的综合判断都要牵涉到无数复杂而困难的理论问题和方法论的问题。因此，我只打算从严格的思想史的观点来讨论上述的两个问题。让我先提出对于第一个问题的看法。

　　要了解这个时期的思想空白的性质，我们首先必须确定当时学术思想界亟待解决的中心问题是什么。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当时一般中国知识分子所最感困惑的是中学和西学的异同及其互相关系的问题。进入民国之后，中国的政体虽已略具西方的形式，但一切实质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政治现象反而更见混乱。中国传统的观念向来认定「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张之洞语，见《劝学篇‧序》）所以中学、西学的问题便重新被提到思想界的讨论日程上来了。

　　晚清中国思想界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大致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语为代表，我们通常把这个公式归之于张之洞的发明，其实这是晚清人的共同见解。早在 1861年冯桂芬所写的〈采西学议〉一文（见《校邠庐抗议》）已主张「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892年郑观应撰〈西学〉篇，他的结论是：「合而言之，则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1896年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也说：

　　要之，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

　　张之洞的《劝学篇》最后出（1898），他综合了上引诸家的意见是毫无可疑的。张氏的原文如下：

　　一曰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劝学篇‧设学第三》）

　　他的特殊贡献不过是以「体用」来代替郑观应的「本末」而已。但在中国传统的一般用语中，体用和本末则是可以互通的。可见「中（旧）学为体、西（新）学为用」的口号确能够代表晚清思想界对这个问题的共同看法。这当然不是说从冯桂芬到张之洞这四十年间中国思想在这一点上完全是静止的。如果细加分析，最后仍然有所不同。冯桂芬和郑观应所谓「西学」完全是指科学与技术而言，张之洞的「西学」则同时包括了「西艺」（即科学与技术）和「西政」，而且他明白指出：「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劝学篇‧序》）但是大体而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格局一直延续到「五四」的前夕都没有发生基本的变化。

　　这个问题之所以迟迟不能有突破性的发展，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所谓「西学」普遍地缺乏亲切而直接的认识。他们关于西方文化的知识大体都是从日本转手而来的。张之洞曾说：

　　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劝学篇‧游学第二》）

　　梁启超说得更明白：

　　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最大不幸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乃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坐此为能力所限，而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皆不能免；故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实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

　　梁氏是清末介绍西学最热心的一个人，他的话自然是完全可信的。

　　这里面当然有例外。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原富》、《名学》、《群己权界论》、《法意》、《群学肄言》等西方名着，无疑代表了当时介绍西学的最高水准。在1902年〈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中，他一方面公开驳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而另一方面则极力提倡直接通过西方语文以求取西学。他说：

　　中国所本无者，西学也，则西学为当务之亟明矣。且既治西学，自必用西文西语而后得其真。

　　但是严复对中国近代思想的影响主要还是《天演论》一书。尤其是「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这句话深深地激动了中国的人心，使得稍有血性的人都知道中国必须发愤图强才可免于亡国的命运。至于其他所译诸名着，则诚如梁启超所说，「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一般人仍无法从其中获得关于西方文化的基本认识。

　　严复在中年以前论中西文化异同虽时有深入之见，但似并未能为一般读者所共喻。到了晚年，他的思想愈来愈保守，因此不愿再谈西学问题，更不愿谈什么中西融贯的问题了。民国元年（1912）他署理北京大学校长时曾明白地表示：

　　比欲将大学经文两科合併为一，以为完全讲治旧学之区，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且又悟向所谓合一炉而冶之者，徒虚言耳。为之不已，其终且终至于两亡。故今立斯科，窃欲尽从吾旧，而勿杂以新。

　　可见这位中国唯一能直接了解西学的人在思想上竟已退回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前的阶段去了。在五四运动的前夕，一般知识分子正在迫切地需要对中西文化问题有进一步的认识；他们渴望能突破「中体西用」的旧格局。然而当时学术思想界的几位中心人物之中已没有人能发挥指导的作用了。这一大片思想上的空白正等待着继起者来填补，而胡适便恰好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刻」出现了。
后记（节录）

　　胡适之先生是我在吴淞中国工学念书时的校长，又是文理学院兼任院长。我是社会科学院的学生，只在暑期班上选修他的「中国近三百年来的几个思想家」，又旁听过他在大礼堂主讲的「文化史」。在他两年多的任期内，我曾去他家见他两次。但我于十九年毕业之后不久，他搬回北平去了，十多年没有见面的机会。三十五年七月初，先生由美回国就任北京大学校长。那时我在教育部任职，才再见面。此后他每次来南京，我总是抽空拜谒，偶有一些琐事，也交给我去办。这是我为他服务的开始。

　　三十七年底，政府改组。我的职务是与首长同进退的。卸任部长朱骝先（家骅）先生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调我到中央研究院任事，又过了十年。四十七年四月，适之先生来台继任院长。这时的我，已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学生了。由于多年的师生关系，我很高兴得留在他的身旁工作。

　　适之先生是于五十一年二月廿四日傍晚在欢迎新当选的第五次院士酒会上去世的。十月十五日安葬之后的第二天，继任院长王雪艇（世杰）先生在院务会议上组织一个「胡故院长遗着整理编辑委员会」，他透过遗着编辑会同人的意见，推定由我负责胡先生的年谱。我怕这个任务超过我的能力范围，不敢担承，拖了两年。期间我曾先后建议前辈之中最理想的几位执笔人选，可是雪艇先生认为他们各有重要的任务，而且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决不可能有充分的时间来做，坚持非我不可。他更继续不断的督促，我终于接受这个任务。我是依照南宋史学家李焘的「事远则略，事近则详」的原则，试用长编体裁。先考定胡先生一生的行止、着述与地点，然后按照时间先后，将所蒐集的资料及我自己历年所记的他的言谈编进去。结果，最后四年的记载几占全谱三分之一的篇幅，在匀称上不成比例。故于七十一年十月初决定付印前一个月内，又将我所记录的资料抽出来，另编一本胡先生晚年谈话录。现在年谱长编与谈话录两书将由联经出版公司同时出版，略记我编写得经过如此。

　　余英时先生为本书写的一篇三万多字的长序，不仅提示世人了解胡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无可比拟的伟大影响和贡献，且为编者增光不少。谨于此处表示我忠诚的感谢。

评分☆☆☆☆☆

捧读《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增补版》，我仿佛穿越回了那个风云激荡的民国岁月。这本书的编纂之严谨，内容之丰富，令我由衷赞叹。它不仅仅是一份简单的年谱，更是一部详尽的胡适先生思想发展史、学术探索史和社会活动史。书中对于胡适先生在各个历史时期所扮演的角色，所产生的深远影响，都有着极其清晰而深入的阐述。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叙述中， not only presents the facts, but also delves into the underlying logic and context. 读这本书，我不仅认识了胡适先生作为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历史学家，更看到了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他的人格魅力，以及他在面对时代挑战时的勇气和智慧。这套书的出版，无疑为我们理解中国近现代史，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视角。它是一部值得反复品读，细细体味的鸿篇巨制。

评分☆☆☆☆☆

这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增补版》简直是研究胡适先生的“圣经”！作为一名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学生，我一直苦于找不到一本能够全面、系统地展现胡适先生学术思想发展脉络的著作。这套书的出现，简直是雪中送炭。它不仅收录了大量的原始文献和资料，更在年谱的基础上进行了细致的考订和补充，使得胡适先生的学术研究、思想演变、社会活动等方方面面都得到了极为充分的展现。我特别欣赏书中对于胡适先生不同时期思想变化的梳理，以及他如何从一个深受西方哲学影响的学者，逐渐发展成为一位具有中国本土情怀的启蒙者。书中对先生在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历史考据等方面的贡献，都有详实的论述，这对于我理解中国现代学术的源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阅读这套书的过程，就像是在进行一次严谨的学术探险，每一次深入都能发现新的宝藏。对于任何想要深入了解胡适先生的人来说，这套书都是不可或缺的。

评分☆☆☆☆☆

这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增补版》，简直是为我这种“细节控”量身定做的！我一直认为，真正理解一个人，必须从他的点滴生活入手。而这套书，正是将胡适先生一生中的大小事件，从出生啼哭到晚年回首，都一一镌刻下来。我特别喜欢它在年谱条目之外，还附带了大量的原始材料和研究者的考证。这让我在阅读的过程中，不仅能了解到“发生了什么”，更能理解“为什么会发生”以及“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例如，书中关于胡适先生在不同时期所写的文章、所发表的言论，都进行了详细的注解和背景介绍，这使得我能够更准确地把握他思想的演变过程。有时候，我会花很多时间去对比不同版本的年谱，而这套“增补版”无疑是集大成者，它弥补了许多以往研究的不足。对于那些想要深入研究胡适先生的思想体系，或者对民国时期历史细节感兴趣的读者来说，这套书绝对是必入之选。

评分☆☆☆☆☆

拿到这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增补版》，我第一反应就是它的厚重感。这11册书，光是摆在那里就散发着一股浓浓的学术气息。我是一个对历史人物传记特别感兴趣的读者，而胡适先生无疑是我一直以来关注的焦点之一。这套书最打动我的地方在于它的“长编”和“增补”。它不仅仅是简单的生平记录，更是对胡适先生一生所经历的重大事件、所参与的社会运动、所提出的学术观点进行了极其细致的编年叙述。我喜欢在阅读中去体会他与时代同频共振的过程，看他如何在新旧思想的夹缝中求索，如何用他的笔和他的思想去影响一代人。书中的许多细节，比如他与家人的通信、他与朋友的交往、他在不同场合的演讲，都让我觉得他不再是一个遥远的符号，而是一个鲜活的、有血有肉的人。这套书让我更清晰地看到了胡适先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让我思考在当今社会，我们应如何继承和发展他的思想遗产。

评分☆☆☆☆☆

终于捧着这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增补版》回家，沉甸甸的，不仅仅是书的重量，更是知识和历史的分量。作为胡适先生的忠实读者，我一直对他的生平事迹和思想轨迹充满了好奇，而这套书无疑是我深入了解这位“新文化运动旗手”最宝贵的财富。从翻开第一页起，我就被卷入了一个生动鲜活的胡适的世界。书中对先生早年的求学经历、留美岁月、回国后的教育事业以及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种种探索，都进行了极为详尽的梳理。每一条年谱条目都仿佛是一扇窗，让我得以窥见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以及胡适先生如何在时代的洪流中坚持自己的学术理想和人格操守。我尤其喜欢书中关于他与陈独秀、鲁迅等同期思想家论战的细节描述，那不仅仅是学术观点的碰撞，更是时代精神的缩影。读完后，我感觉自己像是与胡适先生进行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对他的思想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有了更切身的体会。这套书的价值，远不止于一份年谱，它是一部鲜活的中国近代史，一本触动人心的思想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