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侦探:解读历史就像阅读推理小说,带你踏查文明起源,思辨炎黄子孙、大禹治水是否神话传说?(上、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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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新资料●新观点新方法
历史课本没有告诉你的事

  ★甲骨文不是最早的文字?毛笔字才是?
  ★「中原」在哪里?为什么华人自称「炎黄子孙」?
  ★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先生,「家」在何方?
  ★为什么夏商周三代王朝更迭如此相像?
  ★世界最早的人类文明在长江?

  所有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都反覆探询着:「我们是谁?从何而来?将往哪里去?」本书从此提问出发,前往找寻人类文明的起源,用类剧本的讨论实录及田野调查笔记的形式,借大学课堂的实况重现,还原探索知识、求取解答的过程。透过作者团队间彼此的思辩攻讦、新旧考古发掘资料,与前辈史家、历史学派、考古团队对话,在巨人的肩膀上翻转成见,建立起崭新的观察、方法与发现。

  考古与侦探,泛指「考察古人」、「考掘古代」的动作和方法,它同样也适用于考察今人、考掘当代等等不同的专业领域。历史课本没说的,《考古侦探》告诉你!
好的,以下是为您创作的一份图书简介,内容不涉及您提到的特定书名及相关主题: --- 《失落的信标:探寻古文明的文明密码》 一部关于人类文明基石的深度探索,一场穿越时空的考古学盛宴。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对遥远过去的认知常常建立在碎片化的叙述和单一的视角之上。然而,历史的真相往往深埋在被时间侵蚀的遗址之下,需要我们用敏锐的观察和严谨的推理去层层剥开。 《失落的信标》带领读者告别教科书式的陈述,深入世界各地的重大考古现场,从美索不达米亚的泥板,到玛雅的丛林神庙,再到丝绸之路上的烽燧遗址,重构那些塑造了人类文明形态的早期社会结构、信仰体系与技术革新。 本书的核心魅力在于,它不仅仅是罗列发现,更是一种方法论的展示。作者以一位资深现场考古学家的视角,向我们揭示了如何从地层学、陶器碎片、墓葬形制中“阅读”出古代社会的心跳与呼吸。我们跟随考察队,亲身经历从最初的勘探定位,到精细的发掘清理,再到跨学科的实验室分析的全过程。读者将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主动的参与者,学习如何运用“考古推理”来还原历史的完整面貌。 文明的源头:重访关键节点 本书的叙事线索围绕人类历史上几个关键的文明转型期展开: 第一部分:农业革命与定居的黎明。我们考察了新月沃地的早期村落,探究了从狩猎采集到农耕定居的艰难转变。这不仅仅是关于种植技术的变化,更是关于社会契约、私有观念和早期阶层分化的萌芽。作者细致分析了特定时期内粮食储存结构的变化,如何直接映射出权力中心的出现。我们审视了欧亚大陆不同地域独立发展出的灌溉系统,它们如何成为早期国家诞生的物质基础。 第二部分:城市的崛起与书写的诞生。从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早期城邦,到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本书聚焦于复杂社会如何组织自身。重点探讨了书写系统的起源——这不是偶然的灵感迸发,而是源于复杂的经济管理和神权体系的需要。通过对楔形文字泥板的解读,我们看到了早期法律条文、贸易契约,甚至是个人的抱怨信,这些“日常的文本”比宏大的史诗更能揭示那个时代的真实生活面貌。 第三部分:信仰的塑形与宇宙观的构建。人类如何理解生死、秩序与混沌?本书深入分析了巨石阵、金字塔等纪念性建筑背后的天文学知识和宗教信仰。我们讨论了从萨满教到多神教的演变,以及这些信仰如何在不同地域催生出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仪式行为。书中特别呈现了对几处重要墓葬群的详细剖析,从中解读出古代社会对“永恒”的理解和对死后世界的想象。 第四部分:技术的飞跃与全球的交汇。本书的后半部分关注于材料科学与冶金术对文明进程的推动作用。从新石器时代的骨器、玉器,到青铜时代的合金配比,再到铁器时代带来的军事与农业革命。我们追踪了不同文明间技术知识的传播路径——技术是如何跨越山脉和海洋,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强大力量的。特别对“技术滞后地带”与“技术前沿地带”的对比分析,引发了对技术传播机制的深入思考。 考古学的思维方式 《失落的信标》的价值在于提供了一种分析问题的框架。它强调“上下文”的重要性:一个陶罐的意义,必须放在它被发现的地层、周围的遗存以及整个遗址的年代序列中去理解。作者通过大量的实例,教导读者如何警惕“文化精英主义”的偏见,尊重每一个被遗忘的角落所讲述的真实历史。 本书的配图详尽,包含大量专业测绘图、文物照片和三维复原图,力求为读者构建一个立体、可感知的古代世界。 这是一本献给所有对人类共同起源抱有好奇心的读者、历史爱好者、以及渴望理解当下世界深层逻辑的探索者的必备读物。它证明了,每一块石头,每一次挖掘,都是与过去时代的一次真诚对话。阅读它,就像手持一把能够穿透时间迷雾的探照灯,照亮我们文明旅程中那些被遗忘的关键路标。 ---

著者信息

主编简介

郭静云


  俄罗斯国家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博士,现为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中国上古史(考古、艺术、出土文献、古文字、思想)。曾获中正大学青年学者奖、国家科学委员会奖励大专校院特殊优秀人才等荣誉。

郭立新

  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硕士、博士,现为广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华南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教学中心主任,曾任中国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广州市文物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考古发掘领队等。

范梓浩

  中正大学博士候选人,主要研究方向为新石器至青铜时代考古。

图书目录

代序 
出场人物 
序幕

上幕 校园遇见「席明纳」先生
第一场 导论课:怎样学历史? 
第二场 展开时空旅行的地图
第三场 农业与上古文明 
第四场 国家诞生的曙光:城头山城址
第五场 世界史视野的跨文明讨论 
第六场 以云梦泽为中心的联合城邦 
第七场 微观与宏观,重新发现澧阳平原聚落 
第八场 从「玄鸟崇拜」谈起盘龙城文化的诸多疑点 
第九场 寻找文字记录 

下幕 田野考察日记
8月1日 终于接触到文物了!
8月2日 独特青铜器的神秘故乡
8月3日 爬山和学汉礼
8月4日 在万年的时空交错中讨论湖南
8月5日 湖潭间的岳阳
8月6日 访新石器到青铜早期的千年遗址
8月7日 水稻养出来的文明
8月8日 野外万年旅行
8月9日 山垭之路
8月10日 山麓祭坛之谜
8月11日 九嶷之路与发掘现场
8月12日 南岭湘粤通道
拾贝记
致谢

图书序言

代序

构建中国远古历史的新视角
郭伟民/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湖南作为中国南方地区的一个省份,清康熙三年(西元1664年)才从湖广布政使司分离而单独建置。在先秦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架构中,湖南乃是国家的边陲,所谓「上古以之要服,中古渐尔羁縻」是其真实写照。文献史料对于上古湖南只有极为零星的记载;传世文献中,战国时期的湖南一直作为南楚之地,而有「夷越」、「黔中」、「洞庭」、「苍梧」等指称,屈原的一些作品也大致与湖南地域有关。考古出土的战国文献中,包山简有提到「长沙公」、「益阳公」、「霝阳」的史迹;鄂君启节的铭文中也有提到湖南的一些地名,这应该是先秦文献中关于湖南历史地理的最早记录。秦汉帝国的建立,湖南完成了从边陲到内陆的角色转变,有关湖南的记载渐渐多了起来,这得益于西汉长沙国的建立,历史文献如《史记》、《汉书》有不少关于长沙国的记述。

  不过,这些文献史料中,湖南总被视为「江南卑湿」之地,其文化和文明化程度较低,是以中原文明为中心并深受影响的落后地区。这些记载并非虚言,从秦汉至宋元的千百年间,湖南的确没有多少突出的表现。地理上的中部偏南,註定了它无法成为帝国政治的中心;生业上的饭稻羹鱼,也註定了它无法成为帝国经济的主体。得力于湖区的围垦,才使得洞庭湖平原在明朝成为天下粮仓,方有「湖广熟,天下足」的美谚。也因这个前提,湖湘一方在明清以后,才成为中国政治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

  不难看出,上面这段阐述,其视角仍是以中原中心观为前提的。这不是假设,而是中国有文字以来历史发展的真实状况。所谓有文字,是指殷墟甲骨文,殷墟所在的殷商王朝开启了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这个历史的舞台在中原,数千年来的「中国」,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架构中一脉相承。

  但是,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历史远比殷商要早,构建中国历史的传统远在甲骨文发现之前就开始了。这个传统的要义就是,以中原为中心的五帝与夏商周三代作为历史传承。而且甲骨文的发现还没有动摇这个传统。

  那么,这个夏商周乃至更早的「中国」,到底是不是传统史观所描述的那样,一直以中原为中心?黄河流域是否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唯一「摇篮」?这个传统的史观,在现代学术面前,是否不可动摇?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在哪门学科上取得突破?这些都是今天在「说中国」这个大课题时,必须回答的问题。*

  「说中国」与「说湖南」并不矛盾,当今中国,是湖南的中国、中原的中国,也是亚洲的中国和世界的中国,湖南则是中国的湖南。但是,倘若历史回溯至宋代,湖南只是宋朝的湖南,却不是辽金王朝的湖南。再回溯2000年,湖南显然也不是商周王朝的湖南,而可能只是拥有人面鼎、四羊尊那个炭河里青铜古国的湖南,而且这个青铜古国也没有现在湖南这么大的地盘。然后,再回溯2000年,到了距今5000年左右,湖南是谁的湖南,就更加说不清楚了。

  要回答这些问题,文献学已起不了作用,唯一的途径就是考古学。文物是历史的见证,特别是闻所未闻之历史的见证,只有考古学才能发现没有文字以前的文物,也唯有考古学才能对这些文物加以释读。因此,中华五千年文明,实则有很长一段是需要考古学来构建的。

  考古发现的湖南远古文化和中国史前文化,是否也印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均出自「中原华夏」这个中心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考察距今5000 年前后是否存在一个「中原中心」。

  距今5000年前后,中原地区正值仰韶文化晚期,考古工作发现和发掘了这个时期的不少遗址,如山西垣曲古城东关、河津固镇,河南陕县庙底沟、渑池仰韶、孟津妯娌、郑州西山、大河村、禹县谷水河等遗址中均有这个时期的遗址。西山遗址揭示了仰韶文化文化晚期的城址,该城大致呈不规则圆形,直径约200公尺,城墙以内现存面积19000平方公尺,如果将壕沟算上,总面积约34500平方公尺。这里发现了大型夯土建筑,此建筑的北侧还有一处面积达数百平方公尺的广场,此外还在城内西北发现了数量众多的窖穴,推测是仓窖区的所在。城内和城外还发现了两处墓地。大河村遗址发现不少木骨泥墙房子,房屋有主次之分,分成若干排,每排可能为一个家族所有,若干家族组成聚落社会的家族公社。妯娌墓地的墓葬排列整齐,最大的M50有二层台,墓室以圆木封盖,棺内壁及棺底涂朱砂,墓主人臂戴象牙箍,似乎在整个墓地中具有特殊地位。这大致是目前中原地区所见的距今5000年前后聚落社会的基本状况。

  同时代中原以外的地区则分佈着诸多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如山东的大汶口文化、辽西的红山文化、江浙沪环太湖的良渚文化,这些文化所展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复杂及先进程度毫不逊色于中原,甚至都比仰韶文化晚期高出很多。如同处黄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在与中原的交往中就佔据主动地位,中原腹地的遗址往往发现不少大汶口文化的因素,有学者甚至认为西山古城的出现就是为了抵御大汶口文化的入侵而修建;红山文化的社会已经出现了「一人独尊」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的背后是极度分化的社会等级和权力;东南地区的良渚文化更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张忠培先生从墓地研究入手,推断良渚文化早期社会已经跨入了文明时代的门槛,并认为良渚社会政权的性质是神王国家,也可称之为政教合一的国家。

  距今5000年前后的长江中游地区是高度发达的屈家岭文化,这个文化发现了系列城址,据统计已经达到17座,面积大多在十至数十万之间,石家河城址达120万平方公尺,超过西山城址面积的30 倍,这些城址中考古发掘工作做得较为深入的是澧县城头山和天门石家河,田野工作的结果表明,屈家岭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已经在文化上完全整合,并形成了某种形式的经济—文化共同体,在意识形态上也具有统一性,或许具有了政治上的某种联盟。虽然对这些城址的认识还需要长期的考古工作,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距今5000年前后,还没有哪个地区像长江中游一样拥有数量如此众多的城址,这充分说明长江中游在那个时期的社会发展水平同其他地区相比一点也不落后,在与中原文化的对垒中也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中原文明化进程的时间实际上要晚于周边,中华五千年文明是多元文明汇集的结果,如红山、良渚、石家河,包括后来的石峁、陶寺等,都是构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源头。一系列考古证据均表明,中国史前文化和文明化的过程实则是多元的,是满天星斗般的。

  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的诸城,根植于本地悠久的传统文化基础之上。长江中游的史前文化具有较为完整、连续稳定的进程,这个进程大致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奠基了。澧阳平原旧石器文化的「澧水类群」向新石器早期文化的过渡目前也有线索可寻,考古工作者找到了新旧石器在形态和技术上的连续性,也发现了早期陶器发生阶段的遗址,其年代距今超过10000年,大约从这个时候开始,以澧阳平原为中心的洞庭湖一带进入到了新石器时代,并陆续发展出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皂市下层文化、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后石家河文化,这些文化的发展连续稳定,虽谱系有殊,但序列清楚。

  与此同时,在平原外围的山区,沿湘、资、沅、澧的河谷地带也有了人类的活动。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新石器考古学文化是高庙文化,这个文化最先发生于沅水中游,是崇山峻岭所在,分佈着一些小型的河谷盆地,遗址就发现于此。这个文化的人们以渔猎经济为主导,或也从事採集活动,但不务农事。他们创造了极为丰富的陶器装饰艺术,陶器纹饰上的刻画和戳印纹丰富多彩,其表达的精神观念影响深远。自上个世纪末叶以来,湖南史前的一些重大考古发现,不断冲击着学术界已有的认知,如道县玉蟾岩发现了最早的水稻;高庙文化蕴含了中国远古意识形态领域的精髓;汤家岗文化的白陶独步天下并影响南中国广大的地域;澧县城头山发现中国最早的城址。这一切表明,饭稻羹鱼的洞庭湖及其周边地区在遥远的新石器时代不仅不是化外荒蛮之地,还是文化发展非常先进的地区。

  关于这个地区文化与社会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的原因,有不少学者已经做过认真的研究。显然,湖南洞庭湖平原新石器文化的发生与发展,与稻作农业的出现及发达密切相关,也与这里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古老的水土滋生了古老的文化,孕育着这块土地的人们。我们还发现,湖南的历史几乎从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地域与文化的区域性差异,平原地区的人们从事稻作农业,在稻作、农事、灌溉、水利工程、社群关系方面就比山区河谷地带要复杂得多,而山区因为特定的环境和经济形态,也发展出自身独特的文化。八千年前的八十垱遗址那种环壕聚落或许与后来的垸田农家一脉相承,高庙陶器纹饰的意蕴或许与屈原的〈山鬼〉和近世的傩面有异曲同工之妙。新石器时代湖南地区一条重要的文化分界线即是以「雪峰山东脉资阳―赤山―沅江」一线作为东西分水岭,后来竟成了沅、澧二水所在的武陵与湘、资二水所在的长沙持续千年的湖南郡级政区的分野。此外还有更为惊人的吻合,在语言方面目前这也是西南官话和湘语方言区的分界线。

  以往考古成果表明,湖南的文化有着古老的传统。当然,不可否认这个传统并非单线发展和直线前进,文化有高潮,也有低潮,传统既连续,也曾有更替。新石器时代以后,有一段时间湖南的发展线索就较为模煳,比如距今4000年以降至战国晚期,湖南的文化谱系就不太清楚,这个时间长达1700年左右,被称为湖南的「原史时代(Protohistory)」。但是,不太清楚并不能代表没有,六十年前湖南史前文化没有发现,不能说明湖南史前是一片空白。考古发现有个过程,需要长时期的工作,也需要学术上的奋力探索。目前湖南原史时代也有不少重要考古发现,先有石门皂市遗址,后有岳阳铜鼓山遗址、费家河遗址,再有望城高砂嵴遗址和宁乡炭河里遗址,都进行了颇具成果的考古工作,澧水流域和湘江中下游的文化序列也大致建立起来。与此同时,在近年的田野工作中,还发现了石家河文化向「商周遗址」过渡的迹象,这一线索非常重要,既是回答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的归属问题,也是回应以盘龙城为代表的文化在两湖地区的传播问题,对于解决江汉与中原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证据。

  我们欣喜地看到,以郭静云和郭立新教授为代表的团队,已经走在前面了。《考古侦探:解读历史就像阅读推理小说,带你踏查文明起源,思辨炎黄子孙、大禹治水是否神话传说?》就是一次很好的实践,这样的实践实则是大学阶段人才培养的一种可贵尝试。一个人的成长,是从咿呀学语开始的,在大学,学生以接受知识、训练方法、掌握技能为求学受业之要旨,好的目标和计划是成功的关键。作为一个教学改进计画,本书无疑有着充分的准备和精细的设计,资料的收集、观点的评述、课堂的交流都很到位,这竟是整个学期的课程!然后是实地考察、亲历一线、现场观摩、与当地业务人员交流互动,经历着一个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过程。最后形成学术成果,这样的成果无疑是极有价值的。现在呈现出来的这本书,完整地记录了这个专题研究案的始终,其内容生动活泼又严肃认真;既直面当前的学术重点,又将学理和知识蕴含其中。这个专案凝聚着老师的心血,体现了老师对学生倾囊相授、无私奉献的精神。

  将一个专案聚焦于某一个地域的某一个时期,但又不局限于特定的时空,见微知着、纵横捭阖,充分表达了专案设计者的独妙匠心。针对湖南的地理位置和环境,课堂还特地从环境变迁入手讨论稻作农业发生的动因,以了解地理环境对一个区域文化与社会发展的作用。课堂上,同学和老师毫无拘束的谈话,时常擦出思想的火花。静云教授独特的视野也从这本书中得到充分体现,她强调考古学和文献史学结合的重要,指出做史前和先秦考古要有文献学的训练,要学会从文献资料中挖掘出与考古资料相印证的内容或结构,而不是生搬硬套地将考古资料与古史传说「对号入座」。她敏锐地观察到了城头山遗址出土的大溪文化四期与屈家岭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并认为大溪四期后再也没有「从一种文化转变为另一种文化」的突出体现,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比如,考古学文化与陶器的关联性、考古学文化与其背后族群的关系等等。众所周知,以陶器论文化或许是传统考古学的一大精要,但是陶器并不能等同于考古学文化,陶器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很迅速地通过型式分析来完成时空框架的构建,但陶器型式只能告诉你陶器所发生的变化,不能回答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考古是通过实物来认识过去的,考古的实物却不仅仅是陶器,陶器研究也不仅仅是型式分析。而在另外的特定条件下,比如历史时期的考古,就无需再通过陶器来构建考古学文化。正因为这样,立新教授强调了在进行跨地区、跨文化的陶器对比时,要特别注意年代问题,他梳理考古学文化及相关碳十四测年数据,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正因为有这样的基础,于是他与静云教授一同致力于该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研究便更水到渠成,很快就有成果体现。

  在他们构建的夏商历史图景中,「江河中原」和「江汉夏商」是一种全新的视角,这样的视角是建立在对「中原地区」夏商文化脉络考察的基础之上,他们发现了二里岗与殷墟之间文化的差异,为了研究这个问题,继而将眼光转向江汉地区,致力于探讨盘龙城文化的江汉传统,寻找根植于本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基因。由盘龙城到石家河,然后由石家河到城头山,再由城头山到彭头山,找到了从洞庭到江汉之间的历史脉络,以及这个脉络与早期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是一次探寻中国文明化进程的大胆尝试,是对已有学术认知的全面颠覆。固然,他们的学术理念、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易于传统,其结论也只是一家之说。不过,学术探索并无陈规,多元视角或许更能别开生面。史前文化的特殊性、理论方法的特殊性和研究主体的特殊性,决定了追寻过去将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谁也不敢说自己全然掌握了客观真理,无数学人的学术探寻终究只是无限接近真理的一种方式或一个步骤。

  这次湖南之行不是短短十多天的参观考察,而是一次精心准备的学术之旅,是一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田野之行。在本书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新视角的湖南远古时代,看到了从湖南孕育出来的长江中游史前连城网路,看到了山地族群高庙人的祭祀典礼,也看到了炭河里大禾方鼎人面所代表的神巫景观,这些都给人新鲜的感觉,也给我们长期从事田野考古的一线人员不少启示。

  我与这支团队接触后,感受到其学术氛围的浓厚,学生们思维的活跃。赵柏熹、邱诗萤、范梓浩等同学都写出了优质的硕士论文,相信这次湖南之行将是他们学术人生中一段美好的经历。

  祝愿静云、立新教授学术之树常青;祝愿年轻的学子考古探求之路越走越好!

  * 【编按】所谓「说中国」,用典自历史学家许倬云的专书《说中国》,此书旨在定义,中国是什么、源自于何、在历史中如何形成与流变。参见简体版,《说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5月;或可见繁体版,书名为《华夏论述》,天下文化,2015 年3月。

图书试读

第一场 导论课:怎样学历史?
 
放弃填鸭式教育吧!
◎小鸟要学会自己在天空飞翔
 
静云老师:在今天这堂导论课上,我准备向各位同学介绍一下关于湖南上古文化考察计画的一些想法。作为老师,传道、授业始终是最重要的一环。因此,我们一直都在探索一种课堂模式,既能使大学生切实地学到知识,又能使研究生学会独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让大家重新了解:历史并不是解剖尸体,也不是简单地给残破的古物分类这类无趣且枯燥的学科,而是一种复原古人生活,通达古今精神之变,借助穿越时空的对话,来扩展今人生命的学问。
 
在反覆思考和实践之下,我们找到了一些新的思路,并尝试设计一种新型态的课堂模式。今年,在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刘志伟教授以及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郭伟民所长的支持下,我们筹划了此次考察计画,这也算是新型课堂模式的一次尝试。
 
大学教育,理应拾回「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而不是做无用的机械式填鸭。我所理解的大学教育,其目的不应该是让年轻人背诵常识,把标准答案塞入脑中,要求学生盲目跟着大师走,而是让学生们学会独立思考,能以自己的能力发现问题、判断问题,并解决问题。尤其是在人文学科中,我们所学习和探究的终极关怀并没有可背诵的标准答案。因此,人文学科需要不断地怀疑、思考、推断、讨论,以求深入地了解人生的难题。我最喜欢的是不怕跟我辩论的学生,因为这种学生有自己的思路,所以有时候会让我发现新的问题。
 
老师也是人,所以也会有误解。因此,大家不要怕怀疑,也不要把自己的怀疑藏在心里,直接说出来,我们一起找解决方案。
 
二十世纪美国心理学家和发明家斯金纳(B.F. Skinner)曾经说过一句话:「当学过的东西全忘掉了之后,剩下的就是教育的本质。」虽然这句话被广为引用并成为名言,但却几乎没有落实在现今实际的教育活动中。人若忘记课堂上学习的知识、资讯和公式后,还剩下什么?我会回答:剩下的是善于观察的眼睛,时刻保持思考的心,以及不轻信一切的态度,而且能够发现世间的矛盾与问题。但是,如果大学课堂只能让学生不停地积累资料、死背所谓的「常识」、囫囵吞枣地学习,却从未产生一丝怀疑,这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教育的意义。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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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叙事方式简直太吸引人了!作者把考古学描绘得就像一场精彩的侦探推理剧,让我完全沉浸其中。他不会直接告诉你答案,而是带着你一起走进一个个考古现场,从发掘出的文物、遗址中寻找线索,然后一步步地分析、推论。这种“沉浸式”的阅读体验,让我觉得历史不再遥远,而是触手可及,充满了未知与探索的乐趣。 书中对于“文明起源”的探讨,也非常的有深度。作者并没有只关注一个点,而是放眼全球,比较不同地区文明的出现和发展。他通过对各种考古证据的分析,展现了人类社会是如何从分散走向聚集,从简单走向复杂。特别是关于早期社会结构的形成,作者引用了大量研究成果,说明了城市、国家等概念是如何逐渐演变而来的,这让我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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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叙述方式非常独特,作者将考古学和侦探小说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让我仿佛变成了一位历史侦探,跟随作者一起解开一个个古老的谜团。从发掘出的器物、遗址,到文献中的记载,作者都仔细考量,并通过严谨的逻辑分析,带领我们一步步接近真相。这种“跟着作者一起破案”的感觉,让我在阅读的过程中充满了好奇心和成就感。 尤其是在探讨“文明起源”的部分,作者并没有给出单一的答案,而是呈现了多种可能性和不同的学术观点。他通过对不同地区考古发现的比较,展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的过程。特别是关于早期文字的出现和传播,作者引用了多种考古证据,说明了文字的出现是如何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的,这让我对人类智慧的伟大充满了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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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这本书,我对“炎黄子孙”这一概念有了全新的认识。作者没有回避其中的神话色彩,反而以一种审慎而批判的态度,深入剖析了这些传说背后的历史渊源和文化意义。他引用了大量古籍文献,并结合考古证据,试图在神话与史实之间找到一个可能的契合点。这种研究方法非常令人信服,它不像有些书籍那样将神话完全否定,也不像另一些书籍那样不加辨别的全盘接受,而是通过严密的逻辑和扎实的证据,引导读者自行判断。 书中对“大禹治水”的解读更是精彩绝伦。与其说它是一则神话,不如说它是一个集体记忆的象征,反映了古代先民在面对自然灾害时顽强不屈的精神以及对社会秩序构建的初步探索。作者从地理学、水利工程学的角度,分析了古代黄河流域的地貌变化和治水过程可能面临的挑战,同时又强调了“大禹治水”故事在凝聚民族认同、确立统治合法性方面的作用。这种多角度的审视,让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也让我对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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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最大的魅力在于它将考古学变成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推理故事”。作者的笔触仿佛一位经验老道的侦探,他不会直接给出结论,而是通过一步步的现场考察、证据分析,引导读者自行推断。这种叙事方式让我非常受用,我不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主动地参与到历史的探究中来,感觉自己就像一位在历史现场的助手,与作者一起寻找线索,拼凑真相。 书中对文明起源的探讨,也充满了探索精神。作者不仅仅局限于某个区域或某个时期的文明,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范围,考察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他通过对早期人类迁徙、技术传播、文化融合等方面的分析,展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特别是关于早期农业的起源和发展,作者引用了大量考古证据,说明了农业的出现是如何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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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开篇就抓住了我的眼球,它将考古学与侦探小说的叙事手法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让我瞬间觉得历史不再是枯燥的年代和事件堆砌,而是充满了未知与线索的谜团。作者没有直接抛出结论,而是像一位经验丰富的侦探,带领读者一步步深入考古现场,从发掘出的器物、遗址、骨骸中寻找蛛丝马迹。这种“现场感”的营造非常成功,我仿佛能听到挖掘工具触碰到泥土的声音,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的尘土气息,甚至能想象出古人当时的生存状态。 尤其是关于“文明起源”的探讨,作者并没有简单地重复教科书上的陈述,而是引入了许多最新的考古发现和前沿的科学研究成果。比如,在讨论早期人类的迁徙和定居时,书中详细介绍了DNA测序技术如何帮助我们追溯祖先的足迹,以及碳十四测年法如何为我们确定遗址的年代提供依据。这些科学方法的阐释,既严谨又不失趣味性,让我这个对科学不太了解的读者也能津津有味地读下去。书中对于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文明交融的描写也特别有意思,它展示了人类社会是如何在不断的交流与碰撞中发展壮大的,这比单一的线性叙事更加生动和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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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对“炎黄子孙”这个称谓感到有些模糊,总觉得它既有历史感,又带着些许神秘色彩。这本书就很好地解答了我的疑惑。作者并没有将炎帝和黄帝的故事简单地视为历史事实,而是深入探讨了这些传说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意义。他分析了这些传说如何塑造了民族认同,如何成为凝聚力的象征,并且结合考古学上的一些发现,来尝试解释这些传说可能存在的现实基础。 更令人着迷的是关于“大禹治水”的章节。作者没有把这仅仅当作一个治水的事件来讲述,而是从多个层面进行了深入的解读。他探讨了古代黄河流域的水患情况,分析了当时可能采取的治水技术,并着重阐述了“大禹治水”的故事在古代政治、社会结构形成中的作用。这种从自然现象到政治象征的延伸,让我看到了历史事件的多重维度,也理解了为何一个关于治水的故事能够流传千古,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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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炎黄子孙”这一概念,我一直抱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这本书以一种非常引人入胜的方式,带领我走进了中华民族早期历史的探寻之旅。作者没有简单地讲述神话故事,而是通过对大量考古发现的解读,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更加真实、更加多元的文明起源图景。他鼓励读者用批判性的眼光去审视历史,去思考传说背后的意义。 更让我惊叹的是书中对“大禹治水”的解读。作者将这一耳熟能详的故事,置于一个宏大的历史与地理背景下进行分析。他探讨了古代黄河流域的水患情况,分析了当时人们可能采取的治水策略,并着重阐述了“大禹治水”的传说在中华民族早期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种将历史事件、地理环境、文化象征融为一体的解读方式,让我对中华文明的形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更加理解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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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这本书,我对“炎黄子孙”的理解不再停留在书本上的概念,而是有了更深的感悟。作者巧妙地将传说与考古发现结合,展现了中华民族早期历史的复杂性与多元性。他并没有强行将传说“神化”或“祛魅”,而是以一种开放的态度,引导读者去思考这些传说背后可能蕴含的真实信息,以及它们在民族文化形成中的重要作用。 关于“大禹治水”的解读,更是让我眼前一亮。作者不仅仅讲述了一个治水的故事,更是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分析。他探讨了古代黄河流域的地理环境,分析了当时社会可能面临的挑战,并揭示了“大禹治水”的传说如何成为了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克服困难的精神象征。这种多维度的解读,让一个看似古老的故事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也让我更加理解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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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充满好奇,特别是关于“炎黄子孙”的说法,总觉得其中蕴含着很多未解之谜。这本书就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将考古学的严谨与故事叙述的魅力相结合,带我走进了一个探寻真相的旅程。作者没有简单地重复已有的说法,而是通过对大量考古发现的细致解读,为我展现了一个更加立体和多元的文明起源图景。 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书中对“大禹治水”的分析。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它归为神话,而是从地理、环境、社会等多个角度进行深入探讨。他分析了古代黄河流域的水文特征,推测了当时可能的治水技术,并揭示了这个故事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种将传说与现实相结合的解读方式,让我对中华民族的早期历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感受到了古人面对自然挑战的智慧与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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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点,是它对考古发现的解读方式。作者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侦探,他不会直接给出答案,而是带领我们一步步抽丝剥茧,从看似普通的石器、陶片、墓葬中发现隐藏的秘密。他会分析器物的形制、纹饰,推测其用途和制作工艺,还会对比不同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寻找它们之间的联系和演变。这种“跟着侦探破案”的过程,极大地激发了我的好奇心和参与感,我仿佛置身于考古现场,与作者一起探索历史的真相。 书中对于文明起源的讨论,也并非简单的线性发展论。作者展示了不同区域文明发展的多样性和独立性,以及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影响和借鉴。他通过对早期农业、城市化进程、社会分工等方面的细致分析,勾勒出了人类社会从分散走向集结,从简单走向复杂的演进轨迹。特别是关于早期文字的出现和传播,作者引用了多种证据,展示了不同文明在信息记录和交流方式上的探索,这让我看到了人类智慧的闪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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