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第I部　重力
 
第1章  過勞的人
「人們每分每秒都在工作」——安迪．沃荷
 
第2章  懶散的人
「好雄偉的肉堆啊！」——奧森．威爾斯
 
第II部　反重力
 
第3章  做白日夢的人
「我居住在可能裡」——艾蜜莉．狄金生
　　
第4章　遊手好閒的人
「耐受煩悶」——大衛．佛斯特．華萊士
 
結論
 
註釋
參考文獻
謝辭
授權說明
 

導論（節錄）

　　從事心理分析師這十多年來，我總是在上班之前就開工，下班之後才收尾，在人家都不用工作的時候工作。這往往表示從令人陷入恐懼的清晨時分，到陷入筋疲力盡的深夜時段。而會來找我的人，則通常都是從辦公室、自家工作或育兒事務中偷偷挪出一個小時前來。

　　晤談時段的每個階段總是充斥著我這些個案對工作的不滿，會聽到他們各種故事與對工作生活的抱怨，或者是來自手機震動聲的暗示（「抱歉，大概是公司打來的」），彷彿是我的個案想要讓我知道，即使在這理應受到保護的空間裡，他們還是會被這些命令緊逼追殺一樣。

　　這當然會讓我對現代工作生活形成一種片面甚至誇大的印象，認為那種生活就是充滿了壓力、消蝕、疲憊與不適，時而覺得不滿足、無意義，覺得工作不僅枯燥乏味而且空洞無比，除了工作本身之外，就再也沒有任何更崇高的指引目標了。

　　心理諮商室這場所有個絕佳優勢，可以看見個人問題的驚人規模，發現問題是如何地橫亙在現在的生活裡。充棟汗牛的書籍文獻在在表明我們這個時代正面臨了一場關於工作的社會、經濟、政治危機。過勞只不過是最顯眼的症狀之一，僧多粥少也是其中一例。整個勞動市場，包括製造業（車輛及電腦改由機器組裝）、銷售業（店鋪完全由電腦取代傳統店員）、運輸業（自動駕駛汽車與火車）等，全都看得見或正在經歷即將全面自動化的巨大轉變。仰賴認知與智力的「高階」工作也不能倖免——人工智能終將接手許多我們以往認為專屬人類的職業，從行銷到投資財管，從草擬法律合同到教授數學，各行各業無一可免。

　　勞動市場的萎縮不僅會衝擊到有工作的人，就連沒就業的人也同樣受波及。求職競爭會促成薪資降低，但是對工作效率與投入的要求卻與日俱增。如果我們出包砸鍋，隨時有一大批人等著取代我們的位置，這又再度強化了工作的壓力，更封鎖了逃脫的出路，只會激起受辱、絕望和困頓等感受。有許多人都為了過上尚稱體面的生活，甚至是只為了勉強餬口而不斷拚搏，到頭來卻發現我們自己拚命的追逐，只落得身陷壓力十足又毫無成就感的工作之中。

　　這場即將來襲的工作危機也促使不少「後工作」（post-work）思想家與作家組成一片鬆散的網絡，倡言沒有工作的未來世界在經濟、社會與政治方面的各種結果。提供每個人維生所需，不需考校任何能力即可獲得薪資的「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這個概念不僅在基進社會政治的小團體內風行，連主流社會也開始支持，成了後工作時代各項政策與思辨論題的主幹。

　　但是有很多後工作思想家主張：後工作時代的未來所帶來的不只是政治和實用方面的問題，還觸及了我們的生存意義問題。在那個世界裡，工作已經不再佔據能逼迫我們追問人生意義何在的地位了。要是不工作，人生究竟還有什麼值得留戀的？假如我們不是為了工作而活的存有者，那我們又是什麼？

　　這本書就是我數年來對這個問題的閱讀及思索的成果。我從小時候起，就一直搞不懂工作的價值為什麼會是生活的首要意義和目標。我之所以沒有走上法律、會計、財金、商管、公共行政或其他任何令人稱羨的中產階級專業，除了我恐怕深深欠缺那些相關才幹之外，就是因為這些職業似乎都預設了工作本身就是其證成理由的這種想法。對我來說，專職生活就是充滿了該盡的義務，而且不是因為這些事情很振奮人心或能樂在其中，而是因為這些事就僅僅是這份工作的責任罷了。在我看來，長成否定自己的大人就是工作的真面目，也是我之所以避之唯恐不及的緣故。

　　我小時候到青少年時期的卡通英雄——史努比、布袋貓（Bagpuss）、加菲貓、荷馬．辛普森，還有後來真人版演出的勒保斯基（Lebowski）——他們就是我腦海裡對我家人與老師天天灌輸的生產力和人生目標的反對聲浪。他們讓我有理由相信窗戶外頭永遠比黑板上的東西有趣，讓我相信沒有多少老師的課程能比我的白日夢更迷人。

　　過了好幾年，隨著成人時期逼近，做白日夢的誘惑終究要面臨謀生鐵律的挑戰。從本書後續的章節裡就能看出我設法調和了文學創作與心理分析這兩條路；這兩項天職呼召都誠摯接納了對於生產活動的抗拒，能夠讓我在逃避外在現實的要求下得以餬口過活。

　　但是文藝與心理分析除了讓我能找到堪可忍受的工作，甚至有些樂在其中之外，更重要的是還能幫助我從不同的角度來探問我們這個文化為何那麼看重行動與目的的價值。這本書就是對這項質疑的探究成果。要如何在不工作的情況下生活，是我們這社會愈來愈迫切面臨的難題，是時候問問我們自己，究竟人性的本質是否就只侷限在行動與生產之中，還是另有他處可尋。姑不論從全世界歷史上看，人類事功確實有改天換地之能，我們也汲汲營營於展現這股力量。在現代西方文化中，我們每一天幾乎都在證明自己有多不想去工作。有許多人就算在拚命工作之時，也不免會期盼待會兒可以停下休息，所以即使在最努力工作的日子裡也坐立難安，發呆直視，或是心有旁騖，不時瞧向窗外或電腦視窗。分心通常就是毫無活力的表象，是一種什麼事也沒做的活動，想靜心休息卻沒法真正停下來。這是心不在焉的一種型態，卻往往更容易使人神經衰弱而不是真正獲得休息。

　　我們通常會羞於承認不想工作的這份衝動，或只視為一層偽裝。我們得要因為成就了某些具體、客觀的有用目標才算真正活著，隨手塗鴉或亂哼亂唱不能算數。但要是我們這想法錯了呢？我要論證的，就是主張「不工作」對於我們如何理解自我，至少和「工作」本身同樣重要。

　　這個主張的第一個根據就藏諸我們物理現實的結構之中。牛頓的第一運動定律（也就是慣性定律）指出，除非受到未抵銷的外力作用，否則物體將會動者恆動。隱身在科學家從中世紀以來不斷追尋永恆運動這項使命背後的，就是想要克服這項定律的幻想，希冀能夠永無休止地持續下去。

　　但慣性定律卻是不假辭色。手中丟出去的球會撞到牆上，時鐘的機械裝置會停擺，我們的雙腳也會停止舞動：無論運動中的物體是什麼，無論有沒有生命，不管無比渺小或是碩大無朋，遲早都會有「未抵銷的外力」阻擋它繼續活動下去。

　　在這一方面，我們就和其他物體一樣，只能完全聽憑我們的體重決定。在被迫停下之前，我們就只能跑這麼遠、做這麼多。

　　這就是為什麼小孩子會對輕飄飄的感覺那麼沉迷的解答線索。小孩子喜歡泡泡、氣球，喜歡在半空中晃盪，總夢想著飄在地表上方。他們會覺得重力是偷走這份美夢的小偷。重力會將我們拴在地上，迫使我們必須對抗一道無形的阻力才能移動，使得走路、跑步、游泳都成了難事，更甭提展翅翱翔了。

　　我們逐漸長大、變老，愈來愈不靈活，我們知道了重力是種無可抵擋的鐵則。我們放棄了飄浮飛升，一開始這還只是物理上的目標，最後就連心靈狀態亦復如此。「如坐雲霧」一詞成了逃避俗世現實和要求的孩子氣。雲啊霧的可不會幫我們通過考試、找到好工作哩。

　　但是接納重力法則就意味著要面對重力施加在我們肉體與心靈上的限制。鳥兒之所以讓我們感到驚奇，就在於牠們始終給我們一種毫無疲態的印象。雖然鳥兒在歷經長途飛行之後也不免和其他動物一樣有所損耗，但是他們卻不會崩潰力竭。

　　人類在出生後的大約頭半年裡，都猶若無物般地任人背來抱去，彷彿是坐在轎子上的國王一樣，就連踏到地上還怕玷污了腳。直到開始會爬，小嬰兒才知道自己的重量，但是這拉扯的力道在一開始會因為能夠獨自移動的新鮮感而得到補償。一直要到小孩子了解到自己的體重會是永遠的負擔，這才會成為他怨憤的源頭。等到大人開始鼓勵他自己走到公園去，他就會開始哀求你背著他沉甸甸的身軀，這樣他就不用費勁出力了，而這也往往就是父母親筋疲力盡又滿懷氣憤的原由。

　　小孩子說不想走路，表達的就是他對慣性定律的不滿。而周遭的大人就得教他了解沒有人可以例外，教她學會自己承擔自己的身體、感受和焦慮。

　　弗洛依德（Sigmund Freud）在一九二○年代提出「死之驅力」的假設，這也許可說是他最受人爭議的概念，卻也能當作對於慣性定律的某種心理記錄。死之驅力伴隨的是一份對於完全靜謐的嚮往、一份毀滅性的傾向，以及一種不斷強迫重複傷痛經驗的行為模式。但是這份驅力也彰顯出一項更為根本的真相：人會抗拒活動，而且若不設定某些終點，就沒辦法展開任何活動——就連人生也是如此。

　　弗洛依德經常借鑑於古代神話（最有名的當然就是伊底帕斯的故事了）來驗證他從無意識的精神生活中所發掘出的普遍模式。但他並未訴諸這方式來支持死之驅力之說，不過要是他真的去找，肯定能找到無數例證，尤其是在各種神明譜系或神祇階層的系譜之中特別顯眼突出。在各種神譜中，神明都是某種情緒或存在模態的具體顯現——諸如愛、恨、戰爭、藝術等——也藉此將宇宙的面貌和人的內在生活連結了起來最著名的神話故事，比方說赫西俄德（Hesiod）的《神譜》或印度的《摩訶婆羅多》，都在細談神明狂熱的生育力和戀愛事蹟，詳述祂們的計謀和同脈相殘。但是在神祇階層的最底層，則充塞著一大群毫不搶眼的神仙。在印度的神明體系裡，吉祥天女（Lakshmi）是大神毗濕奴（Vishnu）的造物與配偶，也是福氣、財富、純潔優雅的化身，卻在各方面都受她的姊姊災厄女神折沙他（Jyestha）制衡。折沙他肥胖、邋遢又醜陋，是代表懶散的神祇，從她臃腫下垂的身材看來尤其明白，那副身軀展現出的樣子就是不肯承擔世間事務或做些梳理打扮。

　　相對地，希臘的神明譜系中倒是保留了一片特別豐富多樣的天地宇宙給象徵夜晚、睡眠和懶散的諸神。照赫希俄德的說法，在創造世界之前，原初的混沌（Chaos）先是生出了愛勒伯斯（Erebos，意為「黑暗」）與妮克絲（Nyx，意為「夜晚」）這對夫妻，妮克絲後來又生下修普諾斯（Hypnos），也就是睡眠之神。修普諾斯和象徵閒散與夢幻的女神帕西提亞（Pasithea）一同生下了掌管睡夢國度的三大主宰：默菲烏斯（Morpheus）、佛貝托爾（Phobetor）和梵塔索思（Phantasos），各自掌管睡夢中的變幻無窮、恐怖驚嚇與奇妙幻想這三個領域。負責守衛修普諾斯宮殿的是怠惰女神艾爾吉亞（Aergia），她的名字意思就是「不活動」，是豐滿的大地母神蓋婭（Gaia）與大氣之神以太（Aether）所生。這兩股原初創生力量交融在一起，結果卻創造出了一股反生產的力量，成了全面守護睡眠與閒散的保護者。

　　按照這些說法，世界秩序在創生之時，絕不能不同時也為生命造出一道煞車。弗洛依德認為生之驅力——也就是死之驅力喧囂歡騰的對立面——所追求的就是要攻克這道命定的煞車，拚命想超越身體與心靈的各種界限。生之驅力想要的就是更多更多。生之驅力靠著生殖繁衍與辛勤工作，能讓物種本身不斷新生，也讓新的生命得以維持延續；靠著好奇心、想像力和實際運用，創造出新的領域、觀念、社群、科技與文化。要是真的不受制止，生之驅力大概就會不斷繼續向前推進。

　　弗洛依德說，死之驅力會安靜地隱匿起來，無形地潛入生之驅力裡頭，試圖阻撓生之驅力前進的步伐，這說法可就讓我們想起無論是個人或群體，即使在生命中再怎麼心胸開闊、豪情萬丈的時期，也總有拖沓怠惰的片刻，總會聽見艾爾吉亞或折沙他的溫言軟語：當真？能打擾一下嗎？難道你真的不想躺在床上多休息一會兒？

　　這本書就是要探查我們與這番溫言軟語之間錯綜複雜又撲朔迷離的關係。在當代西方世界裡，我們的生活總是非得緊張兮兮地做這做那，不得片刻稍息。我們這文化的代表圖像就是在休息或靜默的每個時刻，不管我們人在火車上、餐桌上或是床上，都要反覆檢視手機上的電子郵件、工作文件或是社群媒體通知、熱門遊戲還有狂推影片。這種緊張的分心恍神就是我們唯一能從永無止盡的待辦事項清單中短暫逃脫的喘息空間。「不工作」幾乎已經變得像「工作」一樣累人而永無止息了。我們也知道除了喊停之外別無他法，可是真要這麼做，又會讓我們擔心受怕、可憐兮兮，還會萬分自責。

　　（中略）

　　我們對於工作和人生目的之間的關係如此曖昧複雜，正暗示著我們有理由懷疑人類生來就是為了工作的存有者這個概念。另一個懷疑的理由，則是藝術的出現。

　　藝術在本書中佔據了核心地位。這有一部分是因為文學、視覺、影像藝術家的生活與作品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樣貌，呈現了各種身心的非工作狀態：冷漠淡然、慵懶閒散、漫不在乎、異想天開等，不一而足。但更重要的是，有藝術存在的這件事實剛好證明了我們身上真的有抗拒工作和產出意義的一面，我們也可以稱之為反抗「做事霸權」（tyranny of doing）的一面。

　　說穿了，藝術家究竟做了些什麼？他們待在想像力的國度而非現實世界裡，要將我們的目光從真實轉向虛幻妄想，他們很少真的具體做些什麼，所以老是受到追求美德與誠實的那些人指指點點。柏拉圖在《理想國》裡就讓蘇格拉底將藝術家趕出了理想國5，他舉了好些理由，但最主要是因為藝術家做的事完全無助於正確的生活和行為，就連告訴我們該怎麼做都沒有。

　　蘇格拉底嘆惋道，就連荷馬這位在詩人中最受敬愛尊崇的大師，也完全沒有制定過什麼法律、打過什麼勝仗、發明出什麼有用的器械，就連投身公職也沒做過。荷馬也許確實很迷人，但若要說到指引生活，那他可是比什麼廢物都更糟糕的嚮導。

　　過了大約兩千三百年，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倒轉了柏拉圖的價值階層，將這種無用之用當作藝術家最卓越出眾的美德。藝術家抗拒了緊攫所有人不放的工作衝動，拋開了我們現實的界限，找到了通往縹緲無垠的夢想人生之路，「這種人生的目標不在於大大有為，而是在於好好生活」。

　　蘇格拉底和王爾德的立場雖然相反，但他們卻提出相同的洞見：藝術的創作與享受其實暗中表達出了反對將「做事」當成人生的目標。藝術作品的存在指出了在人身上有一個不為何來、甚至毫無用處的面向，是一種對有目的行動的反抗。比方說讀一首詩、看一幅畫，我們實在很難看出其中有什麼直接的實際效用。

　　對這論證最直接的反駁就是藝術其實是一項高收益產業，藝術品不僅在概念上可以供創作者和消費者作各種政治與個人用途之用，實際上也是如此。換句話說，藝術是我們俗世現實的一部分，而非屬於與之截然二分的私人國度。這當然就是何以今日的藝術總是不斷以商業價值或社會效益來證明自己耗用公共資源（例如金錢、空間、時間）是合理的。藝術必須證明自己可以在經濟或社會上有所貢獻。

　　我們當然可以拿藝術作品來為所欲為。但是心裡不免會嘀咕，藝術作品按其定義來說，就是「無用」之物啊。「藝術，」法國作家兼評論家莫里斯．布朗修（Maurice Blanchot）就說：「無甚作用可言……畢竟藝術本身就是以無意（against action）為標準，直接而具體的行動只會將藝術搞砸。」與布朗修同時代的德國哲學家兼評論家阿多諾（T. W. Adorno）也主張藝術——或者至少是那些他認為配稱為藝術的東西——之所以能顛覆政治，不是在於它「訴說」了什麼，反而正是在於它「訴說」得少才有效；山繆．貝克特（Samuel Beckett）的戲劇或畢卡索（Pablo Picasso）的畫之所以深刻，就在於它們剝除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強加在我們身上那種空洞的語言和溝通。

　　假如我們不以無意當作藝術的標準，而是將藝術當作生活中沒有標準可言的一塊，又當如何？布朗修振振有詞地說，浪漫主義將藝術家當作神蹟的創造者，替補了古代神明的空缺，但這迷思卻丟失了所有神蹟中最神聖的部分：在幾乎所有創世神話裡，尤其以《創世記》的故事為最，神明不僅創造，還會休息。浪漫主義的藝術家會誤將自己比為神明，其實是因為他們錯擁「最不神聖的神蹟……結果倒使上帝得要一個星期勞動六天才行」。

　　真正的神性其實是在於不工作，這件事誰都辦得到，但是只有在不工作的時候，人才享有神的特權。藝術家跟神一樣都不是「勞動者」；工匠用石頭砌成了高牆、橋梁和其他日常生活中可用之物，而雕刻家則用石頭雕出了只存在於想像世界中的對象。無論藝術家看起來再怎麼努力工作，從實際效用與目的來看，他們就是什麼也沒做出來。藝術家馬汀．克里德（Martin Creed）將光打在不同建築上的那道方程式說得再漂亮不過了——「全世界＋作品＝全世界」。「作品」基本上是多餘的東西——既不增加，也沒減損這世界整體所包含的內容。自稱老實工作，又將藝術家貶為無用廢才的那些人說的也是同一件事——從這世界需要砌牆師傅和醫生這意義上看，這世界並不「需要」藝術家。

　　正是在這種神蹟的意義之下（而非浪漫主義的意義下），我們才能說藝術家像神一樣。正因有了休假日，上帝得以完全不受任何外在命令或要求的束縛。安息日在是明明白白地將不工作視為神聖之事，鼓勵我們仿效這種神聖的悠閒；而安息日在當代生活中之所以消失，大概跟我們將工作神聖化、使社會世俗化脫不了關係。將安息日提升到聖事地位已經暗示了生活其實是一種比做事更高級的存在模式。說不定，藝術就是我們人類這份安息面向中的僅存殘餘，使我們能體會那種沒有顯著目標或意義的生命經驗。

　　（全文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