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國家圖書館於1981年6月1日成立「漢學研究資料暨服務中心」，以促進漢學研究，加強對國內外漢學研究人士服務為旨趣。1987年11月更名為「漢學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中心的重要工作項目，包括蒐集漢學資料、提供參考研究服務、獎助國外漢學家來臺研究、編印漢學研究論著、出版漢學目錄索引、報導漢學研究動態、舉辦各種規模的專題研討會、在國外辦理書展等，經多年的經營，在中國人文研究及國際漢學研究交流的領域，已奠下了基礎。然而，本書的內容卻不含國家圖書館，也不包括兩岸四地有關漢學研究（Sinology）和中國學研究（Chinese Studies）的圖書館和有關的中心，而是中文典籍的總藏書量，特別是中國善本書和普通本線裝書方面，為中國大陸、臺灣境外數量最多的日本、美國。兩國有關中文典籍蒐藏歷史悠久，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分野，1945年以前側重蒐集和典藏，戰後更重視延伸到提供研究人士服務，編製書目索引，複製縮影微捲，由自動化整理而邁入數位化整理，帶給研究人士從事教學與研究的便利，嘉惠士林。兩國蒐集漢學研究中文館藏的開始與發展是非常地不同。
日本的蒐藏
中日兩國一水之隔，文化交流史可說是源遠流長。以孔孟儒家學說為核心的中國文化對鄰國的影響最深的是日本。19世紀以前，日本經過兩次巨大的社會政治變革運動，「大化革新」和「明治維新」，逐漸地成為現代化國家。
鴉片戰爭以前，支配東亞的強權是中國。日本面對隋統一中國的中央集權國家，討伐朝鮮半島的高句麗，向東亞擴張勢力，倍感威脅。593年（隋文帝開皇13；推古元）12月，日本推古天皇即位，以聖德太子（今日本稱：厩戶王，認為紙幣上日本人所熟悉聖德太子着朝服持笏板的像貌，也不是本來的樣子）攝政。聖德太子採取加強與中國和朝鮮的聯繫及內部政經改制的國策。聖德太子以改變過去由豪族（大小不同的氏族）聯合組成的政權，以建立以大王（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國家為目標，推行新政。在政治方面：1.派遣隋使。推行自主外交，積極吸收中國治國的韜略、禮樂制度及文化思想。於600年（隋文帝開皇20；推古8）起，先後派遣隋使5次，每次都有學問僧、留學生隨行。每次都會攜返中國文獻典籍及文物，並求取佛經。2.實施十二階冠位。603年（隋文帝仁壽3；推古11）12月，定冠位，分德、仁、禮、信、義、智6等，每等分大小兩階，共12階。冠色大小順序為紫、青、紅、黃、白、黑，又以顏色的濃淡分大小。將豪族轉成為大王的官員，以個人功勳授冠賜爵，開選賢與能之道，打破氏族血緣與門戶世襲習慣。3.制定十七條憲法。604年（隋文帝仁壽4；推古12）4月太子親定《憲法》17條，「擷取儒、道、佛諸家思想而成，文句更博採《詩經》、《尚書》、《孝經》、《論語》、《中庸》、《左傳》、《禮記》、《管子》、《墨子》、《韓非》、《韓詩外傳》、《史記》、《昭明文選》等漢籍而成，究其內容是官員執行行政的準則規章、國家組織原理、道德訓戒。也是太子想集德治、禮治、法治於一爐的，政治理念。」（蘇振申）。4.採用曆法。5.編纂國史書籍。在文化方面：1.採用佛教思想。提高社會倫理並作為政治上的道義基礎。2.獎勵佛像、寺廟的建造。太子的聖業，開啓了「大化革新」的契機。「大化革新時諸多功臣就有大量歸國留學生以及留學生們的弟子。」（任德山）
645年（唐太宗貞觀19；孝德天皇元）孝德天皇即位，定年號「大化」，創日本年號之始，同年遷都難波（大阪）（其後又遷回）。646年（貞觀20；大化2）孝德天皇頒布了《改新之詔》，展開全面向大唐學習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大業。1.改革統治機關。調整行政區域，劃分為京師、國、郡、里，地方官員由中央任命，設置關塞與戍邊軍，設立驛站。2.公地公有制。廢除私有土地和部曲制度，土地和人民收歸國家。3.推行「班田收授法」，造戶籍，計帳，分公田予公民。4.施行租庸調制。公民有向政府繳納租、庸、調，服兵役和雜傜的義務。期間，663年（唐高宗龍朔3；天智天皇2年）8月，因朝鮮半島國家的糾紛，擴大為東亞地區的國際爭端，日本出兵，在朝鮮半島西南部白江口（白村江；今韓國錦江入海口）海域遭遇唐朝的反擊，日本全軍覆沒，舉國震驚。白江口之戰打破了朝鮮半島的均勢，新羅在大唐的支持下統一了朝鮮半島，建立新羅王朝。日本國力大損，一方面遷都至近江，仿唐《貞觀令》，發布《近江令》（668年），在各地方修築了防禦性的山城，接着天智天皇去逝又爆發了壬申之亂，673年（唐高宗咸亨4；天智天皇元）天武天皇在飛鳥御原宮登基即位，都城再度遷回飛鳥，繼續推動革新運動。先後廢除奴隸制（675），制定官吏考核法（678），制定《飛鳥淨御原令》（681），廢除匍匐禮（682），制定八色之姓（684），制定官位四十八階（685）等，一方面不斷派遣唐使深入向唐學習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其中包括律令制下各種規章、禮樂服飾、建築風格、醫藥、漢音、漢字、漢詩以及儒家思想等各方面。中國典籍大量傳入日本。至701年（武周大足元，文武天皇大寶元）制頒《大寶律令》，繼之，718年（唐玄宗開元6，元正天皇養老2）制頒《養老律令》，終以唐為範本，建立了完備的律令制中央集權體系，實施「班田制」和租庸調制為基礎的古代國家。貴族納入官僚體系，為天皇效勞，按官職、位階、功勛等賜予土地，予以特權優待。平民納入國家戶籍，承擔義務，可徵為兵員、勞力、上繳賦稅，為天皇使用。
自白江口之役後，日本收斂野心，銳意改革，努力學習中國文化，留意於中國典籍的蒐集和典藏，尤其重視中國儒佛經典。將中國文化內化為日本文化。因為仰慕中華文化，透過漢籍的閱讀，認識了中國儒佛文史經典；因認同而採用了中華文化。將中華文化引入日本文化生活中，漢詩、漢文、漢畫、書法等，都成為日本讀書人的必要修養，形成貴族文化。
經歷鎌倉室町幕府武家社會的形成生活文化的產生期、江戶幕府近代社會的形成平民文化的發展期，進入近代國家的形成國民文化發展期。1853年（清文宗咸豐3；日孝明天皇嘉永6）美國伯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艦隊叩開了日本的國門。1867年（穆宗同治6；孝明天皇慶應3）薩摩藩和長州藩，聯合發起倒幕運動，明治天皇祚位，翌年改元「明治」，並將江戶改稱東京。1868年4月6日（同治7；明治元.3.14）明治天皇宣布《五條御誓文》，其中包括改革開放、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上下一心、大張經綸等主張，對日本改革起了提綱挈領的作用。明治推行「廣求知識於世界，以振皇基」，開始轉向西方尋求「文明開化」、「富國強兵」的良方良策，展開了「歐化」運動。
明治熱衷吸收西方的制度及文化，以躋身現代化國家之林。1869年4月明治政府聘請（荷）柏克曼（Guido Herman Fridolin Verbeck，1830－1898）為顧問。柏克曼曾以傳教士身分前往長琦「致遠館」（佐賀藩所設），教英文、政治學、經濟學、美國憲法、國際法、聖經等科目。鑒於急於了解西方文明並引進西方文明，透過外國專家口述或閱讀西洋書籍仍有隔靴搔癢的感覺，最好的方法是親自到西方走一趟，去體驗西方文明。柏克曼為明治政府擬訂一個遣外使節團計畫，包括使節團目的、組織成員、調查方法與旅程等。明治提出要銳意改革，「破舊來的陋習，求知識於世界」。1871年12月23日（同治10；明治4.11.12）就像大化革新派遣唐使一樣，明治派遣了一支平均年齡不到30歲的美國及歐洲諸國考察使節團赴海外取經，「至1873年9月13日（同治12；明治6.7.22.11）止，共考察美（205天）、英（122）、法（70）、比（8）、荷（12）、德（33）、俄（18）、丹麥（5）、瑞典（8）、意（26）、奧地利（16）、瑞士（27）12個國家，史稱「岩倉使團」。以右大臣岩倉具視（1825－1883）為正使，參議木戶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輔伊藤博文、外務少卿山口尚芳為副使及政府官員理事官、書記官（以上46人）、隨員（18）和留學生（43）等107人組成，這次使團規模之大，時間之長，考察國家之多，都是絕無僅有的。考察對象：1.各國政治制度的理論及其實際運作狀況。外交部、議會、法院、財政部等機關的組織編制與運作狀況。2.與經濟、財政有關的各項法規及其實際運作狀況。3.各國教育制度及其實際運作狀況。4.各國陸海軍的制度及其實際運作狀況。理事官負責考察，書記官負責記錄。每位理事都被分配考察一項，還得研究將其引進日本的可能性與方法。因為日本素有「蘭學」，使日本在西方衝擊來臨前，對西方文明就有一定程度的認識。書記官久米邦武（1839－1931）撰考察報告《特命全權大使米歐國覽實紀》100卷5大冊（東京：太政官紀錄掛，1878）可資參考。回國後大力提倡要以內政改革為先，不支持當時日本國內沸沸揚揚的「征韓論」。隨團學生也對日本近代化作出了很大的貢獻。明治決定以英國為富國的標竿，以德國為強兵的楷模，教育、經濟和軍事等全面轉型，走出一條大國崛起之路。如通過頒布《學制》、《教育令》、《學校令》等建構近代教育體系，建立全民教育。創辦東京砲兵工廠等四大兵工廠和重點扶持三菱、三井等與軍事相關企業，至1880年（德宗光緒6，明治13）基本建立了官營軍工企業和國民企業。1889年（光緒15，明治22）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確定師法普魯士君主立憲，明治天皇擁有軍隊的控制權，議會和內閣對天皇負責，為後來軍國主義埋下伏筆。
明治扮演改革的主要角色之外，還有當時一群啓蒙思想家，他們抨擊傳統思想，介紹西方文明，闡述西方思想。以1873年（同治12年；明治6）7月森有禮所創「明六社」最具代表性，成員有西周、福澤諭吉、家藤弘之、中村正直（敬宇）、西村茂樹、津田真道、杉亨二、箕作秋坪、箕作麟祥等，皆備漢學修養和西洋近代知識的學者，他們以「文明開化」「開啓民智」為己任，創刊《明六雜誌》，為促進日本教育（廣義的文化啓蒙）而努力。在明治政府第一個十年間，倡導社會變革與明治政府統治階層遙相呼應。另者，為趕上西方國家腳步，明治政府機關及私人機構成功的大量聘請外籍顧問（御雇外國人），在「殖產興業」下，全面指導日本經濟、教育、建築、科研和軍事。日本明治維新，接受西方物質文明，不啻受西方霸道思想鼓勵，軍人得勢，迷信武力以侵略為能事。一戰勝中國，再戰勝俄國，成為新興支配東亞的強權。日與歐美爭鋒，發動太平洋戰爭，終遭覆敗，不過40年由美國成為東亞強權國家。
甲午戰爭後，日本「大陸政策」形成，以武力侵略中國，採刺探軍情般的意識，留意中國典籍，用以認識中國自然資源、社會及人文方面的歷史與現狀。日本展開了掠奪中國古籍文物的序幕，這與日本奈良、平安時期以降，漢籍流入日本的情形迥然不同，日本儼然以東方的領導者自居，而於文化方面則夸謂集東方文化的大成。在思想、文化、經濟、社會、學術等領域，一直不斷地向中國爭奪主導地位，特別是在東亞大陸和中國學研究的學術領域發揮主導作用。妄想建立科學的東方學的正統在日本的學術地位。
美國的蒐藏
早期西方與中國的接觸，在傳教與通商。16世紀初，歐洲傳教士隨著商船和戰艦來到中國，掀開了一個新的中西交流的序幕。由於中國自秦漢以來已是大一統的國家，歷史悠久，中華文化發達。來到中國的傳教士，為了傳教及生活的方便，需要學習漢語及了解他們所生活的中國。因此，對中國語言、社會生活及中華文化內涵作有系統的研究也就自然的展開。16、17世紀來到中國的傳教士，對中國經典的研究，開啓了對漢學的研究。傳教士的「傳教事業」和「漢學研究」是不分離的。
美國立國晚，漢學研究的開始也較日本和歐洲為後，但發展迅速。美國獨立之初，內外債臺高築，國庫空虛；英國、西班牙、法國對美國都設有貿易障礙，使美國經濟困難。美國商人認為對外貿易的對象，祇有直接與中國來往。中美雙方關係的發展，是由商務而演進到政治關係。1784年（乾隆49），美國商船「中國皇后號」（The Empress of China）成功地自紐約首航中國，開啓了中美直接通商的歷史。此後，美國人的商船前往廣州是絡繹不絕，帶給美國巨大的經濟效益。
19世紀初，美國為了對外擴張，乃效仿法、英，成立基督教差會向海外傳教。基督教傳教運動的原始動機是宗教的。很自然地，美國早期來華的一些傳教士開啓了美國漢學研究（Sinology）的大門。傳教士來華，首要工作為學習中文，了解中國，為了傳教和文字工作，在語言方面作準備；為傳播福音，翻譯及印行中文聖經。他們久居中國，學習華語（或兼習方言），經年鑽研逐漸提升了中文水準。又善於觀察和研究，勤於瞭解及認識當代的中國，追求有關中國的歷史、文化、習俗，兼及當代政治、社會有關人文學、社會科學方面的學問，遂成為精通中文的「中國通」（China Expert，或被尊為漢學家）。在早期中美外交及處理商務等各種事務，如簽訂《望廈條約》、《天津條約》的過程中，「中國通」傳教士自然擔任美方文書翻譯、從事獻策獻計的條約談判前期準備工作，「擔負著為美國國家利益服務的使命」。美國傳教士在19世紀中美外交關係，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鴉片戰爭以前，清朝允許西方商人在廣州經商，但是禁教，不同意傳教士傳教。傳教士來華後，得隱藏身份，冒充商館職員，才得以居留，秘密進行傳教；英美商人支持傳教士在華活動所需經費。這樣使得傳教士、外交官和商人來華，各自獨立運作，又相互密切合作。1844年（道光24）簽定了《望廈條約》，打破了清朝的禁令，將「同意中國人教外國人學中文及採買中國各項書籍」列入條約。各國基於平等互惠，一體均霑。傳教士漢學家在中國的華南、華東、華北等地方傳教，由沿海而漸進入內陸，關於中國的著述，研究內容主要在語言、文化、歷史、地理、語言等方面，奠定了中國學研究的基礎。
其後，美國因應美國教會向亞洲和中國的發展、高等教育和漢學研究的需要、新興學術會社團體和基金會對中國的興趣與投入，使得一些圖書館致力於漢學典籍的蒐藏。美國著名的大學圖書館將來自中國、日本和韓國的圖書另成一體，獨自陳列，即今所稱的東亞圖書館。美國學界對中國研究向來是東亞研究的重心。在第2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美國只有18所東亞圖書館。較為著名者：美國國會圖書館、耶魯大學、哈佛大學、柏克萊加州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康奈爾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芝加哥大學。東亞語文資料的傳入美國，19世紀主要以贈送或捐送為主。
1842年（道光22），創設了「美國東方學會」（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該會旨在促進對亞洲的學術研究，廣泛涉及語言學、文學、歷史、考古、哲學、宗教、藝術和民俗等領域，並建立圖書蒐藏。翌年創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美國東方學會會刊》）。1941年成立「遠東學會」，創刊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遠東季刊》），開始將漢學研究的年限往下拉至近現代中國研究。且「區域研究」方法甫興，對區域（國家）採跨學科的綜合研究，使達到更深入系統性的結果。美國還出現不少與漢學研究相關的學術團體，如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美國太平洋學會、哈佛燕京學社、美華協進會等。而卡內基基金會、洛氏基金會、福特基金會等著名基金會對於促進漢學的研究，有很大的推動作用。
20世紀初至30、40年代，中國學已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東亞資料的蒐集，包括中文及日文、滿文、蒙文、藏文等各科書籍，大致是透過購買或交換。這個時候正是美國、日本等國的一些學術圖書館，如國家圖書館、大學圖書館及學術研究機構，經年累月，透過派員或委託書商代理等方式，在中國華東、華北、東北、華南，尤其是藏書家最多的江浙兩省，大肆蒐購漢學（中國學）相關研究資料，如中國善本書、方志、史料文物等，並加以分類編目整理，提供政府及漢學家應用。
19世紀上半葉有些漢學（中國學）家開始研究中國邊疆、中國西部和北部地區的地理、歷史、考古、民族、藝術等領域。19世紀中、下葉到20世紀初，外國探險隊、考察團頻繁的出入亞洲腹地活動，特別是中國西部和北部地區，如敦煌、吐魯番、黑水城等地區。因為西方列強蠺食鯨吞中國領土和擴張殖民地的野心，這種探險和考察的目的和動機，並不單純，使得即使是學術科學的考察活動，也往往兼帶有蒐集一般情報的使命。由於當時大清晚期國家積貧積弱，朝廷又昏庸，在列強船堅炮利的逼迫下，列強在中國享有治外法權等多項特權，同時也毫無保護國家文物的觀念及措施，英、法、德、俄、日本等國探險隊、考察團紛紛乘機進入中國任意發掘古代遺址，破壞及掠奪大量的古民族文物文獻等歷史資料，並移藏各國學術圖書館、博物館。
日美歐等國學術圖書館分別從中國海、陸兩方，蒐集漢學研究資料，我們很難以估算有多少中華文獻文物（包括少數民族古代文物文獻）流失海外，建立了現代漢學圖書館數量質量兼具館藏的基礎，各個漢學圖書館的館員為提供漢學家教學與研究所需作出了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