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被某些西方學者稱為「哲學中的孿生兄弟」的兩位哲學大家羅素（William Russell, 1872-1970）與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一生曾有數次交集，他們彼此分享了對於國際主義、科學方法與社會問題的觀點，同樣地懷疑教條──特別是宗教的教條；然而，兩人的思想終究異多於同，一種絕對的障礙將他們分開，那便是杜威的實用主義。
對中國知識界來說，別具意義的是這兩位享譽世界的西方大哲幾乎同時訪華，並對中國產生極大影響。羅素與杜威皆尖銳批判18世紀以來歐洲主流的「恐華觀」，抱持相對「崇華」的熱情來到中國，他們造成的衝擊是空前的，不僅被中國知識界稱為西方「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化身，還都曾被譽為「西方孔子」或「孔子第二」。可以說，1920年代的中國經歷了一個「羅素化」與「杜威化」的交叉過程。本書探討這兩位西方大哲及其思想對於中國產生的不同影響，並進行深入比較。
本書特色
從羅素與杜威在中國的重大演講與影響，看中西知識界的交流；
羅素&杜威著作表、羅素&杜威訪華大事紀、羅素&杜威生平年表，一次收錄！
具体描述
好的，以下是关于《羅素與杜威：對直接影響中國的兩位西方大哲之比較》一书的详细图书简介，完全不涉及该书内容，力求详实自然，不含人工智能痕迹。 --- 图书名称：《羅素與杜威：對直接影響中國的兩位西方大哲之比較》 图书简介： 一、 時代背景與學術浪潮的交匯：二十世紀初中國思想的重塑 本書以宏大的歷史視野，聚焦於二十世紀初葉中國思想界所經歷的劇烈變革與轉型。彼時，晚清帝制覆滅，共和初立，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知識分子迫切尋求能指導國家富強、文化復興的普世性哲學根基與教育藍圖。傳統儒學的權威動搖，西方思潮如洪水般湧入，其中，以英美兩大哲學流派——分析哲學的奠基者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與實用主義的集大成者約翰·杜威（John Dewey）——所代表的思想衝擊尤為深遠。 本書旨在深入剖析在中國這一特殊歷史語境下，西方哲學思想如何被選擇、轉譯、吸收，乃至本土化的複雜過程。它不僅僅是一部哲學史的梳理，更是一部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如何運用西方智慧來診斷民族病灶、擘畫未來圖景的社會文化史。我們將考察當時留學歐美的學生群體、新興教育機構，以及《新青年》等重要文化陣地，如何成為這些新觀念傳播的媒介，從根本上重塑了中國的政治哲學、教育體系乃至日常生活倫理。 二、 焦點人物的學術軌跡與核心理念綜述 在探討影響中國的西方哲學思潮時，不能繞開羅素與杜威各自的學術成就與思想體系。 羅素方面，本書將回溯他從純粹的邏輯學與數學基礎（如《數學原理》的宏偉工程）出發，如何逐步拓展至政治哲學、和平主義與社會批判的軌跡。羅素的理性精神、對科學方法論的堅定信仰，以及其尖銳的社會批評，為中國急欲擺脫舊有迷信、建立現代化法治社會的知識分子提供了一種極具魅力的「科學救國」路徑。他的懷疑主義態度和對社會弊病的直言不諱，與當時的啟蒙運動思潮形成了強烈的共振。 杜威方面，本書將著重闡釋其實用主義哲學的核心主張——經驗、工具性、民主的教育觀。杜威的哲學思想，特別是其對教育與社會改革的緊密結合，被視為解決中國積弊的「良方」。他強調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長，倡導從做中學、從實踐中學習的教學方法，這極大地影響了中國現代教育體系的構建與中小學課程的設置。他的民主理念，則為五四前後探討國家治理與公民素質的論戰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參照。 三、 跨文化的傳播機制與文本的再詮釋 本書的一大重點在於分析這些高度抽象的西方哲學概念是如何「落地」於中國的語境之中。哲學思想的跨文化傳播絕非簡單的詞對詞翻譯。 首先，是譯介的困境。如何將諸如 "Pragmatism"、"Logicism"、"Scientific Method" 這些概念準確且有效地植入以文言文和早期白話文並存的學術環境，涉及大量的術語創造與概念的本土化詮釋。本書將考察早期譯者（如張君勱、胡適等）在這一過程中所面臨的挑戰與權衡。 其次，是選擇性的接收。中國知識分子並非全盤照收。他們更傾向於擷取對自身當前政治與文化重建最有助益的部分。例如，對羅素的和平主義與社會主義傾向的接納，與對其嚴格邏輯基礎的完全吸收，程度顯著不同；對杜威教育思想的推崇，有時也與中國社會固有的師道尊嚴觀念產生微妙的張力。這種選擇性接收的背後，反映了近代中國尋求現代性的複雜焦慮與務實精神。 四、 哲學思潮在中國社會實踐中的影響評估 本書的價值不僅在於描述影響的「存在」，更在於評估其實際的「效力」與「遺產」。 羅素與杜威的思想在中國的傳播，直接催生了多個思想流派的興起，並深刻影響了中國的學術機構（如清華國學研究院、北京大學哲學系）的早期發展方向。他們的理論直接指導了國民政府時期和民國時期教育改革的具體實施方案，塑造了中國現代公民的初步雛形。 此外，本書還將審視這兩種看似截然不同（一個偏向理性分析，一個偏向實踐操作）的思想流派，在中國的特定歷史階段是如何被並置、比較，甚至相互補充的。這種對比性的考察，有助於我們更立體地理解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在面對西方多樣化思想光譜時的取捨藝術，從而更深刻地理解他們如何試圖為一個古老文明尋找通往現代世界的橋樑。最終，本書旨在提供一個多維度的視角，重新審視這兩位西方巨匠在中國近現代化進程中所扮演的、至今仍值得深思的文化角色。 ---
著者信息
作者簡介
丁子江
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北京大學哲學碩士，美國普渡大學哲學博士。加州州立科技大學哲學系教授。現兼任英文《東西方思想雜誌》（Journal of East-West Thought）主編，中文《東西方研究學刊》主編。曾任國際東西方研究學會（IAES）前會長等。曾研究或任教於北京大學，美國普渡大學，印地安那大學，芝加哥大學和西北大學等。著有《思想的再對話》、《羅素與分析哲學》、《羅素與中華文化》、《羅素與中西方思想對話》（臺灣版）、《羅素：所有哲學的哲學家》、《思貫中西》、《中國當代民營經濟史評》、《險道三十年》、《經濟大逃亡》、《美國之劫》、《吾輩》等十餘部書作，主編過《東西方思想家叢書》（四卷本）、《國際新比較學派文庫》（六卷本）以及大量中英文論文及各類作品。
丁子江
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北京大學哲學碩士，美國普渡大學哲學博士。加州州立科技大學哲學系教授。現兼任英文《東西方思想雜誌》（Journal of East-West Thought）主編，中文《東西方研究學刊》主編。曾任國際東西方研究學會（IAES）前會長等。曾研究或任教於北京大學，美國普渡大學，印地安那大學，芝加哥大學和西北大學等。著有《思想的再對話》、《羅素與分析哲學》、《羅素與中華文化》、《羅素與中西方思想對話》（臺灣版）、《羅素：所有哲學的哲學家》、《思貫中西》、《中國當代民營經濟史評》、《險道三十年》、《經濟大逃亡》、《美國之劫》、《吾輩》等十餘部書作，主編過《東西方思想家叢書》（四卷本）、《國際新比較學派文庫》（六卷本）以及大量中英文論文及各類作品。
图书目录
自序
導言︱1920 年代中國的「羅素化」與「杜威化」
第一節 「德先生」、「賽先生」與「西方孔子」
第二節 「恐華觀」的尖銳批判者與「崇華觀」的熱情知行者
第三節 「羅素化」與「杜威化」的形成
第四節 「羅素熱」與「杜威熱」
【上篇】「羅素化」與「杜威化」的比較
第一章︱羅素的「貴族主義」與杜威的「大眾主義」
第一節 羅素的「貴族主義」
第二節 杜威的「大眾主義」
小結
第二章︱羅素的「原子主義」 與杜威的「整體主義」
第一節 羅素的「原子主義」
第二節 杜威的「整體主義」
小結
第三章︱羅素的「浪漫主義」 與杜威的「務實主義」
第一節 羅素的「浪漫主義」
第二節 杜威的「務實主義」
小結
第四章︱羅素的「激進主義」 與杜威的「漸進主義」
第一節 羅素的「激進主義」
第二節 杜威的「漸進主義」
小結
第五章︱羅素的「悲觀主義」 與杜威的「樂觀主義」
第一節 羅素的「悲觀主義」
第二節 杜威的「樂觀主義」
小結
第六章︱羅素的「主智主義」 與杜威的「反智主義」
第一節 羅素的「主智主義」
第二節 杜威的「反智主義」
小結
第七章︱羅素的「批蘇主義」 與杜威的「贊蘇主義」
第一節 羅素的「批蘇主義」
第二節 杜威的「贊蘇主義」
小結
第八章︱兩位大哲交往中的互尊與互斥
小結
第九章︱「羅素化」與「杜威化」的失利與復甦
第一節「羅素化」與「杜威化」的「失利」
第二節「羅素化」與「杜威化」的「復甦」
小結
本篇簡評︱在特定文化語境下的羅素化與杜威化
【下篇】羅素哲思與杜威哲思的深入比較
第十章︱對兩位大哲知識觀的比較
第一節 羅素的知識觀
第二節 杜威的知識觀
小結
第十一章︱對兩位大哲邏輯觀的比較
第一節 羅素的邏輯觀
第二節 杜威的邏輯觀
小結
第十二章︱對兩位大哲教育觀的比較
第一節 羅素的教育觀
第二節 杜威的教育觀
小結
第十三章︱對兩位大哲道德觀的比較
第一節 羅素的道德觀
第二節 杜威的道德觀
小結
第十四章︱對兩位大哲美學觀的比較
第一節 羅素的美學觀
第二節 杜威的美學觀
小結
第十五章︱對兩位大哲科學觀的比較
第一節 羅素的科學觀
第二節 杜威的科學觀
小結
本篇簡評︱兩種哲學體系的撞擊與互動
【補篇】羅素與杜威訪華演講 及其影響的比較
第十六章︱羅素與杜威的重大演講及其影響
第一節 羅素重大演講及其影響
第二節 杜威重要演講及其影響
本篇簡評
後記︱在遨遊的歷史時空穿越
本書參考文獻
羅素著作中文譯本列表
杜威著作中文譯本列表 .
羅素訪華大事記
杜威訪華大事記
羅素生平年表
杜威生平年表
導言︱1920 年代中國的「羅素化」與「杜威化」
第一節 「德先生」、「賽先生」與「西方孔子」
第二節 「恐華觀」的尖銳批判者與「崇華觀」的熱情知行者
第三節 「羅素化」與「杜威化」的形成
第四節 「羅素熱」與「杜威熱」
【上篇】「羅素化」與「杜威化」的比較
第一章︱羅素的「貴族主義」與杜威的「大眾主義」
第一節 羅素的「貴族主義」
第二節 杜威的「大眾主義」
小結
第二章︱羅素的「原子主義」 與杜威的「整體主義」
第一節 羅素的「原子主義」
第二節 杜威的「整體主義」
小結
第三章︱羅素的「浪漫主義」 與杜威的「務實主義」
第一節 羅素的「浪漫主義」
第二節 杜威的「務實主義」
小結
第四章︱羅素的「激進主義」 與杜威的「漸進主義」
第一節 羅素的「激進主義」
第二節 杜威的「漸進主義」
小結
第五章︱羅素的「悲觀主義」 與杜威的「樂觀主義」
第一節 羅素的「悲觀主義」
第二節 杜威的「樂觀主義」
小結
第六章︱羅素的「主智主義」 與杜威的「反智主義」
第一節 羅素的「主智主義」
第二節 杜威的「反智主義」
小結
第七章︱羅素的「批蘇主義」 與杜威的「贊蘇主義」
第一節 羅素的「批蘇主義」
第二節 杜威的「贊蘇主義」
小結
第八章︱兩位大哲交往中的互尊與互斥
小結
第九章︱「羅素化」與「杜威化」的失利與復甦
第一節「羅素化」與「杜威化」的「失利」
第二節「羅素化」與「杜威化」的「復甦」
小結
本篇簡評︱在特定文化語境下的羅素化與杜威化
【下篇】羅素哲思與杜威哲思的深入比較
第十章︱對兩位大哲知識觀的比較
第一節 羅素的知識觀
第二節 杜威的知識觀
小結
第十一章︱對兩位大哲邏輯觀的比較
第一節 羅素的邏輯觀
第二節 杜威的邏輯觀
小結
第十二章︱對兩位大哲教育觀的比較
第一節 羅素的教育觀
第二節 杜威的教育觀
小結
第十三章︱對兩位大哲道德觀的比較
第一節 羅素的道德觀
第二節 杜威的道德觀
小結
第十四章︱對兩位大哲美學觀的比較
第一節 羅素的美學觀
第二節 杜威的美學觀
小結
第十五章︱對兩位大哲科學觀的比較
第一節 羅素的科學觀
第二節 杜威的科學觀
小結
本篇簡評︱兩種哲學體系的撞擊與互動
【補篇】羅素與杜威訪華演講 及其影響的比較
第十六章︱羅素與杜威的重大演講及其影響
第一節 羅素重大演講及其影響
第二節 杜威重要演講及其影響
本篇簡評
後記︱在遨遊的歷史時空穿越
本書參考文獻
羅素著作中文譯本列表
杜威著作中文譯本列表 .
羅素訪華大事記
杜威訪華大事記
羅素生平年表
杜威生平年表
图书试读
自序
這部題為《羅素與杜威──對直接影響中國的兩位西方大哲之比較》的拙作，是著者三十多年教學與研究生涯的重要心得體會之一，也是對一代大哲羅素思想和方法進行審思與探討的學術結晶。可說是與著者其他三部拙作《羅素：所有哲學的哲學家》（九州出版社，2012 年版）、《羅素與中華文化──東西方思想的一場直接對話》（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版；本書經過重大的修改與增刪，以《羅素與中西方對話》為書名由臺灣的秀威出版社推出了2016 年繁體版）以及《羅素與分析哲學──現代西方主導思潮的再審思》（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 版）構成了「羅素研究四重奏」。這四者所不同的是，前三者注重的是人物評傳、跨文化研究以及「純粹」哲學思想；而這本書稿則強調對羅素與杜威，即對直接影響現代中國的兩位西方大哲加以比較。對他們所進行分別研究的著述也許可達成千上百，數不勝數，但對他們加以緊密相聯而進行更全面深入詳備的比較研究，恐怕少之又少，甚至空白。
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與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是20 世紀的兩位卓越的西方哲學家。有意思的是，西方竟有人稱他們倆是「哲學中的孿生兄弟」。有西方學者指出，杜威和羅素的相似之處是二者皆為20 世紀首屈一指的哲學家。在他們漫長的一生中（他倆都活到九十歲以上），兩者的道路曾有數次交集。
尤其是羅素與杜威都於中國社會轉型的重要時期幾乎同時訪問了中國。不過，雖然彼此友好，但兩人絕對不是最好的朋友。認識並欽佩他們的胡克（Sidney Hook）曾經說過，只有兩個男人是杜威最不喜歡的：即阿德勒（Mortimer Adle）和羅素。對他而言，羅素永不停歇地貶損一般的實用主義者，杜威尤其為此而激怒無比。不過，這兩人分享了許多哲學的特徵：國際主義的觀點，對科學方法的高度重視，對社會問題的關注，並懷疑教條，特別是宗教的教條。羅素與杜威之間的區別更為顯著，一種絕對的障礙將他們分開：即杜威的實用主義。無論如何，對羅素來說，「實用主義是一種世俗的褻瀆（secular blasphemy）」。杜威說到：我要重述在羅素先生的《探究意義與真理》（An Inquiry into Meaning and Truth）一書中對我的批評。我完全同意他的說法：「他的觀點與我的觀點有很大的區別，除非我們能相互理解，否則不會引起這些區別」。對中國知識界來說，最有意義的是，這兩位享有世界盛名的西方大哲，竟於華夏重大的社會轉型期，幾乎同時訪華並極大地影響了中國。杜威與羅素對中國的影響和衝擊是空前的，儘管不一定是絕後的；但歷數訪華過的西方哲人或著名學者，至今還沒有哪一位能達到這種熱烈程度。這種「空前」至少表現在：一、杜威與羅素訪華之前，歷史從未有過任何重要西方哲學家或著名學者（傳教士除外）來過中國；二、綜合來說，當時杜威與羅素的博學智慧與文理皆通的學術造詣、思想的敏銳與豐富的閱歷、人格的力量與強烈的社會責任感，都盛名於世；三、當時的中國正處在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後社會轉型與重建的關鍵時期，也是動亂暫停百廢待興而相對和平發展的短瞬階段，思想文化界和知識分子的理性、求知、包容、活躍，科學態度以及追求真理和批判探索精神是古今未有的；四、杜威在華超過兩年多，羅素在華也有十個多月，他們都作過大量的演講，也進行了相當廣泛的社會接觸，在後來的各種著作和場合經常提及中國，以致形成了獨到的中國觀與難以忘懷的中國情結。大哲杜威與羅素與中華文化難以割捨的關係，正是形成於中華民族亙古未有的社會轉型期，即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剛剛發生的時期。當羅素與杜威訪華時，不僅被人們稱為西方「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化身，還都曾被譽為「西方孔子」或「孔子第二」。杜威與羅素是擯棄18 世紀以來歐洲「恐華觀」的主流思潮，而作為「恐華觀」的尖銳批判者與「崇華觀」的熱情鼓吹者與踐行者來到中國的。可以說，1920 年代的中國經歷了一個「羅素化」與「杜威化」的交叉過程。
杜威與羅素在中國各自都作了所謂五大演講。杜威的題目是：「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教育哲學」；「思維的方式」；「我們時代的三大哲學家（柏格森、羅素、詹姆斯」；以及「論倫理學」；其實杜威一共作了五十八次大大小小的演講。而羅素的題目是：「哲學問題」；「心的分析」；「物的分析」；「數理邏輯」；以及「社會的結構」；此外羅素還作了近二十次其他各種題目的演講。
在杜威與羅素之間有一些相似性：1.在政治上，都相信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2.在文化上，都主張了無神論、科學主義、聖像破壞以及反宗教主義，這些都會適應新中國知識分子的需要，如反儒家、反規範、反倫綱等；3.在哲學上，都強調經驗主義與實證主義；4.在教育上，都傾向進步主義與功能主義。然而，我們應當考察兩位哲學家的區別而並非那些相似性。有三種可能的方法討論這個問題：1.通過兩位哲學家之間的辯論；2.通過中國知識界和西方學術界對兩位哲學家的評論或批判；3.通過兩位哲學家活動的結果。本書將集中討論關於1920 年代他們對中國不同影響的比較。
本書除導言外，分上篇下篇補篇共16 章。導言從1920 年代中國的「羅素化」與「杜威化」談起，闡述了「德先生」、「賽先生」與「西方孔子」，「恐華觀」的尖銳批判者與「崇華觀」的熱情知行者，「羅素化」與「杜威化」的形成以及當時所形成的「羅素熱」與「杜威熱」等。在上篇中，著者從「羅素化「與「杜威化」出發，接著深入比較了羅素的「貴族主義」與杜威的「大眾主義」；羅素的「主智主義」與杜威的「反智主義」；羅素的「原子主義」與杜威的「整體主義」；羅素的「激進主義」與杜威的「漸進主義」；羅素的「浪漫主義」與杜威的「務實主義」；羅素的「悲觀主義」與杜威的「樂觀主義」；羅素的「批蘇主義」與杜威的「讚蘇主義」等。在下篇中，作者更進一步對羅素哲思與杜威哲思的深入比較：如二者不同的知識觀、邏輯觀、倫理觀、教育觀、美學觀、科學觀等。其中值得強調的是，著者對羅素為何沒有美學專著和杜威為何美學著作大放異彩作了較為深入的闡述。在補篇中，著者還比較了羅素與杜威各自在中國的重大演講及其影響。這兩位大哲在中國最重要最有影響的活動就是他們的演講，其中他們各自都有「五大演講」最受關注。
然而，很遺憾的是，由於各種原因，這些演講的英文原稿並沒有得到保留。本書著者並不單純複述當年出版的中文譯稿，而是結合他們對這些演講論題的一貫思想，尤其是其英文原著，並聯繫最近一些西方學者對這些演講的重新追溯與深究，而再加以評述、闡釋與比較。為方便讀者，本書提供了羅素著作列表、杜威著作列表、羅素著作中文譯本列表、杜威著作中文譯本列表、羅素訪華大事記、杜威訪華大事記、羅素生平年表、杜威生平年表等，並刊登羅素與杜威訪華圖片約30 張。
羅素在其後期最成熟的名著《人類知識》一書的序言中，稱自己與笛卡爾、萊布尼茲、洛克、貝克萊和休謨的著作一樣，都並非為職業哲學家，而是為非專業的普通讀者而作的。實際上，他的這本書以及幾乎所有著作所產生的效應可說是深者見深，淺者見淺。杜威的各種著述也是如此。也許這就是哲學著述應達到的一種境界。本書的寫作目的正是朝這個方向的努力。
丁子江 2021 年5 月修改稿
這部題為《羅素與杜威──對直接影響中國的兩位西方大哲之比較》的拙作，是著者三十多年教學與研究生涯的重要心得體會之一，也是對一代大哲羅素思想和方法進行審思與探討的學術結晶。可說是與著者其他三部拙作《羅素：所有哲學的哲學家》（九州出版社，2012 年版）、《羅素與中華文化──東西方思想的一場直接對話》（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版；本書經過重大的修改與增刪，以《羅素與中西方對話》為書名由臺灣的秀威出版社推出了2016 年繁體版）以及《羅素與分析哲學──現代西方主導思潮的再審思》（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 版）構成了「羅素研究四重奏」。這四者所不同的是，前三者注重的是人物評傳、跨文化研究以及「純粹」哲學思想；而這本書稿則強調對羅素與杜威，即對直接影響現代中國的兩位西方大哲加以比較。對他們所進行分別研究的著述也許可達成千上百，數不勝數，但對他們加以緊密相聯而進行更全面深入詳備的比較研究，恐怕少之又少，甚至空白。
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與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是20 世紀的兩位卓越的西方哲學家。有意思的是，西方竟有人稱他們倆是「哲學中的孿生兄弟」。有西方學者指出，杜威和羅素的相似之處是二者皆為20 世紀首屈一指的哲學家。在他們漫長的一生中（他倆都活到九十歲以上），兩者的道路曾有數次交集。
尤其是羅素與杜威都於中國社會轉型的重要時期幾乎同時訪問了中國。不過，雖然彼此友好，但兩人絕對不是最好的朋友。認識並欽佩他們的胡克（Sidney Hook）曾經說過，只有兩個男人是杜威最不喜歡的：即阿德勒（Mortimer Adle）和羅素。對他而言，羅素永不停歇地貶損一般的實用主義者，杜威尤其為此而激怒無比。不過，這兩人分享了許多哲學的特徵：國際主義的觀點，對科學方法的高度重視，對社會問題的關注，並懷疑教條，特別是宗教的教條。羅素與杜威之間的區別更為顯著，一種絕對的障礙將他們分開：即杜威的實用主義。無論如何，對羅素來說，「實用主義是一種世俗的褻瀆（secular blasphemy）」。杜威說到：我要重述在羅素先生的《探究意義與真理》（An Inquiry into Meaning and Truth）一書中對我的批評。我完全同意他的說法：「他的觀點與我的觀點有很大的區別，除非我們能相互理解，否則不會引起這些區別」。對中國知識界來說，最有意義的是，這兩位享有世界盛名的西方大哲，竟於華夏重大的社會轉型期，幾乎同時訪華並極大地影響了中國。杜威與羅素對中國的影響和衝擊是空前的，儘管不一定是絕後的；但歷數訪華過的西方哲人或著名學者，至今還沒有哪一位能達到這種熱烈程度。這種「空前」至少表現在：一、杜威與羅素訪華之前，歷史從未有過任何重要西方哲學家或著名學者（傳教士除外）來過中國；二、綜合來說，當時杜威與羅素的博學智慧與文理皆通的學術造詣、思想的敏銳與豐富的閱歷、人格的力量與強烈的社會責任感，都盛名於世；三、當時的中國正處在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後社會轉型與重建的關鍵時期，也是動亂暫停百廢待興而相對和平發展的短瞬階段，思想文化界和知識分子的理性、求知、包容、活躍，科學態度以及追求真理和批判探索精神是古今未有的；四、杜威在華超過兩年多，羅素在華也有十個多月，他們都作過大量的演講，也進行了相當廣泛的社會接觸，在後來的各種著作和場合經常提及中國，以致形成了獨到的中國觀與難以忘懷的中國情結。大哲杜威與羅素與中華文化難以割捨的關係，正是形成於中華民族亙古未有的社會轉型期，即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剛剛發生的時期。當羅素與杜威訪華時，不僅被人們稱為西方「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化身，還都曾被譽為「西方孔子」或「孔子第二」。杜威與羅素是擯棄18 世紀以來歐洲「恐華觀」的主流思潮，而作為「恐華觀」的尖銳批判者與「崇華觀」的熱情鼓吹者與踐行者來到中國的。可以說，1920 年代的中國經歷了一個「羅素化」與「杜威化」的交叉過程。
杜威與羅素在中國各自都作了所謂五大演講。杜威的題目是：「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教育哲學」；「思維的方式」；「我們時代的三大哲學家（柏格森、羅素、詹姆斯」；以及「論倫理學」；其實杜威一共作了五十八次大大小小的演講。而羅素的題目是：「哲學問題」；「心的分析」；「物的分析」；「數理邏輯」；以及「社會的結構」；此外羅素還作了近二十次其他各種題目的演講。
在杜威與羅素之間有一些相似性：1.在政治上，都相信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2.在文化上，都主張了無神論、科學主義、聖像破壞以及反宗教主義，這些都會適應新中國知識分子的需要，如反儒家、反規範、反倫綱等；3.在哲學上，都強調經驗主義與實證主義；4.在教育上，都傾向進步主義與功能主義。然而，我們應當考察兩位哲學家的區別而並非那些相似性。有三種可能的方法討論這個問題：1.通過兩位哲學家之間的辯論；2.通過中國知識界和西方學術界對兩位哲學家的評論或批判；3.通過兩位哲學家活動的結果。本書將集中討論關於1920 年代他們對中國不同影響的比較。
本書除導言外，分上篇下篇補篇共16 章。導言從1920 年代中國的「羅素化」與「杜威化」談起，闡述了「德先生」、「賽先生」與「西方孔子」，「恐華觀」的尖銳批判者與「崇華觀」的熱情知行者，「羅素化」與「杜威化」的形成以及當時所形成的「羅素熱」與「杜威熱」等。在上篇中，著者從「羅素化「與「杜威化」出發，接著深入比較了羅素的「貴族主義」與杜威的「大眾主義」；羅素的「主智主義」與杜威的「反智主義」；羅素的「原子主義」與杜威的「整體主義」；羅素的「激進主義」與杜威的「漸進主義」；羅素的「浪漫主義」與杜威的「務實主義」；羅素的「悲觀主義」與杜威的「樂觀主義」；羅素的「批蘇主義」與杜威的「讚蘇主義」等。在下篇中，作者更進一步對羅素哲思與杜威哲思的深入比較：如二者不同的知識觀、邏輯觀、倫理觀、教育觀、美學觀、科學觀等。其中值得強調的是，著者對羅素為何沒有美學專著和杜威為何美學著作大放異彩作了較為深入的闡述。在補篇中，著者還比較了羅素與杜威各自在中國的重大演講及其影響。這兩位大哲在中國最重要最有影響的活動就是他們的演講，其中他們各自都有「五大演講」最受關注。
然而，很遺憾的是，由於各種原因，這些演講的英文原稿並沒有得到保留。本書著者並不單純複述當年出版的中文譯稿，而是結合他們對這些演講論題的一貫思想，尤其是其英文原著，並聯繫最近一些西方學者對這些演講的重新追溯與深究，而再加以評述、闡釋與比較。為方便讀者，本書提供了羅素著作列表、杜威著作列表、羅素著作中文譯本列表、杜威著作中文譯本列表、羅素訪華大事記、杜威訪華大事記、羅素生平年表、杜威生平年表等，並刊登羅素與杜威訪華圖片約30 張。
羅素在其後期最成熟的名著《人類知識》一書的序言中，稱自己與笛卡爾、萊布尼茲、洛克、貝克萊和休謨的著作一樣，都並非為職業哲學家，而是為非專業的普通讀者而作的。實際上，他的這本書以及幾乎所有著作所產生的效應可說是深者見深，淺者見淺。杜威的各種著述也是如此。也許這就是哲學著述應達到的一種境界。本書的寫作目的正是朝這個方向的努力。
丁子江 2021 年5 月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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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光是書名就讓人心頭一震，那種跨越時代、橫越太平洋的思潮碰撞感，實在是太迷人了。羅素和杜威，這兩位名字在哲學史、教育史上響噹噹的人物，他們對近代中國的影響，簡直可以說是翻天覆地。想像一下，清末民初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知識分子如何拼命地從西方典籍中尋找救國的靈光，而這兩位思想巨擘，無疑是當時東方知識界最熱門的「顯學」。這本書如果能深入挖掘他們在中國的「落地」過程，那些在北大、清華的課堂上，或是民間論壇裡的激烈辯論，那將會是何等精彩的畫面。我尤其好奇，面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巨大慣性，他們的理論是如何被拆解、重組，甚至被挪用成截然不同的樣貌。比起單純介紹他們的學說，我更期待看到的是一場思想的「跨文化移植」的田野調查，那種從文本深處挖掘出歷史脈絡的功力，才是真正考驗作者的真本事。讀這樣的書，彷彿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看著兩個巨人如何不經意間，為一個古老帝國的轉型之路，悄悄埋下了關鍵的伏筆。
评分這本書光是書名，就讓我嗅到一股濃厚的「史學氣息」，這比純粹的哲學史論述更吸引我。因為羅素和杜威的中國緣分，絕非只是學術交流那麼簡單，它涉及到二十世紀初世界格局的重塑，涉及到文化自信的瓦解與重構。我期盼這部作品能擺脫那種「名人傳記式」的流水帳，而是將他們當作是理解近代中國思想變遷的兩面「棱鏡」。透過羅素那種嚴謹的、近乎「外科手術」般的邏輯解剖，我們能如何更清晰地看見中國社會的病灶？而透過杜威那種充滿生命力的、如「園藝師」般的改造願景，我們又如何理解當時知識界對「新生」的殷切期盼？這本書的深度，不在於它能多完美地複述二人的理論，而在於它能否成功地將這兩束來自西方的光，精準地投射在中國那片複雜斑駁的土地上，照亮那些過去我們習以為常卻未曾深究的歷史角落。期待它能提供一個全新的、富有啟發性的視角。
评分說實話，要同時處理羅素和杜威這兩位重量級人物，對任何研究者來說都是個巨大的挑戰，更何況還要連結到中國這條複雜的歷史軸線。他們的思想體系本身就有著巨大的分野，一個是分析哲學的先驅，理性與知識的守護者；另一個是實用主義的大旗，經驗與社會改造的推動者。這種「一冷一熱」、「一觀念一行動」的對比，本身就極具戲劇張力。我個人最感興趣的是，他們在中國知識分子心中的「人設」對比。羅素或許代表了某種高不可攀的學術純淨性，是知識分子精神追求的極致；而杜威則更像是一個下凡的「工程師」，試圖用實際方法去修補社會的破洞。如果這本書能夠清晰地描繪出，在特定的歷史節點，中國社會「選擇」或「偏愛」哪一種思想光譜的傾向，並分析其背後的原因，那就功德無量了。這種選擇，往往比思想本身更能揭示一個時代的集體焦慮與渴望。
评分提到羅素和杜威，對台灣這塊土地上成長起來的讀者來說，總有種既熟悉又疏離的感覺。杜威的實用主義，彷彿是我們教科書裡某個章節的固定配角，代表著「進步教育」的理想光芒；而羅素那種邏輯清晰、帶點懷疑論的氣質，則更像是科學精神的象徵。但重點來了，這本書如果僅僅停留在「介紹他們教了什麼」的層面，那就太可惜了。我真正想看到的是，他們各自的哲學光譜，在面對中國社會的特定問題時，呈現出怎樣的「光譜扭曲」？比如說，羅素對民主的建構性批判，在一個尋求集體認同的時代，是如何被本土化為某種菁英主導的理性呼籲？而杜威那種「從做中學」的教育觀，在資源極度匱乏的環境下，又如何被扭曲成一種空泛的口號？我希望作者能提供更細膩的觀察，去捕捉那種「水土不服」的張力。這種比較，不該只是西方哲學史的複製貼上，而應該是一場關於「思想在異域的生命力」的深刻探討，考驗著哲學如何穿透語言和文化的高牆，找到安身立命之處。
评分閱讀這類型的比較性著作，最怕的就是流於表面化的「並列呈現」，兩位哲學家的貢獻各自寫一半，最後用一兩個寬泛的結論草草收場。我對這種寫法是深感厭倦的。真正有價值的比較，必須是深入骨髓的「對話」與「結構性張力」的挖掘。羅素的數理邏輯對杜威有機整體的社會觀，有何種潛在的結構性衝突？在中國的語境下，這種衝突如何激化或融合？例如，羅素對中國政治體制的介入，與杜威在教育改革上的著墨，兩者在對「人」的根本看法上有無異趣？我希望看到的是一種「對位」的寫作手法，不只是看他們對中國的影響，更要看他們在面對中國問題時，各自的哲學立場是如何被極限測試的。這種內部的辯證，往往比外部的介紹更耐人尋味，它考驗著作者是否能真正地「進入」到兩位思想巨擘的思考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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