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文集編輯序言
余英時先生是當代最重要的中國史學者，也是對於華人世界思想與文化影響深遠的知識人。
余先生一生著作無數，研究範圍縱橫三千年中國思想與文化史，對中國史學研究有極為開創性的貢獻，作品每每別開生面，引發廣泛的迴響與討論。除了學術論著外，他更撰寫大量文章，針對當代政治、社會與文化議題發表意見。
一九七六年九月，聯經出版了余先生的《歷史與思想》，這是余先生在台灣出版的第一本著作，也開啟了余先生與聯經此後深厚的關係。往後四十多年間，從《歷史與思想》到他的最後一本學術專書《論天人之際》，余先生在聯經一共出版了十二部作品。
余先生過世之後，聯經開始著手規劃「余英時文集」出版事宜，將余先生過去在台灣尚未集結出版的文章，編成十六種書目，再加上原本的十二部作品，總計共二十八種，總字數超過四百五十萬字。這個數字展現了余先生旺盛的創作力，從中也可看見余先生一生思想發展的軌跡，以及他開闊的視野、精深的學問，與多面向的關懷。
文集中的書目分為四大類。第一類是余先生的學術論著，除了過去在聯經出版的十二部作品外，此次新增兩冊《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古代史篇與現代史篇，收錄了余先生尚未集結出版之單篇論文，包括不同時期發表之中英文文章，以及應邀為辛亥革命、戊戌變法、五四運動等重要歷史議題撰寫的反思或訪談。《我的治學經驗》則是余先生畢生讀書、治學的經驗談。
其次，則是余先生的社會關懷，包括他多年來撰寫的時事評論（《時論集》），以及他擔任自由亞洲電台評論員期間，對於華人世界政治局勢所做的評析（《政論集》）。其中，他針對當代中國的政治及其領導人多有鍼砭，對於香港與台灣的情勢以及民主政治的未來，也提出其觀察與見解。
余先生除了是位知識淵博的學者，同時也是位溫暖而慷慨的友人和長者。文集中也反映余先生生活交遊的一面。如《書信選》與《詩存》呈現余先生與師長、友朋的魚雁往返、詩文唱和，從中既展現了他的人格本色，也可看出其思想脈絡。《序文集》是他應各方請託而完成的作品，《雜文集》則蒐羅不少余先生為同輩學人撰寫的追憶文章，也記錄他與文化和出版界的交往。
文集的另一重點，是收錄了余先生二十多歲，居住於香港期間的著作，包括六冊專書，以及發表於報章雜誌上的各類文章（《香港時代文集》）。這七冊文集的寫作年代集中於一九五○年代前半，見證了一位自由主義者的青年時代，也是余先生一生澎湃思想的起點。
本次文集的編輯過程，獲得許多專家學者的協助，其中，中央研究院王汎森院士與中央警察大學李顯裕教授，分別提供手中蒐集的大量相關資料，為文集的成形奠定重要基礎。
最後，本次文集的出版，要特別感謝余夫人陳淑平女士的支持，她並慨然捐出余先生所有在聯經出版著作的版稅，委由聯經成立「余英時人文著作出版獎助基金」，用於獎助出版人文領域之學術論著，代表了余英時、陳淑平夫婦期勉下一代學人的美意，也期待能夠延續余先生對於人文學術研究的偉大貢獻。
自序
早在我寫《民主革命論》一書的時候，就曾有朋友建議我寫一本近代革命史。後來我因為考慮到中國一般讀者對西方歷史文化的認識太淺，與其寫一部革命史，倒不如以民主主義為主題來敘述西方自文藝復興以來的種種社會變遷，比較更能適合當前文化界的需要，這便是本書撰寫的最初緣起。
老實說，《近代文明的新趨勢》是一個大題目，憑我個人這一點淺薄的歷史知識，是根本沒有資格動筆的。但是當西方極權主義的洪流已經淹沒了我們祖國的時候，我們是沒有理由可以閉上眼睛，對西方近代文明不加聞問的。極權主義是西方近代文明的病症，這病症本和我們無關，而我們竟不幸先蒙其害。由此可見，近代文明已具有世界的性質，我們既無法拒絕它的挑戰，就得徹底地去瞭解它，看看它究將何去何從，我們又到底應該選擇那一條路。基於這一考慮，我終於大膽地寫成了這本書。
正像拉斯基（Harold Laski）教授在他的《歐洲自由主義的興起》一書的序言中所說的：「我希望讀者注意，這實在祇是一篇論文。在這樣的篇幅中，對這一論體，我所做的是不可能超乎提綱挈要以上的。」我這本書，與其說是「書」，倒不如說是論文—一篇較長的論文。在結構方面，我力求系統化；希望人們讀後可以認清近代文明的大脈絡。面對著浩如煙海的史實，在取材上我實已精鍊到無法再精鍊的程度；但寫成後仍然超出了預定的字數，這實在是不得已的事。本來還準備寫一章關於中國民主的前途問題，以為全書的結束；現在這一計劃祇好放棄了。
本書的論點在很多方面是和《民主革命論》一書相通的；前者是縱的敘述，後者則是橫的論列。因此，我希望讀本書的人同時也能參考那本書。
成書倉卒，掛漏在所難免，錯誤更不會少；謹期盼讀者們能不斷地給我指教和批評！
余英時 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日在香港
導論（節錄）
一
中國有一句成語：「一部廿四史不知從何說起。」其實近代文明的千頭萬緒，其複雜的程度遠在「一部廿四史」之上；企圖在短短的篇幅中把它清理得頭頭是道、秩序井然，才真令人體味到「不知從何說起」之苦。
首先，我必須解釋清楚，我在本書中所用的「近代文明」一詞究竟涵攝著一些什麼內容。我不否認，在基本立場上，我是偏袒人文主義的；我堅信歷史文化的最大意義乃在於它提高了人的價值。顯然，撇開了人，我們復何貴乎歷史文化呢？從這一基本觀點出發，我所看到了的近代文明便是近數百年來環繞著「尊重並提高人的價值」這一中心所產生的一切創造。但是這一觀點並不能使我無視於那種種與人文精神背道而馳的歷史逆流，相反地，我更要積極地指出近代唯物主義、極權主義的根源，及其危害人類文明的基本緣由所在。那麼，什麼是近代「尊重並提高人的價值」的歷史創造呢？在這裡，我願意提出民主主義的大潮流作為近代文明的核心。說民主主義是近代史的主流，似乎已經成為一種陳腐爛調；但是這種說法，出之於政治宣傳或洋八股者極多，出之於真知灼見，深入近代史的內層者卻寥寥無幾。我絕不敢自詡我已經把握住了近代文明的根本精神，不過如果說我在本書所闡釋的民主主義與流俗平時的口頭禪頗有出入，那倒也不會是違反事實之談。我認為近代民主必須上溯到十四至十六世紀的文藝復興，文藝復興的人文精神是近代一切政治、文化，以及經濟的進步方向的開端，儘管這一新文化運動在當時並未能收到現實的效果。文藝復興是新文化啟蒙運動的開始，接著便是一個局面更偉大、範圍更廣泛的文化運動—宗教革命。這兩大文化運動在精神上、時間上都是一貫的；它們奠定了近代文化運動的大方向；也開闢了近代政治、經濟種種革命的途徑，宗教革命本身所牽涉的許多世俗問題便可以證明這一點。繼文化運動之後，自由經濟、民主政治、平等社會各方面的運動也都一一展開。如果我們從時間上觀察，這幾方面的運動幾乎是同時開始的；所以我們根本無法肯定其間誰是原因、誰是結果，誰是主、誰是客。但它們之具有一種共同精神—人文主義，卻是事實。
人們過去把民主主義的內涵局限於政治民主，直到最近才有人提倡全面的社會民主，其實這真是一種不瞭解近代文明的表現。一部近代史自始便是文化、經濟、政治、社會各方面的民主發展；不過我們通常並不把其他方面冠以民主之名而已。社會原是一「有機整體」，我們很難想像有一個社會，在政治上是民主的，在經濟上卻完全違反民主原則；如果有這種不平衡情形發生，社會便一定要動盪不安，結果不是政治民主犧牲於經濟的不民主，便是經濟的不民主被政治民主所消滅。極權國家的建立是前者的說明，近代英、美民主的新趨勢則是後者的註腳。近數十年來很多人認為，英、美有政治民主而無經濟民主，蘇俄有經濟民主而無政治民主，其實這乃是一種割裂社會的整體性的幼稚錯誤。
近代民主主義的內在病症發生在經濟制度方面，資本主義所造成的極端貧富不均，的確使傳統民主一度大為失色，於是極權主義乘機崛起，形成一個巨大的反動逆流。幸而二十世紀以來，西方民主國家已經在調整政治民主與經濟不民主的關係上獲得有效的成果，傳統的民主不僅重獲穩定，而且已邁向更高層的經濟與社會民主的境界中去了。近代文明已開拓了新的方向，發展了新的趨勢；人類前途顯然是無限光明的。
二
基於我們對近代文明的內容的特殊瞭解，對於近代的分期，我們也不能不採取一種新的標準。歷史的分期原是一種不易接近真實的做法；歷史的長流有如黃河、長江，是不可能把它切成幾個片斷。可是由於人類在不同的時代的努力有著不同的重心，所以從大趨勢上著眼，我們似乎也能看到上古、中古、近代每個歷史時代的特殊性。但身臨其境的人們本身並不能意識到這一點。文藝復興的學者絕不瞭解他們在開始著一個新的時代，十七、十八世紀的機器發明家更無從預知他們在歷史上所占據的地位。名歷史家亞當士（G. B. Aadams）在其所著《中古時代的文明》一書中，即認為歷史的分期並無清晰的界線；當一個時代逐漸轉變到另一個時代的時候，當時的主角人物也是毫無所知的，祇有千百年後的歷史家才能夠看得出來。因此，我在本書中所做的歷史分期也祇是一種大體的劃分，而不是僵死的數學公式。這是首先應該向讀者說明的。
我把近代史始於文藝復興的理由前面已約略地說過了。這裡我要說明我對近代史發展本身的一個新的分期法。由於我提出民主主義為近代文明的中心，因此我看出民主在近代有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從十五世紀到十九世紀中葉是第一個階段，從十九世紀中葉到現在是第二個階段。這種分期是以民主主義鬥爭的對象底變換為標準的：十九世紀中葉以前，民主的對手是專制主義，政治上的國王專制，經濟上的封建專制，文化上的教會專制，和社會上的貴族階級專制；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極權主義成長起來了，一八四八年的《共產黨宣言》是極權主義正式建立的標幟。自此以後，民主便一直在和極權主義或明或暗的鬥爭著；但是直到二十世紀的極權國家出現之後，一般人才開始看清這一點。最初我也曾考慮以一九一七年（蘇俄革命）為民主與極權鬥爭的開始點，後來我又考慮到近代民主主義發源於文藝復興的新文化運動的事實，所以才決定選擇了一八四八年這個日子。
認真地說，近代帝國主義時代的資本主義已有著很明顯的極權傾向；如果照十九世紀下半葉那種歷史潮流發展下去，大資本家遲早是要躍登萬能統治者的寶座的。墨索里尼的極權便部分地代表了大資本家的利益。所以儘管共產主義是以資本主義的反命題的姿態出現的，而在極權這一點上，它二者卻正是孿生姊妹哩！就這一方面而言，民主與壟斷資本主義的鬥爭，也正可以歸之於民主與極權鬥爭的範疇之內。
隨著專制主義到極權主義的轉變，民主主義本身也起了性質上的變化。如果說專制主義與極權主義的關係，是從相對的多元到絕對的一元的發展；那麼民主主義在這兩個階段中的差異也在於：前者的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各方面的發展是各自孤立與分散的，而後者則統一成諧和的整體，彼此之間有著適當的呼應。社會發展分散而不統一，某一方面發生了毛病便不容易及時補救，這說明了近代資本主義何以能夠如此地畸形發展。後一階段的民主主義則安全克服了這一弊端，政治與經濟之間已獲得了恰到好處的均衡。但民主主義的統一並非意味著一切社會權力的集中，實際上「分權」依然是民主主義的基本原則；這種統一乃是精神上的統一。好像一個人的成長過程一樣，在孩童時代他雖已具備了一切機能，卻往往不能把它們搭得和諧，所以容易發生毛病；直到他長大成人，他才能對他身上的一切器官有著靈活而協調的運用。現代的民主主義確已經離開了兒童階段，而發展得相當成熟了。不過民主主義並不完全和人一樣，人是有生有死的；而民主卻永沒有死亡的一天。它是一種螺旋式的無限發展體，因此，盧梭才認為完全理想的民主是永遠無法達到的；祇有極權主義者才會用烏托邦的幻想騙人，說什麼共產主義是人類社會進步的最高境界。
瞭解民主主義在近代史上的兩種不同的階段是很重要的，否則我們將失去與極權主義鬥爭的任何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