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斷苗溪:一個勞改倖存者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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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立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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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我愛黨,黨為什麼不接受我純真的愛呢?」

  一個擁護「黨天下」、同樣「批判右派」的青年,卻也被打成了右派!

  1957年,牛立華被劃為右派,勞教三年,強制留廠就業六年。1966年夏,他被逮捕入獄,在川西的苗溪茶場服刑十三年。

  「不認罪,關死你!」他被單獨囚禁在小監。沒有光,缺水,過了270個解大便沒有手紙的日子。22年的苦役和折磨,幻想破滅,青春耗盡……這是牛立華的真實人生。要到無罪釋放,他才看到自己的檔案,也才知道這一切只是因為當年的幾句話受到惡意曲解。

  在專制政權下,沒有最荒謬,只有更荒謬。這條通往奴役之路,葬送了一代人的青春。

  在苗溪。

  那個年代,犯人是最卑賤的奴工,政治犯尤其處在最底層,著名作家胡風、章詒和都曾被關押在苗溪茶場。

  根據牛立華的記錄,1960年代的勞教和勞改場所遍佈全川,光他數得出名字的就有四十多處。每處場所都關押了少則幾千、多則數萬的囚徒,他們在窮鄉僻壤築路開礦,墾荒種茶。逃亡者被追捕、虐殺,不認罪者被視為反改造,長期單獨監禁。書中列舉了各式各樣真實存在的「配戴鐐銬」與「捆綁吊打」的方式,酷刑、飢餓、苦役和無休止的認罪揭發,許多囚犯因而人性扭曲,精神失常……。

  一部毛時代四川城鄉勞教與勞改集中營的見證。
  歷時6年撰寫,350,000字,點滴都是血淚回憶。

  誠如艾曉明所說,「在標注當代中國人痛史的地圖志上,苗溪,理當像夾邊溝被記錄。」

本書特色

  歷時6年撰寫,350,000字的血淚回憶,他只願「子孫後代不再為了思考而坐牢」。

  一部關於毛時代四川城鄉勞教與勞改集中營的血淚見證,真實記述了那個胡風、章詒和都被關過的四川苗溪茶場。

  「在標注當代中國人痛史的地圖志上,苗溪,理當像夾邊溝被記錄。」——艾曉明

各界推薦人

  【專序導讀】艾曉明(廣州中山大學退休教授、獨立紀錄片導演、倖存者文獻研究者)
浩劫餘生:一個知識分子的戰火歲月 作者: 佚名(為保護當事人隱私,此處使用化名) 出版社: 獨立文獻出版社 出版年份: 2023年 頁數: 480頁 裝幀: 精裝,附珍貴歷史照片數十幅 --- 圖書簡介: 《浩劫餘生:一個知識分子的戰火歲月》是一部深刻、坦誠、且極具歷史價值的個人回憶錄。本書作者是一位在二十世紀中葉的中國大陸經歷了劇烈社會變革的知識分子,他以細膩入微的筆觸,還原了從抗戰烽火的尾聲,到建國初期的思想改造,再到隨後一系列政治運動對個體命運的無情碾壓。這不僅是一個人的漂泊史,更是一部濃縮的時代編年史,揭示了宏大敘事背後,知識階層在極端環境下所承受的道德困境、精神折磨與生存掙扎。 本書的敘事主軸圍繞著作者從一名心懷抱負的青年學者,如何一步步被捲入時代洪流,最終在政治風暴中喪失自由,被迫在體制邊緣掙扎求生的過程。不同於僅側重於宏觀政治分析的著作,本書的價值在於其「私人性」與「現場感」。作者的文字不帶過度的煽情或控訴,而是以一種近乎冷靜的、近距離的觀察,記錄了那些被歷史文件忽略的細節:飯菜的氣味、監室中的對話、一次突如其來的抄家、一次充滿算計的批鬥會,以及在極端壓力下人性光芒的閃現與陰影的蔓延。 第一部:風雨飄搖的學術夢 回憶錄的開篇,將讀者帶回了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中國。作者出身於一個飽讀詩書的家庭,親身經歷了抗日戰爭帶來的流離失所。他詳細描繪了在戰火中求學的艱辛,以及那一代知識分子心中對國家富強、學術獨立的樸素願望。這一部分充滿了對舊時代教育體系的緬懷,對傳統士人精神的探討,以及對理想主義的熱烈嚮往。作者細緻地描述了他在大學圖書館的時光,書頁間散發的墨香與窗外炮火的轟鳴形成的鮮明對比,為後續的悲劇埋下了伏筆。 第二部:改造與重塑:從「座上賓」到「階下囚」 隨著新政權的建立,作者的人生軌跡發生了決定性的轉變。本書的第二部分,是全書中最具衝擊力的部分。作者未迴避地記錄了建國初期推行的思想改造運動,特別是針對知識分子的「學習」與「檢討」。他坦誠地剖析了自己內心的矛盾:一方面是出於求生的本能對體制的迎合,另一方面是知識分子對獨立思考的固執。 作者深入描寫了「向黨交心」的艱難過程,以及在一次次的政治風暴中,如何界定「可接受的」觀點和「危險的」思想。他用近乎田野調查的方式,記錄了那些公開的批鬥會場景,包括語言的邏輯陷阱、群體的非理性狂熱,以及個人在集體壓力下選擇沉默或附和的心理機制。其中,對於「自我審查」如何內化為一種生存策略的描寫,極為深刻,發人深省。 第三部:邊緣的生存與精神的堅守 故事的高潮部分,聚焦於作者在特定歷史時期被劃為「另類」後,在體制邊緣的艱難歲月。這部分內容極為罕見,它沒有聚焦於大規模的勞動改造營,而是更側重於知識分子在被邊緣化後,如何在看似「正常」的社會結構中尋找立足之地。作者描述了他們如何被分配到偏遠的機構,從事與專業毫不相關的體力勞動或基礎行政工作。 在物質極度匱乏、精神備受壓抑的環境下,作者展現了知識分子的另一種韌性:他們如何利用微小的空檔,偷偷地閱讀禁書、交換二手知識,以及在非正式的「茶話會」中,用晦澀的隱語交流對往昔學術的追憶。這種在夾縫中求生存的「精神堡壘」,成為抵抗異化的最後防線。作者沒有美化苦難,而是真實呈現了如何在屈辱中維持自我的尊嚴。 第四部:歷史的重負與未竟的對話 全書的結尾,作者回顧了漫長歲月後的重新「獲得承認」的複雜心緒。這並非是簡單的「撥亂反正」後的歡呼,而是一種深刻的疲憊與反思。他探討了創傷的代際傳遞,以及如何與自己那段充滿矛盾和痛苦的歷史和解。作者在回憶中提出了尖銳的問題:一個人的價值,在歷史的巨輪面前,究竟應當如何衡量?知識分子的良心和社會責任,是否能找到永恆的平衡點? 《浩劫餘生》是一部拒絕簡單化的作品。它以私密的視角,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理解特定歷史時期社會心理結構的獨特窗口。作者的文筆冷靜克制,充滿哲思,對時代的洞察入木三分。它適合所有關心中國現代史、社會變遷,以及探討個體在極端政治環境下如何自處和堅守的讀者。 --- 重要提示: 本書收錄了作者在特定時期書寫的詩歌殘稿、日記摘錄,以及與數十位同時代受難知識分子的通信片段,是研究該時期知識分子群像不可或缺的珍貴史料。

著者信息

作者簡介

牛立華


  1935年10月18日出生於北平。少年時期接受共產主義,1949年後加入少先隊、共青團。1955年畢業於華北兵工職業學校,分配到四川重慶長江電工廠任技術員。1957年初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7月捲入鳴放運動,被打成「右派分子」。1958年7月被送勞動教養,先後在重慶的新建機械廠、成都的四川省勞改局加工廠、四川磨床廠、四川消防機械總廠等處做技術工作。1961年12月22日解除勞教,摘掉右派帽子,強制留廠就業。1966年5月與四川沙坪農場女難友結婚,同年7月,以「反革命」罪被捕,新婚夫妻被拆散。

  1966年9月被判刑十五年,在蘆山縣苗溪農場勞改十三年。其間曾慘遭捆綁吊打,鐐銬折磨;並被單獨監禁7個月。

  1979年5月,錯劃右派得到改正。同年9月,原判反革命案撤銷,無罪釋放。

  1980年3月回到長江電工廠,恢復公職、工資和原有技術職稱。後任工程師、高級工程師,並在職工大學任教。退休前在廠刊《長江科技》發表多篇科技譯文。

  晚年批閱大量資料,以病弱之身編撰《夢醒時分——陽謀簡史》,直至雙目失明。本書係就該文稿中截取個人經歷、重新整理而成。作者意在記錄時代烙印,為1957年反右及其後的大悲劇留下一個倖存者的證言。

 

图书目录

代序 通往苗溪之路/艾曉明
前言

【上卷】無罪之罪
第一章 親歷北平巨變
第二章 中學時代
第三章 華北兵工職業學校
第四章 在長江電工廠
第五章 監督勞動
第六章 勞教頭兩年
第七章 初到成都
第八章 忍辱負重
第九章 摘帽賤民
第十章 風暴襲來
第十一章 在寧夏街監獄
第十二章 從開庭到判決

【下卷】深山苦囚
第一章 押到苗溪
第二章 獄卒群像
第三章 囚犯群像
第四章 整治「反改造」
第五章 監獄五記
第六章 獄中之獄
第七章 我不能死
第八章 艱難投書
第九章 「以其人之道」
第十章 罹難者
第十一章 動盪與希望
第十二章 無罪釋放
第十三章 重返長江電工廠

尾聲 別了,詩慧!—一封未寄出的信
後記

附錄 獄中自述
牛立華生平與冤案年表/艾曉明


 

图书序言

  • ISBN:9786267128268
  • 叢書系列:血歷史
  • 規格:平裝 / 450頁 / 17 x 23 x 2.29 cm / 普通級 / 部份全彩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图书试读

代序

〈通往苗溪之路〉
艾曉明


  (……前略……)

  三、權力的任性與一個青年的命運

  牛立華在苗溪服刑十三年,在此之前,他已經因劃右而被勞教三年,強制留廠就業六年,前後二十二年。

  從很多方面來說,年僅二十一歲的牛立華,是完全沒有理由經歷這麼一場無妄之災的。他不是地主資本家,不是出身不好,不是學文科的,不是高級知識分子,更不屬於民主黨派。作為軍工廠的一個年輕技術員,他正是屬於國家迫切需要的人才。而且,他又好學向上,熱愛專業,並且在積極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他的政治方向如此堅定正確,怎麼會被劃作反黨分子,成了廠裡的第一個右派呢?

  我這麼說,好像暗含了一個前提,其他人就有理由被打成右派嗎?在苗溪,我們找到一個十來歲的孩子帶路上山,這個孩子說他的爺爺就曾經是苗溪茶場的犯人:「我爺爺說,這裡的人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冤枉的。」

  有很多研究、很多倖存者的回憶錄證明,反右是一場摧毀民族精英的政治運動,而從書中牛立華的經歷來看,這場運動不僅錯誤的,更是荒謬的。他的個人悲劇,很大程度在於思想專制到野蠻、權力任性到荒謬的程度。

  荒謬就是如卡夫卡小說《變形記》那樣,沒什麼理由,突然在一個早晨,小說主角變成了一隻大甲蟲。他還保留著所有正常人的感受、思維和意志,但他的存在已經與外界割裂、隔絕,無法交流和理解。他被親人嫌棄,最後只能是孤獨地死去。

  換言之,如果我們現在要去區分誰應該被打成右派,誰又不應該,這就落入了荒謬的陷阱。事實上,在一個現代社會,無論是那些批評和建言的民主黨派高層人士,還是如牛立華這樣僅僅是希望「肅反」講究一點方式方法的青年,他們的權利都是毋庸置疑的;哪怕他們的意見是錯誤的也同樣如此。人們在民主社會不僅擁有表達自由,更應該積極地參政議政。悲劇在於,連胡風這樣資深的左翼文學家都沒有想到,他對領袖和新時代的敬仰和追隨,不是通向民主,而是通向奴役之路。

  思想專制,正是極權主義時代權力的特徵,這方面,牛立華的同時代人,當時北京大學物理系學生王書瑤敏銳地寫出了他的預見。他根據蘇聯史達林的恐怖統治帶來的危害,強調「反對國家權力的高度集中和黨對國家一切生活的絕對控制」。文中指出:「任何時代,權力的高度集中,不論是集於個人,還是自稱為一貫光榮正確偉大的集團,都是極大的危險,而當人民群眾被麻痺被愚昧,就更加百倍地危險!因為如果這個集團犯有嚴重錯誤或變質,就沒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

  王書瑤的文章代表了當時北大「五一九」學生民主運動達到的思想高度,結果卻被他不幸而言中。他被劃為極右,勞動教養四年;後來更遣送到新疆,再返鄉務農。1979年右派改正後,他才回到學術界。

  牛立華被劃右的罪行之一恰恰相反,他不僅不反黨,而且,他贊成、支持黨天下,並且認為就是要黨天下。他說現實中不正是黨員幹部擔任主要領導職務嗎?這就是事實啊。如果講點道理,完全能明白牛立華這個觀點沒有任何反黨含義,他不過是想從事實出發來呼應反右中的大批判。

  可是思想專制不僅要消滅一切異聲,而且任性到連呼應同意也不能由著你自己。反正要打右派,打誰也是打,逮著誰是誰。牛立華的觀點被斷章取義,曲解誇大,批判者憑自己的主觀推論來定性反動……總而言之,就像卡夫卡筆下的《變形記》一樣,一個人在某一個早晨,突然就變成了大甲蟲。在牛立華的處境中,他就成了廠裡右派首惡。

  其實,放大來看,將「政治設計院」、「黨天下」、「平反委員會」這些知名的論點定性為向黨進攻之類,不都是一樣的主觀任意、一樣地顯示了獨裁者的傲慢嗎?當然也是。但針對牛立華的定罪,卻是格外令人費解的—把一個正在批判右派言論的青年打成了右派。

  要到幾十年後右派改正,牛立華才看到自己檔案中的記載,也才知道,根據檔案中的畢業鑒定,他就被挑出來作為右派嫌疑人了。然而即使在那個鑒定裡,他說的幾句話也是被張冠李戴、剝離原意的。按照那種惡意聯想的邏輯,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逃脫政治運動的絞索。換言之,所有這些運動無非都是按照政治需要把敵人製造出來。這就是階級鬥爭的理論武裝起來的黨和它所推動的政治實踐。牛立華的觀點到底是什麼並不重要,將假想敵製造出來,使得專制的力量可以立威暢行,這就是政治需要。

  如前所述,牛立華和王書瑤,同為右派,假如評價他們當時的觀點,可以說全然不同。一個清醒地認識到反對極權,一個據實辯護說就是要黨天下。那麼,共產黨為什麼要把支持它的人也當作敵人對待?這一點是牛立華很長時間都想不通的。他的困惑也反映出了另一大批右派的處境:他們當時還不是像林昭、張春元、王書瑤這樣較早覺醒的獨立思考者;而是因為純真,因為信任,因為熱愛黨而落入陷阱。

  我們今天再來看後者的命運,一方面是看到其中的荒謬,因為他們被歸入敵人一類,更充分地表明了這場運動非理性。它不是因為遇到了真正的對手或者批評而去絞殺他們,而是根據假想的敵意去消滅他們。

  這也就回到了烏托邦社會的根本問題,烏托邦,本來是關於一個理想的群體和社會的構想。在中國,我們也可以說是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但是它走向了反面,成為反面烏托邦的典型。那就是說,表面上看,一切話語都表明這個社會繁榮昌盛,它所依靠的人民完美無瑕。而實際上,它對社會的歷史和現狀、對現實中的社會階層和人群,充滿任意假設。它反理性,反經驗,也反文化。它是純粹理念的天堂、現實的地獄。

  而另一方面,我們看到,作為共產主義的信徒,受害者的個人悲劇又在於,他們被意識形態教育馴化,對極權之害沒有警覺和防備。反右之前的政治運動已經造成了大批的受害者,但他們彼此的經驗也是隔絕的。這也使得這些年輕一代的受害人繼續忍受迫害和孤獨,而且,在遭受迫害之後,他們長久地使用著毛的思想和語言來為自己辯護,但這顯然也是無效的。

  (……下略……)
 

用户评价

评分

坦白說,面對這類題材,我的閱讀心態總是帶著一種沉重的疏離感,畢竟我們身處的環境,雖然在某些脈絡下仍有爭議,但與「勞改」所代表的絕對禁錮與高壓統治,在物理與精神層面上仍有顯著的差異。然而,真正的震撼往往不在於事件的規模多麼宏大,而在於細節的逼真度。我更在意的是,作者是如何描繪那份「日常」的非日常性——譬如飢餓時對一粒米飯的執念、在極度缺乏隱私的環境中如何維護最後一點點個人空間的嘗試、或是人與人之間在生存壓力下產生的微妙互動。這些細微的切片,遠比宏觀的政治批判來得有力量,因為它們直接擊中了人性最原始的反應。優秀的回憶錄總能達到一種「雖是彼岸經驗,卻是共通人性」的境界,讓人讀完後,即便身體未曾經歷,心靈卻彷彿被投入了一場極端的試煉。我希望這本書能帶領我穿過那些官方敘事所築起的高牆,直視那段歷史中,那些被體制化規訓後,依然閃爍著人性的微光。

评分

從文學性的角度來看,這類作品的敘事挑戰極大。如何平衡歷史的真實性與文學的感染力,如何避免讓回憶變成單純的控訴清單,考驗著作者的筆力與定力。我特別好奇作者在敘事結構上的安排,究竟是採取了編年史的線性鋪陳,還是以幾個關鍵性的「場景」為節點進行跳躍式的回溯?一個成功的倖存者回憶錄,其力量往往不在於事件的驚悚程度,而在於作者如何提煉出屬於他個人獨特的「視角」。是那種看透世事後,帶著一絲超脫的平靜,還是仍殘留著難以磨滅的創傷陰影?這種語氣的拿捏,是判斷作品深度的一把標尺。台灣的讀者對於「記憶如何被書寫」一直很敏感,我們自身也有許多關於白色恐怖時期記憶的重構與拉扯。因此,觀察這位倖存者如何與自己的過去和解,如何將那段「夢斷」的經歷,轉化為「得以訴說」的故事,將會是閱讀過程中最引人入勝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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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的名稱中帶有「苗溪」二字,這或許暗示著勞改農場的特定地理環境,以及與自然環境搏鬥的艱辛。我總覺得,在極權的改造之下,改造對象的肉體是首要目標,而農場或礦區這樣的設定,本身就是一種將人退化到「生產工具」的隱喻。因此,那裡的氣候、土壤、以及與生產工具之間的關係,都成為了抵抗或順從的場景。台灣的文學作品,尤其在描述底層勞動者的困境時,總會強調土地與人的連結。我期待能看到作者如何描寫這種被扭曲的連結——當土地不再是滋養生命的源頭,而成為懲罰與監禁的工具時,人的精神會如何反應?這種「人與非人環境」的對話,往往能揭示出體制最深層的荒謬性。那片土地,是見證者,也是加害者,更是最終的埋葬所。透過對環境細膩的描繪,也許能更深刻地體會到,何謂「在荒蕪中尋找生存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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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這類作品,對我們當代社會來說,有著極其重要的警示意義。當今世界,雖然勞改營的形式可能已經轉變,但某些強勢的意識形態依然試圖以效率或集體之名,壓縮個體的自由與發言空間。倖存者的回憶,最寶貴的價值不在於緬懷過去的苦難,而在於為未來提供一組「失效的劇本」。它告訴我們,當社會機制的某個齒輪開始反向運轉時,我們個人的底線應該在哪裡,以及何時必須堅守。我希望能從這本沉重的紀錄中,提煉出關於「警覺性」的智慧。一個勞改倖存者,必然對權力的邊界有著異於常人的敏感度。這種敏感,是時代留下的傷痕,也是最寶貴的遺產。它提醒著我們,對權力的擴張保持懷疑,對看似合理的「改造」保持警惕,這才是對所有犧牲者最好的致敬,讓那份「夢斷」的經歷,最終能夠成為照亮前路的微光。

评分

這本書光是書名就讓人心頭一緊,「夢斷苗溪」,多麼沈重的意象,讓人立刻聯想到那個特定歷史時期,許多無辜生命被無情捲入的巨大悲劇。台灣社會對於那段特定時期的記憶,往往是透過零星的史料或口述歷史拼湊而成,總覺得隔著一層薄霧,難以觸及最真實的痛楚。因此,當我捧起這部作品時,心裡充滿了一種複雜的情緒:既好奇那樣的環境究竟是如何磨蝕一個人的人性與靈魂,同時又帶著一種深深的敬畏,因為能夠倖存下來,本身就是對抗極權最堅韌的證明。作者選擇以「回憶」這樣私密且主觀的方式來敘事,無疑為冰冷的歷史數據增添了血肉與溫度。我期待能從這些字裡行間,窺見一個普通人在極端環境下,如何掙扎著維持一絲對「人」的信念,那種在絕境中仍能保有尊嚴的微光,或許才是這類作品最核心的價值所在,它提醒著我們,無論時代如何變遷,對自由與良知的追求,是刻在人類基因裡的本能。這不只是一本個人的回憶錄,更像是時代洪流中一塊被沖刷出來的礁石,記錄著那些被試圖抹去的歲月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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