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臺秘要》評述

　　王燾是唐代中期著名的醫學文獻專家，約生於武后如意元年（公元 692 年），卒於天寶十五年（公元 756 年）。出身於名門望族，幾乎代代為官，尤其是唐朝，自唐太宗以後，其王氏宗族有十四人為相。其曾祖王珪是唐太宗的宰相，祖父崇基以及父兄等人，也是當代的官僚。他自已的一生也主要是在官場上度過的，有過「七登南宮，再拜東掖」的厚遇，曾任徐州司馬、房陵太守等官職。他掌管唐代圖書館—弘文館 20 餘年。王燾利用這個機會，閱讀了大量的醫書，為他以後的醫學文獻整理工作，積累了大量的寶貴資料。史書對其無專門立傳，僅《新唐書‧王珪傳》後附有小記，言「燾，性至孝，為徐州司馬。母有病，彌年不廢帶，視絮湯劑。數從高醫遊，遂窮其術，因以所學作書，號《外臺秘要》」，此後大多數醫史專籍均據此立論。王燾以一生的精力，為保存古醫籍原貌和總結唐以前的醫學成就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1. 編纂《外臺秘要方》的動機

　　王燾做官時曾被貶守房陵郡（今湖北房陵），並量移（唐代時得罪，被貶竄遠方，後由於遇赦改近地安置，稱為量移。）大寧郡，在赴任途中，因「冒犯蒸暑」，他的家人和隨從人員多染患瘴疾。而當時「染瘴嬰痾，十有六七，生死契闊，不可問天」。在那「既僻且陋」的地方，請不到好醫生，王燾就把他在弘文收集到的經方，拿來治療病人，竟有「得存者」。這給他很大的鼓舞。加上他「所好者壽」，便決心把他在弘文收集到的資料編成一部書。

　　其二，中醫學發展到唐代已有很大的成就，其中一個標誌，就是各種醫書琳瑯滿目，「方逾萬卷」，可謂「專車之不受，廣廈之不容」（《外臺秘要》自序）。但是這些醫書並非盡善盡美。問題比較嚴重的是：簡編錯亂，遞相矛盾，有的有方無論，有的有論無方，內容重複、蕪雜，使用不便。就以被稱為我國第一部病源證候學的專著《諸病源候論》來說，其論病源之詳盡，可謂空前，可是「覽者皆以無方致憾」。王燾對這一點感觸也特別深。他說：「若不能精研病源，深探方論，雖百醫守疾，眾藥聚門，適足多疑，而不能一癒也」（《外臺秘要》自序）。為了克服以上缺點，使古代醫籍充分發揮作用，他便「發憤刊削」，「廢寢輟食，銳意窮搜」。經過長期的努力，終於系統地整理出一部空前的醫學巨著。

　　2. 王燾編纂《外臺秘要》的因素

　　經過李唐王朝前半葉，採用了任人唯賢，勵精圖治的治國綱領，經過「貞觀之治」、「永徽之治」、「開元之治」，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為文化昌盛和學術發展奠定了良好的社會背景。王燾編纂《外臺秘要》的必備條件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是「有六朝醫方基礎和前人編撰範例」可資借鑑。在魏晉及其以前，中醫學理論就已經形成。諸如《素問》、《九卷》、《難經》、《中藏經》等，奠定了中醫理論基礎。西晉王叔和則在《素問》、《難經》的基礎上，著成《脈經》，奠定了診法。西晉皇甫謐則在《九卷》及《素問》的基礎上，著成第一部針灸學專著《針灸甲乙經》，專論經絡學、腧穴學、灸療學、刺治學的相關理論及其臨床應用。東漢張仲景則在繼承《素問》有關理論基礎上，著成《傷寒雜病論》，開創六經辨證理論之先河，專論外感病及內傷雜病。

　　藥物學方面，自東漢《神農本草經》始，後又有南北朝陶弘景《本草經集注》，唐顯慶四年（公元 659 年）的《新修本草》，奠定了中藥學基礎。

　　二是前人編纂方書的經驗也給《外臺》的成書提供了可資借鑑的範例。隋大業中所編《四海類聚方》，計一千六百卷，其篇幅空前浩大。唐天寶年間成書的《備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較王氏編纂《外臺秘要方》早數十年，其編纂體例對王氏有很大影響。

　　三是王氏有較高的醫學和文化素養。王氏醫學的基本知識和他較高的文化素養，也是成就其完成《外臺秘要方》的重要條件。就醫學知識言，王氏因母病及自己幼年體弱多病而學醫，「數從高醫遊」，使其醫學水準達到較高的境界。文化素養方面，王氏出身於一個世代有文化修養的家庭，其本人的文化修養亦可想而知。加之唐太宗李世民提倡「文治武功」，唐玄宗李隆基重視「文治」，唐朝以科舉取仕，這些政治主張對社會、尤其是仕人的影響不可忽視。

　　四是王氏較長時間在弘文館任職，直接掌管和接觸大量的醫藥方書，這對他的成功無疑是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自唐貞觀至天寶年間，由於政治穩定，文化繁榮，重視圖書的收集和整理，計有七萬餘卷，藏書之富為其編書創造了最基本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