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文集編輯序言
余英時先生是當代最重要的中國史學者，也是對於華人世界思想與文化影響深遠的知識人。
余先生一生著作無數，研究範圍縱橫三千年中國思想與文化史，對中國史學研究有極為開創性的貢獻，作品每每別開生面，引發廣泛的迴響與討論。除了學術論著外，他更撰寫大量文章，針對當代政治、社會與文化議題發表意見。
一九七六年九月，聯經出版了余先生的《歷史與思想》，這是余先生在台灣出版的第一本著作，也開啟了余先生與聯經此後深厚的關係。往後四十多年間，從《歷史與思想》到他的最後一本學術專書《論天人之際》，余先生在聯經一共出版了十二部作品。
余先生過世之後，聯經開始著手規劃「余英時文集」出版事宜，將余先生過去在台灣尚未集結出版的文章，編成十六種書目，再加上原本的十二部作品，總計共二十八種，總字數超過四百五十萬字。這個數字展現了余先生旺盛的創作力，從中也可看見余先生一生思想發展的軌跡，以及他開闊的視野、精深的學問，與多面向的關懷。
文集中的書目分為四大類。第一類是余先生的學術論著，除了過去在聯經出版的十二部作品外，此次新增兩冊《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古代史篇與現代史篇，收錄了余先生尚未集結出版之單篇論文，包括不同時期發表之中英文文章，以及應邀為辛亥革命、戊戌變法、五四運動等重要歷史議題撰寫的反思或訪談。《我的治學經驗》則是余先生畢生讀書、治學的經驗談。
其次，則是余先生的社會關懷，包括他多年來撰寫的時事評論（《時論集》），以及他擔任自由亞洲電台評論員期間，對於華人世界政治局勢所做的評析（《政論集》）。其中，他針對當代中國的政治及其領導人多有鍼砭，對於香港與台灣的情勢以及民主政治的未來，也提出其觀察與見解。
余先生除了是位知識淵博的學者，同時也是位溫暖而慷慨的友人和長者。文集中也反映余先生生活交遊的一面。如《書信選》與《詩存》呈現余先生與師長、友朋的魚雁往返、詩文唱和，從中既展現了他的人格本色，也可看出其思想脈絡。《序文集》是他應各方請託而完成的作品，《雜文集》則蒐羅不少余先生為同輩學人撰寫的追憶文章，也記錄他與文化和出版界的交往。
文集的另一重點，是收錄了余先生二十多歲，居住於香港期間的著作，包括六冊專書，以及發表於報章雜誌上的各類文章（《香港時代文集》）。這七冊文集的寫作年代集中於一九五○年代前半，見證了一位自由主義者的青年時代，也是余先生一生澎湃思想的起點。
本次文集的編輯過程，獲得許多專家學者的協助，其中，中央研究院王汎森院士與中央警察大學李顯裕教授，分別提供手中蒐集的大量相關資料，為文集的成形奠定重要基礎。
最後，本次文集的出版，要特別感謝余夫人陳淑平女士的支持，她並慨然捐出余先生所有在聯經出版著作的版稅，委由聯經成立「余英時人文著作出版獎助基金」，用於獎助出版人文領域之學術論著，代表了余英時、陳淑平夫婦期勉下一代學人的美意，也期待能夠延續余先生對於人文學術研究的偉大貢獻。
新版序
《歷史與思想》面世已整整三十八年。這是我在台灣刊行的第一部論文集，而我和聯經的文字因緣也從此書開始。這是我個人出版史上一件最值得珍惜的大事。現在本書重排新版，我願意借機對這段往事略作回顧，以為紀念。
在我的記憶中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關於本書第一篇論文：〈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這篇長文是應香港《明報月刊》的特約而撰寫的，當時尚未刊出。但我將原稿副本與其他已刊論文一併收入《歷史與思想》中，直接寄給聯經發行人劉國瑞先生。不料國瑞先生對此稿特加賞識，竟提前送交《聯合報．副刊》刊布，連載了很多天。更意外的是此文無意中觸動了台灣學術和文化界的政治神經，因而引起相當廣泛而持續的強烈反響。這一反響在當時充滿著反諷的意味，因為最初我寫此文，完全針對著大陸的「文革」而發。我想揭示的是：造成「文革」的政治勢力雖然在意識型態和組織方式上取法於現代西方的極權系統，但是在實際政治操作上則繼承了許多傳統君權的負面作風，而集中表現在對於知識人的敵視和迫害以及對理性與知識的輕鄙上面。題目中特標「反智論」，我的立論所指是相當明顯的。在撰寫過程中，我完全沒有聯想到台灣的政治狀態。也許是因為當時台灣的思想與言論自由也受到了嚴重的限制，這才引起不少讀者對於這篇文字的共鳴。就我個人而言，這真是一個絕對意想不到的後果。
反響當然不可能一面倒，反對和批評同樣大有人在，而且筆下也充滿著激情。但是使我最感遺憾的則是此文竟給先師錢先生（賓四）帶來了困擾。〈反智論〉在《聯合報．副刊》上刊出不久，台北的同門友人便先後來信告訴我，錢先生認為我仍然盲從梁啟超以來的流行說法，以「帝王專制」四字來抹殺中國的政治傳統，持論過於偏激。我聽到這些轉述的批評之後，心中極為不安。細閱原稿，也發現其中確有立言欠妥，足以引起誤讀的地方。因此我立刻進行了兩個系列的補過工作：第一是修改舊稿，第二是增寫新篇。我手頭已沒有初登在報上的舊文本，不能與書中的改本互校。不過我仍清楚地記得：全文結尾處我作了一個基本的變更。舊本引譚嗣同《仁學》中的話：
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媚大盜。
這樣斬釘截鐵的否定論斷雖然讀起來十分動人有力，但究竟經不起歷史分析。因此我改用朱熹〈答陳同甫〉中語以代之並引申其言曰：
二千三百年之間，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
為了進一步澄清〈反智論〉的旨趣，我則在一九七六年先後補寫了〈「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和〈唐、宋、明三帝老子注中之治術發微〉。當時我還在哈佛任教，所以這兩篇文字都曾得益於先師楊聯陞教授的商榷。
錢先生是否曾寓目我的補過之作，不得而知。但他還是親自寫了一篇近萬言的〈皇帝與士人〉刊載在一九七六年七月十日和十一日的《聯合報》上，對我的原文進行了不指名的駁斥。最後我必須說明，先師此舉完全是就學論學，對於我個人則採取了寬恕的態度。在我們以後無數次的歡聚中，他從無一語及此，我也沒有向他作出任何解釋，師生之間的感情絲毫未受學術異同的影響。（按：錢先生此文後來易名為〈帝王與士人〉，收在《晚學盲言（上）》，《錢賓四先生全集》本，台北：聯經，一九九八，頁七八五—七九九。）
本書對於我自己來說，還有兩點特別值得紀念之處。第一是這部選集將我的治學取向相當準確地呈現了出來，例如中國文、史、哲之間的相互關聯以及中、西文化與思想之間異同的比較正是全書的重點所在。不但如此，以具體的研究論題而言，當時集中所收的少數論文後來多發展成為篇幅很大的專書，如《論戴震與章學誠》、《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和《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便是顯例。
第二是我中年以後改用中文為我個人學術著作的主要媒介，本書是最早的一個見證。本來我在美國教書和研究，著作自然應該用英文刊布。但是一九七一年夏天初訪日本和台北，並重回香港母校（新亞書院）會晤師友，我發生了一個很深切的感觸。我發現我的英文專著和學報論文，在整個東方學界的同行中，根本無人問津。尤其是在日本京都大學的人文研究所訪談之後，這一印象更是牢牢地銘刻於心。我已萌生了用中文著述的念頭，希望我的研究成果可以傳布到西方漢學的小圈子以外（當時西方漢學遠不及今天這樣流行）。恰巧一九七三—七五兩年，我回到香港工作，重新運用中文變成了理所當然之事。這是我的幸運。從那時起，我便決定先用中文寫出比較詳盡的研究報告，然後再以英文另撰簡要的論文。因為我的教研崗位畢竟是在美國，發表英文論著仍是我義不容辭的專業任務之一。我在初版〈自序〉中曾指出，本書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在香港兩年的作品。現在我要補充一句：這些作品正是我為了轉換書寫媒介而特意撰寫的。所以《歷史與思想》在我個人的學術生命中具有極不尋常的意義。
三十八年來本書不斷重印，是我的著作中流傳最廣而且持續最久的一部。讓我在這裡對於讀者的長期支持表達我最誠摯的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