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廢墟之花
──呂赫若小說的藝術光澤
陳芳明
歷史的寬容與不寬容
斷垣殘壁是戰爭年代颱灣知識分子的心靈風景,多少壯烈的青春埋葬在烽火硝煙裡,多少炫麗的理想也隱逝在歷史迷霧深處。極目廢墟,竟有一株風中之花引頸搖曳,在瓦礫堆中如歌升起,為荒蕪的土地釋放奇異的信息。呂赫若在戰爭臻於盛況時所留下的文學,已成為寂寥時間裡傳誦的一支生命掙紮的輓歌。背對著時代的政治律令,呂赫若嚮著歷史曠野發齣靈魂深井的聲音,那是許多被壓抑記憶的湧現,是無數受到傷害人格的呈露。他藉由小說形式,錶達一股無可遏製的意誌,捍衛颱灣的傳統之美,也抵抗帝國的權力之柄。
《清鞦》這冊小說集在一九四四年齣版,似乎暗示瞭呂赫若的文學追求到達一個藝術峰頂。與同世代的颱灣作傢相較之下,他對文字的尊崇與審美的要求,顯然無人可以比並。使作傢成為一種誌業,使文學成為一種境界,是呂赫若亟欲企及的目標。然而,歷史對他並沒有寬容的眷顧。戰爭匆匆而來,又匆匆而去,全然撞歪瞭他生命航行的方位。他並未預見,稍後的歲月已經不可能再許諾他有更多的書寫空間。他甚至也未能預知,時代就要發生巨大轉變,即使日文的錶達方式不再見容於新的政治體製。他更不能事先看到,粗暴的政治轉型就要迫使他放棄極度眷戀的文學。
歷史不能預設,當然也不能後設。隻是閱讀他充滿想像的小說時,讀者總會情不自禁追問:如果呂赫若在一九五穾年代倖存下來,會不會有更為豐饒的文字持續蜿蜒在他筆下?這位被稱為颱灣第一纔子的小說傢,終於隻被容許為他的土地留下三十餘篇的故事。然而,僅憑如此有限的作品,他所創造齣來的傳說,既迷人,又動人,又惱人,遠遠超過他同輩的作傢。麵對他的小說,彷彿是在細看一幀泛黃的、有著時間色澤的相片,歷史感與臨場感特別濃鬱。正是依照這樣的感覺,呂赫若有意無意牽引著讀者走嚮他的時代,投以深情的迴眸。
我與我的世代,做為呂赫若的未亡人,迴望他的時代之際,不免要帶著一絲微微的痛楚去挖掘他故事裡的藝術意義。從最初的閱讀,到後來的再閱讀,越來越使人警覺到任何加諸他身上的稱號,例如「左翼青年」或「殉道者」,都不足以掌握他精神的真貌。道德式的加冕或裁判式的評價,似乎很難協助讀者到達他靈魂的核心。他選擇颱灣的農村生活與傢族故事,做為他小說書寫的主調,透露瞭他對自己生命的成長際遇有著無可言喻的迷戀。這位具有天分的作傢,有過東京帝都生活的經驗,而且也長期定居在颱北島都,但是在追求現代藝術之餘,都會情調根本不是他故事中的重要場景。每當觸及到世代的衝突,性別的矛盾,階級的對峙,他總是毫不遲疑會把焦點轉移到傳統的傢庭故事。究竟對於現代性,呂赫若抱持的是怎樣的態度?
從反現代到抗拒「現代的超剋」
呂赫若文學生涯中最為多產的時期,應該是在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之間。從《呂赫若日記》可以發現,自一九四二年完成〈財子壽〉,到一九四四年《清鞦》齣版前後,他寫瞭十餘篇小說,十篇左右的劇本與廣播劇,這還不包括已經發錶的隨筆與評論。對照在此之前的產量,亦即從一九三五年發錶的〈牛車〉,直到東京時期完稿的「颱灣女性」係列小說,收穫並不那麼可觀,僅有九篇小說。這個事實顯示,颱灣在太平洋戰爭的陰影下,反而刺激瞭呂赫若的文學思考。這究竟是來自時代的召喚,還是齣自內心的焦慮,值得細心推敲。
《呂赫若日記》的記載顯示,他在戰爭期間也捲入瞭皇民文學奉公會的活動,更編寫配閤戰爭節奏的廣播劇。但是,在營造短篇小說時,戰爭的氣氛消失,帝國的影子也跟著消失,剩下來的卻是傢族情感的流動,即便是溫馨的,或淡漠的,都把政治時局的詭譎遠遠推到故事的邊境之外。如果日記是個人內心的私密紀錄,他無法在文字裡掩飾自己的多重政治認同。不過,從日記書寫與小說書寫可以相互印證,呂赫若尊崇的生命價值絕對不是政治認同,而是文學信念的堅持。對於政治,他甚至錶達瞭憎惡與嫌棄。凡是觸及文學的地方,他毫不保留地傾洩專注而虔誠的精神。他可能也是日據作傢中,把文學置放在最高藝術地位的少數者之一。
文學如果是他精神的堡壘,那麼他對政治、權力、戰爭的庸俗題材錶示鄙夷與抵抗,並不使人感到訝異。從這樣的理路去考察他的文學思維,呂赫若對抗現代性採取批判的接受,也就不至於令人意外瞭。從他發錶的第一篇小說〈牛車〉,讀者幾乎可以洞察他對所謂的現代化運動自始就流露抗拒的態度。在一個常態的資本主義社會,現代化所帶來的損害與創傷,並非止於自然環境的崩解,它還進一步侵蝕人的基本價值與生命意義。這樣的現代化一旦移植到殖民地社會,造成的巨創是雙重的,一是現代性的破壞,一是殖民體製的破壞。〈牛車〉相當典型地反映瞭颱灣知識分子在歷史轉型期的抗議與憤懣。
接受現代化教育的呂赫若,全然並不著迷於都會的生活。對於一位具有自覺的作傢來說,頗知都會其實就是現代化運動的心臟,同時也是殖民體製的中樞神經。他的靈魂能夠獲得救贖,依賴的不是現代性的知識,也不是都市的浮華生活,而是他寄以希望的農村生活。遠在東京時期,他就已經對大都會虛幻的繁華感到不勝疲憊。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呂赫若寫下如此的文字:「心想遙遠的故鄉,遙遠的田園,迴到鄉村後,將專注於文學。」故鄉與田園,至此已昇華成為他文學追求的重要隱喻。在高度現代化的東京,他的小說沒有隻字片語描寫這個帝都的景象,反而構思瞭〈財子壽〉、〈鄰居〉、〈月夜〉等等有關鄉土想像的故事。街燈、電車、咖啡室、高樓、霓虹燈都從他的小說徹底消失,記憶中的颱灣,以及倫理情感、風俗民情無比鮮明地呈現在他的文字裡。農村與都市不必然是相互對峙的兩極價值,但是呂赫若的選擇取嚮,顯然有他更為深刻的隱喻。
要理解呂赫若文學的意義,就有必要從殖民地體製發展的脈絡來觀察。呂赫若在一九三五年登場颱灣文壇時,日本殖民者對颱灣的現代化改造正臻於高峰。尤其是為瞭慶祝始政四十週年而舉行的「颱灣博覽會」,正標誌在島上推展現代化運動的帝國氣象。在輝煌的帝國壟罩下,颱灣地方文化並未受到殖民者的尊重。呂赫若的文學其實是從地方文化的立場齣發。他所描寫被犧牲的農民、被物化的女性、被矮化的知識分子,都在於護衛帝國範圍內的颱灣立場。因此,他的每篇小說,從〈牛車〉、〈暴風雨的故事〉,一直到〈婚約奇譚〉、〈田園和女人〉,彷彿隻是聚焦於颱灣事物的刻畫。但是,小說中的權力支配,資本主義邏輯與商品化過程,無疑都在暗示現代化運動的負麵影響。以迂迴的方式批判現代化的衝擊,幾乎等於在抵抗帝國的權力滲透。把他的小說放在這樣的脈絡來考察,故事中地方文化的意義自然就彰顯齣來。
但是,長期受到貶抑且汙名化的地方文化,到瞭四穾年代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竟突然受到颱灣總督府的尊崇。在一九四一年推動精神總動員之際,颱灣總督府突然開始高舉「振興地方文化」的旗幟,要求颱灣作傢與知識分子都要投入大東亞的聖戰。這種文化政策的急劇轉變,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可以迷惑一些颱灣的讀書人。但是,對於具有文化主體思考的呂赫若,似乎能夠穿透政治迷障,清楚辨識這種文化政策背後的政治意義。
為什麼殖民者在戰火日熾之際,驟然轉而提倡「振興地方文化」的訴求?這個問題值得討論,因為呂赫若小說的書寫策略是在這樣的歷史問題之下展開的。颱灣並不是唯一被要求必須提齣振興地方口號的地方,在整個日本帝國統轄境內,包括朝鮮、滿洲、華北、華南都毫無例外被匯整到如此的振興運動中。在振興地方文化的假麵下,日本帝國一方麵可以濛蔽各個不同地區的知識分子,誤以為自己的文化開始受到尊重;一方麵也是藉由這種口號的鼓吹,使各個被統治地區的人民能夠獻身於聖戰的洪流。所謂振興地方文化,其實是日本殖民者建構「興亞論」過程中的一個實踐。具體而言,帝國領導人為瞭卸除過去「脫亞論」的歷史包袱,並進一步換取帝國範圍內所有被統治者的信任,而開始植入「興亞論」的政治論述。這種文化政策的邏輯是可以理解的,振興地方文化就是在振興亞洲文化,而振興亞洲文化,就可以用來對抗歐美的帝國主義。並以這樣的文化邏輯,來閤理化大東亞戰爭的行動。在皇民化文學運動中,有多少作品會加入「抵抗英美」的口號,無非就是興亞論陰影下倡導齣來的產物。
對於呂赫若而言,他無法接受「振興地方文化」背後的政治思維,更無法接受把颱灣地方文化整編到興亞論的帝國論述之中。他書寫地方,絕對不在配閤戰爭國策,也不可能輕易被捲入皇民化文學的漩渦裡。他小說中的地方文化,並不存在於帝國範圍之內,而是跳脫在帝國權力的宰製之外。他深深知道,所謂振興地方文化,所謂興亞論,隻是另外一種變相的現代化論述。對於現代化的陷阱,颱灣社會的歷史經驗已經印證得非常鮮明。日本的戰爭發動者,在殖民地,在佔領區,毫不懈怠地推銷興亞論的同時,東京的知識分子並不使用這樣的語言,他們把大東亞戰爭的理論基礎定位為「近代的超剋」。這纔是振興地方文化與興亞論的真實用意,呂赫若確實知道這樣的用心。
「近代的超剋」,是一九四二年東京《文學界》雜誌召開文化座談的一個專題。這是一群以「知的協力會議」為名義的日本知識分子所參加的會談,包括河上徹太郎、龜井勝一郎、林房雄、中村光天等十人在內。座談的目的,其實是在建構一種論述,支持軍國對外的侵略戰爭。整個會談內容,不外是要使日本擺脫西方「現代化」的影響,而重新建立東方的現代化論述。所謂超剋,就是超越並剋服西方現代化論述的支配。日本侵略亞洲各國,等於是為瞭團結東方文化的力量,來對抗西方帝國主義的威脅。這說明瞭在殖民地販售興亞論與提倡振興地方文化,都隻是在於支持日本大東亞戰爭的軍事擴張行為。這場戰爭有沒有完成「近代的超剋」,歷史事實已經不證自明。但是,無論是西方的現代化,或是東方的現代化,對被殖民者與被侵略者而言,其實並沒有任何差異。颱灣社會所遭到的摧殘,並沒有因為興亞論與振興地方文化的提齣就獲得減緩。
正是在這樣的認識下,呂赫若小說所彰顯的颱灣地方文化就有豐富的歷史意義。他在四○年代見證的事實是,東京在主張「近代的超剋」時,颱灣的皇民文學推動者西川滿與島田謹二,卻正鼓吹著「外地文學論」。島田謹二處心積慮釀造外地文學的理論時,並沒有把颱灣文學的傳統納入其論述脈絡。在颱日本作傢,一邊高喊振興地方文化,一邊卻以外地文學論排斥颱灣文學。這種虛矯的、傲慢的、霸權的論述,正是呂赫若戮力書寫颱灣傢族故事所要對抗的。興亞論是虛構的,振興地方文化是虛偽的,近代的超剋更是虛假的。以共時性的閱讀來看待呂赫若的小說,這些產生於一九四二年以後的作品,最後結集在《清鞦》這冊專書,恰恰都在揭穿殖民體製的虛構、虛偽、虛假。
呂赫若小說的歷史象徵
林至潔女士翻譯的《呂赫若小說全集》,是颱灣文學界的一大盛事。這冊譯著同時入選一九九五年《聯閤報》「讀書人」與《中國時報》「開捲」及「颱灣筆會」的十大好書,絕對不是偶然。這冊譯著受到重視,一方麵是拜賜於林至潔的譯筆技巧,一方麵則是因為呂赫若傳說一直是文學史上的巨大之謎。能夠使他的小說以較為完整的形式問世,對文學與歷史研究者都是一件幸福的事。
特別是《清鞦》時期的呂赫若的文學思考,隨著這冊譯著恰如其分填補瞭文學史的缺口,讓後人能夠清楚辨別當年皇民化文學運動的實相與虛相。呂赫若參加過皇民文學奉公會的活動,在他的日記裡都有誠實的紀錄。但是,在時代洪流裡,參加這種活動並不令人感到稀奇。較為受人矚目的是,在介入皇民化運動之後所寫齣來的小說,纔是議論的齣發點。〈清鞦〉這篇具有爭議的故事,並未公開發錶於當時任何雜誌,而是直接收入短篇小說集裡。有關他作品的政治立場問題,文學史傢葉石濤先生已寫過一篇文章〈清鞦:偽裝的皇民化謳歌〉,為呂赫若小說做過辯護與澄清。
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八日,呂赫若在日記裡寫著:「想到短篇小說〈路〉的主題。想描寫一個醫生徘徊於開業還是做研究之間,想明示本島知識階級的齣路。」這是〈清鞦〉最早構思時的張本。到瞭八月七日,他的日記留下這樣的字句:「晚上更新構想,開始寫〈清鞦〉。想描寫當今的氣息,以明示本島知識分子的動嚮。」直到十月二十三日,他在日記裡寫瞭如下的文字:「短篇小說〈清鞦〉脫稿。晚上十點二十分。張數是一百一十五。」從這些斷續的紀錄,可以發現〈清鞦〉前後耗費他四個月的時間纔完成。
為什麼〈清鞦〉值得討論?這篇小說最能代錶呂赫若在颱灣地方文化,日本殖民文化與近代化三個價值之間所採取的立場。他完成這篇小說之前,陳火泉所寫的〈道〉纔獲得獎賞。〈清鞦〉的原名是〈路〉,似乎與〈道〉有某種程度的對照。陳火泉在一九四三年發錶〈道〉時,也是在探討颱灣知識分子的精神齣路。在〈道〉裡,受挫的主角最後放棄颱灣人的立場,走上皇民鍊成的道路,並且抱持以血換血的信念,投入大東亞戰爭的烈焰之中。對照之下,稍後完成的〈清鞦〉,呂赫若並沒有允許他的故事主角走上戰爭的道路,反而是讓小說中的醫生留在故鄉。〈清鞦〉的結構,集中於颱灣鄉村人物、景物、事物的描寫。在颱灣人的社區裡,傢庭成員之間的情感是平民的,而且也是很傳統的。那種細膩的書寫,節奏特別遲延緩慢,呂赫若刻意在延宕的運鏡過程中,審慎貼切地把颱灣人的內心情感呈露齣來。他的手法,似乎要告訴提倡「振興地方文化」的日本作傢,那樣的世界絕對不是陌生的外人能夠輕易介入的。
然而,〈清鞦〉更為重要的思想,卻是對於「近代的超剋」進行迂迴的、深刻的諷刺。大東亞戰爭的閤法性,在〈清鞦〉裡全然遭到否定。傳統的倫理情感,無論是父子兄弟之間,或是鄉人鄰居之間,仍然完好地保留在颱灣農村角落。故事裡錶現的地方文化,與颱灣總督府想像的地方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時代潮流浩浩蕩蕩,卻無法沖刷颱灣社會底層的精神堡壘。呂赫若在日記中允諾要告訴島上知識分子的齣路,〈清鞦〉顯然兌現瞭這樣的諾言。他清楚告訴同世代的颱灣人,戰場不是齣路,近代的超剋也不是齣路,真正的齣路就在颱灣的農村。背對著近代化論述,背對著興亞論的噪音,呂赫若以他的小說為自己的土地提齣雄辯。
《呂赫若小說全集》不但營造瞭戰爭年代的颱灣之美,也鍛鑄瞭動盪時代的歷史記憶。戰爭匆匆來去,撚熄瞭無數知識分子的青春烈火,呂赫若的夢與理想也一併都化為灰燼。他的作品留在這個人間,傳達著半個世紀以前的歷史召喚,颱灣知識分子的精神齣路就在這塊土地,這座奮力在北半球泅泳的夢島。
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於政大颱文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