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陳年往事
第二章 長大成人
第三章 黑暗覺醒
第四章 早逝青春
終 章 空白人生
後記

 
 

後記

　　我在二○一七年夏天開始構思《童話世界》的故事。當時是在美國加州藝術學院（CalArts）電影導演研究所的最後一年。初次挑戰電影長片劇本，為的是在畢業時能有一部完整作品。即使無法預期能夠立刻投入製作，至少可以對業界介紹自己：這是我想講的故事，這是我的風格云云。

　　不諱言地說，故事的選題與精神受到該年四月臺灣發生的女作家自殺事件，以及年底美國爆發的#MeToo運動啟發。基於自己律師執業的見聞，有感於許多公眾討論未能釐清，關於權勢性交，乃至於性侵事件在司法程序中的侷限，故決定以律師角度出發，設計故事與人物。

　　電影劇本於二○一八年底獲得拍臺北劇本銀獎後，竟順利獲得投資人青睞，由我出任導演親自操刀。拍攝歷時一個月左右，於二○一九年底殺青，隨即全球COVID-19疫情爆發，等待足足三年才終於在院線上映。對於初執導筒的我，票房與奬項成績雖不理想，依舊是一段收穫豐富的旅程。

　　將電影改編為小說《童話世界》有很多原因。旁人看來應該有些愚笨。因為這個故事大概沒有影視化再利用的可能，版稅也不若撰寫新劇本來得有經濟效益。尤其小說又是一項耗費心力時間的苦差事……但是我自己明白，電影能承載的資訊太少，並非我心中故事全貌。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我無法放下這些人物。張正煦和嚴新，還有杜子甄與湯師承，他們日夜糾纏我，想要被訴說、被理解，還有被記憶。於是我在二○二二年初翻出多年前的劇本筆記，著手構思小說大綱，決心給他們一個交代。

　　創作小說之初我曾反思，這麼多年過去了，故事是否還迫切？會有這樣的懷疑，多半來自於我在留學時所受的創作訓練。師長們總是不停地要求我們思考，為什麼講這個故事？為什麼是我講？為什麼是現在講？為什麼？

　　回顧二○一七年至今，關於權勢性交的爭議，比較知名的有新莊五甘心物理治療所的廖泰翔案、臺南新市國小張博勝案、勝利國小尚志剛案以及臺中居仁國中黃紀生案。二○二三年臺灣爆發的#MeToo運動，範圍除了校園機構外，更廣及政治、藝文與演藝等等各界，也帶出另一件高雄數學補教名師性侵案，其過程與小說極其相似，受害者年紀竟更小。

　　為什麼？我自問。
　　因為還沒有結束。

　　這又讓我想起一件拍攝電影《童話世界》時的小插曲。因為題材關係，電影製作過程中遇到很多阻礙，尤其很難借到補習班或學校場地。這件事不難理解，也無從苛責。唯一讓我耿耿於懷的，是某知名女子高中發函，禁止劇組設定女主角為該校學生、穿著該校制服，也不准我們在假日於學校周邊道路拍攝。對，就連圍牆都不能入鏡。絲毫不給對話餘地，甚至揚言不惜走上法律途徑。

　　而這間學校唯一這樣做的理由，是幾百字的電影簡介。

　　我猜測他們深信自己的學生絕對不談師生戀，沒有性侵問題（或許也不會去補習班），所以一部虛構的電影會輕易地抹殺校譽、學生形象，以及他們在教育上的努力。

　　問題出在哪裡？

　　回顧過去知名的影劇作品，該校學生可以換很多男朋友，也可以因課業壓力自殺。

　　但不能被性侵。

　　這就是我們的教育掌權者。

　　當時我讓步了。整部電影沒有任何一位學生穿著該校綠衣黑裙配色的制服。

　　因為電影必須繼續拍。

　　因為，創作者能做的只有為社會留下記憶。

　　《童話世界》的電影與小說能夠完成，得力於社工師周雅芬與李培瑜，以及新北地院法官張景翔。他們在公忙之餘，提供我豐富的實務經驗，補足我對性侵事件與法律程序不同面向的觀察。我也必須向我的妻子呂詩婷致上最深謝意，若沒有她的包容與犧牲，我不可能如此程度地瘋狂做自己。

　　電影上映宣傳時，我意外接觸到許多倖存者。他們看完電影後，分享了自己的經驗。我沉浸在許多悲傷故事之中，同時覺得自己沒能做得更多，心情鬱悶又激憤，似乎有了替代性創傷。加上居仁國中事件正好爆發。斯時湧入的許多資訊，還有各種感受與情緒，後來都成為小說的生命。我想或許是老天安排。早或晚一點寫這個小說，都不可能如此充分。

　　這段六年多的旅程，經歷創作劇本、執導拍攝、宣傳電影，然後完成小說，我唯一確認的事情是，我們對性侵被害者的了解還是太少。所以這個故事目的不在指責特定感情觀或性癖好，也不應該著重於正邪對抗。因為批判是一件太過容易的事情，致使我們停止思考本質。

　　法律懲罰慾望的合理性在哪？得以介入保護的邊界為何？我們必須不斷探問，才能正確辨認權勢，並對偏見保持警覺。法律也才能擺脫個人好惡，真正從當事人的角度思考。

　　如果不能持續挑戰那最幽微的界線，我們總有一天會忘記自己在反抗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