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黃鈺翔／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協會理事長、新屋大火倖存消防員
專文導讀｜何撒娜／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專文導讀｜姜冠霖／臺韓情報獨立記者

寫在前頭｜任何你認為正確的事，都請鼓起勇氣去做
前言｜天安艦沉沒後，58名官兵於事發現場獲救

第一部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會發生於世上任何地方、任何人身上
附錄 「可以等你們願意時再接受諮商」
──與檀園高中前校醫金銀智醫生的會面

第二部  殘兵敗將是錯誤的稱呼
附錄 未來的受害者已經獲勝
──皮宇鎮前報勳處處長與已故卞熙秀下士

第三部  在韓國社會成為受害者
附錄 我們如何以人類之姿活下去

第四部  天安艦事件是職業災害
附錄 其實我們一直都知道

後記｜只要能「說」，就能忍受悲傷

 

前言節錄

你知道的天安艦事件是什麼？

　　2020年11月，我首次有將天安艦倖存官兵的研究出版成冊的念頭。我收到一封來自某位倖存官兵的電子郵件。信中提到，他們正在為了領取傷殘退休金跑行政程序，卻沒有能夠證明自己目前傷殘狀況的文件，因此希望我能提供2018年進行的天安艦倖存官兵現況調查報告。當時，我必須在沒有任何支援的情況下，以私人出資的形式完成這項研究，研究結果也尚未整理成正式報告。於是我向這位倖存官兵道歉並說明原委，也告訴他除了新聞報導之外，我手上沒有任何報告能夠提供。這件事也成了我思考是否該將研究過程寫成書的契機。只不過，天安艦事件在韓國牽涉到嚴重的政治利益衝突，要針對這起事件寫一本書，實在令人備感壓力。由於不管怎麼寫都無法不做任何批判，這也使我感到害怕。

　　我如此虛度光陰，直到世越號慘案邁入7周年。我一如往常地度過那一天，直到深夜才開始質問自己，是否真能讓4月16日就這麼過去，接著我腦中便浮現某個場景。2016年4月曾經舉辦過一場活動，活動上邀請世越號倖存學生與罹難學生的手足到場發表演說。當時，一名因這起意外而失去哥哥的女學生，在舉辦活動的小劇場裡看著觀眾說道：「因為大家沒有做正確的事，所以我哥哥才會死掉。如果你們心中有任何你們認為正確的事，請務必要鼓起勇氣去做。」

　　於是我決定寫書，並寫信給2018年做現況調查時，同意接受做深度訪談的七名倖存官兵。我小心翼翼地詢問他們，能否在本書中使用訪談的內容。多虧其中五名倖存官兵爽快答應，我才能提筆寫這本書。雖然我一直在分析2018年的問卷調查結果與深度訪談內容，並閱讀相關的書籍與論文，但我還是明顯感受到許多力有未逮的地方。

　　原因之一，在於2018年做現況調查時，天安艦倖存官兵不相信包括我在內的研究團隊，因此我們無法向他們提出一些敏感卻重要的問題。當時我主要關注的研究領域是世越號慘案、性少數族群的健康等議題，這些議題通常被歸類為進步派陣營的關注內容。而對於天安艦意外的起因，進步派陣營主張「觸礁說」，因此倖存官兵認為我們這群人都贊同這個荒唐的主張，絲毫不關心他們究竟承受什麼樣的痛苦。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不僅無法信任一同採訪的韓民族報社記者，更無法信任我。後來，是在當時研究團隊持續寫信給倖存官兵，解釋真正的想法與目的後，他們才願意進行研究分析所需的問卷調查。

　　幸好，到了2021年，情況有了不少改變。隨著2018年的現況調查公開，無論進步派還是保守派，都開始有越來越多人關注天安艦倖存官兵的生活。有了這樣的經歷後，倖存官兵才開始願意將自己的親身經歷與世人分享。他們舉辦許多聚會，分享親身經歷，而我也在2020年11月，受邀參加天安艦倖存官兵獲選為衛國有功者的儀式，並到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治療有關的國會論壇進行簡報。

　　天安艦艦長崔元一的退伍，也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他在2021年2月退伍，並表示「我不支持任何政權，也不支持進步派或保守派，我支持天安艦倖存官兵」。退伍後，他開始談論過去頻繁被大眾誤會的天安艦事件，並透過訪問、投稿，向大眾傳遞正確事實，公開為這起事件發聲。那年5月，我訪問了崔元一艦長。採訪中，我提出許多3年前研究時無法提出的問題，並得到很多寶貴的答案。另外兩名一同出席採訪的倖存官兵，也講述了他們的親身經歷。此外，我也在同年8月採訪了安宗旻（안종민, 音譯）天安艦戰友會秘書長，聽他分享了自己的經驗與煩惱。多虧有他，我才能更深入了解傷殘退休金與衛國有功者的制度要如何修訂。

　　天安艦事件必須成為囊括韓國社會整體「態度」的代名詞

　　當我們想起天安艦事件，首先會想起2010年3月26日9點22分，因為船艦在西海爆炸沉沒而殉職的46名官兵。許多新聞報導與書籍都聚焦在當天發生的事件，並以這個角度來看這艘沉沒的船，但這艘船上其實還乘坐了58名倖存的官兵。本書將會聚焦於倖存下來的官兵，在事發後十多年來都過著什麼樣的生活。

　　我認為天安艦事件不該只代表事發當日所發生的事，而是應該囊括那天之後韓國社會對天安艦的態度。唯有在人人都能秉持著這種態度的前提下，我們才能跳脫出現況，讓天安艦事件不再受政治利用、不再被人們忽視。在本書中，我想透過名為天安艦的濾鏡，講述韓國社會的故事。天安艦事件將會一一凸顯我們最脆弱的部分，讓我們正視那些難以輕易回答的重要問題。我相信在正視這些敏感的問題之後，我們就能成為更好的人。

　　當我說要寫一本有關天安艦倖存官兵的書時，許多人都表示相當擔憂。在我做完世越號倖存學生、雙龍汽車遭解雇勞工的研究之後，事件現場的情景便始終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這也使我開始接受心理諮商。周遭親友都問，這樣的我有辦法撰寫這本書嗎？畢竟一旦開始寫作，我就必須再次回到那個世界，重新經歷那段時間。如果我寫起與天安艦倖存官兵有關的書，那我更有可能把自己逼入絕境。一位過去一直支持我做研究的教授也很擔心我的狀況，他說他能理解我想跟倖存官兵見面、談論那份痛苦的心情，但目前我們還無法全盤了解天安艦事件的真相，貿然寫作可能會招致許多誤會。我明白教授為何會說這些話，但天安艦事件發生於2010年，11年後的現在，仍沒有任何研究分析的記錄，那究竟該等到什麼時候呢？即便仍有些不足，但我還是要想辦法從眾多故事中，找出身為研究者的我所能述說的內容，並嘗試以最好的方式把這些故事說出來。

　　寫作過程中，我獲得許多人的幫助，更重要的是，如果沒有願意毫無保留與我分享自身故事的天安艦倖存官兵，那我便無法完成這本書。這本書雖遠遠不及他們的心意，但仍希望帶給他們一些小小的回報。

推薦序

黃鈺翔｜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協會理事長、新屋大火倖存消防員

　　近幾年在重大災害發生後，PTSD（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一直是社會各界關注的議題。雖然人們知道這是受創傷影響可能產生的症狀，但卻不太明白如何正確面對PTSD患者，也不了解他們會面對什麼樣的壓力。

　　韓國社會中，天安艦事件一直是一個極為敏感的話題。本書作者以「世越號」倖存師生與「天安艦」倖存官兵現況調查經驗，用天安艦倖存者的視角深刻描繪出倖存者所經歷的各種社會壓力，以及治療過程中所面臨的種種困難。

　　2015年1月20日，就職不到三個月的我，接受了消防生涯第一場重大火警的洗禮，卻也是改變我人生的一場火。在接受指揮官派遣後，與鄰近分隊的學長一起進入火場救災，最終我成為唯一生還的消防員。

　　一旦發生重大事件，官方為了應付社會及媒體對於責任歸屬的訴求，往往在第一時間轉嫁失敗責任給第一線工作者，導致倖存者必須背負「殘兵敗將」的汙名。2015年新屋保齡球館大火後，我在第一時間選擇勇於說出真相，但當時消防局不僅否認了我的參與、不斷質疑我的陳述，並在許多場合宣稱是我記錯了，更有長官認為是個人能力不足才導致殉職。類似情況也出現在2018年桃園敬鵬工廠大火殉職案，2022年時任內政部長在憲法法庭陳述意見時，將敬鵬大火6位消防員殉職原因歸咎於團隊紀律，而非正視制度問題。

　　這樣的社會氛圍，使得倖存者的心理健康和心理照護的問題經常被忽視。在消防員協會協助過的所有殉職案例中，官方皆沒有在事發的第一時間，討論是否需要建立緊急介入機制，對相關人員心理狀態進行全面的篩檢、評估及追蹤，都要等到民間公開呼籲之後，政府才會開始討論災後的心理諮商方案，但這樣的專案往往都只是強迫推行治療計畫，與其說關懷，更像是機關在避免被咎責。

　　本書提到倖存官兵因擔心說出自己的經歷，會讓自己珍惜的人感到痛苦，所以選擇壓抑自己的情緒，持續練習「假裝自己沒事」，這樣的描述與我在新屋大火倖存後的經驗驚人的相似。當年跟著協會拜訪殉職消防員家屬時，當被問到我過得好不好時，我卻不知該怎麼回答，回答「不好」，可能讓她們擔心，回答「過得很好」，又會有很深的罪惡感。由於倖存者經歷的特殊性，使得人們在與倖存者交流時，往往無法真正的感同身受。此外，我們常常過於主觀，對倖存者加諸過多責備或評論，卻可能進一步傷害他們，而非幫助。

　　對於曾經歷創傷的患者來說，社會支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自新屋保齡球館大火八年以來，有一句話深深印在我心中：「活下來的人，才是必須扛起悲傷重擔的人。」 這也是為什麼我咀嚼本書的文字後感到如此共鳴的原因。

　　當年，我在面對同仁殉職的悲傷情緒下，選擇向家屬及社會傳遞真相，但這一決定卻引來了長官的關切、同事的質疑以及檢調的調查。這壓力使我的生活充滿了亢奮、失眠、菸癮，甚至讓我不敢獨自洗澡或入睡。幸運的是，消防員協會出現在我的生命中，他們鼓勵我相信自己，成為我面對各種壓力的支持，這也契合了書中提到的PTSD治療的三個階段：安定、回憶以及整合。我感到非常幸運，獲得社會團體給予的支持，讓我處在安定的環境，一步一步回憶並探索創傷，最終學習與這段過去和平共處。

　　由衷感謝那些願意分享自己經歷的倖存官兵，同為倖存者，我深刻理解對於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的患者來說，回憶過去是件非常辛苦的事。最後，也感謝作者願意承擔起沉重的輿論，鼓起勇氣去做正確的事，傾聽倖存官兵的聲音，並試圖以最佳方式傳達他們的親身經歷，讓這些屬於你我的故事，能夠被更多人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