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訪談
我希望讓香港人和世界看見勇氣
《時代革命》紀錄片導演周冠威訪談 整理︰三光
紀錄片《時代革命》獲得臺灣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導演周冠威在得獎感言中，對身在香港或身陷囹圄、未有機會看到電影的香港人表示：「祈求單單是這套電影的存在，可以給你一份安慰，一份擁抱。」
這部從開始拍攝到完成製作花了近兩年時間的紀錄片，源自二○一九年八月，周冠威接到的一通電話，有商人邀請他拍攝一部向外國人講解香港正在發生什麼事情的紀錄片。
在這之前，自言是「和理非」的周冠威在反送中運動只參與過和平的遊行、以及在家附近的隧道設立連儂牆，加上運動期間太太懷有第二胎、需要處理電影《幻愛》的剪接，於是只能透過電視螢幕留意事態的進展。
接受了拍攝紀錄片的邀請後，周冠威在八月三十一日當天，正式開始拍攝這場運動的現場，也是他首次真正走到現場，以紀錄者的身分，參與這一場運動。第一次出動，有現場抗爭者質問他屬於哪一間傳媒機構，他說了句「我是《十年》導演」，獲得信任之後，從此增加了製作這套電影的信心。
在八月三十一日後，周冠威為紀錄片定下了方向，希望能夠深入探討蒙面抗爭者們的內心，一個個無名的抗爭者，導演認為每一個人背後的經歷，都值得被拍下來，值得讓觀眾瞭解他們的聲音。選好受訪者之後，就開始了長時間的追訪，周冠威坦言，《十年》導演的身分，令他獲得了很多受訪者的信任。
在理大最慘烈的一役，《時代革命》裡的勇武受訪者都在裡面，身為導演的他，也跟隨他們走到現場。跟訪期間中了水炮車的藍水、中了胡椒噴霧、頭盔也中了橡膠子彈，見證了理大裡面的絕望氣氛，也在離開理大之後，在滿目瘡痍的街道上，看到港人心裡的傷痕。
《時代革命》在二○二一年七月於康城影展（坎城影展）首次放映，那是《港區國安法》實施一年之後的時空，在「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口號已被定性為具有港獨意味的當下，周冠威是紀錄片中唯一具名的製作人，旁人擔心他的安危，但他仍選擇了留在香港，直接面對恐懼。
對於周冠威來說，選擇離開香港是基於恐懼，離開之後只會繼續恐懼下去，身為基督徒的他，透過信仰去支撐自己走到這一步，由於不想被恐懼所占據，他最終選擇留在香港，希望獲得心靈的自由。留下來後，心裡預計將來或有一日會被監禁，但他希望自己的內心仍是自由的，也希望如果這一日來臨時，讓世人看到的是勇氣而非恐懼。
本文由電影拍攝期間及二○二一年十一月時書籍製作團隊對導演的訪談整合而成，提問以黑體字標示。
從六月九日開始，你在整個反送中運動的參與是怎樣的？
我在六月九日那天有出去的，那個感覺是︰我們回來了。
無論是六月九日還是六月十二日，都令我覺得好像有個很大的盼望，盼望是亢奮的，有這麼多人再走出來，即在雨傘運動之後突然有這麼多人重新走出來，令我感覺不孤單。我覺得有很多人在這場運動中走出來，那種同行、團結的感覺很強烈，這令我相信為什麼這場運動可以維持這麼長時間的原因。
當你一個人在家裡覺得很孤獨的時候，走上街會有另一番感受，會覺得自己很有力量，因為身邊有很多同路人，同樣堅持的人、有勇氣的人、願意在打壓底下走出來的人，很多人走在一起是我走上街頭一種很大的感受。
我記得在二百萬人遊行的時候，我是和老婆及兒子一起出來的。但我只能走到這一步，我是一個爸爸、老公，因為有家庭的考慮，所以我做不到什麼，在兩次大遊行之後，我都做不到什麼，加上我太太在這一場反修例運動當中懷有身孕，是我的第二個小孩，太太的身體反應很大，又咳又嘔，她那時候很辛苦。
在六、七、八月基本上都是在照顧老婆、照顧兒子，把時間都花在剪接《幻愛》上，很忙很亂，我只能夠在家裡看電視，看到很多不公義的事，但只懂在家裡哭，我很想出去……有時我都會跟家人說，如果不是因為我有家庭，我已經走了出去。
這是我的心願，但最後夠不夠膽走出去，都是個疑問。因為我本身真是一個拍電影的人，我不是社運人，最多只是去遊行示威……
其實我自己有點內疚，我很想出去但又出不到，被自己的勇氣及家庭所限。但那段期間也有參與一小部分的抗爭，其實佐敦的連儂牆是我弄的，或者應該說是我老婆啟發的，她有這個想法，說不如在家樓下的隧道弄一個連儂牆，然後我便說好，但她懷孕真的很辛苦，慢慢就變成由我一手一腳去做。
很多人使用我們那個佐敦連儂牆，我兒子也有在那裡畫畫，我又寫、又開咪（開麥克風）叫大家去寫，我終於走了一小步，很為自己感到驕傲。之後見到有人拆我們的連儂牆，真的很難過，因為真的很美麗，有很多人在上面寫東西。
當我問老婆怎麼辦的時候，她鼓勵我將被拆的紙執拾（收拾）起來，我記得是政府部門的人拆的，當我在執拾的時候，那個政府的人走過來問我︰「你是否想執拾？不如你去另一邊牆貼吧，我們只是交差要拍張照，只要這一邊的牆乾淨就可以了。」
他竟然教我要怎麼做，他是支持的，由於工作所限所以要拆走，他幫我拆，拆完之後我自己就搬去第二邊貼。貼著貼著，有另一個大叔走過來問我是否需要幫忙，之後一直有人沿途加入，一起重建那一個連儂牆。
這是我參與的一小部分抗爭。
最初拍攝《時代革命》的契機是什麼？
去到二○一九年八月的時候，我記得我是在找工作。
當時經濟上我是借錢維生，因為拍攝《幻愛》的工作，我是辭了工作去做的，頗長一段時間是靠借錢維生，到八月的時候真的覺得不行了，加上太太又有第二胎，所以要去找工作賺錢維生。
突然間我收到一個電話，電話裡頭是一個商人，他看完《十年》之後想起我，他有一筆錢，問我有沒有興趣去拍紀錄片，去記錄香港人的事件讓其他人知道，他說香港正在發生什麼事，很多外國人都一知半解，他突然有個想法，如果有部紀錄片，簡簡單單，看完就會明白。
這是他的心願，亦是他參與這場運動的方式，所以就打電話給我，說想邀請我去做這件事，問我覺得值不值得做？我就答應了，你夠膽找我，我就夠膽去做。
收到這個電話的時候，其實我是毛管直豎的，我有信仰，會覺得「主啊，你不是要我走出去吧？」我真的沒有試過出去現場，最多只是在雨傘運動時候在後排吸過催淚彈，數個小時之後就走了的人，我沒有經歷過正面衝突，也沒有走過去最前線。
如果我接了這一個工作，因為我自己對於影像上的要求很高，所以要拍這場運動不會在後排拍的，我會全程投入，會迫自己走到最前線。（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