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差集序

文壇上的新人
臧克家
徐轉蓬
沙汀

《子夜》的藝術思想及人物
一 作者的企圖
二 吳蓀甫
三 屠維岳
四 謔畫
五 性慾的場面
六 佈景與描寫

文藝簡論

通俗文學解剖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研究的斷片
中國人的幽默
紅樓夢之謎
曹雪芹寫死
叛亂的故事
故事的複製

泰納的藝術哲學
關於藝術品的性質
藝術品的製作
關於藝術上的理想

關於現實的認識與藝術的表現
作家的理想的人物
雜談「小鬼」徐懋庸
現實的認識
關於「現實的認識」：徐懋庸
關於「現實的認識」與「藝術的表現」——答徐懋庸先生
覆侍桁先生
略答徐懋庸先生

參差集序

首先我想說明這書名的來源。幾篇雜湊起來的文章，想給它們尋一個大題目，實在是一件難事；我特別地不精於此道。現今這個看來十分文雅的書名，絕非自撰，應當感謝暨南大學教授曹禮吾先生。一封請教的信發出之後，果然不久就有回信了，雖然那信裡先是一大段客氣，但是並未交來白卷，「……尊集我以為可題《參差集》，或《不儻集》，怎見得，有文為證：

莊周……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縱恣而『不儻』，不以（一端）見之也。……其辭雖『參差』，而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莊子·天下篇》

不儻，成玄英釋作不偏黨，其實也可以釋作『並非偶然，確有所見』。參差成雲『或實或虛』，尊著有大議論，也有小議論，是一種參差；有長文章，也有短文章，又是一種參差；有私人家論難的，是因為意見的參差。世界上因為有參差才有缺陷，才有人生的一切活動，所以我以為『參差』較『不儻』好。……」

起一個書名顧到這許多，我想足夠了，於是就尊重這位飽學的教授的意見，採用了《參差集》。

這集子裡所收集的文章，大抵都是一九三四年之作，雖非全部也差不多了。我從一九三四的下半年就從事翻譯丹麥勃蘭兌司的《十九世紀文學之主潮》，所以很少有單篇的文章發表，甚至有許多指摘我過去的意見的，而非與以表示不可的文章，我都沒有功夫答覆。

現在趁著這收集舊作的機會，我想把有關的一兩篇文章，約略加以剖白。

《文壇上的新人》一文，大概是在我所有的文章中，最被人誤解的一篇，這罪名一半是由我自己所引起，因為我未能按照我所預約地寫完了的緣故。但預備介紹六個人，而終於只寫出三個人者，自有我的苦衷，所以當時在那半篇文章之後，我附了一個聲明，對雜誌編者，讀者以及要論而未論的作家們道歉並說明理由。可是有些人覺得這是攻擊的好機會，不肯放鬆過去，於是陳君冶君便英勇地出馬了。在《新語林》第一期上就有著此君的一篇《關於沙汀作品底考察》。那開頭是這樣地寫著：

侍桁先生髮表於《現代》雜誌上的《文壇上的新人》最初曾預定寫六位新人，但他在只寫了臧克家，徐轉蓬，沙汀三位之後，就因故而「擱筆」了，我在此無須忖度他不寫下去的用意，也無須追究他之所以欲著作這篇文章的原因，那些事不一定要由我去揭發的。……

「無須忖度……無須追究……不一定要由我……」這些吞吞吐吐的字眼是用得多麼圓滑，而且是暗示了作者的怎樣地寬大！不過這種特殊的才幹，若用一句北方土話來說，那就是「硬栽釘子」的本領，是有著連紹興師爺也運用不出來的筆法。

在論沙汀的那篇文章裡，我曾引用了吉爾波丁的一段話，那只不過是為了說明上的便利而已，可是這最惹怒了一些新姿態的英雄們。那位陳君就說「這是一種藉著最漂亮的語句來進行他最危險的進攻的掩蔽」；而在《文學新地》上另一位英雄就說我掛著馬克斯主義的旗號在招搖！總之蘇俄的理論家吉爾波丁的話，我是沒有資格引用的，那在中國早已經有了專買權的特許了。

無論這些戰士們怎樣挑撥，怎樣對著廣大的讀者之群作著惡意的宣傳，我必得聲明，我未攻擊沙汀，也並未藉著沙汀的一例而攻擊新寫實主義。我像懷著鼓助的精神寫臧克家和徐轉蓬一樣地，寫了論沙汀，但我不能不同樣地指摘出他的缺欠。我說他「是作為新寫實主義誤謬的途徑而表現出來」的，也並非攻擊全部的新寫實主義，如果說沙汀的這例在許多場合上，是作為新寫實主義的誤謬的途徑，那麼新寫實主義還是有著正確的路徑的。我想陳君若不是「故意地歪曲」，那也真是一個笨伯了，連旁人的文章也沒有看懂，便告奮勇寫什麼批評，這真是一件可怕的事呢！

其次，就是《關於現實的認識與藝術的表現》那篇文章的事了：因為那是普通所謂的「筆戰」，所以也只得將對方的話一字不改附在後面。最初我本不想收集起來的，但看到《人間世》第六期這位對戰者的《不驚人集前記》裡如下的一段話：

我……有時也瞎七瞎八地談談文藝，有一回，竟和一位批評家衝突了起來，動了幾次所謂「筆戰」，但我馬上退卻了，按照誰作最後一篇文章誰就勝利的規矩，我讓那位批評家奏了凱旋。事後我還寫信給某先生，請他判斷我的意見的是非。

我才曉得那位先生之所以不繼續再寫下去，原來是有意地讓我「奏了凱旋」，這真不能不說是一種光榮，所以我決心把它們收在這集子裡，像他「事後……寫信給某先生」一樣地，我在請求大眾讀者的判斷。

看過那些吵嘴文章的讀者，一定會覺得那無論如何在雙方的態度上還不失為一次真誠的辯論，誰的話達到最後的真理，似乎也不是什麼了不得的大事，在理虧的一方面，也沒有什麼羞愧的，而事後竟說出「按照誰作最後一篇文章誰就勝利的規矩，我讓那位批評家奏了凱旋」這種話，真是露出了十足的小醜的姿態！

那「筆戰」還沒有完全達到最後的發話，因為當時《自由談》的編者最初將我的第二次的答辯退回（因為太長的緣故！），其次又自悔太不公正索回原稿發表，可是一再對我聲明篇幅有限，所以我只得以幾百字的回信作了一個收束，我已經準備下只聽對方的意見，自己不再講話了，誰知對方卻客氣萬分，終於「讓那位批評家奏了凱旋」！

關於這次的論戰，我想只提醒讀者注意一點，即：完全以普通常識的見解作著文藝問題的討論，那是怎樣地不著邊際，而其立論前後是怎樣地矛盾！事過之後我覺得，我宛如陪了一個莫名其妙的孩子爭了一場，而那個孩子還真是一個不堪造就的孩子，稱之為小壞蛋，大概不為過份吧！

緊隨著這篇論爭，我插進了《泰納的藝術哲學》一篇介紹，因為那位常識的文藝論者，說他是唯物論的，我是唯心論的，所以我請出這位最初的唯物論的藝術學者的理論，教他們互相對照一下，看看前者是怎樣程度的唯物論者吧。

一九三五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