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烈焰的哀傷〉，謝曉虹
 
輯一、睏頓與流離
捕鼠
野貓
 
輯二、行與躍
辦雜誌
寫生團
 
輯三、 To Write or Not to Write
傢長
愛人
 
輯四、樹的憂鬱
樹的憂鬱（上）
樹的憂鬱（下）_____________

〈烈焰的哀傷〉
謝曉虹
 
「憂鬱」一詞叢林幽深，它是玄墨的膽汁（melancholia），是天體墜沉（depression）。弗洛伊德把它看成哀悼的一種反常（失敗）狀態，無法體認失去所愛的現實，外在的傷痛唯有內化於一己。然而，梁莉姿這部失城之書，其中的憂鬱卻同時如火焰高升。貫穿《樹的憂鬱》是鳳凰木的意象，暗綠綻開成火紅，彷彿是中學女生當年把學校山頭燒光的恨意，最終燃點成一場革命之火，「火光灼灼，猩紅烈焰，簇簇縷縷，要把入眼處都薰染燃盡」。
 
這種兩極的情緒，正如書中矛盾的意象：渴望變嚮動物的樹，根著大地卻又飄移不定。書中抓住各種機會，詳細敘述鳳凰木的遷移史，包括它如何從非洲，經由歐洲被帶到香港，並且突齣它作為植物的動物性——它是遊魚般「渡海而來的樹」，「四紅瓣如湯匙泛翹弓身，拱襯最上方獨一片紅白斑點相滲的瓣，如孔雀魚的鰭」；它也是火鳳凰，被一個香港女生畫成瞭紅色圓滾的憤怒鳥。介於動植物之間的鳳凰木儼然是西西〈浮城誌異〉（1986）裡鳥草的迴響。當年不信任「迴歸」的香港人，空有鳥的形狀，卻難以鼓翼高飛，如今卻是被連根拔起，其遷徙充滿瞭時局中的身不由己。樹木渴望變嚮動物，乃化被動為主動，呼應著書中野性的橘白貓對被馴養的不甘。
 
《樹的憂鬱》緊接著《日常運動》（2022）齣版，順理成章地把敘述焦點由香港的反修例運動轉移到後抗爭時期。小說的其中兩個主角是桀驁不馴的一對姊弟黎明微和黎清。弟弟因「串謀刊印、發布、分發、展示或複製煽動刊物」而在香港被捕，他的姊姊，那個當年在中學裡惟一拒絕下跪，讓老師丈量裙邊的女生，則逃到臺灣齣版小說。這兩個人物是小說藥引一般的主線，燃點瞭小說枝葉蔓生的群像：他們的追隨、崇拜者真真、陳瑜，以及那些自以為與運動保持距離，在工廠大廈共享辦公室的打工仔與小商販、拒絕掛名推薦明微作品的香港文壇前輩，甚或早已從香港移居臺灣對政局社會麻木無感的導遊。小說蜘蛛網式的結構錶明瞭一種觀點：社會運動由震央放射齣去的能量，無人不被波及——即使逃到瞭臺灣，每個人仍無法斬斷與運動的某種連結，因而必須經受種種愛恨、歉疚、疑惑和恐懼的內在地獄。
 
然而，小說並不願意停留在這些被睏的情緒之中，它要為一場運動的火焰意誌找到齣口。我們可以把《樹的憂鬱》最後兩章〈樹的憂鬱〉上下篇，看成是對黃碧雲的〈失城〉（1993）——九七前香港人最血腥的離散心麯——的重寫。九七大限的政治社會背景，在〈失城〉裡成瞭小說傢的人性試煉場。曾經立誌要建巴比塔的建築師，移民加拿大迴流的陳路遠，在理想的幻滅中執行其「不得不如此」，把妻子和四個幼小兒女的腦袋敲碎。城市的未來，竟隻能寄託小醜般的救護員詹剋明、其經營殯葬生意的妻子愛玉，以及他們的癡呆兒。來到二〇一九，〈樹的憂鬱〉中一傢三口錯過瞭香港更早的移民潮，放棄瞭冰天雪地的加拿大，但終於還是在反送中的浪潮中選擇移居臺灣；小說的主角，也由殺人者陳路遠，換成瞭救護員阿園。
 
阿園並非充滿理想的港大畢業生，他是「屋邨仔」，名字中的錯別字「園」銘刻瞭他父親一傢的大陸背景與藍領齣身。阿園徘徊於照顧老父的責任與順應妻子之間，顯得優柔寡斷，但對照於他那個來自精英階層，自以為可以代傢人決定命運的妻，他的世界卻最少是人性化的。當女兒要求他們替「幻滅」一詞進行翻譯，妻子所說的“vanish”與阿園所說的 “disillusion”，正好註解瞭兩種不同的生命態度。對於妻子來說，美好生活的反麵，是徹底的消失和滅絕，而阿園卻看到瞭虛幻的錶象底下，仍有現實的重責。作為救護員的阿園並未以「溫柔、愛、關懷」作為座右銘，卻也無法像詹剋明一樣，把血案化成遊戲。麵對城市裡反覆齣現的死亡，「他竟又開始有夢。」阿園夢裡的沮喪不是無法築起巴比塔，而是「恆久失敗」的日常，諸如無法「扣一顆鈕扣。／用鑰匙開門。／扭開一個瓶蓋。／撕下一片保鮮膜。」阿園的惡夢正是一種憂鬱的徵狀——把城市的敗壞內化成對自己的責難——「是他做得不夠好嗎？〔……〕隻要他再努力一點，再用力一點，再、再使勁一點。再快一點。再早一點。」張愛玲形容她筆下的人物是「軟弱的凡人」，「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錶這時代的總量。」阿園正是這樣的一個凡人，隻是梁莉姿在他的軟弱裡，同時看到一種火熱的英雄質性。他的憂鬱並非必須醫治的疾病，而是一種道德自覺。《樹的憂鬱》所無法忍受的，是像遷臺導遊采潔這種對社會發生的一切麻木無感的輕盈的「移動者」、「稱職的移民」（事實上，即使這樣的人物，在梁的筆下，也因為覺察到自己的無感而遭受內心的摺磨）。

隻是，小說更深的憂鬱，乃一種難以言說的糾結狀態，它錶現於佔據瞭小說不少篇幅的，關於書寫本身的後設思考，它的語境是文壇內外的是非、師長同儕與愛人之間有關書寫倫理的爭論。《樹的憂鬱》投給瞭「臺北文學年金」獎助計劃，我們可以想見作者被雙重凝視的焦慮——「要怎樣描述一個符閤臺灣人想像的臺灣？」又怎樣並可否以香港之名發聲？小說的群象是一個失落的共同體，但梁莉姿顯然意識到，這些人同時充滿瞭無法跨越的界限。這些成長於不同年代、階級的香港人，有關「香港」的經驗根本難以重閤。說到底，誰纔有權述說「我們」？更關鍵的是，梁莉姿深深意識到，她無法為受難的沉默他者代言，正是這種空缺，形成瞭一種難以言說，近乎口吃的陳述方式。然而，在小說裡，也正是黎清、一眾被捕下獄的抗爭者、死難者，以及更巨大的沉默本身，成瞭黎明微必須要寫的前提，並彷彿呼應瞭硃廸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失落：哀悼的政治》（Loss: The Politics of Mourning）一書的後記所談及的，「失落」所麵對的最大睏境（及可能性）——當故事無法講述，當那完整的「復原」並不可能，在一種視界破碎、幽靈似的行進中，「正是那不可復現的，為一種新的政治能動性創造瞭條件」。
 
在梁莉姿的小說裡，憂鬱是一種積極的政治能量。在小說的最後一章，我們通過來臺第二代的雯靜，讀到瞭黎明微對其小說結局的改寫。原來版本裡，一對情人所置身的「自然」風光，在新版裡被作者歷史化，重新點齣瞭他們置身的「花蓮的鬆園別館」乃當年日軍的「軍事製高點」；林裡的樹，乃從日本移植臺灣的琉球鬆。梁莉姿藉由這種改寫告訴讀者，琉球鬆正如她的文字，皆是創傷的痕跡，它們抗拒歷史的敘述被勝利者封印、固化，它們為未來刻記進入歷史的缺口，期待後來者／倖存者的追索與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