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經過兩年多斷斷續續的努力,終於完成這本《周敦頤》,其間的辛苦與挫折感,遠非當初答應寫它時所能逆料得到的。回想開始著手準備寫時,對濂溪充滿景仰,寫完之後,對濂溪肯定與否定參半,前後居然會有這麼大的轉變,連自己都有一些驚訝。然而就一個學術研究者來說,突破舊的牢籠,從更廣闊、更高遠的層次來看自己研究多年的一門學術,看出它弊病所在,而未為之忌諱,無疑是一種痛苦,也是一種成長。
周敦頤毫無疑問是中國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也是世界級的偉大思想家。他的思想影響中國長達七百多年,深入政治、教育、習俗各方面,成為中國舊社會知識分子意識形態中最核心的成份,這些當然是他被我們肯定為偉大思想家的理由之一。而周敦頤的人品高潔,光風霽月,雖不是成為偉大思想家的理由,但研究這樣的人物,無疑地會感到欣慰。
中國從漢末開始,長達將近一千年之久的「人道」式微過程,至北宋初年,「生人之氣」幾至於零。周敦頤提出「立人極」的宗旨,使中國知識分子重新有「人」的自覺,重新有「志學」的方向,重新架設起重「道德」、輕「文藝」的價值系統,開始注重身心修養,以期有益於社會文化。若說周敦頤的學說促進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新生,一點也不過份。我們只要比比唐、宋兩代士人的言語、心態與氣象,便可以看得出來。
然而由周敦頤所啟蒙的「宋明理學」,是在長期的專制、佛教、道教影響之下的成果,雖高舉儒學的旗幟,並沒有完全恢復孔、孟的舊觀。孔、孟的剛健精神不見了,人文的全面尊重偏廢了,民本思想消失了。宋明理學家的努力最後反成為專制帝制下為帝制服務的子系統。專制帝制是那麼堅持地以「宋明理學」來作為考試內容,便可說明專制帝王如何需要這套學理。我們並不想深責周敦頤,因為他是在不自覺中取捨了孔、孟。周敦頤在思想有超越時代的地方,但大部份還是受時代的限制。
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與周敦頤十分相似,我們也處在長期戰亂初得幾十年繁榮的當兒,處在外來思想絕對優勢的時刻,處在中國剛剛有能力作主走向自己的道路的十字路口。誰能消納西方科學與民主,重新把民族精神文明栽種在中國固有精神文明的源頭,誰可能便是這一代的「周敦頤」。我知道在科學的洗滌下,天道性命已失去了大部份吸引力;在民主政治與功利主義衝擊下,修養功夫與健身運動價值相當而已。今日再講這些,不可能喚起民族自覺。那麼周敦頭所割捨的儒家原本的剛健精神與人本主義,也許恰好是幫助國人尋回自尊自信,跨越功利迷信的好東西。
陳郁夫 於北投奇岩居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九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