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隐没于小说、诗篇闲暇情趣下的帝国主义
从十九世纪以迄二十世纪初，西方列强建立了从澳大利亚直抵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帝国，在此同时，西方文艺大师也创造了从《曼斯斐尔公园》以至《黑暗之心》和《阿依达》等杰作。然而，大部分的文化批评家仍视其为两个互相分离的现象。
萨依德继《东方主义》之后所写的这本里程碑式的鉅作，精心构筑了西方帝国之野心与其文化之间戏剧性的关联，两者相互辉映、相互增强。他以十九、二十世纪的小说叙事为分析对象，从艾略特、康拉德开始，一一检视了叶慈、阿契比、鲁西迪等作家的作品，以显示被支配的臣民如何产生属于他们自己的反对与抗拒之充满盎然生机的文化。同时，萨依德也论及音乐(如《阿依达》)、艺术与美学表达(如现代主义)等其他领域。
萨依德的重点是要将「帝国主义」的威权及其余绪加以铺陈，显出帝国主义作为普遍的文化领域，充斥着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社会力道。因此，隐没于浪漫小说、诗篇的闲暇情趣之下的奴役及殖民体制，也就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及其历史脉络中重现意涵。
如此宽广的视域与令人惊异的博学，《文化与帝国主义》再度开启了文学与其时代生命的对话。
作者简介
萨依德(Edward W. Said)
萨依德是世界影响力有数的文学兼文化批评大师。他是哥伦比亚大学英国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有《东方主义》(Orientialism)、《乡关何处》(Out of Place)、《开始》(Beginnings)等十七部着作，其中《东方主义》曾获美国全国书评家奖。萨依德也是乐评家、歌剧学者、钢琴家，兼为巴勒斯坦在西方最雄辩的代言人。
译者简介
蔡源林
台湾大学政治研究所硕士，美国天普大学宗教学博士，现任南华大学宗教学所助理教授。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英文版相关评论
＜导读＞ 对抗西方霸权 ◎廖炳惠
＜译序＞ 流亡、认同与永恆的他者 ◎蔡源林
导论
I重叠的领土、交织的历史
1帝国、地理与文化
2过去的影像
3黑暗之心的两种视线
4差异的经验
5串联帝国与世俗的诠释
II凝聚的景象
1叙述和社会空间
2珍．奥斯汀与帝国
3帝国的文化严整性
4运作中的帝国：威尔第的《阿依达》
5帝国主义的享乐
6掌控下的土着
7卡缪和法国的帝国经验
8对现代主义的一个註脚
III抵抗与反叛
1两面性
2反抗文化主题
3叶慈和去殖民化
4心路历程与反对势力的出现
5勾结、独立与解放
Ⅳ未来：源自宰制的自由
1美国势力之上扬：公共领域之论战
2挑战正统与权威
3运动与移民
图书序言
译者序
流亡、认同与永恆的「他者」
记得第一次接触到萨依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是在一九九三年春季，当时尚在美国从事博士班研究，担任宗教史学研究方法论课程的林贝莉丝（V. Limberis）教授在某次的课堂一开始，就拿出一份《纽约时报》书评之剪报影印发给各位同学，她告诉我们：着名的文化评论家萨依德又出版一本新书了，凡喜欢他所讨论的主题者绝不能错过。当时，只觉得萨依德这个名字有点陌生，依稀记得他在好久以前写过一本《东方主义》的书。由于没读过任何他的作品，就很好奇地在课后看了那份书评，从此就和萨依德的作品结下不解之缘了。自此以后，就发觉许多课堂的教授也都有讨论到他的思想，其时正是「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的论战横扫美国许多社会和人文领域之际，而因为个人在天普大学宗教学所主攻的宗教传统是伊斯兰教，故有相当多机会接触到这位充满争议性但仍活跃于文化界的当代思想家之作品，对他所提出的议题觉得不只对学术研究有价值，也在世纪之交观察全球化的大局势提供台湾社会一个另类而重要的参考点，故在回国任职年之后，就想写一些和萨依德与「后殖民主义」有关的东西，唯教学与个人琐事繁冗，故也无法如愿，正好立绪在出版了中译的《东方主义》之后，又要再出版这部我首次接触到的萨依德原着之中译本，故也不管自己是否有足够时间将这部近四百页的巨构在西元两千年之前翻译出来，就一口答应下来了。对立绪肯出这样一本可能会是叫好不叫座的大部头着作，也愿意鼎力支持。
萨依德在〈导论〉中已将本书中心思想、主要议题和个人关怀说得非常清楚了，不需我在这个译者序言再赘述，在此想以个人的亲身经历来对萨依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主题做些註脚。正在翻译本书的前后这两年来，虽然在嘉义南华任教，但仍有多次机会赴国外参加学术研讨会和蒐集研究与教学资料，往返奔波于西方的第一世界（美国）和东方的第三世界（东南亚和印度），故对于萨依德书中所提到的那种西方帝国主义和第三世界民族主义之间的全球性矛盾冲突和正反辩证关系，除了文字上与理论陈述上的理解外，又多了一层现实的体认。老实说，以萨依德这样激烈地对西方帝国主义做尖锐（及深刻）之批判的学者，对于习惯于用美国或西欧的第一世界之文化和思想做为主要参考点，且缺乏对西方殖民主义之于第三世界的影响有比历史教科书之外更多的了解之一般读者而言，很可能会只看其激烈与尖锐的一面，甚至会像目前在这场后殖民论战中继续维持西方中心主义的学者一样，对萨依德的论点打入偏激之反西方论者、加以窄化或低调处理等等不愿（也无能）正视问题的反应。我在几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中，看到一些美国的区域研究专家正是用这种态度来面对萨依德，而另外一些支持他的学者则又热烈地赞同萨依德的批判性论点。一位身为世界超强公民的美国人对萨依德的批判会许多防御性反应也是非常自然的，但反过来说，身在亚洲地区、同样历经不同类型的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入侵的人们，或者和第一世界的公民对此一后殖民论战会有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想法吧！只是，习于与欧美文明（尚有日本`文明）为马首是瞻的一般台湾知识界和社会大众，或者也不见得就不会在心态上是站在殖民者那边，自鸣得意于已经进入已开发国家之林，也像西方国家一般，以鄙夷的方式看待其它第三世界国家，视其为落后地区。这种心态若有之，则只能更加证明萨依德的所言之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无远弗届，台湾社会大概不可能自外于这场全球性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之论战了。
有机会能到萨依德所批评的那些英国文学大师笔下的第三世界去，不论是吉卜龄和佛斯特笔下的印度，或康拉德笔下的东南亚，除了享受当地本土文化和殖民文化所相互激盪出来的异国情调之余，对萨依德所呈现之西方帝国主义的优越性经济与文化的生产和输出、第三世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共谋行为、第三世界受压制的民众之宗教和文化的活力，但却又缺乏挑战西方和本土统治者宰制的力量等等，这一切都是历历在目，与萨依德震撼人心的字句交互回响着，脑海中的思绪萦回、挥之不去。一方面是街道整齐、铁公路交通便捷、到处有贩卖西式商品的餐馆、百货、超级市场和观光旅馆的殖民城市，其中殖民时代的政府大厅及贵族资本家的豪华宅邸都是主要地标；另一方面，进入传统城镇和乡村地区，则是肮脏狭窄的街道、在车站和通衢大道叫卖的小贩、人声鼎沸的市集、沿路向观光课乞讨的老人与孩童。
但对这些卑微的民众，还有一样最重要的精神泉源，就是他们的宗教祭典和仪式。在恆河畔祝祷亡魂超渡彼岸的印度教徒、沿着通往菩提迦耶和灵鹫山的大路上踽踽而行的佛教朝圣者、在星期五下午虔诚地在清真寺参加集体礼拜并准备捐献或接受救济的伊斯兰教徒、还有那些成千上万地涌入供奉着救世主般的克里须纳大神和拥有毁灭和创生能力的湿婆大神的庙宇，准备接受祭司祝福的印度教信徒，这一切交织成一幅如吉卜龄笔下的复杂多样、难以穿透、不可化约成几个简单要素的印度景象。殖民主义改变了什么？或创造了什么呢？是我在新加坡和吉隆坡看到的人潮汹涌的购物中心和穿着时髦的青年男女，或者是加尔各答街上西装笔挺、一口流利英语的印度绅士吗？当然不只是这些。在一般民众难以接近的政府大楼内部，本土政客正在玩着相同的西方议会民主之游戏，发表有关如何发展经济和维持民族文化的老调；而与外在世界多少有些隔绝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正在引进西方优越的科技、语言、学术理论和教学方法，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也学着第一世界在五星级旅馆开着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专家，以南腔北调的英语讨论着一般民众难以了解的议题，享用着西式餐点，当然肯定也会有些本土风味的食物和本土文化的老调重弹了。这一切构成一幅多么不协调的后殖民景象，台湾没有这种景象吗？
记得在前往印度教恆河圣地的火车车厢内，阅读当地的报纸，看到印度国会正在辩论着发展国家经济的议题，执政党官员主张开辟像硅谷一般的电脑尖端科技工业区，以增加就业机会，赶上全球网路通讯时代的热潮，但反对党议员则质疑，电脑科技对年年发生水患的成千上万阿萨密省的难民有何利益呢？高科技就能让灾民填饱肚子吗？不知何故，脑海突然回到台湾老家的时空情境，汐止北二高新台五路交流道旁巍然矗立的几栋高科技产业大楼，交错着两年前汐止市区水患的情境，一幅很不协调的场景突然闯入我的思绪之中…..。岂料在我的「印度之旅」几个月后，汐止老家再度发生远比两年前更严重的水患，「绿色硅岛」vs.「汐止水患」的荒谬意象再度浮现脑海，这次是台湾的场景把我又带回到几个月前难忘的「印度之旅」种种如幻似真的所见、所闻、所思之中......。这应该是另类形式的「全球化」与「后殖民」经验吧！我想萨依德所呈现的那幅充满矛顿冲突的「文化与帝国主义」图象，会比西方全球主义论者的和谐富庶之「地球村」图像，更能唿应着我的个人经验吧！
《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基本架构是极为简单的，即西方帝国主义和第三世界民族主义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个辩证过程在两个层面被开展出来，即政治历史的现实层面和文化与意识型态的精神层面，但两者之间密不可分的辩证统一体才是萨伊德所苦心经营的。做为他的方法论之核心概念：「对位式阅读」（contrapuntal reading），指出了其作品所一贯具备的那种如交响曲般的雄浑气魄、高潮迭起、却又是结构严密、首尾一贯。此一音乐式的类比，不单纯只是一个简单的比喻而已。无疑地，除了文学批评的学术专长外，音乐是萨依德另一个具有天赋的领域，他的写作受到其音乐爱好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不只是在第二章对威尔第歌剧的细腻分析与批评，显示他的音乐鑑赏力，而交响曲的结构也可极为适切地用来分析这部磅礡巨着，四个长大章节的形式唿应着交响曲的四乐章形式，而每一章节又隐然可辨其呈式部、开展部与再现部的三段曲式，而其中心主题便在此一严密结构下有了不同的变奏、对位和和声，这一点值得让用心的读者自己慢慢地去品味。
正如萨依德的分析和批判方式，乃是将这些现代欧洲文学大师的作品置于其所处身的政治与文化史的具体脉络中一样，要想深刻了解《文化与帝国主义》和萨依德的其它作品，也有必要将他放在其所置身之当代历史的脉络和萨依德个人的生活史中。萨依德本人的自传《乡关何处》（Out of Place）已有彭淮栋教授的中译（亦由立绪出版），读者可自行参阅细节，不再赘述。个人在此要特别指出的是，萨依德之所以能对西方殖民主义提出如此深刻的批判，而在其行文中又充满着剧烈之不可解的矛盾冲突和对现代历史的悲剧感，无疑与其巴勒斯坦阿拉伯裔基督徒家庭的特殊背景有关，这个身分认同使他在他的阿拉伯祖国和在自我流放的侨居地美国，都感受到格格不入。当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均在民族主义的浪潮下脱离西方帝国主义的政治支配，取得独立，但巴勒斯坦人却反而沦为新殖民势力---钖安主义的以色列和为其撑腰之新殖民强权的美国－－所彻底宰制，成为后殖民时代中最悲惨的次殖民地之一。萨依德身为西方殖民之子，自然也和其祖国本土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有所疏离，而在流亡到美国之后，却又因美国对中东政局的强力介入、一面倒的偏袒以色列，使大众媒体不断地呈现出萨伊德的巴勒斯坦同胞乃是落后和野蛮的恐怖份子之形象，这自然使萨依德对美国主流文化实在难以忍受。令人激赏的是，萨依德将此种个人的屈辱和受难昇华为一种普世性关怀的层次，对被压迫者之悲天悯人，并坚持知识分子不妥协的性格和冷静客观地批判现实的态度，使他对西方和第三世界双方的文化都有赏识赞扬和尖锐批判的两种态度并存，并非一面倒的倾向反西方的的狭隘本土主义立场。
但萨依德除了敏锐的批判外，提供读者任何积极建设性的参考方案吗？在第四章〈脱离宰制、迈向自由的未来〉之结论处，提到了他对伊朗什叶派充满反叛精神的知识分子、也是伊朗革命初期的学运领袖阿里．萨里阿提（Ali Shariati）的赞许，并引述他的话：「人，是一充满辩证的现象......因此，所有固定不移的准则何其可悲啊！......人是一场『抉择』、一场斗争、处在一个持续不断的变化之中。他是一场无限的迁徙，自我内在之迁徙，从黏土到上帝；他是自我内在灵魂的迁徙者。」接着又引用了十二世纪的萨克森僧侣圣维克多的雨果（Hugo of St. Victor）之一段话来做为韵味深长的尾声：「凡是一个人觉得其家园是甜蜜的，则它仍然只是一位纤弱的初学者而已；认为每一寸土地都是其故土者，则已算是一位强者；若将整个世界视为是异域，则他已是一位完人了。纤弱的灵魂只将他的爱固着在世界的某一定点上﹔强人则将他的爱扩充到所有的地方﹔完人则止熄了他的爱。」萨依德经常强调自己是一位世俗的人本主义者，对宗教教条和各种宰制人性的意识型态充满厌恶，但在如此充满关键性的结尾处，却引用了两个来自全然不同传统、不同时代的宗教思想家来为其终极的关怀提出阐释，这点岂不矛盾和突兀吗？
显然有两种全然不同的宗教思维，形成在萨依德这部着作的结尾之最后一个正反辩证法，一方为严苛的宗教正统派；另一方则为充满反叛和密契精神的异端派。事理总有对立的两方，一位「世俗」的文化批评家也可从宗教传统中寻求其灵感泉源。但摆在结尾的显着位置，自然有比随机式的借用更深刻的内涵。萨依德的近东祖国在历史上充满着宗教冲突，但同时也曾存在着各种宗教相互包容、共存共荣的情况，今日充满暴力冲突的局面固非历史的必然，故未来何尝不是充满着无限希望呢？萨依德的阿拉伯祖先正是在茫茫大漠中过着浪迹天涯的游牧生活，虽然物质匮乏，但精神上却是自由自在、四海为家。不正是在这种环境底下，可以培养着「认为每一寸土地都是其故土」的「强者」，甚至是「将整个世界视为是异域」的「完人」吗？还有比这种情怀更能体现出后现代主义所谓游牧精神的吗？萨依德的自我放逐生活不正是此种精神的最佳体现吗？这不正是其阿拉伯祖先的生活方式吗？这种游牧生活并非没有方向感或毫无目标的漫游者，这是现代人虚无的灵魂才会产生的「后现代」式扭曲。反观笃信伊斯兰教的阿拉伯游牧民族心中都有一个明显的方向，它们是在茫茫大漠中踽踽独行的朝圣者，不畏艰难地踏向通往真主安拉居所的麦加圣地，圣地可以不一定是一个特定的场所或地点，而是其无所不再的心灵归宿，因而使朝圣者可以有着「何处为家、处处是家」的感受，因为一心坚持向往着超越尘世的神圣境域，故所有艰难的旅程都变得充满着意义和超越的契机了！这也许就是萨依德为我们提供的医治后现代苦闷之一帖良方吧！只是有多少人肯舍弃安乐舒适的现代资本主义高科技和物质富裕的生活，去追求心灵的大自在境界呢？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还有比宗教的基本教义派更加不妥协与不包容的意识型态的吗？反之，还有比什么形式的自由与人性解放比宗教的大自在、大解脱更为彻底的吗？可叹的是，后现代人的物质生活和心灵中有着太多「生命中不可承受的重」，既挥之不去、亦难以舍弃，奢望解放与超越，究属罔然！
图书试读
重叠的疆域、交织的历史
来自主体或有关主体的沈默，是日常的次序。有些沈默被与整饬策略共生共存的作者打破了，有些则被保持了。我感兴趣的是可以打破沈默的策略。
――东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
《暗夜的游戏》
换句话说，历史不是计算机。历史在人的心智与想像中展开，在一个民族文化的多方面反应中成形；它本身是物质现实、基础经济面与狭隘客观性的无限巧妙之媒介。
――巴塞尔˙大卫森（Basil Davidson）
《近代史中的非洲》
（一） 帝国、地理与文化
诉诸过去是诠释现在最通用的多种策略之一。这种诉求的激发，不仅是对过去所发生过的事、或什么是过去，有相左的看法；而且也对过去是否真的已经过去、结束和终了，或者是否可能以不同的形式延续下去而感到无法确定。这个问题激发了各种各类的讨论――有关于影响力的、有关于责咎与评断的，也有关于对现在的现实情况和未来的优先要项的讨论。
在艾略特（T. S. Eliot）的一篇非常着名的早期批判性论文中，他就曾涉及了相似的论题群。虽然他这篇论文的写作时机和意念，几乎是纯属美学的，但是可以借用他的公式，去通用到经验的其它领域。艾略特说，诗人很显然是一个个别天才，但是他也是在传统之内创作，而且不能只靠传承，还必须投入「极大的功夫」才能达到。他接着说，传统，首要包含历史感。这对任何一个过了二十五岁，仍然可以继续成为一个诗人的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并且，历史感也包含了不仅是对过去的过去性，也是对它的现在性的一个理解；历史感迫使一个人不仅写他扎根的那一代，也要写出自荷马以降的整个欧洲文学的感觉，而在此中，他自己国家的全部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并且建构了一个同时的次序。这个历史感，既是永恆的，也是短暂的，而且也是永恆与短暂结合在一起的，才使得一个作家具现传统。同时，也使得一个作家能够非常敏锐地意识到他在时代中的地位，以及他自己的同一时期性。
没有一位诗人或任何艺术领域的艺术家，能具有其独存而完整的意义。（1）
我认为，对具有批判性思考力的诗人，和对某些在其作品中试图对诗的写作过程有一个近度赏析的评论家而言，以上这段引文，都同样具有说服力。主要的理念是在，即使我们必须完全地理解过去的过去性，但是也没有一个适当的方法，可以把过去从现在中隔离出来。过去与现在彼此互通讯息、相互隐含，以艾略特所提纯属理想的观念而言，两者也是相依并存的。简言之，艾略特的建议，是一种文学传统的观点，虽然重视暂时的连续，却不完全是由它统驭。无论是过去或是现在，也没有任何诗人或是艺术家，能有一个独存而完整的意义。
无论如何，艾略特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综合，只是一个理想，而且有他个人奇特历史的重要功能；（2）他综合的时间观，忽略了个人与体制之间，对决定什么是，或不是传统，何者相关，或不相关的斗争性。但是他的中心理念则是有效的，即我们如何明确地陈述或再现过去，型塑着我们对现在的理解和观察。让我举个例子来说明。在一九九○年到一九九一年的波斯湾战争期间，伊拉克与美国之间的冲突，是两种基本对立的历史所造成的，并被两方国家的官方体制利用来获取利益。在伊拉克巴阿斯（Baath）政党的解释下，现代阿拉伯历史显示了对阿拉伯独立所未实现与未履行的承诺，此承诺被「西方」以及一群更近来的敌人，如阿拉伯反动派和犹太钖安主义（Zionism）所中伤。因此，伊拉克的血腥侵佔科威特，不仅在俾斯麦式的基础（Bismarckian grounds）上，而且也因为阿拉伯人相信必须为自己讨回公道和夺回被帝国主义所拿下的最大奖之一，而有其正当的理由。反之，在美国人对过去的观点下，美国不是一个古典的帝国强权，而是一个全世界的正义主持者，在追缉暴政和捍卫自由上，无分地域也不惜任何代价。此一战争无可避免地以这两种对过去不同版本的认知，来对抗着彼此。
艾略特对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关系复杂性所持的理念，在有关「帝国主义」意义的讨论中，特别引人联想﹔此一名词与其理念，在今天是如此地引起争议，且充满各种问题、质疑、论辩和意识形态的议据，以至于几乎完全拒绝去使用。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此讨论本身涉及到对此一概念的定义与划定界限的尝试：帝国主义主要是在经济方面的吗？已经扩展到了什么地步？它的肇因为何？是体制性的吗？何时（或是否）终结？在欧、美对此一讨论有所贡献的学者名单，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有考茨基（Kautsky）、希尔法亭（Hilferding）、卢森堡（Luxemburg）、霍布森（Hobson）、列宁（Lenin）、熊彼德（Schumpeter）、鄂兰（Arendt）、马格道夫（Magdoff）、保罗•甘迺迪（Paul Kennedy）。以及近年来在美国出版的着作，如保罗•甘迺迪的《强权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威廉•艾坡曼•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迦布利尔•柯尔寇（Gabriel Kolko）、诺姆•杭士基（Noam Chomsky）、霍华•辛（Howard Zinn）与华尔特•赖费伯（Walter Lefeber）等人的修正主义史，还有各式策略学家、理论家和哲人，为美国的政策为非帝国主义者而不遗余力的辩护或说明的写作――这一切都使得帝国主义，与其适用（或不适用）于美国这个当今的主要强权国家的问题，仍方兴未艾。
这些权威讨论的主要是政治和经济的问题。然而，就我相信的，却很少注意到文化在近代帝国经验中的优越地位﹔也很少正视到，古典的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欧洲帝国主义极度全球性的扩张，仍有大片阴影笼罩在我们的时代之事实。几乎所有今天仍健在的北美、非洲、拉丁美洲、加勒比海与澳洲――不胜枚举――的人士，都受到了过去帝国的波及。英国与法国分别佔了极大的领土：加拿大、澳洲、纽西兰、北美、南美与加勒比海的殖民地、一大片的非洲、中东、远东（香港在1997之前仍是英国的殖民地）、以及整个印度次大陆――这些地方都受到英国或法国的统治，也都适时挣脱其统治而获得解放﹔此外，美国、俄国与几个欧洲次强国家，日本与土耳其也不在话下，在十九世纪某一或整个时期也都是帝国强权。此一管辖或佔有的模式，也确实为当今全球性的世界打下了根基。电子传播、全球性的贸易、资源取得、旅游以及有关天气形态和生态改变的资讯，已将世界即使是最偏远的角落，都连结在一起了。我相信，这系列模式，最先是由近代帝国所创立且使其成为可能。
我在个性上与哲学立场上，都反对大规模的体制建构或人类历史的整体理论。但是我必须指出，已经在近代帝国中学习也确实生活在其中的我，对帝国如何不断扩张及其无情的整合，感到惊愕。不论是在马克思或如西莱（J. R. Seeley）的保守论述，或是如费尔德豪斯（D. K. Fieldhouse）和艾尔德瑞奇（C. C. Eldridge）――《英国之使命》（England’s Mission）是其代表作（3）――的现代分析，都使人看出了大英帝国将许多事物整合并融合其内，并与其他帝国联手将世界合而为一。然而没有人，当然也不是我，能看清或完全掌握此一整体的帝国世界。
当我们阅读当代历史学家派屈克‧欧布莱恩（Patrick O’Brien）（4）与戴维斯（Davis）和贺登巴克（Huttenback）――其重要着作《财神与帝国之追求》（Mammon and the Pursuit of Empire）试图称量帝国活动的实际利益（5）――之间的论辩，或当我们看较早期的论辩，像罗宾森–迦拉格（Robinson–Gallagher）的争议事件，（6）或是细看依赖式和世界累积式经济学家安德烈‧耿德‧法兰克（André Gunder Frank）和沙米尔‧阿敏（Samir Amin）（7）的着作时，身为文学和文化历史学家，我们不能不问，这一切对诠释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或是法国的史地学、意大利歌剧或同一时期的德国形上学，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在我们的着作和研究中，我们身处在一个无法忽视帝国和帝国主义脉络的关键时刻。一如欧布莱恩所说的，「为一个扩张中的帝国所创造出来之安全的幻想和错误的期望作宣传，以为对那些在自己国界以外的投资者，可以产生很高的报酬」，（8）事实上说的正是一种由帝国和小说、种族理论和地理探勘、国家认同的概念和都市（或乡村）的惯例所创造出来的气氛。「错误的期望」一辞，暗示的是《大希望》（Great Expextations）﹔「在自己的国界之外投资」则是指约瑟夫‧席德莱（Joseph Sedley）和贝姬‧沙普（Becky Sharp）﹔而「创造的幻想」则暗示了「隐伏的幻想」（Illusions perdues）――文化与帝国主义之间的交错令人注目。
串连这些不同的领域，显示文化与扩张的帝国有所牵连，观察艺术则保有其独特的资赋，又同时策划加入结盟的行为，这都不是容易做到的事，但是我粗浅地认为，我们必须尽力尝试，并将艺术融入全球、现世的脉络中。疆界与财产、地理与势力都濒于险境。有关人类历史的一切，都根植在土地上，这意指我们必须思考住所，但也指出了人们计划要拥有更多的领土，因而也就必须对其原住民有所处置。就某种相当基本的程度而言，帝国主义意指去思想、佔领并控制不属于你所有的、偏远的、并由别人居住和拥有的土地。然而一般说来，文学史学家在研究十六世纪的伟大诗人，譬如爱德蒙‧史宾塞（Edmund Spenser）时，并不会将他对爱尔兰的凶残计划，即他想像一支英国部队几乎将当地的原住民灭种，与他的诗人成就或至今仍持续存在的英国统治爱尔兰的历史联系在一起。
基于本书的宗旨，我的焦点专注于土地的实际争夺与其人民的身上。我尝试在历史经验中作一种地理性的探究，我心中也牢记着一种理念，即地球实际上是一个世界，其中没有人居住的空间几乎不存在，一如没有人能自外于或超越地理之外而生存，我们也不能完全摆脱因地理而起的争夺。这种斗争复杂而有趣，因为它不只限于战士与大砲，也包含了理念、形式、形象与想像的斗争。
在所谓西方或宗主国世界，以及第三或前殖民世界中的人，都分享了一个相同的经验，即高度或古典的帝国主义时代，仍继续以不同的方式在当今具有相当大的文化影响﹔在其高峰时期，历史学家艾力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曾饶富意味地将其称之为「帝国时代」，而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巨大殖民结构的解体，也多少正式终战。基于各种理由，他们有一种新的迫切感，想要去了解过去性（the pastness）或是尚未成为过去，而这种迫切感，也延伸至对现在和未来的理解。
在这些理解的重心里，有一项不争的事实，是在十九世纪中，史无前例的势力，都集中在英国与法国，后来则集中在其它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当年罗马、西班牙、巴格达或君士坦丁堡的势力，相形之下，就显得难以敌对了。此一世纪使得「西方的崛起」达到高潮，而西方的势力也允许帝国宗主中心，以令人惊愕的规模去夺取并累积领土与属民。试看，在一八○○年，西方的势力声称佔有全球百分之五十五，但是实际上是佔有大约百分之三十五的土地面积，然而到了一八七八年，此一比例已增至百分之六十七，每年以八万三千平方哩的速度增加。到了一九一四年，年增率更高达二十四万平方哩，而欧洲更将全球总面积大约百分之八十五的土地列为殖民地、保护地、属地、领土与联邦。（9）历史上没有比这更大的殖民地组合，也不曾有过如此全面的统治，且在权力上与西方宗主国如此地不平等了。结果，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在《权力的追求》（The Pursuit of Power）中指出，「世界被前所未见地统一成一个单一互动的整体。」（10）而欧洲本土在十九世纪末，几乎没有一个生活的层面不会碰到帝国的事实﹔经济渴求海外市场原料、廉价劳力与获利鉅大的土地，国防与外交体系也益形致力于保有偏远领土的广阔地带与大量被统治的民族。当西方强国不为更多殖民地而彼此激烈甚至残酷正面抗争时――V. G.凯南（V. G. Kiernan）指出，（11）所有近代帝国均相互仿效，他们就致力屯垦、探勘、研究，当然也统驭他们所管辖的领土。
理查‧范‧阿尔斯泰恩（Richard Van Alstyne）在《崛起中的美国帝国》（the Rising American Empire）一书中明白地指出，美国经验，自起始就创立在「统治权的理念――一种可以扩张人口与领土，和增强力量和权势的主权、国家或宗主权。」（12）因而，声言要为北美的领土奋战和争取（有惊人的成就）；要去统治土着民族，并以各种方法将之灭绝、驱逐﹔之后，随着共和国年龄与对半球势力的增长，则有被判定为对美国有重大利益的偏远地区需要去介入与奋战――例如菲律宾、加勒比海、中美、「北非海岸」、部分欧洲，和中东、越南、韩国。然而怪异的是，诸多论述坚称美国的特殊性、利他主义和机会如此具有影响力，却很少且直到近年才使用「帝国主义」一词或意识形态去谈论美国的文化、政治和历史。可是帝国的政治与文化之间的联系是极其直接的。美国人对美国的「伟大」、种族阶层、其它革命的危险（美国革命则被视为独特且是世界其它任何地区所无法仿效的）（13）之态度始终一贯，也统驭、掩饰了帝国的事实，且使辩护者为美国在海外的利益辩护时，坚称美国是无罪的、行善、且是为自由而战的。葛拉姆‧格林（Graham Greene）的名着《沈默的美国人》（the Quiet American）一书中的人物派尔，就无情而精确地体现了这种文化的形成。
用户评价
这本书给我带来了巨大的震撼，让我对“文化”这两个字有了全新的认识。我一直以为文化是一种天然的存在，是地域、民族的特色，但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彻底颠覆了我的想法。他非常深刻地揭示了，文化是如何被建构、被操纵，甚至被用来压迫和剥削的。特别是他对于“东方学”的批判，让我看到了西方是如何通过建构一个“他者”的形象，来巩固自身的优越感和权力地位。这种视角，对于我们这些身处殖民历史阴影下的地区来说，尤为重要。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萨义德强调了知识与权力的共生关系。那些看似客观的学术研究，也可能隐藏着帝国主义的逻辑。他通过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和历史事件，展示了文化是如何被帝国主义利用来合理化其殖民统治的。读这本书，让我不断反思，我们所接触到的各种文化信息，是否也受到了类似的权力逻辑的影响？在台湾，我们经常会接触到各种西方思潮和文化产品，这本书提醒我要有批判性地去审视，去辨别，不要被表面的光鲜所迷惑，更要警惕那些可能被隐藏的意识形态。
评分这本书真的是一股清流，或者说是振聋发聩的警钟，敲醒了我许多长久以来被蒙蔽的认知。我一直以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特别是西方文化对我们的影响，都是一种单向的、进步的馈赠，是“我们”学习“他们”的先进之处。但《文化与帝国主义》让我看到，这背后隐藏着多么强大的权力运作。萨义德毫不留情地指出了，文化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总是与政治、经济的权力格局紧密相连。那些伟大的文学作品、宏伟的建筑，甚至我们学习的语言和思想体系，都可能成为帝国主义的触角，悄悄地渗透、改造、甚至吞噬了被殖民者的文化认同。 我尤其喜欢萨义德对“对抗性东方学”的阐述。这让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一种摆脱被动、重新掌握话语权的可能性。我们不能只是被动地接受那些被建构的“他者”形象，而是要主动地去解构、去质疑、去重写。这本书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让我认识到，即使在看似和平的时代，文化的较量也从未停止。作为台湾的读者，我更能体会到这种文化权力运作的微妙之处。我们在拥抱全球化、学习西方知识的同时，也必须警惕那些可能被隐藏的权力关系，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守护我们自己的文化主体性。
评分读《文化与帝国主义》的过程，与其说是在阅读，不如说是在进行一场深刻的自我审视。我常常停下来，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思考着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与书中描绘的帝国主义时代，究竟有多大的距离？萨义德的分析，让我开始怀疑许多习以为常的观念。比如，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是不是也已经被西方中心主义所定义？我们追求的“进步”，是不是也只是在沿着一条被预设好的轨迹前进？这本书让我看到，文化并非只是风花雪月的艺术，它更是权力的战场，是争夺话语权、定义“我们”与“他们”的关键所在。 我尤其对书中关于“文本与帝国”关系的论述印象深刻。萨义德告诉我们，那些看似纯粹的文学作品，其实都深深地烙印着帝国主义的印记，它们既是帝国主义扩张的记录，也是其合法性的辩护。这让我回想起许多曾经读过的外国文学，现在再看，仿佛看到了那些字里行间隐藏的殖民者的傲慢与偏见。在台湾，我们多少也经历过类似的文化浸润，但这本书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了这种浸润的本质，以及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同化和自我消解的危险。它提醒我，永远要保持警惕，永远要追问，谁在叙述？以什么方式叙述？其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权力意图？
评分读完《文化与帝国主义》这本书，我整个人就像是被一股巨大的思潮冲击，久久不能平息。萨义德的笔触，简直是把我们对世界、对历史、对“他者”的认知，从根基上撬动了。以前看那些所谓的“文明史”，总觉得是理所当然的进步与开化，殊不知那背后隐藏着多少被掠夺、被压迫、被消音的故事。这本书让我第一次深刻理解到，所谓的“西方文明”并非是独立自主、自然而然地崛起，而是与殖民主义、帝国扩张形影不离，甚至可以说是后者孕育出的产物。 萨义德从文学、历史、地理等多个角度切入，层层剥茧，揭示了文化如何被用来构建“他者”，如何成为帝国主义扩张的意识形态工具。他分析了那些看似无害的文学作品，如小说的叙事方式、地理学家的地图绘制，如何潜移默化地塑造了西方人眼中“东方”的形象——愚昧、野蛮、需要被“文明化”。这种“东方学”的视角，在台湾这样经历过殖民历史的土地上，感受会更加复杂而沉重。我们曾经被贴上过标签，被定义，而这种定义往往不是出自我们自身。这本书让我反思，我们今天看待世界的方式，是否也仍然受到这种历史遗留的视角影响？我们是否还在不自觉地用“他者”的眼光来看待自己，或者看待其他同样被压迫的群体？
评分《文化与帝国主义》这本书，对我而言，是一次思想上的洗礼。它让我深刻认识到，所谓的“普世价值”和“文明进步”，并非是天然就存在的，而是常常与权力、征服和压迫紧密相连。萨义德以其犀利的笔触，剖析了文化如何被用作帝国主义扩张的工具，如何构建“他者”形象，并以此来合理化殖民统治。这种对文化与权力关系的深刻洞察，让我对许多历史事件和文化现象有了全新的理解。 我尤其欣赏萨义德对文学作品的解构分析。他展示了即使是最为精致的文学文本，也可能蕴含着帝国主义的视角和偏见。这让我开始审视自己过去阅读的许多作品，思考它们是如何塑造了我对世界的认知。在台湾，我们经历过殖民统治，对文化侵蚀的感受尤为深刻。这本书让我更加警惕，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也要时刻保持批判性思维，警惕那些可能被隐藏的权力逻辑，努力捍卫和重塑我们自身的文化身份。它鼓励我们不再被动地接受定义，而是主动地去质疑、去反思、去构建属于自己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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