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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没于小说、诗篇闲暇情趣下的帝国主义

　　从十九世纪以迄二十世纪初，西方列强建立了从澳大利亚直抵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帝国，在此同时，西方文艺大师也创造了从《曼斯斐尔公园》以至《黑暗之心》和《阿依达》等杰作。然而，大部分的文化批评家仍视其为两个互相分离的现象。

　　萨依德继《东方主义》之后所写的这本里程碑式的鉅作，精心构筑了西方帝国之野心与其文化之间戏剧性的关联，两者相互辉映、相互增强。他以十九、二十世纪的小说叙事为分析对象，从艾略特、康拉德开始，一一检视了叶慈、阿契比、鲁西迪等作家的作品，以显示被支配的臣民如何产生属于他们自己的反对与抗拒之充满盎然生机的文化。同时，萨依德也论及音乐(如《阿依达》)、艺术与美学表达(如现代主义)等其他领域。

　　萨依德的重点是要将「帝国主义」的威权及其余绪加以铺陈，显出帝国主义作为普遍的文化领域，充斥着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社会力道。因此，隐没于浪漫小说、诗篇的闲暇情趣之下的奴役及殖民体制，也就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及其历史脉络中重现意涵。
如此宽广的视域与令人惊异的博学，《文化与帝国主义》再度开启了文学与其时代生命的对话。

作者简介

萨依德(Edward W. Said)

　　萨依德是世界影响力有数的文学兼文化批评大师。他是哥伦比亚大学英国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有《东方主义》(Orientialism)、《乡关何处》(Out of Place)、《开始》(Beginnings)等十七部着作，其中《东方主义》曾获美国全国书评家奖。萨依德也是乐评家、歌剧学者、钢琴家，兼为巴勒斯坦在西方最雄辩的代言人。

译者简介

蔡源林

　　台湾大学政治研究所硕士，美国天普大学宗教学博士，现任南华大学宗教学所助理教授。

英文版相关评论
＜导读＞ 对抗西方霸权  ◎廖炳惠
＜译序＞ 流亡、认同与永恆的他者 ◎蔡源林

导论

I重叠的领土、交织的历史
1帝国、地理与文化
2过去的影像 
3黑暗之心的两种视线
4差异的经验
5串联帝国与世俗的诠释

II凝聚的景象
1叙述和社会空间 
2珍．奥斯汀与帝国 
3帝国的文化严整性 
4运作中的帝国：威尔第的《阿依达》 
5帝国主义的享乐 
6掌控下的土着 
7卡缪和法国的帝国经验 
8对现代主义的一个註脚 

III抵抗与反叛 
1两面性 
2反抗文化主题
3叶慈和去殖民化 
4心路历程与反对势力的出现 
5勾结、独立与解放 

Ⅳ未来：源自宰制的自由   
1美国势力之上扬：公共领域之论战
2挑战正统与权威
3运动与移民 

第一章
重叠的疆域、交织的历史

来自主体或有关主体的沈默，是日常的次序。有些沈默被与整饬策略共生共存的作者打破了，有些则被保持了。我感兴趣的是可以打破沈默的策略。
――东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
《暗夜的游戏》
换句话说，历史不是计算机。历史在人的心智与想像中展开，在一个民族文化的多方面反应中成形；它本身是物质现实、基础经济面与狭隘客观性的无限巧妙之媒介。
――巴塞尔˙大卫森（Basil Davidson）
　　　　　《近代史中的非洲》

（一） 帝国、地理与文化
诉诸过去是诠释现在最通用的多种策略之一。这种诉求的激发，不仅是对过去所发生过的事、或什么是过去，有相左的看法；而且也对过去是否真的已经过去、结束和终了，或者是否可能以不同的形式延续下去而感到无法确定。这个问题激发了各种各类的讨论――有关于影响力的、有关于责咎与评断的，也有关于对现在的现实情况和未来的优先要项的讨论。
在艾略特（T. S. Eliot）的一篇非常着名的早期批判性论文中，他就曾涉及了相似的论题群。虽然他这篇论文的写作时机和意念，几乎是纯属美学的，但是可以借用他的公式，去通用到经验的其它领域。艾略特说，诗人很显然是一个个别天才，但是他也是在传统之内创作，而且不能只靠传承，还必须投入「极大的功夫」才能达到。他接着说，传统，首要包含历史感。这对任何一个过了二十五岁，仍然可以继续成为一个诗人的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并且，历史感也包含了不仅是对过去的过去性，也是对它的现在性的一个理解；历史感迫使一个人不仅写他扎根的那一代，也要写出自荷马以降的整个欧洲文学的感觉，而在此中，他自己国家的全部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并且建构了一个同时的次序。这个历史感，既是永恆的，也是短暂的，而且也是永恆与短暂结合在一起的，才使得一个作家具现传统。同时，也使得一个作家能够非常敏锐地意识到他在时代中的地位，以及他自己的同一时期性。

没有一位诗人或任何艺术领域的艺术家，能具有其独存而完整的意义。（1）

我认为，对具有批判性思考力的诗人，和对某些在其作品中试图对诗的写作过程有一个近度赏析的评论家而言，以上这段引文，都同样具有说服力。主要的理念是在，即使我们必须完全地理解过去的过去性，但是也没有一个适当的方法，可以把过去从现在中隔离出来。过去与现在彼此互通讯息、相互隐含，以艾略特所提纯属理想的观念而言，两者也是相依并存的。简言之，艾略特的建议，是一种文学传统的观点，虽然重视暂时的连续，却不完全是由它统驭。无论是过去或是现在，也没有任何诗人或是艺术家，能有一个独存而完整的意义。

无论如何，艾略特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综合，只是一个理想，而且有他个人奇特历史的重要功能；（2）他综合的时间观，忽略了个人与体制之间，对决定什么是，或不是传统，何者相关，或不相关的斗争性。但是他的中心理念则是有效的，即我们如何明确地陈述或再现过去，型塑着我们对现在的理解和观察。让我举个例子来说明。在一九九○年到一九九一年的波斯湾战争期间，伊拉克与美国之间的冲突，是两种基本对立的历史所造成的，并被两方国家的官方体制利用来获取利益。在伊拉克巴阿斯（Baath）政党的解释下，现代阿拉伯历史显示了对阿拉伯独立所未实现与未履行的承诺，此承诺被「西方」以及一群更近来的敌人，如阿拉伯反动派和犹太钖安主义（Zionism）所中伤。因此，伊拉克的血腥侵佔科威特，不仅在俾斯麦式的基础（Bismarckian grounds）上，而且也因为阿拉伯人相信必须为自己讨回公道和夺回被帝国主义所拿下的最大奖之一，而有其正当的理由。反之，在美国人对过去的观点下，美国不是一个古典的帝国强权，而是一个全世界的正义主持者，在追缉暴政和捍卫自由上，无分地域也不惜任何代价。此一战争无可避免地以这两种对过去不同版本的认知，来对抗着彼此。

艾略特对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关系复杂性所持的理念，在有关「帝国主义」意义的讨论中，特别引人联想﹔此一名词与其理念，在今天是如此地引起争议，且充满各种问题、质疑、论辩和意识形态的议据，以至于几乎完全拒绝去使用。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此讨论本身涉及到对此一概念的定义与划定界限的尝试：帝国主义主要是在经济方面的吗？已经扩展到了什么地步？它的肇因为何？是体制性的吗？何时（或是否）终结？在欧、美对此一讨论有所贡献的学者名单，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有考茨基（Kautsky）、希尔法亭（Hilferding）、卢森堡（Luxemburg）、霍布森（Hobson）、列宁（Lenin）、熊彼德（Schumpeter）、鄂兰（Arendt）、马格道夫（Magdoff）、保罗•甘迺迪（Paul Kennedy）。以及近年来在美国出版的着作，如保罗•甘迺迪的《强权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威廉•艾坡曼•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迦布利尔•柯尔寇（Gabriel Kolko）、诺姆•杭士基（Noam Chomsky）、霍华•辛（Howard Zinn）与华尔特•赖费伯（Walter Lefeber）等人的修正主义史，还有各式策略学家、理论家和哲人，为美国的政策为非帝国主义者而不遗余力的辩护或说明的写作――这一切都使得帝国主义，与其适用（或不适用）于美国这个当今的主要强权国家的问题，仍方兴未艾。

这些权威讨论的主要是政治和经济的问题。然而，就我相信的，却很少注意到文化在近代帝国经验中的优越地位﹔也很少正视到，古典的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欧洲帝国主义极度全球性的扩张，仍有大片阴影笼罩在我们的时代之事实。几乎所有今天仍健在的北美、非洲、拉丁美洲、加勒比海与澳洲――不胜枚举――的人士，都受到了过去帝国的波及。英国与法国分别佔了极大的领土：加拿大、澳洲、纽西兰、北美、南美与加勒比海的殖民地、一大片的非洲、中东、远东（香港在1997之前仍是英国的殖民地）、以及整个印度次大陆――这些地方都受到英国或法国的统治，也都适时挣脱其统治而获得解放﹔此外，美国、俄国与几个欧洲次强国家，日本与土耳其也不在话下，在十九世纪某一或整个时期也都是帝国强权。此一管辖或佔有的模式，也确实为当今全球性的世界打下了根基。电子传播、全球性的贸易、资源取得、旅游以及有关天气形态和生态改变的资讯，已将世界即使是最偏远的角落，都连结在一起了。我相信，这系列模式，最先是由近代帝国所创立且使其成为可能。

我在个性上与哲学立场上，都反对大规模的体制建构或人类历史的整体理论。但是我必须指出，已经在近代帝国中学习也确实生活在其中的我，对帝国如何不断扩张及其无情的整合，感到惊愕。不论是在马克思或如西莱（J. R. Seeley）的保守论述，或是如费尔德豪斯（D. K. Fieldhouse）和艾尔德瑞奇（C. C. Eldridge）――《英国之使命》（England’s Mission）是其代表作（3）――的现代分析，都使人看出了大英帝国将许多事物整合并融合其内，并与其他帝国联手将世界合而为一。然而没有人，当然也不是我，能看清或完全掌握此一整体的帝国世界。

当我们阅读当代历史学家派屈克‧欧布莱恩（Patrick O’Brien）（4）与戴维斯（Davis）和贺登巴克（Huttenback）――其重要着作《财神与帝国之追求》（Mammon and the Pursuit of Empire）试图称量帝国活动的实际利益（5）――之间的论辩，或当我们看较早期的论辩，像罗宾森–迦拉格（Robinson–Gallagher）的争议事件，（6）或是细看依赖式和世界累积式经济学家安德烈‧耿德‧法兰克（André Gunder Frank）和沙米尔‧阿敏（Samir Amin）（7）的着作时，身为文学和文化历史学家，我们不能不问，这一切对诠释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或是法国的史地学、意大利歌剧或同一时期的德国形上学，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在我们的着作和研究中，我们身处在一个无法忽视帝国和帝国主义脉络的关键时刻。一如欧布莱恩所说的，「为一个扩张中的帝国所创造出来之安全的幻想和错误的期望作宣传，以为对那些在自己国界以外的投资者，可以产生很高的报酬」，（8）事实上说的正是一种由帝国和小说、种族理论和地理探勘、国家认同的概念和都市（或乡村）的惯例所创造出来的气氛。「错误的期望」一辞，暗示的是《大希望》（Great Expextations）﹔「在自己的国界之外投资」则是指约瑟夫‧席德莱（Joseph Sedley）和贝姬‧沙普（Becky Sharp）﹔而「创造的幻想」则暗示了「隐伏的幻想」（Illusions perdues）――文化与帝国主义之间的交错令人注目。

串连这些不同的领域，显示文化与扩张的帝国有所牵连，观察艺术则保有其独特的资赋，又同时策划加入结盟的行为，这都不是容易做到的事，但是我粗浅地认为，我们必须尽力尝试，并将艺术融入全球、现世的脉络中。疆界与财产、地理与势力都濒于险境。有关人类历史的一切，都根植在土地上，这意指我们必须思考住所，但也指出了人们计划要拥有更多的领土，因而也就必须对其原住民有所处置。就某种相当基本的程度而言，帝国主义意指去思想、佔领并控制不属于你所有的、偏远的、并由别人居住和拥有的土地。然而一般说来，文学史学家在研究十六世纪的伟大诗人，譬如爱德蒙‧史宾塞（Edmund Spenser）时，并不会将他对爱尔兰的凶残计划，即他想像一支英国部队几乎将当地的原住民灭种，与他的诗人成就或至今仍持续存在的英国统治爱尔兰的历史联系在一起。

基于本书的宗旨，我的焦点专注于土地的实际争夺与其人民的身上。我尝试在历史经验中作一种地理性的探究，我心中也牢记着一种理念，即地球实际上是一个世界，其中没有人居住的空间几乎不存在，一如没有人能自外于或超越地理之外而生存，我们也不能完全摆脱因地理而起的争夺。这种斗争复杂而有趣，因为它不只限于战士与大砲，也包含了理念、形式、形象与想像的斗争。

在所谓西方或宗主国世界，以及第三或前殖民世界中的人，都分享了一个相同的经验，即高度或古典的帝国主义时代，仍继续以不同的方式在当今具有相当大的文化影响﹔在其高峰时期，历史学家艾力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曾饶富意味地将其称之为「帝国时代」，而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巨大殖民结构的解体，也多少正式终战。基于各种理由，他们有一种新的迫切感，想要去了解过去性（the pastness）或是尚未成为过去，而这种迫切感，也延伸至对现在和未来的理解。

在这些理解的重心里，有一项不争的事实，是在十九世纪中，史无前例的势力，都集中在英国与法国，后来则集中在其它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当年罗马、西班牙、巴格达或君士坦丁堡的势力，相形之下，就显得难以敌对了。此一世纪使得「西方的崛起」达到高潮，而西方的势力也允许帝国宗主中心，以令人惊愕的规模去夺取并累积领土与属民。试看，在一八○○年，西方的势力声称佔有全球百分之五十五，但是实际上是佔有大约百分之三十五的土地面积，然而到了一八七八年，此一比例已增至百分之六十七，每年以八万三千平方哩的速度增加。到了一九一四年，年增率更高达二十四万平方哩，而欧洲更将全球总面积大约百分之八十五的土地列为殖民地、保护地、属地、领土与联邦。（9）历史上没有比这更大的殖民地组合，也不曾有过如此全面的统治，且在权力上与西方宗主国如此地不平等了。结果，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在《权力的追求》（The Pursuit of Power）中指出，「世界被前所未见地统一成一个单一互动的整体。」（10）而欧洲本土在十九世纪末，几乎没有一个生活的层面不会碰到帝国的事实﹔经济渴求海外市场原料、廉价劳力与获利鉅大的土地，国防与外交体系也益形致力于保有偏远领土的广阔地带与大量被统治的民族。当西方强国不为更多殖民地而彼此激烈甚至残酷正面抗争时――V. G.凯南（V. G. Kiernan）指出，（11）所有近代帝国均相互仿效，他们就致力屯垦、探勘、研究，当然也统驭他们所管辖的领土。

理查‧范‧阿尔斯泰恩（Richard Van Alstyne）在《崛起中的美国帝国》（the Rising American Empire）一书中明白地指出，美国经验，自起始就创立在「统治权的理念――一种可以扩张人口与领土，和增强力量和权势的主权、国家或宗主权。」（12）因而，声言要为北美的领土奋战和争取（有惊人的成就）；要去统治土着民族，并以各种方法将之灭绝、驱逐﹔之后，随着共和国年龄与对半球势力的增长，则有被判定为对美国有重大利益的偏远地区需要去介入与奋战――例如菲律宾、加勒比海、中美、「北非海岸」、部分欧洲，和中东、越南、韩国。然而怪异的是，诸多论述坚称美国的特殊性、利他主义和机会如此具有影响力，却很少且直到近年才使用「帝国主义」一词或意识形态去谈论美国的文化、政治和历史。可是帝国的政治与文化之间的联系是极其直接的。美国人对美国的「伟大」、种族阶层、其它革命的危险（美国革命则被视为独特且是世界其它任何地区所无法仿效的）（13）之态度始终一贯，也统驭、掩饰了帝国的事实，且使辩护者为美国在海外的利益辩护时，坚称美国是无罪的、行善、且是为自由而战的。葛拉姆‧格林（Graham Greene）的名着《沈默的美国人》（the Quiet American）一书中的人物派尔，就无情而精确地体现了这种文化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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