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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生命搏斗喧声的竞技场

　　罗洛．梅(Rollo May)是二十世纪西方精神医学界极富盛名的存在主义心理分析大师，被称为「美国存在心理学之父」。

　　他身为心理治疗家，却出入于哲学、文学、古典研究、以及神学方面的思潮与经典，从中撷取直透人性的洞见和治疗心灵的智慧。

　　他从接受存在主义之后，就将自由存在的个体，作为致力达到的理想人格。他认为健康的个体既能表现自由，亦能勇敢面对自身的命运，本书即是他深刻思考自由与命运之间交错依存关系的总结之作。

　　在本书中，他一方面爬梳「行动（存在）的自由」与「生命（本质）的自由」两种自由的表现形式，后者是人面对命运时在内心所产生的深刻思考，这种内在的人格自由，即是作者所称政治自由的基础。另一方面，他认为命运最终的归宿既是无可避免的死亡，但在此限度内，我们却能做出自由选择，迎接命运的挑战。因此，要获得人生中的喜悦与成就感，即必须勇于承接抛射于世的自由与命运之磨难。

　　而罗洛．梅夹议夹叙、引诗引文的伟丽风格，在不断穿越进出于多重视域，及涵容异质多元思维的观点中，造就了一则充满野性思维的海洋书写隐喻，不辞土石而成就生命的召唤应答，值得我们细细加以品读与深思。

作者简介

罗洛．梅 (Rollo May)

　　罗洛．梅(Rollo May)是二十世纪西方精神医学界极富盛名的存在主义心理分析大师，被称为「美国存在心理学之父」。他身为心理治疗家，却出入于哲学、文学、古典研究、以及神学方面的思潮与经典，从中撷取直透人性的洞见和治疗心灵的智慧。
　　
　　罗洛．梅生于1909年。幼年命运多舛，双亲长期不合，终至离异，姊姊曾不幸精神崩溃。大学因参与激进学生刊物遭退学。另行入学毕业后，赴希腊三年，任大学英文教席，并随阿德勒短期研习。返美后，旋入联合神学院，与存在主义神学家田立克(Paul Tillich)以师友相交，深受其思想启迪。

　　梅年轻时甚为结核病所苦，不得不入疗养院静养三年，然此病反成为其生命转换点。面对死亡、遍览群籍之余，梅尤其耽读存在主义宗教思想家齐克果(Soren Kierkegaard)之着作。出院之后，入怀特学院(White Institute)攻读精神分析，遇苏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与佛洛姆(Erich Fromm)等人，终于在1949年获得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首位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

　　罗洛．梅1994年病逝于加州，他生前在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并曾担任怀特学院的训练兼主任分析师。毕生致力于将存在心理学引入美国。

　　罗洛．梅其他着作：
　　《焦虑的意义》(The Meaning of Anxiety, 1950年初版，1977年修订版，中文版2004年出版)
　　《爱与意志》(Love and Will, 1969，中文版2001年出版)
　　《创造的勇气》(The Courage to Create, 1969，中文版2001年出版)
　　《权力与无知》(Power and Innocence, 1972，中文版2003年出版)
　　《自由与命运》(Freedom and Destiny, 1981，中文版2001年出版)
　　《哭喊神话》(The Cry for Myth, 1991，中文版2003年出版)
　　以上已由立绪文化出版中文版
　　Man's Search for Himself, 1953
　　Psychology and the Human Dilemma, 1967
　　The Discovery of Being, 1983

译者简介

龚卓军

　　台湾大学哲学博士，淡江大学通识核心课程助理教授。译着包括《拉冈》、《人及其象征》、《 灵性复兴》、《文化的总谱与变奏》等。

石世明

　　台湾大学心理系学士，东华大学族群关系与文化研究所硕士。曾任临终病房志工，并从事相关研究。

当前的自由危机
人类的真实目的……在于运用其力量，与一完整而持续的整体发展出至高无上的和谐关系。想要达成此一发展，最首要而不可或缺的条件，便是自由。
──卡尔．冯．洪波特(Karl von Humboldt)

「自由，说穿了，就是已经没什么好损失的了。」
──克里斯多弗逊与佛斯特(K. Kristofferson and F. Foster)《我和巴比．麦姬》(Me & Bobby McGee)

人类有史以来，自由(freedom)就不断教人震惊，它被成千上万的人视如珍宝，愿意为它牺牲性命。对自由的热爱，不仅出现在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身上，譬如为了信仰自由而死的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以及面对宗教裁判所时，仍对自己喃喃低语地球真的是绕着太阳运行的伽利略(Galileo)，这种热爱，也出现在不知名的芸芸众生身上。自由必定具有某种深刻的意义，跟人类的「核心」有某种根本的关联，才会成为人们献身的目标。

至今，许多人仍认为他们和他们的国族应有为自由而死的准备。这种情感以爱国主义的面貌出现。另外一些人，虽然认为政治上的自由并不值得一死，却依然认为心理与精神上的自由乃神圣不可侵犯，人有权利思考和採取自发的态度，应免于受到像小说《一九八四》那样的精神监视。从有史以来到本世纪的自由示威游行到抗议种族隔离(free rides)，自由出现了千百种意涵，也得到各色各样的证明，自由的信条被认为超越了生命本身。

只要对许多秀异的人物稍有了解，我们便会发现，在过去，用易卜生(Ibsen)的话来说，自由至少是「我们最美好的宝藏」。让．贾克．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则被这样的事情深深打动，人们宁愿「忍受饥饿、烈焰、刀剑和死亡，只为了保持其独立自主。」他接着说，关于自由，人类「牺牲了享乐、休闲、财富、权力，连命也赔上，以保留这项独特的利益。」�康德(Kant)也加入了为自由辩护的行列，以驳斥这样的论调：法国大革命造成的恐怖暴行，证明人群大众根本不配拥有自由。康德写道：「对那些在某一人的控制之下，并有权令他们永远失去自由的人们来说，要他们接受自由毫无价值这样的信条，就等于在冒犯上帝的权柄，上帝创造人，本欲令其自由。

谢林(Schelling)同样也热烈地为自由辩护，「如果在所有知识的基础上，某些事情没办法自力保有自身，那么所有的知识都属罔然，」而「自由……便是此等至要之事。」他又写道：「哲学……乃一自由人之纯粹产物，而哲学本身便是自由之行动……所有哲学的第一设准，便是依其特有的观点自由行动，其必要性就如同……几何学的第一设准，画出一条直线。几何学家很少花力气来证明这条直线，哲学家也很少费心证明自由。」换句话说，自由的真相乃不证自明的，它是一项不能让渡的权利。

稍后，我们虽然会对自由的一些经验实证定义加以审视，但值得注意的是，谢林认为自由的乃是一项不证自明的公理，即使我们要思考、要讨论，都得预设自由，因此，自由无需任何证明。若要有能耐去体验到敬畏与惊奇，去想像和写诗，去认识科学理论和伟大的艺术作品，都得预设自由。人类要有反省的能力，这些体验都不可或缺。事实上，当代世界中，有一位与谢林才干相当的知识份子以撒．柏林爵士(Sir Isaiah Berlin)曾说过，「人类史上，几乎每一位伦理学者都曾歌颂过自由。」

为何会有这些连篇累牍的颂辞？为何自由要被如此尊崇，好像世间已没有任何更值得献身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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