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國的主要「大門」是廣州。「陌生人」(Stranger)的另一中文意思是「外國人」。顧名思義，《大門口的陌生人》是與外國人闖入中國大門的曆史有關的，也是關於鴉片戰爭和外國對中國的侵略的著作。然而這本書的特點在於，它主要不是正麵研究鴉片戰爭和英國侵華史，而是以英國侵略中國的兩次鴉片戰爭為綫索，研究這一曆史時期廣州和廣東省的社會動態，研究在這樣的背景下廣東的各階級、各社會集團如官府、士紳、團練、農民、宗族、秘密社團等對外國的態度、各自的活動、相互間的關係以及這些態度、活動和關係的變化，從而揭示中國近代史開始階段的某些趨勢。這是一種彆開生麵的研究。這種觀察曆史的角度和研究方法，對我們很有啓發意義。

　　在中國近代史領域裏，我們不乏關於帝國主義侵華和關於國內政治鬥爭、革命鬥爭曆史的優秀著作，但它們大抵限於研究侵略和被侵略關係的事實本身、研究這些政治鬥爭、革命鬥爭本身，而較少注意它們所引起的中國社會內部各種成分的動態和變化。這當然不應苛求這些著作，它們本來可能就是以探討這些事實為己任的。問題在於我們的全部曆史研究過分地專注於政治史、政治鬥爭史而忽略瞭研究社會、研究社會史的意義。關於曆史的內容和研究的物件，事實上有各種不同的理解。我贊成「曆史就是過去的社會」的看法。如果曆史隻是過去的政治、對它的研究不擴展及於過去社會的各方麵，那麼，對過去的認識肯定至少是不全麵的。《大門口的陌生人》的作者以「社會史的觀點研究外交史」，啓發我們認識到曆史研究層麵之寬廣；對於中國學者說來，隻要開拓瞭曆史的視野，即使是一個似乎已很熟悉的課題，仍然可以發掘齣深入的曆史認識而不緻有山窮水盡的睏惑。

　　魏斐德教授對太平天國的性質和根源提齣問題，層層追蹤，結果變成瞭「另一種研究，即分析一個新的曆史單位：廣州、廣東、華南」(見本書「導言」)。他提齣瞭「緻力於地方史研究」的呼籲。這一見解對發展中國近代史研究也十分有益。中國曆史上各地區的發展狀況，尤其在近代，是很不平衡的；我們需要就社會經濟文化的和自然的、行政的、民族的差彆進行地區性的研究，纔足以認識過去中國的全體而不緻發生偏頗。研究地方史同樣需要有廣闊的曆史視野，纔不緻將地方史都寫成全國政治史的地方版。《大門口的陌生人》研究廣東。作者在廣東的商館、公行、總督之外，見到瞭廣大的華南社會，發現瞭「在官方曆史的錶層之下，萌發著民眾的恐懼、希望和運動」。對曆史進行這樣的深入發掘，值得我們認真藉鑒。

　　《大門口的陌生人》全書分四篇。第一篇研究鴉片戰爭期間官府、士紳、團練對英國侵略者的態度和當時中國人的排外情緒，認為三元裏抗英事件並非農民的自發行動而是官府倡辦團練和士紳領導的結果。第二篇研究《南京條約》以後廣州城鄉人民長期的反入城鬥爭，包括中、英官府對問題的對策、團練運動的起伏、商人抵製的經濟背景和一八四九年反入城鬥爭勝利的社會政治後果。作者認為城市團練的齣現和商人參加反入城鬥爭是英國的經濟蕭條波及廣州的結果；官方利用團練取得反入城鬥爭的勝利，削弱瞭原有的統治秩序而助長瞭農村的動亂。第三篇研究一八五○—一八五六年間的「地方主」，即宗族、秘密會社勢力的增長和紅巾軍(天地會)造反以及廣東的形勢同太平天國起義的關係。作者認為，外國入侵促使官府倡辦團練，團練的興起有利於地方士紳力量的擴張，同時又削弱宗族的血緣聯閤，增強窮苦農民之間的聯係。太平天國的進展和天地會起事的失敗，都進一步地發展瞭地方主義，最終促使清王朝垮颱。作者在第四篇中又強調指齣，即使朝廷下令要求採取集體行動以驅趕佔領廣州的外國人，「也不能消釋二十年積纍起來的地方主義」。這一篇以「閤作主義的政治」為題，探討瞭廣州被占期間的社會動態，認為這時士紳已把聯軍視為真正的對手，三角洲地區的農民也接受他們作為實際的統治者；並認為當時廣東的現狀，是歐洲帝國主義發展到頂峰時將在全中國發生的情況的縮影。

　　我們很瞭解廣東。作為中國人與歐洲人交往的地點，它已被人們詳盡地研究過瞭。它的商館，它的公行，它的總督，在遊記，在官方的檔案及外交史中，都有過記載。但在這些苦心經營的商人及行政機構的周圍，還有著更廣大的南中國社會，在那動亂的年代裏也在醞釀發酵中，文人為中國軍隊的無能而煩躁，地主組織團練，佃戶參加秘密社團，各個傢庭為爭奪當地的財富與勢力互相爭鬥。簡而言之，在官方曆史的錶層之下，萌發著民眾的恐懼、希望和運動。

　　當然，並沒有兩個不同的世界。絕不可能在這種地方曆史與民族的或帝國的或世界的曆史之間劃一條簡單明瞭的界限。但難道不正是這一匯閤畢竟造成瞭此時此地的曆史嗎？中國村民嚮一個英國人投石頭，巴麥尊（Palmers Tone）在倫敦白廳發怒，白廳嚮北京施加壓力，廣東省的一個農民被斬首。地區發生的事情編織進瞭世界曆史，中國發生瞭變化。

　　結果是，研究太平天國的根源，成瞭另一種研究，即分析一個新的曆史單位：廣州、廣東、華南—它有著自己的一緻性。

　　讓我們緻力於地方史的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