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国的主要「大门」是广州。「陌生人」(Stranger)的另一中文意思是「外国人」。顾名思义，《大门口的陌生人》是与外国人闯入中国大门的历史有关的，也是关于鸦片战争和外国对中国的侵略的着作。然而这本书的特点在于，它主要不是正面研究鸦片战争和英国侵华史，而是以英国侵略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为线索，研究这一历史时期广州和广东省的社会动态，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广东的各阶级、各社会集团如官府、士绅、团练、农民、宗族、秘密社团等对外国的态度、各自的活动、相互间的关系以及这些态度、活动和关系的变化，从而揭示中国近代史开始阶段的某些趋势。这是一种别开生面的研究。这种观察历史的角度和研究方法，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

　　在中国近代史领域里，我们不乏关于帝国主义侵华和关于国内政治斗争、革命斗争历史的优秀着作，但它们大抵限于研究侵略和被侵略关系的事实本身、研究这些政治斗争、革命斗争本身，而较少注意它们所引起的中国社会内部各种成分的动态和变化。这当然不应苛求这些着作，它们本来可能就是以探讨这些事实为己任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全部历史研究过分地专注于政治史、政治斗争史而忽略了研究社会、研究社会史的意义。关于历史的内容和研究的物件，事实上有各种不同的理解。我赞成「历史就是过去的社会」的看法。如果历史只是过去的政治、对它的研究不扩展及于过去社会的各方面，那么，对过去的认识肯定至少是不全面的。《大门口的陌生人》的作者以「社会史的观点研究外交史」，启发我们认识到历史研究层面之宽广；对于中国学者说来，只要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即使是一个似乎已很熟悉的课题，仍然可以发掘出深入的历史认识而不致有山穷水尽的困惑。

　　魏斐德教授对太平天国的性质和根源提出问题，层层追踪，结果变成了「另一种研究，即分析一个新的历史单位：广州、广东、华南」(见本书「导言」)。他提出了「致力于地方史研究」的唿吁。这一见解对发展中国近代史研究也十分有益。中国历史上各地区的发展状况，尤其在近代，是很不平衡的；我们需要就社会经济文化的和自然的、行政的、民族的差别进行地区性的研究，才足以认识过去中国的全体而不致发生偏颇。研究地方史同样需要有广阔的历史视野，才不致将地方史都写成全国政治史的地方版。《大门口的陌生人》研究广东。作者在广东的商馆、公行、总督之外，见到了广大的华南社会，发现了「在官方历史的表层之下，萌发着民众的恐惧、希望和运动」。对历史进行这样的深入发掘，值得我们认真借鉴。

　　《大门口的陌生人》全书分四篇。第一篇研究鸦片战争期间官府、士绅、团练对英国侵略者的态度和当时中国人的排外情绪，认为三元里抗英事件并非农民的自发行动而是官府倡办团练和士绅领导的结果。第二篇研究《南京条约》以后广州城乡人民长期的反入城斗争，包括中、英官府对问题的对策、团练运动的起伏、商人抵制的经济背景和一八四九年反入城斗争胜利的社会政治后果。作者认为城市团练的出现和商人参加反入城斗争是英国的经济萧条波及广州的结果；官方利用团练取得反入城斗争的胜利，削弱了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助长了农村的动乱。第三篇研究一八五○—一八五六年间的「地方主」，即宗族、秘密会社势力的增长和红巾军(天地会)造反以及广东的形势同太平天国起义的关系。作者认为，外国入侵促使官府倡办团练，团练的兴起有利于地方士绅力量的扩张，同时又削弱宗族的血缘联合，增强穷苦农民之间的联系。太平天国的进展和天地会起事的失败，都进一步地发展了地方主义，最终促使清王朝垮台。作者在第四篇中又强调指出，即使朝廷下令要求採取集体行动以驱赶佔领广州的外国人，「也不能消释二十年积累起来的地方主义」。这一篇以「合作主义的政治」为题，探讨了广州被占期间的社会动态，认为这时士绅已把联军视为真正的对手，三角洲地区的农民也接受他们作为实际的统治者；并认为当时广东的现状，是欧洲帝国主义发展到顶峰时将在全中国发生的情况的缩影。

　　我们很了解广东。作为中国人与欧洲人交往的地点，它已被人们详尽地研究过了。它的商馆，它的公行，它的总督，在游记，在官方的档案及外交史中，都有过记载。但在这些苦心经营的商人及行政机构的周围，还有着更广大的南中国社会，在那动乱的年代里也在酝酿发酵中，文人为中国军队的无能而烦躁，地主组织团练，佃户参加秘密社团，各个家庭为争夺当地的财富与势力互相争斗。简而言之，在官方历史的表层之下，萌发着民众的恐惧、希望和运动。

　　当然，并没有两个不同的世界。绝不可能在这种地方历史与民族的或帝国的或世界的历史之间划一条简单明了的界限。但难道不正是这一汇合毕竟造成了此时此地的历史吗？中国村民向一个英国人投石头，巴麦尊（Palmers Tone）在伦敦白厅发怒，白厅向北京施加压力，广东省的一个农民被斩首。地区发生的事情编织进了世界历史，中国发生了变化。

　　结果是，研究太平天国的根源，成了另一种研究，即分析一个新的历史单位：广州、广东、华南—它有着自己的一致性。

　　让我们致力于地方史的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