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我因为听了椎名林檎而产生了新的小说构思。以林檎为原型,我创造了不是苹果这个人物,加上另一个同样是二十来岁的女孩子贝贝,组成了小说《体育时期》的两个女主角。可以说,这部小说是以椎名的歌曲作为背景音乐写成的。当中那些有点刻意模仿椎名风格的歌词,其实是假託于两个女主角而写的诗歌。因为椎名,我发现了日常生活还存在诗的可能,也通过椎名,我才得以首次写出了类近于诗的形体的东西。我从前一直以为,我和诗是绝缘的。《体育时期》是关于两个年轻女孩和人生侷限搏击的故事,但我极力避免它落入理想的追寻和幻灭的俗套,或者变成对青春的滥情颂赞和怀缅。我想写的不是抽象的青春,而是陷于具体环境条件侷限和个人心理缺憾的成长后期生存状态。那是在放弃个人坚持的社会化门槛上最后的停步省思。我也拒绝用友谊或其他既有的笼统观念,去形容两个女主角之间的关系,反而以更繁复的手法和反覆的辩解,去说明一种可以跨越人际障碍的共同感。这种共同感甚至可能——或者必须——建基于耻辱的体验,也即是尊严受到生存状况剥夺的体验。唯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最坚实,最可信赖的共同立足点。
作者简介
董启章
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硕士,现从事写作及写作教学,着有小说《名字的玫瑰》、《安卓珍尼》、《双身》、《地图集》、《V城繁胜录》、《The Catalog》、《衣鱼简史》、《贝贝的文字冒险》、《小冬校园》及《东京‧丰饶之海‧奥多摩》等。曾获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特别奖,及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学奖新秀奖。
【上学期】
我喜欢董启章的书,但是却不认识董启章。所以要写序,我觉得,唔,如履薄冰。我说的不是怕得罪人那种世故的考量,而是同为写作者所感受到的寂寞。
我自己每次出书的感想总不脱「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个世界没有能力分辨细致与粗糙,好像出了个灯谜但是谁也答不对,我只能撇撇嘴角苦笑一下,把写着谜面的红纸卷起来走人。
被猜错是很大的寂寞。如果没有对手。
如果与作者有私交,了解他的背景与思路,就可以顺藤摸瓜,一切简单许多。某种程度的作弊。但这回不行……除了作品以外,我对董启章所知无多。没有藤,但是要想办法找到瓜!
于是我回想《安卓珍妮》、《双身》或《衣鱼简史》的阅读经验,董启章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认真」。
他蒐集资料很认真。他写生物学就像生物学,写失明失聪,就像失明失聪。
他说故事的口吻很认真。他总是舒缓的娓娓道来,这里那里的闪现细腻动人的亮光。
他维持题材的宽广很认真。他的写作涵盖性别、城市、消费、音乐、成长等主题,截至目前为止还看不出他有收住脚步的意思。
与其他写作者比较起来,董启章对于文学传统,有更纯粹的坚持。他的作品固然有与读者对话的企图,但更强烈的动机似乎是向大师致意;或者说,他是在跟整个文学传统对话,借此丈量自己与大师的相对位置与距离。
《体育时期》里头就有这么一位文学前辈,葡萄牙诗人Fernando Pessoa。他平日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职员,但在文学世界里,他却选择了很特别的方式。他创造了四个诗人,各自写各自的诗,还互相评论、书信往返。Pessoa不止创造作品,还创造了一整个互动的文学小社群。
《体育时期》里面的几个主要角色都写作,有的写歌,有的写时论,有的写诗,有的写小说,有的教写作;和Pessoa一样,董启章让他们每个人写出自己的作品。董启章以一贯的细腻,把两个女生之间的紧张与同盟,乃至后来在创作上的合作与互动,写得十分鲜活。贝贝与不是苹果不仅穿越了创伤与贫穷,并且在权力的重重引诱之中保持了某种纯粹,那力量来自她们对创作本身的执着。
从Fernando Pessoa的生平看来,对于写作他应该是深感寂寞的,他常常担心自己维持不住那兇险的平衡,得进精神病院。或许,他的写作形式正反映出他的不被了解,所以他给自己一个支撑的社群,在想像中暖一暖自己。
董启章却不是这样运用这个形式。《体育时期》不是他的自我治疗,而是他面对文学传统的再一次对话的尝试。这一次,他选择让自己的语气更市井一点,腔调更流行一点,氛围更香港一点。再一次,董启章面对文学诸神,认真诚恳的交出成绩单。
(张娟芬,台大社会系毕业。曾任中国时报开卷版记者,时报广场版编辑,专职写作与翻译,着有《姊妹阋墙:女同志运动学》(联合文学,1998)、《爱的自由式:女同志故事书》(时报,2001),近作《无彩青春》 (商周,2004)以生动与叙事性的方式,描绘出台湾司法史上一段历时十多年的司法风波——「苏建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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