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基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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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 Steven Lu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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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权力是社会科学与政治学的核心概念。路克斯的《权力:基进观点》在1974年出版之后立刻成为权力分析的经典之作,引发各种激烈的论辩;三十年来,《权力:基进观点》已经成为任何试图探讨权力的研究所必须援引的着作。

  在《权力:基进观点》的2005年新版里,路克斯增添了新的内容,包括一篇导论及两篇新文章。在导论里,路克斯向读者叙述了《权力:基进观点》当初出版时的时空脉络,使得读者能够更深入地理解这本书所欲处里的问题。在〈权力、自由与理性〉中,路克斯试图与同属经典的傅柯权力分析对话。在〈三个面向的权力〉中,路克斯则对这些年来论者对他所做的批评一一加以回应,在捍卫自己论点的同时,也虚心检讨自己原本的架构。

  「三十年前,路克斯以他对权力的基进分析掀起知识界的风暴。现在他又回来了。感谢老天!」——迈可.华彻(Michael Walzer),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就算再过三十年,这本书也仍然会是英语世界里一本——或许是唯一的一本——分析权力的经典之作。」——科林.海伊(Colin Hay),伯明罕大学教授

  「三十年前,路克斯阐释了我们为何及如何应该研究权力。他的『基进观点』立刻成为学者必读的作品。这个杰出的新版(几乎等于一本新书)对《权力》的概念、经验与道德属性进一步加以深化与精鍊化……。任何关心政治的人都不容错失这部将权力釐清为能力的大师级作品。」——艾拉.卡茨尼尔森(Ira Katznelson),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作者简介

史蒂芬.路克斯(Steven Lukes)

  为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曾任教于牛津巴利奥尔学院、欧洲大学、西恩那大学及伦敦政经学院,为英国国家学术学院院士。着作包括Emile Durkheim: His Life and Work、Individualism、Marxism and Modernity、Liberals and Cannibals: The Implications of Diversity及The Curious Enlightenment of Professor Caritat: A Comedy of Ideas。

好的,这是一本名为《迷途之城》的图书简介,全书约1500字,力求详实自然,绝不提及任何关于“权力:基进观点”或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痕迹。 --- 迷途之城:遗忘者的史诗与回响 导言:时间的灰烬与无名之地的崛起 《迷途之城》并非一部传统的历史编年史,而是一卷关于“遗忘”本身的书写。故事的舞台设定在一个被主流地图册系统性抹去名字的宏大都会——“赫斯提娅”。这座城市横跨三条古老河流的交汇点,其存在本身就是对秩序和既定叙事的公然反抗。 本书的叙事核心,聚焦于赫斯提娅在“大静默”时期——一个持续了近两个世纪的、信息与记忆被刻意抽离的时代——中所经历的社会、文化与精神变迁。我们跟随的,是数个看似毫无关联的生命轨迹,他们共同编织出一幅关于抵抗、适应与最终自我发现的宏大画卷。 第一部分:灰墙之下的微光(记忆的碎片与底层生态) 第一章:砖石与低语 赫斯提娅的城市结构是其社会阶层的直接映射。上层城区,被称为“穹顶区”,漂浮在磁悬浮轨道之上,居民享受着由中央数据流提供的完美化仿真生活。而城市的大部分,则是由无数错综复杂的地下隧道、废弃工厂和临时搭建的棚户区构成的“灰墙区”。 本书开篇,我们初识埃莉娅,一位居住在第十七层垂直贫民窟的“拾忆者”。她的工作并非搜集金属或燃料,而是从旧世界的残骸中,挖掘那些被电子清除程序遗漏的、载有非官方记忆的物理介质——褪色的照片、未加密的磁带、甚至是手写的便笺。埃莉娅的视角,是读者进入赫斯提娅肌理的首个切入点,她对逝去细节的执着,象征着城市深处对真实性永不熄灭的渴望。 第二章:河流的低语与货运的秘密 城市的经济命脉,在于被严密监控的“熵能”货运系统。卡莱布,一位经验丰富的驳船引航员,穿梭于那三条被污染但仍具备航运价值的河流之间。他与一小撮信奉“水之法则”的走私者网络保持着松散的联系。卡莱布的航程,不仅是货物的转移,更是一条无形的、连接被隔绝社区的生命线。 在卡莱布的航行日志中,我们揭示了赫斯提娅的真正管理者——并非位于穹顶区的影子议会,而是那些垄断了基础资源分配的“管道工会”。卡莱布的挣扎在于如何在遵守规则与规避毁灭之间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点。他所运送的货物,常常是一些看似无用的物品:特定频率的无线电零件、过期但未被销毁的植物种子、以及未经净化的水源。 第三章:缄默者的剧场 在灰墙区的中心,存在一个被称为“虚空剧院”的地下场所。这里是那些因言语而被流放者的避难所。剧院的导演,一位年迈且身份成谜的女性奥菲莉亚,坚持只上演没有剧本的“即兴记忆重演”。 奥菲莉亚通过肢体语言和非言语的交流,组织了一场场关于“大静默”前生活的重构表演。这些表演,在没有实际信息传递的情况下,成功地激发了观众内心深处对缺失部分的想象与共鸣。本书详尽描绘了这些表演的细节,揭示了符号系统如何超越语言障碍,重建社会联系。 第二部分:回响的轨迹与信念的重塑(反思与抗争的萌芽) 第四章:数据茧房的裂痕 穹顶区的社会看似完美,实则建立在对个体经验的绝对隔离之上。塞林,一位负责维护城市核心数据流的年轻工程师,是首个发现系统性“记忆偏差”的人。他通过截取被标记为“无效反馈”的底层数据包,意外接触到了埃莉娅的拾忆记录。 塞林的工作需要他不断地“修复”数字世界的漏洞,但当他发现这些“漏洞”恰恰是构成真实人性的基石时,他的信念开始动摇。本章深入探讨了技术异化如何导致社会疏离,以及在被过度优化的环境中,追求“不完美”的代价。 第五章:河岸的集会与“非逻辑”的信仰 卡莱布的走私路线,使得他接触到了更具组织性的反抗力量——“漂泊者联盟”。这个联盟不追求武力推翻,而是专注于重建基于本地化、非中心化的知识共享网络。他们相信,只有回归到“非逻辑”的、依赖直觉和环境的生存模式,才能真正摆脱中央系统的控制。 书中详细记录了漂泊者联盟在河岸上举行的“潮汐仪式”,这是一个将导航、农耕经验与古代神话融为一体的复杂活动。卡莱布的角色,从单纯的运输者,逐渐转变为这种新型社会结构的桥梁。 第六章:图谱的绘制与身份的定义 埃莉娅的拾忆工作开始指向一个共同的谜团:在“大静默”前,有一张被反复提及的、关于城市规划的“原始图谱”。她相信,这张图谱中包含了赫斯提娅被掩盖的真正起源和功能。她的搜寻,将她引向了虚空剧院和奥菲莉亚。 在奥菲莉亚的引导下,埃莉娅意识到,她收集的物理碎片,正是构建这张图谱的关键“像素”。本章探讨了在集体失忆的环境中,个体身份的构建如何依赖于对碎片化历史的重新诠释。 第三部分:交汇点与未竟之约(结构性张力与未来的不确定性) 第七章:双重间谍的抉择 塞林,在证实了穹顶区对底层生活的系统性压迫后,决定利用他的权限向灰墙区传递关键的系统维护信息。他与卡莱布和埃莉娅建立起一条极其脆弱的、基于加密脉冲的通信链路。 这次合作充满了技术与生存的博弈。塞林必须在维护自己“忠诚”表象的同时,逐步削弱中央控制塔对关键能源节点的垄断。书中详细描绘了塞林在数据流中植入“延迟指令”的复杂过程,以及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 第八章:图谱的完成与“命名”的行动 在多方努力下,埃莉娅和奥菲莉亚终于将所有收集到的碎片拼凑起来。他们发现,所谓的“原始图谱”并非一张物理地图,而是一套关于城市能源与生态循环的复杂模型。而赫斯提娅并非一个城市,而是一个被设计用于“缓冲”某种更宏大灾难的生态容器。 “大静默”的目的,并非奴役,而是为了保护城市免于自身的内在缺陷所引发的崩溃。这个发现,彻底颠覆了反抗者们一直以来的认知。他们必须决定:是揭露真相,冒着引发体系崩溃的风险,还是接受这个残酷的“保护”机制。 终章:新的河流,新的航向 最终,赫斯提娅的底层社群并未选择发动一场血腥的革命。相反,他们利用塞林提供的信息,对能源和资源分配系统进行了精细的、局部的“微调”。漂泊者联盟开始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建立起完全脱离中央监控的自给自足社区。 《迷途之城》以一个开放性的场景收尾:卡莱布再次驾船,但他不再运送违禁品,而是运送知识、种子和工具,前往那些地图上依然不存在的新聚落。埃莉娅继续在灰墙下工作,但她现在收集的不再是过去的回忆,而是正在发生的、鲜活的社区生活记录。 本书的核心不在于提供一个清晰的胜利宣言,而在于探讨在面对结构性压迫时,个体如何通过重新定义“价值”、“记忆”和“共同体”的边界,为自己开辟出一条新的存在路径。 赫斯提娅依然存在,但它的意义已经被那些遗忘者们彻底重写。它变成了一座充满裂缝,但也因此充满生命力的城邦。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专文推荐 走出经验主义与实证主义 陈墇津
导读 启蒙教授的解放之路 吴叡人
致谢
导论

第一章 权力:基进观点
1 导论
2 单一面向的观点
3 两个面向的观点
4 三个面向的观点
5 权力的基本概念
6 权力与利益
7 三个观点的比较
8 困难
9 结论

第二章 权力、自由与理性
对「权力」的不同看法
权力的概念
概念地图
作为支配的权力
傅柯论权力:极基进观点
应用傅柯:自愿顺从的获致

第三章 三个面向的权力
权力的定义
本质上的争议性
捍卫第三面向
适应性偏好
「真实利益」与「虚假意识」

延伸阅读

参考书目

图书序言

导论

  三十年前,我出版了一本名叫《权力:基进观点》(Power: A Radical View)的小书。那本书是针对当时美国政治学与社会科学界正在进行的论辩——如何从理论上思考权力,以及如何在实证上研究权力?——提供个人的看法。但是在该论辩之下,其实还隐藏着另一个问题:美国政治的特色究竟为何?是单一统治菁英支配的情况,还是多元民主的展现?显而易见地,要回答第二个问题,必须先找出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我的看法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改变,即我们必须採取宽广的角度、而非狭隘的角度──亦即从三个面向、而非一个或两个面向——去思考权力,而且,我们必须处理权力最难以被观察到的部分。事实上,越难被观察到的权力,就越有效果。

  无权力与支配以及两者之间的关连等问题,是《权力:基进观点》一书所参与的论辩的核心。米尔斯(C. Wright Mills)所着的《权力菁英》(The Power Elite, 1956)以及杭特(Floyd Hunter)所着的《社区权力的结构:对决策者的研究》(Community Power Structure: A Study of Decision Makers, 1953)在 1950 年代与 1960 年代引起广泛的讨论。《权力菁英》开头的第一句就写道:

  一般人的权力被他们所身处的日常生活世界所框限,然而,不管是在工作、家庭或是住所之中,他们似乎都经常被既无法理解、也无法掌控的力量所驱使。(Mills 1956: 3)

米尔斯接着写道,但是所有人「并非都同等平凡」。

  随着资讯与权力的工具日益集中化,某些人占据了美国社会中制高点的位置。他们俯视着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他们的决定影响及于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他们有能力使其决定产生重大的后果。他们有没有做出这种决定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占据了这个关键的位置:他们不採取行动或不做此决定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往往比他们所做出的决定本身更加重大。因为他们掌控了现代社会的主要阶层与组织。他们主管大企业、掌控国家机器并握有特权,同时还操纵军事机构。他们占据了社会结构中的战略制高点,权力工具、财富与名声现在都集中在这些制高点上。

  米尔斯的书既是一个激昂的论点,也是一本社会科学着作。在《权力菁英》的二○○○年新版中,沃尔夫(Alan Wolfe)在后记里公允地论道:「米尔斯的热情信念,使得他能够对美国社会发展出更具科学性的了解,这是其他较客观而冷静的同侪所未能办到的」,尽管他的分析必定会被批评为低估了菁英权力的内涵以及对「快速科技转型、密集全球竞争与不断改变的消费者口味」的掌握。但根据沃尔夫所言,米尔斯对当时那个被认为是「多元主义」(pluralism,多元主义主张「美国社会中的权力并没有过度集中,因为永远会有一个团体去平衡另一个团体的权力」)与「意识型态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亦即「追求理念的热情已经耗尽」,因此「我们只需要科技专家来解决我们的问题」)的时代的解释,比当时的主流社会科学解释「更加贴近真实」。

  杭特的着作虽然较低调且较符合传统意义上的专业(米尔斯形容该书是由「直接、不拐弯抹角且不会用糟糕文笔自我欺骗的调查者」所撰写的「精湛着作」),但他对菁英控制了美国社会地方层级的看法与米尔斯相同。这本书是对于「拥有五十万居民的城市──我称之为『区域城市』(Regional City)──的领导模式」的研究。杭特的看法是:

  政策制订者主导着一组明确的固定政策项目……。改变旧有安排的要求通常既不强烈、也不持续,而政策制订者也不认为有必要就每个细微的改变去征求人民的同意。操控的模式因而固定下来……社区中的一般人「愿意」让这样的过程持续下去。而对于细微调整的同意,也转移到对重大议题的处理上……。人民对于掌权者决策的遵循成为习惯……。处理那些相对缺乏权力的下层结构的方法,包括……警告、恫吓与威胁,在极端的情况下还包括暴力。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包括断绝所有支持的来源,包含他的工作与收入。如同较大的政治单位,「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的原则同样适用于社区,而且一样有效……对于事关基本文化意识型态的重大议题,上层领导者之间的立场泰半一致,很少彼此冲突。此时,下层结构的人们对于基本价值体系是没有威胁的……。区域城市中的个人对政策决定是不发一言的,他们是沉默的群体。对于政策,下层结构中的专业者或许有话要说,但他们通常并不会受到注意。向下流动的资讯要比向上流动的资讯来得多。

  举例来说,杭特描述了「拥有权力者如何控制在社区中主管卫生与福利事务的公私机构的支出」,以及社区内的不同组织「从午餐俱乐部到兄弟会……是如何被具有影响力的人以迂回的方式所控制,这些方式可谓是以『务实』之名来抑制公众对于任何议题的讨论,只有那些获得权力团体同意的议题例外」(Hunter 1953: 246-9)。

  以上这些对于菁英支配无权力大众的震撼描写,引发了耶鲁大学一群政治学者与理论家的回应。达尔(Robert Dahl)在 1958 年刊登于《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的文章〈对统治菁英模式的批评〉(A Critique of the Ruling Elite Model)中就多所讥讽。他写道:

  令人相当震惊地,不论是米尔斯教授,还是杭特教授,都没有认真地试图用一些案例去检测他们的主要假设。然而,我相信,相较于过去几年内的任何社会科学着作,这两本着作都更加试图要把复杂的政治体系诠释为统治菁英的存在例证。

  达尔的批评相当直接。接下来的研究该处理哪些面向也相当明确:

  唯有在以下这些条件下,统治菁英存在的假设才能被严格地检测:

1. 假设的统治菁英是定义明确的团体;
2. 存在着一些重要政治决策的案例,其中假设的统治菁英的偏好与其他团体的偏好对立;
3. 在这些案例中,菁英的偏好通常是获胜的。(Dahl 1958: 466)

  达尔的批评与他所提出的方法论促成了经典研究《谁统治?》(Who Governs?, 1961)的出现。达尔在该书研究了 1950 年代纽海芬(New Haven)的权力与决策过程,启发了此后关于社区权力研究的所有典籍。达尔的批评对象是「统治菁英模式」以及更广泛的由马克斯主义(Marxism)所启发并与之相关的「统治阶级」(ruling class)概念。达尔的方法论是以决策为焦点的「行为主义」(behaviourism),这意指以权力之行使来辨识权力的存在(米尔斯曾写道,有权力做决策比是否做出决策更为重要)。这派学者认为米尔斯与杭特对权力一词的使用过于草率马虎,他们认为权力与众多个别而单一的议题有关,它的行使必定具有在地脉络,因此关键的研究问题是「相关行为者在此时此地对某些重要议题拥有多少权力」?所谓重要议题是指会影响大多数公民的议题,在达尔书中,这指的是都市更新、去除就学隔离以及政党提名。权力在此被认为是有意且主动的──事实上,它是借由研究权力的行使来加以「测量」,包括探知在这些议题中谁输谁赢的频率,亦即谁在决策过程中胜出。这些情况都是利益冲突的状况,利益被视为是明显的偏好,透过採取特定政策立场的政治行为者或游说团体呈现在政治领域当中,而战胜反对势力,亦即击败对立的偏好,就是权力的行使。这些文献的结论与主张通常被贴上「多元主义」的标签:例如,有人会说,既然不同的行为者与不同的利益团体各自在不同的议题领域中胜出,就没有全面的「统治菁英」存在,因此权力是多元地被分配。更广泛地来看,这些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检验美国民主在地方层次的活力,而借由呈现出在不同主要议题有不同赢家的多元性,他们相信自己成功地证明了这样的活力确实存在。

  不管是方法论的问题(权力要如何定义与研究?)与具体的结论(权力的分配有多么多元或民主?),还是以上两者之间的关系(方法论的选定是否就会决定了特定结论或排除了其他结论?),都是待处理的问题,这些都会在稍后的讨论中进一步深入探讨。批评者以不同的方式挑战多元民主的自满图像(Duncan and Lukes 1964, Walker 1966, Bachrach 1967),质疑其描述的准确性(Morriss 1972, Domhoff 1978),并批评多元主义者所採用的「务实」(相对于「乌托邦式」)且最低度定义(minimalist)的「民主」概念,因为这种概念──套用其中一个批评者的话来说──主张民主应该仅被视为是一种方法,使得「菁英对于系统中正式领导位置的竞争可以是有限而和平的」(Walker 1966 in Scott (ed.) 1994: vol. 3, p. 270)。这种概念源自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对于「古典」民主观的修正。对熊彼得以及多元主义的支持者来说,民主应该被视为「个人透过争取人民选票而获致政治决策权力的制度设计」(Schumpeter 1962[1950]: 269)。多元主义的批评者(他们被称为「新菁英主义者」〔neo-elitist〕,这称号有误导之嫌)主张,这种观点过于缺乏企图心且流于菁英主义,同时其权力平等的概念「过于狭隘」(Bachrach 1967: 87),而且其*权力*的概念本身也过于狭隘。巴克拉克(Peter Bachrach)与巴拉兹(Morton Baratz)主张,权力拥有「第二面貌」(second face),不但不为多元主义者所察觉,也无法以他们的研究方式来探查。权力并不是仅仅反映在具体决定之中,研究者必须考虑到这样的可能性:透过影响社群价值与政治程序和仪式,某些人或团体可以将决策限制在相对来说较无争议的议题上,尽管该社群中存在着严重但隐藏的权力冲突。

  因此,「当某个个人或团体──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创造或强化了对政策冲突的公共讨论的障碍,该个人或团体就拥有了权力」(Bachrach and Baratz 1970: 8)。为了证明这个想法,他们还引用了沙奇奈德尔(E. E. Schattschneider)的话:

  所有政治组织形式都具有利用某种冲突并压制其他冲突的偏差,因为组织就是偏差的动员(mobilization of biaz)。某些议题会被组织入政治当中,而其他议题则被排除在外。(Schattschneider 1960: 71)

  但这又引发出更多的问题。研究者*是*如何去调查这些「影响行为」(他们称之为「非决策制订」〔nondecisionmaking〕)的?尤其是这些影响行为超越了幕后的议题设定以及对潜在对手的整併或笼络,而可能是「无意识」的,并包含了「价值」的影响与「仪式」的效果。面对多元主义者的反击,巴克拉克与巴拉兹做了一些让步,他们主张,如果要呈现出权力的第二面貌,就必定得要有观察得到的冲突;否则,我们就只能假设「对于既有的价值分配存在着共识」。如果没有观察得到(不论是明显或不明显的)的冲突,我们就必须假设「共识」是「真实」的。然而,为什么我们要排除这样的可能性——权力运作也有可能是以取得同意为目的,借此避免冲突的出现?

  这种想法以及沙奇奈德尔关于系统的「偏差」压制了潜在冲突的概念,都无可避免地让人联想到马克斯主义者的意识型态概念,尤其是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狱中札记》(Prison Notebooks)中所进一步阐述的霸权(egemonia)概念。(注 )面对西方世界革命的失败,葛兰西在法西斯统治下的义大利监狱中试图处理这个问题:在当代条件下,尤其是民主制度中,对资本主义剥削的同意是如何取得的?这种同意该如何理解?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于 1960 年代末期在大西洋两岸都引起广泛的瞩目,而且允许诸多诠释可能。

  诠释之一认为,「在当代西方的社会形构中」,是「文化」或「意识型态」构成了「因同意而巩固的阶级统治模式」(Anderson 1976-7: 42),其方法是透过资产阶级对「意识型态机器」的垄断(Althusser 1971)。如费米亚(Joseph V. Femia)所述,葛兰西从先前的马克斯主义思想中撷取了一个不太重要的概念(或者说,充其量是个不成熟的概念)加以发展,然后在他自己的思想中赋予这个概念核心的地位。借由这样的方式,葛兰西将马克斯的分析分法应用到过去一直倍受忽略——且毫不科学——的理念、价值与信念领域。更精确地说,葛兰西开启了后来第二代黑格尔式马克斯主义者(Hegelian Marxist,也就是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的主题:资产阶级关系内化的过程,以及因此造成的革命可能性的降低。

  在这种诠释中,当「葛兰西提到同意时,他指的是一心理的状态,其中包含对于政治社会秩序或该秩序的特定关键部分的接受,而这种接受不必然是明显可见的」。同意是自愿的,但在强度上却有所不同:

  就一种极端而言,同意可能源自深刻的义务感,源自对主流价值和定义的完整内化;但就另一种极端而言,同意也可能来自非常局部的同化,来自认为现状尽管极为不公、却是唯一可行的社会形式的不安感。然而,葛兰西……却未言明他所说的「同意」究竟指的是光谱上的哪个区段。(Femia 1981: 35, 37, 39-40)

  诠释之二是非文化性的诠释。在这种诠释中,葛兰西的意识型态霸权具有物质基础,而且在于支配团体与从属团体之间真实或物质利益的协调。根据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的看法,如果「意识型态要在日常生活中引导人们的行为,那么,它必须表达人们的利益与渴望。少数人或许会被误导,但是误解却不会永存于大多数人身上」。因此,受薪者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同意」,是由持续不断更新的阶级妥协构成,其中「不论是个别资本利益的集合,或是有组织的受薪者的利益,都不能违反某些特定的限制」。尤有甚者,

  资本主义关系再生产所凭借的同意,并不是由个别的心智状态所构成,而是由组织的行为特征所构成。同意不该以心理或道德的方式来理解。同意是认知的与行为的。不论是个别或集体的社会行为者,都不只是他们的「先天禀性」的单纯执行者。社会关系构成了选择的结构,人们在其中思考、评估与行动。唯有当他们选择特定的行动路线,并在执行时依循这些选择时,他们才是在表示同意。唯有当受薪者表现得好像他们可以在资本主义的限制下改变自己的物质条件时,他们才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组织表示同意。

  据此,同意被理解为「与同意者的真实利益相应」,它始终是有条件的,同时也存在着限制。超过那些限制,就不会给予同意;「超过那些限制,就可能会有危机」(Przeworski 1985: 136, 145-6)。

  葛兰西的霸权论所企图回答的问题,在 1970 年代初期(亦即我撰写《权力:基进观点》的时代)成为倍受关切的问题。资本主义维系与自由民主凝聚的理由为何?一旦超过,便会发生危机的同意界线在哪里?资本主义民主是否正经历「正当性危机」(legitimation crisis)?在对现状提出质疑时,知识份子的适当角色为何?革命或社会主义是否出现在西方社会的历史议程上?如果是,是以何种形式在何处出现?在美国,言论自由、反战、妇女、民权以及其他社会运动,驳斥了意识型态终结的论题,并挑战了多元主义的模型。在英国,不论是阶级妥协,还是国家治理能力,都在这段长达十年的时间里饱受质疑。在欧陆,西欧的欧洲共产主义(Eurocommunism)与东欧的异议声音,一时之间为过去的渴望赋予了崭新的生命。新马克斯主义(Neo-marxism)思想——黑格尔式、阿图塞式(Althusserian)以及葛兰西式——重获振兴,尽管几乎完全囿限在学院之中。

  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机」(historical conjuncture)——套用当时的典型词汇——上,我动笔写下《权力:基进观点》一书。时至今日,如果说那本小书所处理的核心议题——对支配的自愿性顺从是如何获致的?——已经变得更加重要且更加需要答案,应该是无庸置疑的。在共产主义垮台之后,紧接着美国的雷根主义(Reaganism)与英国的柴契尔主义(Thatcherism)而来的,乃是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理念与假设在全球的惊人扩散(参见 Peck and Tickell 2002)。如果这构成「霸权」的超级事证,那么,若我们想要充分理解它的影响,就得先找到一种适切的方式来思考权力,而且还要能够处理提利(Charles Tilly)所提出的问题:「如果日常的支配持续不断地损害从属团体的利益,为何从属者要遵从?为什么他们不进行不间断的反叛?或至少是一路抵抗?」

  针对这个问题,提利提供了一连串可能的答案:

1. 这个假定是不正确的。事实上,从属者不断地进行反叛,只不过是以隐蔽的方式进行罢了。
2. 事实上,从属者可以从服从中获得某些回报,这些回报足以使他们在大多时候表示默许。
3. 透过追求自尊或认同等其他有价值的目标,从属者涉入了那个剥削或压迫他们的体系。(在某些情况下,第三点等同于第二点)
4. 由于受到欺瞒、压抑或是单纯无法取得其他意识型态架构,使得从属者无法了解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
5. 武力威胁与惰性使得从属者没有採取行动。
6. 抵抗与反叛成本高昂,绝大多数从属者缺乏必要的工具。
7. 以上皆是。(Tilly 1991: 594)

  看了这串答案,我有些想法如下:首先,答案七显然是正确的,我们不该认为前六个答案相互排斥(也不该认为它们已穷尽所有的可能性,没有任何遗漏)。因此,正如我们稍后将会看到的,答案一掌握了日常生活中隐藏而祕密的抵抗行为的重要面向(史考特〔James Scott)曾对此进行深入探讨(注 )),但它显然不会是事情的全貌(与史考特所言相反)。答案二是解释资本主义维系的重要一环(诚如普沃斯基对葛兰西理论所做的物质主义诠释),但它同时也是任何一种社会经济体系得以维系的重要一环。答案二与答案三一同点出了我们必须关注行为者各种相互影响又相互冲突的利益。它们也指出了在物质主义与文化主义这两种对立解释之间不断引发争论的根本问题:在解释个人行为与集体行动结果时,到底何者才是根本的——是物质利益,还是存在于「自尊」或「认同」中的利益?不过,与权力及其行使模式最为相关的,乃是答案四、答案五与答案六。正如提利所言,答案五的重点在于「强迫」,而答案六的重点则是「资源的缺乏」。无论如何,是答案四,才点出了所谓权力的「第三面向」(third dimension)──「透过形塑人们的想法、认知与偏好,以使他们接受自己在既有秩序中的角色,从而尽可能地防止他们产生任何不满」的权力。《权力:基进观点》一书的写作,就是为了说明这一点,而本书的第三章也将就此深入讨论。我始终认为,如果未能解释这种权力,任何针对权力所发展出来的观点便还称不上是完备。

  《权力:基进观点》是本*非常*小的书,但却激发出学界与政界等各个领域的诸多回响,其中绝大多数是批评的声浪。直到现在,它还是持续激发出许多讨论,而这也是我终于答应重新出版这本书的原因之一。出版商一直希望我能够在新版里增添新的内容,包括对原书论证及其主题的再思考。第二个同意重新出版的理由,是我相信该书的错误与不足都十分具有教育性,尤其是因为该书是以能够清楚呈现错误与不足的散文文体写成(正如十七世纪的自然主义者雷〔John Ray)所言,「就像乌贼,用了许多词汇来解释事物的人,其实是将自己隐身于墨汁之中」)。因此,我决定在几乎毫不更动原文的情形下重新出版,并加入这篇导论来说明原书的时空脉络。

  在新增的第二章里,我将原书的文本及其论点置于权力的概念框架之中,借此扩大讨论的范围。有鑑于如何定义权力以及如何予以研究的问题至今争论不休,该章一开始先提问:我们是否需要权力这个概念,如果需要,又是为什么——这个概念在我们的生活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我认为这些关于权力的歧见是有意义的,因为你认知权力的方式,将会决定你在社会生活中看到多少权力以及在何处看到,而这些歧见部分关乎道德与政治,且不可避免地注定如此。不过,《权力:基进观点》以及诸多关于权力的书写与思考的主题,乃是更加特定的:所着重的,是*施诸*他人的权力,更精确地说,就是等同于支配的权力。《权力:基进观点》以此为焦点,探问:有权者如何取得被支配者的服从?更精确地说,就是有权者如何取得被支配者*自愿*的服从?第二章接下来的部分则讨论傅柯(Michel Foucault)就该问题所提出的极基进(ultra-radical)答案。傅柯的权力着作影响深远,人们认为他的着作显示出支配是无可回避的,它「无所不在」,既没有免于支配的自由,也没有独立于支配的理性。但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接受这种极基进主义,因为它是从傅柯着作的修辞、而非实质内涵所衍生而出。无论如何,傅柯的着作的确对现代的支配形式提出了极为重要的新洞见,同时也是极具价值的研究。

  第三章就《权力:基进观点》对该问题提出的答案加以辩护并深入说明,不过,我会先指出该书的某些错误与不足之处。该书对权力的定义——「A 对 B 行使权力的意思,即是 A 以违反 B 利益的方式去影响 B」——是不正确的。因为权力是指能力,而非指该能力的行使(因为该能力可能永远没有行使,也可能永远没有必要行使);再者,人们可以透过满足或促进他人的利益以获取权力。《权力:基进观点》的主题——等同于支配的权力——其实只是权力的一种而已。此外,讨论也不该局限于拥有单一利益的行为者彼此之间的二元关系上,因为这样的讨论忽略了每个人的利益其实是多元、彼此不同且相互抵触的。我对《权力:基进观点》的辩护,则在于论证权力的存在是内在限制的施加。受制者在习得信念与形塑欲望上受到引导,使得他们在强迫或非强迫情况下同意或适应被支配的状况。我将会讨论两种反对这种看法的意见,并予以驳斥:第一种是史考特的主张,他认为这种权力并不存在或极为罕见,因为被支配者总是不断地以明显或不明显的方式进行抵抗;第二种则是埃斯特(Jon Elster)的主张,他认为这样的权力完全*不能*获致对支配的自愿服从。不论是弥尔(John Stuart Mill)对维多利亚时期女人从属情况的看法,或是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对于「惯习」(habitus)的习得与维系的研究,都同样诉诸了权力的作用,使得受制者视其自身情况为「天经地义」,甚至是加以珍惜,从而无法体认其欲望与信念的真正源头。这些机制与其他机制构成了权力的第三面向,借由误导人们违反其自身的利益,从而扭曲其判断能力。说到这种权力是以「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来隐藏人民的「真实利益」(real interests),或许会令人联想起一些不好的历史记忆,并可能显得施恩且冒昧。但我要强调的是,这些概念并非在本质上便是不开明或父权的,如果适当地加以定义,它们对于了解权力的第三面向依然是至关重要的。

启蒙教授的解放之路─—在战后西方社会科学发展脉络中阅读《权力:基进观点》
吴叡人

  如果你想将一个暴君赶下王位,你必须先摧毁他在你心中筑起的王位。如果不是在你们自己的自由之中残存着暴政,在你们自己的骄傲之中隐伏着羞愧,一个暴君如何能统治一群自由而骄傲的人民? ──纪伯伦(Khalil Gibran),《先知?自由》(“Freedom XIV,” The Prophet)

  • 1

      牛津出身的路克斯(Steven Lukes)是一个典型的文艺复兴人。他不仅博通百家,并且喜好与人争辩或对话。在专业训练上,他至少跨越了哲学、社会学与政治理论:以涂尔干(Emile Durkheim)研究成名,但也涉入马克思主义与道德哲学的纠葛;长期钻研「结构与个人」的古典社会理论难题,却又卷入当代政治哲学「自由与共同体」的论战之中,并且为了这场论战还「不务正业」地写了一本名噪一时的哲学小说《启蒙教授漫游记》(The Curious Enlightenment of Professor Caritat);在谨守分际地讨论哲学的「人论」(on person)之余,又忍不住要对已故的社会人类学大师盖尔纳(Ernest Gellner)在遗着《语言与孤寂》(Language and Solitude, 1998)之中,挟马林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以批判维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公案进行仲裁。在政治上,他在 1980 年代曾经支持英国攻打福克兰群岛,1990 年代则强烈主张西方应对纷争中的巴尔干半岛进行人道干预,然而如今他坚定反对美英的伊拉克战争以及美国的新帝国主义,并且与希钧斯(Christopher Hitchens)等九一一之后右转的老左派知识份子公开论战、正面决裂。

      显然,这是一位好奇心旺盛,道德感强烈的知识份子的图像。我们在众声喧哗之中,不时聆听到智慧与伦理杂沓而厚重的跫音。不过,故事还不仅止于此而已。这册《权力:基进观点》,同样也是「启蒙教授」路克斯与世界这段漫长的龃龉、争辩过程中,另一次奇妙遭遇的产物。这次遭遇,涉及了二次大战后西方政治学与社会学界延烧多年,牵连甚广的一场—─或者应该说,一系列─—关于「权力」性质的重要论战。在这场漫长的对话过程中,路克斯先后两次出手:1974 年,他先以初版的《权力:基进观点》介入战局,然后在蛰伏、聆听各界意见三十一年后,他再度以这本增补后的《权力:基进观点》第二版回应他的批评者,并且辩护自己的原始主张。换言之,这本篇幅不大的书,其实涉及了一个复杂广泛的对话脉络。从「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角度观之,追索这个对话脉络,应该会有助于我们掌握作者的论证与写作意图。

  • 2

      这一系列关于「权力」的漫长论战,大体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950 年代后半到 1970 年代后半。点燃第一阶段战火的,是社会学大师密尔斯(C. Wright Mills)1956 年的经典《权力菁英》(The Power Elite)。密尔斯从左翼的观点,拆穿了 1950 年代的「美国梦」假象,指出在号称「民主」、「多元」的美国,其实权力与财富都集中在少数统治菁英手中。这个基进论点,立即受到功能论社会学大师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来自右翼观点的批判。帕森斯与密尔斯在 1950 年代后期的交锋,进一步引发了两场 1960 年代的相关辩论。一场是英国的米立班(Ralph Miliband) 和希腊裔的柏兰札斯(Nicos Poulantzas)两位欧洲马克思主义理论名家关于行动主体与结构的辩论。这场马克思主义理论阵营内的论战,一直延烧到 1970 年代末期。另一场则是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者所点燃的战火。1961 年,耶鲁大学的达尔(Robert Dahl)出版《谁统治?》,批判密尔斯的权力菁英论,重申美国是权力分散的多元主义社会。有趣的是,达尔的主张,引发了政治学者巴克拉克(Peter Bachrach)和巴拉兹(Morton Baratz)的批评。他们指出,达尔使用一种过于平面的「权力」概念,以致无法看到一种更深层的权力运作方式,也就是将特定议题排除于决策过程之外的权力。

      达尔和巴克拉克与巴拉兹的辩论,引发了年轻的英国社会理论家路克斯的兴趣。在一次巴黎大学的演讲中,他对这两方提出批判,指出他们都没有看到隐伏在最深层的权力运作方式,也就是从根本去影响、塑造被支配者的价值观,使他们同意强者的支配。这次演讲内容,就是 1974 年的《权力:基进观点》初版的滥觞。在书中,他将前述深层权力概念称之为权力的「第三面向」,以有别于达尔的「第一面向」与巴克拉克和巴拉兹的「第二面向」,并且引用当时开始受到西方重视的义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权」(hegemony) 概念,支持自己的论证。

      在这个阶段,论战的导火线是密尔斯所提出的「美国有多民主?美国是不是多元社会?」这个问题。这个经验问题看似不难检证,但是对「权力」概念的不同理解,却导致了对这个经验问题相当不同的结论。在 1970 年代初期的西方知识脉络之中,相较于达尔保守的古典行为主义和巴克拉克与巴拉兹折衷的「改良行为主义」,路克斯具有新马克思主义色彩的论证,毫无疑问地是一种「基进的」观点。

      第二阶段是从 1980 年代到 2000 年初期的今日。 1980 年代之后,在北美和英国社会科学界,行为主义和功能论早已没落,而关于「结构─个人」的争论,似乎也因主流学界取得一个折衷主义的共识而暂告平息。另一方面,先前被视为异端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途径却盛极一时,俨然新兴的研究典范。不过,这个研究典范内部也出现两个重要的发展趋势。第一,传统马克思主义过度偏重结构的倾向有了改变,越来越多学者开始重视个人主体的能动性问题。这派学者当中最着名的是以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埃斯特(Jon Elster)和普许沃斯基(Adam Przeworski)以及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罗莫尔(John Roemer)等人为主的「分析马克思主义」(analytical Marxism)学派。第二,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如卢卡契(Gyorgy Lukacs)与葛兰西等理论家作品的影响,传统马克思主义偏重「下层建筑」—─也就是经济和阶级分析—─的倾向也有了变化,学界开始注意「上层建筑」的相对自主性,于是国家、政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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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搜寻能够拓展我认知边界的读物时,《权力:基进观点》以其直击核心的标题,瞬间锁定了我的注意。我是一个对社会结构和权力动态有着强烈求知欲的读者,总是渴望能够从更深邃、更具批判性的角度去理解这个世界。“基进观点”这几个字,对我来说,代表着一种挑战既定秩序、揭示潜藏机制的勇气和决心。我厌倦了那些流于表面、粉饰太平的论调,我更渴望能够接触到那些敢于触碰社会痛点、深入剖析根源的深刻见解。这本书,从书名上看,似乎就具备了这样的特质。我期待它能够不仅仅是学术性的探讨,更能提供一套分析的工具,帮助我识别和理解那些在日常生活中不易察觉的权力运作模式,以及它们对个体和社会产生的真实影响。我希望这本书能让我跳出原有的思维定势,以一种全新的、更具批判性的视角去审视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并从中获得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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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对人类社会中的权力运作机制充满好奇,总觉得这是理解社会现象背后深层逻辑的关键。当我看到《权力:基进观点》这本书名时,我立刻被它所吸引。我通常不太喜欢那种过于理论化、脱离实际的书籍,我更偏爱那些能够结合现实案例,深入浅出地剖析问题的著作。而“基进观点”这个词,让我预感到这本书会带有强烈的批判性和反思性,它可能会挑战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观念,并揭示权力在社会结构和人际交往中扮演的更为隐秘和复杂的角色。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一种新的思维框架,帮助我更清晰地认识到权力是如何塑造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决策,甚至我们的身份认同的。我喜欢那些能够激发我思考,并促使我去探索更深层原因的书籍。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带来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并且能够引发我对自己所处社会中权力关系的深刻反思。这本书的包装设计也很符合我的审美,简约而不失力量感,暗示着内容本身的深度和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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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挑选书籍的时候,我往往会被那些名字里带有“深刻”、“批判”、“视角”等词汇的书籍所吸引,而《权力:基进观点》恰恰具备了这些特质。它不像那些市面上泛滥的“成功学”或“励志书”,而是似乎要深入探讨一些更为本质、更为尖锐的问题。我非常期待这本书能够提供一种与众不同的看待“权力”的方式,不是那种狭隘的、仅限于政治舞台上的权力斗争,而是更广泛的,存在于家庭、职场、人际关系,甚至思维模式中的权力动态。我喜欢那些能够引发我深度思考的书籍,它们能让我停下来,审视自己,审视我所处的世界。书的封面设计也很简洁有力,没有过多的装饰,却能准确地传达出一种严肃而具有力量感的信息。我总觉得,一个好的书名,就像一扇窗户,能够让我窥见书本内容的冰山一角,并激发我想要一探究竟的欲望。《权力:基进观点》,这个名字就足以让我产生强烈的兴趣,我迫切地想知道,作者所说的“基进观点”,究竟是怎样的,它又将如何颠覆我过去对权力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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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开这本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作者简介,寥寥数语,却透露出一种深刻的洞察力和不容置疑的专业性。这种风格,立刻让我对即将展开的阅读旅程充满了信心。我一直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书籍,往往是由那些对所研究领域有着深厚积累和独特见解的学者写就的。而“权力:基进观点”这个书名,本身就带有一种宣言式的力量,它预示着这本书并非要温和地探讨权力,而是要以一种更具挑战性的姿态,去解构和审视。我尤其喜欢那种能够让我跳出舒适区,去面对一些社会现实中存在的、但却常常被我们回避或淡化的议题的书籍。“基进”这个词,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勇气的象征,它代表着一种敢于质疑权威,敢于挑战现状的态度。我渴望通过这本书,能够更清晰地认识到权力是如何在各种社会形态中渗透、运作,并对个体和社会产生影响的。我希望它能够提供一些分析的工具,帮助我辨别隐藏在表象之下的权力关系,甚至能够启发我思考,在面对不公平的权力结构时,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我常常在想,很多社会问题,如果不是从权力的角度去审视,可能就永远找不到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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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偶然看到《权力:基进观点》这本书时,我的阅读兴趣就被它毫不含糊的标题所点燃。我一直认为,理解权力是理解社会运作的关键,而“基进观点”这个词,则预示着这本书将从一个不落俗套、甚至可能颇具争议的角度来探讨这一主题。我喜欢那些能够挑战我的思维定势,迫使我重新审视习以为常的观念的书籍。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深入剖析权力的本质,揭示它如何在政治、经济、文化、人际关系等各个层面发挥作用,以及它如何影响个体的生存和发展。“基进”二字,让我联想到它可能会挑战现有的权力结构,揭露那些被掩盖的矛盾和不公。我渴望从中获得一种更深刻的理解,能够帮助我更好地认识和分析我所处的社会环境,并激发我思考在面对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时,个体可以采取的态度和行动。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带来深刻的洞察,并引导我进行更具批判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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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这本书的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一种沉甸甸的学术气息,但同时,封面设计上的那种“基进”二字又在挑逗着我,让我猜测它会抛弃掉一些学院派的陈规,带来一些更具冲击力的观点。我是一个比较喜欢挑战性阅读体验的人,总是渴望能读到一些能够颠覆我固有认知,让我重新审视习以为常的事物的书籍。这本书的名字,恰好精准地命中了我的阅读偏好。我对于“基进”这个词的理解,通常意味着它会从更深层次、更批判性的角度去分析问题,不回避矛盾,甚至直面那些令人不适的真相。所以,我非常期待它能为我揭示权力运作的那些不为人知的脉络,那些隐藏在日常表面之下的真实动力。我不是一个容易满足于表面答案的读者,我喜欢追根究底,喜欢探寻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这本书的篇幅看起来不小,这让我感到很欣慰,因为这意味着它有可能深入地探讨每一个子议题,而不是蜻蜓点灭水。我常常在想,我们身处的社会,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不平等和冲突,而这些现象的根源,很多时候都与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本书,或许就能成为我理解这些复杂现象的一把钥匙。我希望它能不仅仅是提供理论,更能引导我去思考,去行动,去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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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就带着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感,深邃的蓝色背景,配上锐利的银色字体,瞬间抓住了我的眼球。我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在一个朋友的书架上瞥见它的,当时只是被它的名字“权力:基进观点”所吸引。我一直对社会学、政治学以及人类行为背后的驱动力非常感兴趣,而“权力”无疑是其中最核心、最复杂的一个议题。我当时就在想,这本书会从一个怎样的角度去剖析权力?它会是那种枯燥的理论堆砌,还是会用鲜活的案例来佐证,亦或是提供一些颠覆性的思考?带着这些疑问,我迫不及待地翻开了它。书页翻动的沙沙声,仿佛预示着一场思想的盛宴即将开启。我喜欢这种能够激发我探索欲的书籍,它不仅仅是纸张和文字的组合,更像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等待着我去开启。我注意到书的装帧也很考究,纸质厚实,印刷清晰,这都为阅读体验加分不少。我通常喜欢在安静的夜晚,泡一杯热茶,然后沉浸在书本的世界里,而这本书的质感,也恰恰适合这样的氛围。我之前读过一些关于权力的书籍,大多侧重于政治层面的博弈,或是历史上的权力斗争,但“基进观点”这几个字,让我预感到这本书可能更深入地触及权力在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甚至个体心理中的隐秘运作。这种未知感,正是阅读最大的魅力所在,它让每一次翻页都充满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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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所以会被《权力:基进观点》这本书吸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所传达出的那种不回避现实、直面复杂议题的态度。“权力”本身就是一个极具张力和争议性的概念,而“基进观点”则暗示着这本书将要触及的,是那些更深层、更具颠覆性的议题。我喜欢那些能够挑战我固有思维模式的书籍,它们能够让我从不同的角度审视问题,从而获得更全面的认识。我期望这本书能够为我提供一种全新的理解权力的视角,不仅仅是表面的政治博弈,而是权力如何在社会结构、经济关系、文化观念,甚至人际互动中隐秘地发挥作用。我希望它能够像一把手术刀,剖析权力的肌理,揭示其运作的机制,并引发我对社会不公和权力不平等的深刻反思。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带来一些令人警醒的洞察,并激励我进一步去思考,在这个充满权力的世界里,个体应该如何定位自己,又应该如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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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总觉得,要真正理解人类社会,就必须深入剖析“权力”这个议题,而《权力:基进观点》这个书名,无疑直指核心。我喜欢那些能够提供深度分析和批判性视角的书籍,它们能够帮助我打破固有的认知藩篱,以更广阔的视野看待问题。我期望这本书不仅仅是对权力现象的罗列,而是能够深入地挖掘权力背后的逻辑,揭示其在不同社会情境下的具体运作模式,以及它对个体和社会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基进观点”这几个字,更是让我感到兴奋,它暗示着这本书将不会迎合主流,而是会提出一些挑战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观点,这正是我所追求的阅读体验。我希望通过阅读这本书,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权力是如何被构建、被维系,以及如何被挑战的。我期待它能够提供给我一套分析工具,让我能够更敏锐地察觉到日常生活中那些不易察觉的权力关系,并对之进行批判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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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见《权力:基进观点》,脑海中便浮现出一种学术与现实交织的碰撞感。我是一个习惯于深度思考,且对社会运行规律充满好奇的读者。这类书籍,往往能为我打开一扇新的认知之门。书名中的“权力”二字,已足够引人入胜,而“基进观点”则进一步激发了我对内容深度的期待。我猜想,它不会停留在对权力现象的简单描述,而是会深入探究其背后的成因、运作方式以及可能带来的影响。我渴望从中获得一种全新的理解,去辨识那些隐藏在社会表象之下的权力网络,以及它们如何塑造我们的生活和选择。我喜欢那些能够激发我去反思,去质疑,甚至去挑战现有观念的书籍。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给我一套有力的分析框架,让我能够更清晰地认识到权力是如何在各种层面上发挥作用的,以及在权力关系中,我们个体的角色和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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