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中国历史研究法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新史学 合刊)
梁启超是史学近代化倡导者和出色实践家，他敏锐地输入吸收西方近代史学理论，综合了中国传统史家的理论主张，成功地运用新理论、新方法，为近代学术开创诸多领域。梁氏受西方史学思想启发，曾于一九○一年写作中国史叙论，为此篇立论之雏形。至本文发表，正式打出「史界革命」旗号，新史学理论已基本成型，当推为探讨中国历史研究方法的开山着作。
本书另收录〈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新史学〉二文，供读者参考。
作者简介
梁启超
（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字卓如，别号任公、沧江、中国之新民及饮冰室主人。广东省新会人。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学者。
在思想方面，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和汪康年黄遵宪等创办时务报。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八月，发动维新变法失败；九月流亡日本，在日本创办清议报。光绪二十八年（一九○二），又创办新民丛报和新小说。这些报纸杂志对于新思想的输入和宣扬，都有极大的影响。
在史学方面，一九○一年至一九○二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在学术方面，一九一八年底赴欧，游历各国。回国后，从事文化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活动，陆续写下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等具有高学术价值的着作。一生着述丰富，所遗《饮冰室合集》，计一百四十八卷，一百余万字。
导读者简介
林志宏
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着有论文〈清遗民的心态及处境：以刘声木《苌楚斋随笔》为例〉、〈情感和社会的互动：清末民初文言与白话地位的转变〉、〈蒋廷黻、罗家伦、郭廷以：建立「科学的中国近代史」及其诠释〉及书评等十余篇，专书《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即将于二○○八年出版。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中国历史研究法 1
自 序 2
第一章 史之意义及其范围 7
第二章 过去之中国史学界 17
第三章 史之改造 51
第四章 说史料 65
第五章 史料之搜集与鉴别 109
第六章 史?之论次 167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 209
新史学 221
图书序言
中国历史可读耶？二十四史两通鉴九通五纪事本末，乃至其他别史、杂史等都计不下数万卷，幼童习焉，白首而不能殚，在昔犹苦之，况于百学待治之今日，学子精力能有几者？中国历史可不读耶？然则此数万卷者，以之覆瓿，以之当薪；举凡数千年来我祖宗活动之?足征于文献者，认为一无价值，而永摒诸人类文化产物之圈外；非惟吾侪为人子孙者所不忍，抑亦全人类所不许也。既不可不读而又不可读，其必有若而人焉，竭其心力以求善读之，然后出其所读者以供人之读。是故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
近今史学之进步有两特征。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畴昔不认为史蹟者，今则认之；畴昔认为史?者，今或不认。举从前弃置散佚之?，钩稽而比观之；其夙所因袭者，则重加鉴别以估定其价值。如此则史学立于「真」的基础之上，而推论之功，乃不至枉施也。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以史为人类活态之再现，而非其僵?之展览；为全社会之业影，而非一人一家之谱录。如此，然后历史与吾侪生活相密接，读之能亲切有味；如此，然后能使读者领会团体生活之意义，以助成其为一国民为一世界人之资格也。欧美近百数十年之史学界，全向于此两种方向以行。今虽仅见其进未见其止，顾所成就则既斐然矣。
我国史界浩如烟海之资料，苟无法以整理之耶？则诚如一堆瓦砾，只觉其可厌。苟有法以整理之耶？则如在矿之金，採之不竭；学者任揅治其一部分，皆可以名家；而其所贡献于世界者皆可以极大。启超不自揆，蓄志此业，逾二十年，所积丛残之稿，亦既盈尺。顾不敢自信，迁延不以问诸世。客岁在天津南开大学任课外讲演，乃裒理旧业，益以新知，以与同学商榷。一学期终，得中国历史研究法一卷，凡十万言。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吾治史所持之器，大略在是。吾发心殚三四年之力，用此方法以创造一新史。吾之稿本，将悉以各学校之巡回讲演成之。其第二卷为五千年史势鸟瞰，以今春在北京清华学校讲焉。
第三卷以下以时代为次，更俟续佈也。
顾兹事体大，原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为力；况学殖浅薄如启超者，重以讲堂匆匆开演，讲义随讲随佈，曾未获稍加揅勘，则其纰缪舛误矛盾漏略之多，又岂俟论。区区此稿，本宜坚鐍之，以俟他日之改定。既而复思吾研究之结果，虽未必有价值；其或者因吾之研究以引起世人之研究焉，因世人之研究以是正吾之研究焉，则其所得不已多耶？故贸然刊佈而字之曰史稿。孟子曰：「取人为善，与人为善。」吾之此书，非敢有以与人也，将以取诸人而已。愿读者鉴?微尚，痛予别裁，或纠其大端之谬，或绳其小节之疏，或着论箴驳，或通函诲责，俾得自知其失而自改之，由稿本蜕变以成定本，则片言之钖，皆吾师也。
十一年一月十八日启超自述
导 读
近代中国的史学发展，大致历经了三重思想变化，而且每次都与现实环境的牵动密切有关。第一次变化的内容，主要系为了因应晚清危局，界定「什么是历史」？结果是提出「新史学」的口号。第二重变化焦点则在于「如何研究历史」？最能说明这方面的成果，便是一九二○年代由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等人所推动的「整理国故」运动。至于最后一次所经历的变迁，是关于「怎样解释历史」，以做为未来选择和取决的途径；我们可以举「社会史论战」和马克思史学在中国发展做为代表。本书的作者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即是第一重「史界革命」运动的发起人；毫无疑问，本书也是标示着中国传统史学迈向现代史学的转型代表之作。
梁启超的史界革命及意义
梁启超，字卓如、任甫，号任公、饮冰子，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是戊戌变法领袖之一，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学者，被誉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巨人」。梁一生其实有着非常灿烂且丰富的传奇故事，其定位始终是研究历史的人最感兴味的题材。陶希圣（一八九九—一九八八）尝以民国「五．四」运动为分期，说之前思想界主要以梁任公为首，此后则是胡适开启风气，成为文化运动的导师。尽管这样的比喻未必全属事实，但却恰如其分地点出了清末民初思想界中梁启超的位置。其中，梁生平活动最常为人所称道的，即是他在近代中国提出史学革命的贡献。
二十世纪初「新史学」口号之所以能够提出，绝非无的放矢，有其时代背景的因素。简单地说，晚清以降由于中国接连遭受政治和外交上的挫败，愈形激发了民众强烈的救亡图存意识。为了思考如何来拯救国族危亡，当时许多人努力寻求各种解决途径，梁启超便是其中之一。这位「言论界的骄子」极敏感地掌握时代趋势，选择以史学为起点，重新出发；很快地，他的言论席卷了整个舆论及知识界，不能不说独具匠心。因为对中国人来说，「史」原本就是一门古老又熟悉的学问，早已流传悠久，累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和思想资源。无论从代表私人立场的史记，还是到官方所主导编修的正史，甚至其他形形色色不同的纪传、编年，乃至地方志等文类，可以说，史学发展在中国的学术传统?并不陌生。然而，史学知识原本所该具备鉴往知来的功能，却在十九世纪时一连串外人列强的压迫之下，暴露其缺点，也失去了应有的地位。人们反而从以往的历史教训中，找不到如何因应这「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对策。梁启超即于此风潮下趁势而起，对史学提出深刻的反思。就在一九○一年时，梁先发表中国史叙论；一九○二年又有新史学一文，昭告民众不能再沿袭过去旧有的历史思维，高唱史界必须革命的唿声。
「新史学」的大致有以下几项意义。首先就内容来看，梁启超一再强调：因为中国人的心中只有「朝廷」，而缺乏「国家」的观念，所以人民无从建立「爱国心」。为此他高声倡吁，要想让百姓塑造爱国观念，史学改革是绝对且必要的作法。细究梁启超的目的，是为了要以各种方法凝聚人民，完成「有意识」的建构工作。于是他以批评传统史学为对象，希望借此突破和唤醒人们对朝廷∕国家、个人∕群体的理解。
其次是「新史学」构想的提出，也象征中国面临到思想「解放」的时刻。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有一股重要的发展趋势，即是经学的边缘化和史学的中心化。原来经学在官方的统治之下，深具颠扑不破的独尊形象和地位。换言之，帝国的知识菁英如果为了进入官僚系统，或者成为劳心的统治阶层，必须通通接受经学知识，服从其所形塑出来的「意义之网」。因此，至少在清代而言，经书学问还是一套最有力维系统治的象征符号，迫使人们不得不重视它。不过如此的权力网络，在清季时逐步动摇，最明显的情形就是各地废除科举的声音不断。梁启超的史学理念及主张，非但凸显经学业已独霸的局面已被打破，还在思想真空的局势?，进而强化了史学和史家所应具备的任务。所以新史学的目的，不独为了重新定位国家∕朝廷的关系而已，并且解决了史学本身道德主体与过度教条化的危机。同时，进一步经由澄清了史料的性质，扩大其范围，釐清了史学和其他学科间关系。如果我们从梁氏一系列的着作来看，一样也能彰显若干其中的意义。
梁启超提出史界革命和意义，除了陆续有单独成篇的文字外，最具体的展现是一九二○年代将历次的演讲集结成书。一九二一年秋天，梁启超接受天津南开大学的邀请，讲演有关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课题。这位清季以来饱受注目的政治思想家，用他热情洋溢的口才，加上丰富的经验和学识，吸引了无数的青年学子。接着一九二六年十月至隔年三月，梁氏又在清华大学陆续演讲，对中国历史研究又提出补充。后来根据讲演所辑成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以下简称补编），即是梁个人长期有关对史学的思考，以及在中国历史方面的观察心得。
从进化走向文化的多元性
当读者披览梁启超的两部历史研究方法着作时，应该留心这不啻是个人对史学心得的总结，同时也是他自己思想与时俱进的表现。
前面曾经提过，梁启超的「新史学」口号系以批评传统中国史学而来；从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亦有类似的看法。在提出「新史学」的阶段，梁氏以单线进化的框架和「文明」的视野，做为他构筑具有政治意义的「国民史学」，直到中国历史研究法书中仍可见少数痕迹。以这个角度而言，理解中国民众迫切需要新的史学观念，其实是和追求富强、「新民进化」密不可分的。在梁看来，新的史学研究方法无疑拥有一项利器，目的要使民众能够获得「国民的资治通鑑」和「人类的资治通鑑」，以确保能够唤醒中国。所以在定义历史时，他强调「今日之史，其读者为何许人耶？既以民治主义立国，人人皆以国民一分子资格立于国中，又以人类一分子之资格立于世界；共感于过去的智识之万不可缺，然后史之需求生焉。」（页○八）因为今世的历史观念异于古代，所以得有截然不同的想法，梁氏主张：要以中国民族整体来做为考量。对照旧史而言，那些纯粹都是为少数阶级所写，都是为了标榜死人的功绩而作；但新史则不然，应该要讲求普遍性、客观性、功能性，目的是为了全体国民而撰写的。
因为了解进化对历史的意涵，中国历史研究法也别出心裁地提醒读者：要留意那些属于社会心理的层面。梁启超反对採取以「英雄即是历史」的角度观察历史。
梁认为，历史图像如果只有少数人物撑起，如同传统正史是「帝王将相的家谱」一样，未免失之简略，可能会忽视集体所呈现出来的「共相」。因此，梁氏看法是：社会心理实为个人心态的扩大化合物，应该是重视前者，而非后者：
史家最要之职务，在觑出此社会心理之实体，观其若何而蕴积，若何而发动，若何而变化，而更精察夫个人心理之所以作成之表出之者，其道何由。（页一八八）
当「多数人格者」展现出一种独特的意向时，能否掌握这种「同一心之活动」，才是真正的关键；用梁启超的话，研究历史的目的即在获得「史?」。从今天史学的观念来看，梁氏书中屡屡言及的「史迹」两字，毋宁是指「心态」（mentalities）的意思。补编中进一步加以实践，更以此列为专史写作的方式，认为乃源自传统史学中的纪事本末体。
当然，我们也无须过份地放大进化论对梁启超的影响。不同于章太炎（一八六九—一九三六）直接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和拒绝，梁对中国史学研究的认知，至少还反映出他个人从迎到拒的过程。特别在一九二○年代初期，中国知识界由于欧战后西方对物质进步、科学万能等价值产生怀疑，文化破产的论调此起彼落，多少也影响了梁氏个人；于是言论中开始放弃单线进化的观点，注意到文化的多样性。最明显的实例是中国历史研究法直截反对再使用坊间迻译日本的东洋史一类书籍，认为它们「率皆卤莽灭裂，不值一盼」。在他看来，援用以进化做为历史书写方式的日本东洋史学，未必足以深刻理解中国历史的特色；甚至高唿民间学校通用的国史教科书，以这类书充数，「真国民莫大之耻也」。（页九二）这和他早期受今文学刺激，而接受进化史观，并得自日本学者福泽谕吉（一八三四—一九○一）、浮田和民（一八五九—一九三五）的史学思想而言，梁启超果真令人有「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之感。
关于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呈现出梁氏留心文化的多样性，还可以从他关怀西方史学、中国佛学和儒家传统来看。近人的研究指称，梁启超的着作有关史料分类、分析历史古蹟等说法，泰半出于法国史家郎格诺瓦（Charles V. Langlois, 一八六三—一九二九）、瑟诺博司（Charles Seignobos, 一八五四—一九四二），以及德国伯伦汉（Ernst Bernheim, 一八五○—一九二二）等人的影响。而佛学和儒家方面，像他引用「心能」、「共业」、「业种」、「业果」、「互缘」、「既济未济」「立人达人」等词汇，注意到佛经资料与研究玄奘（六○二—六六四）传记等处亦可见。梁氏由于深感佛教思想影响中国之大，玄奘其实居功厥伟，可是长期以来却无人了解，所以重视其历史地位。他特别关注佛教在中国生根的意义，认定文化要大于宗教本身的功能；同样地，宗教史对梁而言，更是掌握时代心理的关键。至于对传统史学的再认识，补编?更以年谱││这项从宋代以来便流传久远的体裁为例，鉅细靡遗地详述不同种类和特色。
再者，梁启超在书中也不时为一九二○年代的史学趋势和风气提出反思。在中国历史研究法?，梁氏觉得人们「今是古非」的态度，应该加以批评。他虽然肯定透过设立假说而获得新理解，不过却反对过度的解释。尤其是关于史料鉴别上，梁启超也认为「动辄以今律古，而不知所拟者全非其伦也」（页一二一）。同样于补编中，他还强调：「别择资料」固为史学最堪注意的一点，可是「流弊乃专在琐碎的地方努力，专向可疑的史料注意，忘了还有许多许多的真史料不去整理」；因为过度往「补残钩沉」的路上走，却忽略了现成资料的可贵（补编，页二四二—二四三）。对于疑古派每每以「科学」眼光和作法进行历史研究，梁氏也发挥良心想要挽救弊端。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观察与体会，也是他修正史学研究路线、适应时代的体现。
最后我们也可以用因果关系的例子，釐清梁启超扮演「带领中国史学迈向近代史学道路」的角色。直到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出版后，梁氏彻底摆脱用因果律来解释历史变迁，认为「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而非自然科学因果关系所可控驭。换句话说，「必然的因」而导致「必然的果」，在具有自由意志的人类来说并不必然。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指称：人的自由意志是不可捉摸，所以历史现象不能全以「因果」来看待，所有事件均系偶发，只可说是一种「互缘」的关系使然。他说：
互缘怎么解呢？谓互相的缘。佛典上常说的譬喻「相待如交芦」，这件事和那件事有不断的联带关系，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就在这种关系状态之下，前波后波衔接动盪，便成一个广大深渊的文化史海。（页二一二—二一三）
不但个人因事件而产生改变的契机，也进而影响事件的发展；事件也由于许多人做出不同的决定，而发生了人们预期不到的种种效果。这样交互影响的结果，如同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 一八九七—一九九○）解释文明进程时所谈的「交互依存」（interdependence）的关 系一般。梁启超如此先知先觉的体会，也带给我们同样有关历史的理解，说明他身为传统到现代转型的意义。
梁启超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影响
梁着的两部历史研究法，从今日看来，仍有不少值得吾人借镜参考之处。像是他的讲演一直不断提醒我们重视一个问题：在面对史学革新的道路上，到底应该如何让历史的真相得以完整地呈现？有些历史现象经常稍纵即逝，往往会因为我们识见所囿，难免被忽视，所以梁氏提醒：应该随时保持警觉，要有「新注意」，要以别具只眼的方式寻求「新意义」。此外，梁启超也尝试想要追问：究竟该怎么重新定义史家的任务？例如当高举刘知几（六六一—七一二）、章学诚（一七三八—一八○一）等的「史家四长」说法，梁却刻意将「史德」列为首要，值得深思。他在补编说：「学历史，其目的就在想将来有所贡献」（补编，页一七），即便是研治现代事实，也需审慎明辨，断不能强加主观意见，颠倒是非。梁氏个人即为活生生见证，他随时有错必改，不惜挑战昨日己非，便是显例。换言之，梁启超对一位史家的要求很高，要力求忠实，摒除夸大、附会、武断之弊；而且学历史的人需要的不是博闻强记的记忆力，更应该要有正确精密的观察力，不被因袭传统所限，不被既有成见所限。
毫无疑问，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和补编确实启发了无数后辈，刺激他们用新的角度来面对史学，对历史能够有所反省，无论是在史料的鉴别、历史态度的看待，还是研究课题的了解上。所以，当梁书一出后，马上吸引了无数关心撰写中国历史的人；而梁氏本人对中国史的理解和诠释，也促使了更多人勇于投入发掘以往轻忽或隐藏的课题。类似这样的实例很多，俯拾皆是。譬如，日本学者桑原?藏（一八七○—一九三一）曾写过一篇读后感，特别指出梁启超在这方面的贡献。桑原文章中把唐宋时期有关外国贸易的问题，像贸易港的位置及情况、市舶司的起源、关税制度、居留地制度等等点出，认为梁氏罗列这些课题，确实日本学界尚未多见，值得进一步探讨。又例如《补编》提到淮扬盐商、广东十三行等商业中心的研究，日后何炳棣（一九一七—）和梁嘉彬（一九一○—一九九五）皆赓续完成，为中国历史空白处增添充实的一页。
在这些传承的关系之中，我们不该忘了钱穆（一八九五—一九九○）也有部同名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虽然钱氏亦为讲演稿汇集而成，但不同的是该书完成在一九六○年代，内容着重点亦殊异。钱着认为，研究历史当注的是历史背后所蕴藏而完成之文化。尽管两书不约而同地正视「文化史」所具备的意义，也都留心到通史体裁；不过，从摆脱「帝王家谱」和「殖民侵华」的历史书写来看，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还凸显了时代的精神，可供吾人细细品尝。
曾有人说：「阅读是一种对话的过程」。读者需要的是不断地让自己的大脑活动，找寻作者论述的主旨，然后彼此达成共识。对今天的我们而言，或许已经来不及有机会亲临一九二○年代的大学讲堂，咀嚼梁启超那些对于中国史学特定的看法和见解，却不妨披览这部业经整理出来的讲稿，从中察觉那只字片语的生命力，一种来自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思索，以及关于历史知识的盛宴。
林志宏
图书试读
用户评价
坦白說，當我翻開《中國歷史研究法》的扉頁時，內心是帶著一絲忐忑的。我非歷史科班出身，過去對歷史的研究，更多是憑藉個人興趣和零散閱讀。因此，對於「研究法」這樣一個聽起來頗具學術門檻的詞彙，我既好奇又有些許壓力。然而，書中的開篇，便以一種親切且具啟發性的筆觸，打破了我對學術著作的刻板印象。它並非直接拋出艱澀的理論，而是從歷史研究的本質出發，引導讀者思考「為何要研究歷史」以及「如何有效率地研究歷史」。我尤其欣賞書中探討的「問題意識」的培養，這讓我意識到，許多時候我們對歷史的探究，之所以停滯不前，並非因為史料匱乏，而是因為缺乏一個清晰、有價值的問題。這本書讓我開始反思，我過去在閱讀台灣史時，是否僅僅是被動接受，而沒有主動去提出疑問？書中關於「田野調查」和「口述歷史」的闡述，更是讓我眼前一亮。我想像著，如果能將這些方法運用於採訪曾經歷過白色恐怖的老一輩，或是紀錄地方廟宇的歷史變遷，那將會是多麼寶貴的史料。這本書讓我明白，歷史研究並非僅限於書齋，而是可以走出書房，走入生活，去親身感受和記錄。
评分作為一個長期關注台灣在地文化與發展的讀者，我一直對如何將「在地知識」與學術研究結合，抱持著濃厚的興趣。《中國歷史研究法》在這方面提供的視角，可謂是恰到好處。書中對於「地方史」的意義與研究方法的闡述，讓我深有共鳴。我認為，台灣的許多歷史，都深深地根植於這片土地的每一個角落，每一個家族，每一個社區。而這些「地方知識」，往往是官方史料所無法觸及的。這本書鼓勵我們去挖掘民間的歌謠、地方志、口述傳說，甚至是建築的樣式，去理解一個地方的歷史紋理。我腦海中已經浮現出許多可以嘗試的研究課題：例如，以台南古都的巷弄為研究對象，透過分析巷弄的名稱、建築風格、街坊傳說，來解讀其數百年的歷史變遷；或是研究台灣各地的茶葉種植與銷售歷史，探討其如何形塑了地方經濟與社會結構。這本書讓我看到了，歷史研究可以如此貼近生活，可以如此有溫度，可以如此地服務於我們對自身文化的理解與傳承。
评分初見《中國歷史研究法》這本書名，我腦中浮現的並非枯燥的學術理論，而是對於歷史研究方法的一種啟發和指引。作為一個長期沉浸在台灣這片土地上，對這片土地上的歷史文化有著深厚情感的讀者，我一直覺得，要真正理解台灣的過去與現在，不能僅僅停留在零散的史料堆砌，而是需要一套系統性的方法論來梳理和辨析。這本書的出現，恰恰點燃了我內心對此的渴望。我期盼它能帶給我一種全新的視角，去審視那些曾經被忽視的細節，去發掘那些隱藏在字裡行間的真實。我尤其好奇，書中對於史料的考證、辨偽，以及如何從不同角度解讀同一事件的方法，是否能夠應用於台灣歷史研究中，例如對於日治時期、國民政府遷台初期等複雜的歷史階段，能否提供更為深刻的洞察。我相信，好的歷史研究法，就像一把銳利的解剖刀，能讓我們精準地剖析歷史的肌理，理解其演變的脈絡，進而更清晰地認識 ourselves。期待這本書能夠在我對台灣歷史的探索之路上，扮演一個關鍵的引路人角色，讓我能夠以更科學、更嚴謹的態度，去挖掘和呈現這片土地上豐富而多元的歷史。
评分這本書最大的魅力，或許在於它將複雜的歷史研究方法，以一種結構化且易於理解的方式呈現出來。我過去閱讀一些學術論文時，常會被其中跳躍的邏輯和晦澀的術語弄得暈頭轉向。但《中國歷史研究法》卻能循序漸進，從宏觀的史料辨析，到微觀的文本解讀，再到方法論的建立，都有著清晰的指引。我特別喜歡書中探討的「不同史觀的對話」，這讓我意識到，歷史從來不是單一的真相，而是多種視角的匯聚。以台灣的轉型正義為例，不同陣營的史觀衝突，往往讓真相變得撲朔迷離。這本書的分析，讓我明白，要理解這些衝突，需要先掌握各種史觀的形成背景與邏輯，才能進行有建設性的對話。此外，書中對於「跨學科研究」的倡導，也給我很大的啟發。我認為，將社會學、人類學、文學批評等學科的理論與方法，融入台灣歷史的研究，能夠極大地豐富我們對歷史的理解。例如，利用人類學的觀點去研究台灣的族群互動，或是運用文學批評的方法去解析歷史文獻的敘事策略，都將是極具潛力的研究方向。
评分《中國歷史研究法》最讓我讚賞的一點，是它不僅提供了方法，更傳遞了一種治學的態度。書中對於「批判性思維」的強調，以及對「客觀性」與「主觀性」關係的辯證處理，都讓我受益匪淺。在當今資訊爆炸的時代，各種觀點魚龍混雜，學術研究的嚴謹性尤其顯得重要。這本書引導我去思考，如何在接收史料的同時，保持獨立的判斷，不輕易被權威或流俗的觀點所左右。我尤其欣賞書中探討的「研究倫理」，這讓我意識到，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我們肩負著對過去的責任，也對未來的公眾有著誠信的義務。在台灣，歷史的詮釋往往與政治、社會議題緊密相連，因此，堅守研究倫理，以嚴謹的態度去探究真相，顯得尤為關鍵。這本書讓我明白，歷史研究不僅是知識的累積，更是智慧的養成，是人格的錘鍊。它讓我更加堅定了，要以一種謙卑、嚴謹、負責的態度，去面對我所熱愛的歷史，並透過科學的研究方法，去求索那更接近真實的歷史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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