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研究论稿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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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书纪年研究论稿》集结了邵东方先生研究《竹书纪年》的十篇重要文字，是作者近十余年来关于「古本」与「今本」《竹书纪年》综合研究的成果。本书尤其注重「温故」与「知新」两者之间的互济关系，深入研究《竹书纪年》版本的内容及其时代背景，系统而全面地从直接史料中搜寻一切相关的证据，对于「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问题、「古本」「今本」《竹书纪年》的思想倾向、史实考释、标点句读以及英译探讨等问题，均提出有力的文献佐证与商榷意见。

　　作者通过具有包容精神的学术争论，借以重新证明钱大昕、崔述、王国维等学者关于「今本」《竹书纪年》性质的论断，而更阐发昔贤所未论及之种种问题，并将结论架构于可供客观检证的历史事实之上，为研究者提供一较为深刻和广阔的思考路径。本书并附以作者搜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参考书目，以期对研究《竹书纪年》之后继，提供些许踏石之基。作者无论在文献的考证和思想的论述方面皆呈现其通博与专精的交相思考，为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在方法上提供了良好的示范。

作者简介

邵东方　SHAO Dongfang

　　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市，成长于北京市。夏威夷大学（University of Hawaii）历史学博士，圣荷西州立大学（SJSU）图书馆学暨信息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学士。先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佛光大学和史丹佛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现任史丹佛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并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兼职及客座教授、云南省图书馆顾问。史丹佛大学东亚图书馆典藏有关东亚研究的中日韩文和西方语言的大量图书与档案文献，为世界着名的东亚图书馆之一。

　　作者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学术史、古典学、文献学、图书馆学及信息学的研究，已出版和主编多部学术专着及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数十篇。

前言：《竹书纪年》版本题名之辨析与「今本」真伪之争论　1
第一章：「今本」《竹书纪年》诸问题考辨─与陈力博士商榷　17
第二章：从思想倾向和着述体例论「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问题　89
第三章：理雅各英译《竹书纪年》析论　127
第四章：「今本」《竹书纪年》周武王、成王纪谱之错简说再分析─与夏含夷教授商榷　165
第五章：《汲冢纪年存真》点校本讹误举例　183
第六章：晋公子重耳返国涉河时间考─「今本」《竹书纪年》所记「涉自河曲」辨误　203
第七章：《水经注》引《竹书纪年》「同惠王子多父伐郐克之」条考辨　219
第八章：「今本」《竹书纪年》附注之「寒门」、「塞门」考　263
第九章：《史记集解》引「荀勖曰和峤云」段标点补证　275
第十章：「古本」《竹书纪年》校读札记　287
附录：《竹书纪年》研究论着参考书目　323
后记　355

前言

《竹书纪年》版本题名之辨析与「今本」真伪之争论

　　研究古史的人都知道，《竹书纪年》原为战国时期魏国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史事，是西晋初年从汲郡（今河南省汲县）魏王（一说魏国贵族）墓出土的大批竹简古书中的一种。由于此书本无题名，当时晋廷的整理者以其所记按年编次而称为《纪年》。此书因从竹简写定亦称《竹书》，又由出土的地点而名为《汲冢纪年》，而见载诸书所引书名更有《书纪年》云云 ，但通常称为《竹书纪年》。那么为何《竹书纪年》会有「今本」的题名呢？这是因为自清代中期以来，学者们一般认为，《竹书纪年》原本（即出土后经当时学者整理成书的「《纪年》十三篇」）佚于两宋之际；因此相对于不复见之《竹书纪年》原本，清代学者多称明刻通行本为「今本」《竹书纪年》，如《四库全书总目》即称「今本」，亦有谓「今书」或「近本」。

　　清道光年间，朱右曾撇开《竹书纪年》行世之本，广蒐自晋以降诸书所引《竹书纪年》（朱氏称为「古文」《纪年》）佚文，注其所出，考其异同，以时代次第，名之曰《汲冢纪年存真》。朱氏辑本虽复片鳞碎羽，然汲冢《纪年》原貌可识。民国初年，王国维以朱书为据，并师其例，继为增辑校正，以补朱书之缺，更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 从此书的题名看，王国维称《竹书纪年》原本为「古本」，以相对「今本」而言。王氏又撰《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承袭了清人以《竹书纪年》通行本为「今本」的说法。后来的学者对《竹书纪年》的题名基本上採取这样的区分。

　　不过也有部分学者对上述传统题名持不同看法，如美国史丹佛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倪德卫（David S. Nivison）教授即主张《竹书纪年》应有「原本」、「今本」和「古本」之分别：「原本」（an original text or texts），现或已部分亡佚；「今本」（‘Current Text’）可能大部分是原本；「古本」（‘Old Text’）则指假定原本已经全部佚失而蒐採古书所引《纪年》的辑本。 在他看来，假定「古本」为源出汲冢的原本及视「今本」为后人有心之伪作的观点是根据不足的。倪氏高足、美国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教授则称，所谓的古本、今本《竹书纪年》的称唿是不合适的，恢复墓本才是有意义的研究。 其所谓「墓本」即于公元前299年（以下简称前ＸＸ年）入土的《纪年》原本。

　　七十年前，朱希祖曾提出《竹书纪年》原本有荀勖、和峤旧本（初写本）与束皙改订本（考正重写本）之别的观点。 受朱氏之说启发，夏含夷认为传世的「今本」《竹书纪年》和后人辑录的《古本竹书纪年》在体例文字上有诸多差异，此因二本分别为西晋学者对竹书两次整理的产物。 由此他主张汲冢《竹书纪年》至少存在荀勖、和峤与卫恆、束皙两个先后不同的整理本：一，臣瓒《汉书音义集注》、郭璞《山海经注》、《穆天子传注》以及郦道元《水经注》所引《竹书纪年》当为荀勖、和峤的整理本，其绝大部分与「今本」《竹书纪年》相同；二，徐广、王劭以及司马贞《史记索隐》所引《纪年》则出于另一整理本，或有可能是束皙的修订本。 然而窃以为此说缺乏坚实的根据，难以确证。

　　关于「今本」《竹书纪年》真伪的问题，学术界有过两度比较激烈的争论。第一次是自清代中期以至民国初年，主要限于中国学者之间。第二次则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争论泛及海内外，迄今仍在持续。

　　陈梦家将清代雍正以来研究《竹书纪年》的十几位学者及其研究成果，即所谓第一次争论，大致分成三派：

　　第一派信从宋后明前编作的《今本竹书纪年》（下称今本），稍加考订补正；……至第二派将一切今本失载的纪年完全补入今本各条之内。……至第三派则仅录今本中见引于古书的各条及遗载的《纪年》而芟除一切编作今本时所补窜的各条。

　　对于清代的「今本」《竹书纪年》研究，方诗铭主张应按照时间阶段来说明。他认为清儒对待「今本」《竹书纪年》的态度曾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无条件的相信，以陈逢衡《竹书纪年集证》为代表。
第二阶段，有条件的相信，以洪颐(火宣)《校正竹书纪年》、雷学淇《考订竹书纪年》为代表。
第三阶段，相对的否定，以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为代表。
第四阶段，绝对的否定，以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为代表。

　　方氏按时间顺序划分阶段的说法，与清人研究《竹书纪年》历史过程不符。例如在所谓「无条件的相信」的第一阶段，其代表人物陈逢衡是道光、咸丰年间的人；而在此之前，已有不少学者对「今本」《竹书纪年》持绝对否定的态度，如《四库提要》（成书于1793年）、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成书于1799年）中「竹书纪年」条、崔述〈《竹书纪年》辨伪〉（作于1804年）等，均已明确指出「今本」《竹书纪年》为后人所伪造之书。

　　民国六年（1917）孟夏，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一书问世，这是「今本」《竹书纪年》真伪争论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书继承了清代考据学家对「今本」辨伪的成果，并比他们更有所推进。王氏逐条证明「今本」《竹书纪年》伪託之迹，断其为伪书，彻底否定了此书的真实性。王国维对「今本」《竹书纪年》之评价如下：

　　……今本所载殆无一不袭他书。其不见他书者，不过百分之一，又率空洞无事实，所增加者年月而已。且其所出，本非一源，古今杂陈，矛盾斯起。既有违异，乃生调停，纠纷之因，皆可剖析。夫事实既具他书，则此书为无用；年月又多杜撰，则其说为无征。无用无征，则废此书可，又此《疏证》亦不作可也。

　　王书刊布以后，中外学者率遵其说，鲜有异见者。如梁启超便完全同意王国维的看法。 上世纪二十年代兴起的「古史辨」派疑古之风流被深广，甚至有学者主张《竹书纪年》出土后即被作伪。如吕思勉认为西晋学者借古书出土而制造伪书，以阐发他们的政治观点。 当然，「五四」之后仍有少数学者坚持「虽不以『今本』为真、但皆从古书辑出」的观点。如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谓：「今本《纪年》固是后人纂辑，非是原书，然大都有所据依，非出臆撰。」 甚至有个别学者猜测「今本之先，必别有一本为今本所从出」。 不过他们的看法以不受重视之故，未能在学术界发生很大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大陆学术界对《竹书纪年》的研究着重于继续对「古本」佚文的採辑和「今本」源流的考证。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以朱、王二书为据，复为增删校正，补朱、王辑本所未备。方诗铭在王修龄协助下，编订《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一书，于1981年刊行，以补上述三家之疏漏讹误及编次不当。是书出版后，方氏又对书中的史料、文字及标点加以修订。《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在2005年付梓。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台湾学者亦侧重于对「今本」《竹书纪年》的深层辨伪，蒐讨勘订「今本」作伪之迹。

　　在西方，十九世纪法国学者毕瓯（Edouad Biot）与苏格兰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均不以「今本」《竹书纪年》为伪，并将此书翻译为西方文字。 但是二十世纪以后，西方学术界的观点却有所转变，倾向于支持朱右曾和王国维之说。譬如美国芝加哥大学顾理雅（Herrlee G. Creel）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教授便非常认同朱、王关于「今本」的观点。他们和大多数中国学者一样，在研究中国上古年代问题时均排斥採用「今本」《竹书纪年》中的材料。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才发生变化。

　　近30年来，中外学术界对「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问题又掀起第二次广泛而激烈的讨论。一部分学者力主「今本」一书非宋以后人依托，足资研究上古年代学。尽管从事翻案工作的各家在具体研究结论上尚有歧异，却都一致认为，「今本」《竹书纪年》虽经后人窜改和增饰，但与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原本一脉相承，因此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在史丹佛大学，1979年11月倪德卫开设研讨班期间发现，如果以某种假定的因素改动西周第九代王夷王在位年代，使其即位的时间推迟六年，则可用「今本」《竹书纪年》的记载予以夷王时期几个带有铭文的青铜器确定年代。他又注意到，传统文献中某王的年代并不包括居丧的最初两年，而战国时代的史官对三年守丧的古制不甚了解。所以他认为以即位年或从居丧期以后之登基年为起点，来计算君王的在位时间，就有可能改变传统的年表。而上述夷王年代之确定恰可与此印证。

　　倪德卫主张「今本」《竹书纪年》可能是晋武帝时出土的《竹书纪年》原本的一个传本，即从晋廷学者整理的一部尚未完成的本子派生而来，其大部分内容既真实又不完整。而所谓原本《纪年》的文本直到在前299至前296年入墓之前尚未形成定本。魏襄王于前318年即位后，魏国史官将魏国的纪年与尚存的早期编年衔接起来，并对真实年代加以篡改。倪氏坚持说，即使此书是一部不完全的本子，其下逮西周末年的编年当为原本所载年代。就此而言，「今本」《竹书纪年》乃战国文献，而其中的讹误则是战国人有意为之。

　　倪德卫最为引人注目的看法是提出了周王在位的「两元年说」（two first-year thesis）。倪氏此说的文献根据则是《公羊传》〈文公六年〉所载：

　　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称使？当丧未君也。逾年矣，何以谓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称王也。未称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诸侯之逾年即位，亦知天子之逾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后称王，亦知诸侯于其封内三年称子也。逾年称公矣，则曷为于其封内三年称子？缘民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缘终始之义，一年不二君，不可旷年无君；缘孝子之心，则三年不忍当也。

　　他发现西周盛行三年之丧，诸王往往出现两个「元年」：第一个元年是新王即位的当年（succession year），第二个元年是新王守丧完毕、正式登基之年（accession year）。而战国史官在编订史书时却排除了第二个元年，所以通常记载中的西周君王在位年数缺少该王即位后为其先王服丧的年数。他以「今本」的纪年证实西周诸王实行「两元年」。这就是为何在「今本」《竹书纪年》中周文王在位52年，而在其他文献中周文王祇有50年在位期。

　　倪德卫指出，由于西周王室祇有在服丧期满后，亦即在新王践阼两年之后，才用新王年历，据此可以推断夏代亦有类似服丧满两年后启用新王年历的制度。这一制度可以从「今本」《竹书纪年》中先王与新君之间或长或短的空位期得到反映。对倪氏而言，利用「两元年」的理论，配以「今本」中的纪年，便有可能复原夏商周三代的正确年代。 倪氏注意到，为先王守丧的制度并非古代儒家的发明（这是为绝大多数中国人甚至西方学者所接受的流行观点），此习俗应源于史前的传统（或许是萨满教），而且已对人们迄今所知早期君主在位年代的计算产生了影响。「今本」《竹书纪年》中的夏代编年即是显例。

　　虽然倪氏认识到「今本」《竹书纪年》中的大部分年份并非正确，但是他自以为拥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此书可作为原始史料，而其中的年表则有助于解释若干通常为人们所否定的上古年代。倪德卫的假说得到了夏含夷的支持，夏氏进一步为两元年说提供详尽的周王在位年的证据。

　　最近，倪德卫出版了新作《竹书纪年解谜》（The Riddle of the Bamboo Annals） ，此书包括了作者从1983到2002年间的《竹书纪年》研究专题论文，以及讫于2008年对《竹书纪年》的若干新发现。倪着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部分提出了夏朝建立以后的具体年代，并吸收了班大为（David W. Pankenier）和彭瓞钧（Kevin D. Pang）在天文年代学研究上的一些结论。在第二部分里，倪氏批评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同时论证了周王两元年和三年守丧期的假说。在第三部分中，倪氏根据夏含夷关于「今本」《竹书纪年》因错简（假定每简四十字）而导致年代错乱的观点，重构了《竹书纪年》原始文本的前303条竹简（约占「今本」全书的七分之五），以此表明「今本」《竹书纪年》中的全部编年乃是战国人有意篡改真实年代的结果。

　　夏含夷力持所谓「今本」《竹书纪年》基本上是与战国中叶墓本出土时的真本相去不远而非宋代以后之伪作的观点，并指出《纪年》自出土后即受到了晋代整理者的误解或有意改动，所以此书存在不少问题。 夏氏企图论证「今本」《竹书纪年》在编排上存在着错简，在「今本」中一支原来应属于周成王纪年的竹简，由整理者误置于武王纪年之末尾，遂使武王卒于其在位第14年变为第17年。他发现类似错简证据在「今本」中至少有四条。 夏氏以为错简祇能是因原本竹书整理者的误读或疏漏才可能发生，所以《竹书纪年》传世本存在的错简至少说明其部分内容应该是从最初的整理本流传下来的。他强调说，现存今本《竹书纪年》不可能是后世的作伪者用心良苦地摘抄古人引文而成；而且「今本」《竹书纪年》与281年出土于汲县魏王墓中的墓本《竹书纪年》至少在内容上是部分相同的。

　　美国里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班大为教授以研究中国早期天文学着称，尤其着力于中国古文献中记载与夏商周三代更迭相关的天文现象研究，其中一些研究成果已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採纳。作为参与倪德卫所开办研讨班的一名研究生，并受其研究启发，班大为提出以下新见：「今本」《竹书纪年》有关作为受命征兆的五星聚会记载显非编者杜撰，尽管其年表排列有误。他以此试图验证「今本」所载前1580年和前1071年的两次五星聚会天文现象有其相对精确性，经校正后的绝对年代—前1576年和前1059年—均分别发生于上天授天命予商朝、周朝新王朝之际。 他又依据「今本」《竹书纪年》所提供的年代说明：前1953年为五星聚合现象发生之年，恰为舜十四年，即禹建立夏王朝的正式元年。 班大为推算出前1059年发生五星相聚，此年为文王受命之年，即帝辛三十三年。 他以此年作为一个标准年，根据「今本」《竹书纪年》中的年代学体系，将克商之年确定于前1046年。

　　在班大为看来，「今本」《竹书纪年》的年代学体系有些地方虽有缺陷，偶有自相矛盾，并且其部分结论是后来窜入的，但是如果对之认真加以利用，採用正确的方法进行分析，是有可能从中发现解决三代年代学问题的关键性新线索。班大为认为「今本」《竹书纪年》的年代是建立在可信证据之上的一种调和性年代，而确定这些证据为何及其如何被使用，将有助于揭示出若干古代年代学研究及后人如何对早先的年代加以改动的的细节。 尽管他不承认「今本」所记尧、舜的在位年代及其年寿以及关于他们退位的记载可作为可靠史实，但是作为某些相对的年代，「今本」的年表对重建早期编年纪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班大为认为，从一些事件的天文年代看，《竹书纪年》的年表显然在此书于前296年随葬入墓之前及于281年出土后的编纂整理过程中，均曾受到某些曲解。因此《竹书纪年》的年表遭受曲解的系统性质清楚地表明，这些年代很可能是，某种企图通过某些方法建立周受天命及周克商的年代、却不成功的直接结果。经由研究这些早期学者对克商年代修订的结果，人们便有可能探求现存于《竹书纪年》年代系统的发展，而无需依赖产生于周末和汉代去为解决年代问题所提出的各种假说。

　　在中国大陆，上世纪八十年代时在四川大学任职的陈力博士宣称：「今本《纪年》虽有错讹，然其主要内容与汲简无异，其于考校古史、阐发幽微可资者甚多，良可宝贵。」 陈力对「今本」《竹书纪年》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今本」《竹书纪年》渊源有自，体例亦与宋代以前人所见本相合，故「今本」《纪年》并非宋代以后人所造伪书，而清末学者姚振宗指为明范钦伪造之说尤为无据。

　　「今本」《竹书纪年》记事起于五帝，实荀勖、和峤之旧，其尧元年的绝对年代与梁陶弘景、唐魏征等所见《纪年》完全相同。

　　「今本」《竹书纪年》关于夏商西周积年的记载，与唐宋以前古籍所引《纪年》旧文颇多相合；且三代年数的计算，亦不能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待，而是应放在特定历史环境之中，根据古代人们的思想观念对其所载加以解释和还原。

　　陈氏认为《竹书纪年》祇是战国时人所编譔的一种古史，其战国部分史事当属可靠，而所载西周以前之史当与司马迁所见战国时期「记黄帝以来」之「谱谍」相类，仅反映了战国时人之古史观，不可完全按信史看待。至于所谓「古本」，乃后人辑录各家所引《纪年》文字而成，只言片语，断章取义者有之，误引漏引者有之，后人以己意理解误解古书者亦有之。「今本」中的一些错误，有的出于西晋学者整理时的问题，有的出于后世学者（包括传抄者）有意无意的改篡，有的则是在流传过程中如其他许多古籍一样误抄、漏抄以及重新编排所致。不过，由于「今本」首尾一贯，或许能给人更为完整的信息。

　　尽管替「今本」翻案一时竞为时尚所趋，然而仍有相当多的学者不随风气为转移，继续坚持「今本」《竹书纪年》之伪已成定谳的看法。尤为重要的是，他们除了继续阐发清儒、王国维的辨伪方法和观点外，还进一步从「今本」的岁名干支、列王年数、思想倾向、着书体例以及利用《周易》辨「今本」之误等方面，举证说明「今本」乃后人摭拾「古本」残文及他书资料而成。故此书为几经增益的重编之书，绝非唐以前人所见之本。但在「今本」编者是否有意作伪欺世以及此书有无价值的问题上，这一派学者之间的看法略有出入。有的人认为「今本」一书虽已非汲冢旧书，却非尽出伪託，可谓作伪、辑佚并存；亦可取「今本」所系年月，作为确定古代真实年代之参照。 对于「古本」辑本，此派学者均以为，近人辑录的《纪年》残文断片，尽管在数量上与晋人整理本颇有差距（原本13篇，而辑本仅得《竹书纪年》佚文约四百余条），而且诸书所引《纪年》文字亦不尽相同（古人引书之目的非为后人保存史料，「古本」辑本内容亦有后人羼乱），不过辑者直抄原书，保持引文原貌，并作校勘考辨。所以以理推测，辑本的内容绝不会与汲冢原书在总体性质和内容上扞格不入。

　　值得提出的是，张培瑜从天文史和年代学的角度，对「今本」《竹书纪年》从事深入的研究。他对《竹书纪年》的天象记载详加考察，发现「今本」《竹书纪年》新增的某些天象纪事，例如日食纪事等，并非汲冢出土佚书原有，而是宋元以后学者所增。「今本」《纪年》所增年月及岁名，多是依据《大衍历议》。因夏商西周积年所据系统不一，「今本」编者又不熟悉历法历术，故其年代方枘圆凿、扞格难通。他对比《大衍历议》、「今本」《竹书纪年》的岁名，发现两者的岁名，自夏仲康开始一一对应。但二书中的夏商纪年相差三个甲子（180年），西周（自文王崩）纪年则相距一个干支週期（60年）。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即因「今本」《纪年》误用《大衍历议》的岁名，而二书却採用完全不同的两套三代积年系统。 所以根据「今本」《竹书纪年》的各王在位年数与始年终年干支和总年既不易理清，亦很难相应的。由于「今本」《竹书纪年》的作者不谙古历推步，甚至连简单的运算都未下功夫去仔细的推敲和检查，很难设想「今本」《竹书纪年》的作者能以细致巧妙的设计和严谨迂曲的计算，得出夏商周的准确年代。「今本」《竹书纪年》的岁名框架（包括某些天象记载）和纪年系统并非《纪年》原有，而是后世的作者或辑者所加入。「今本」《竹书纪年》中的很多内容，包括某些年岁记载（如某些王的在位年数或陟年），或许可能是《纪年》原有的。张培瑜认为「今本」纪年之所以会出现这些矛盾和扞格牴牾，正是由于採用了错误的岁名框架，无法调停而不得已而两存之所造成的结果。

　　我本人对《竹书纪年》的研究最初受崔述〈竹书纪年辨伪〉和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的影响，而后又受到陈力、夏含夷、倪德卫重新评价「今本」《竹书纪年》的刺激及启发。近十余年来，我主要从事对今古本《竹书纪年》的文献考证整理，并与倪德卫合作英译《竹书纪年》。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努力解决若干文献疑难，提出一些新的见解。此外，刘家和先生、费乐仁（Lauren F. Pfister）教授和我近年来合作研究，试图析论西方汉学家、苏格兰传教士理雅各的英译儒家经典。理氏所译《中国经书》（Chinese Classics）第三卷《书经》（The Shoo King）包括《竹书纪年》，出版于1865年。我们研究计划中涉及《竹书纪年》部分的研究成果已经发表。

　　在研究《竹书纪年》过程中，我试图从《竹书纪年》版本的内容及其时代背景，系统而全面地从直接史料中搜寻一切相关的证据，对于「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问题、「古本」与「今本」《竹书纪年》的思想倾向比较、史实考释、标点句读以及英译探讨等问题，提出文献佐证与商榷意见。我希望通过具有包容精神的学术争论，借以重新证明钱大昕、崔述、王国维等学者关于「今本」《竹书纪年》性质的论断，而更可阐发昔贤所未论及之种种问题，并将结论架构于可供客观检证的历史事实之上。这本论文集便是我近十多年研究《竹书纪年》的心得成果，读者自可从中体会作者的用心和方法。

　　二百多年来，中外学者对《竹书纪年》作了大量的研究。作为中国古代的重要历史典籍，研究此书不仅涉及中国古代文献学（特别是辨伪学），更重要的是对先秦史及上古年代学有着极大的意义。近年来，夏商周年代学俨然已成为全世界汉学界关注的一个学术热点，其中许多问题都涉及「今本」《竹书纪年》的年代记载。而有关「今本」真伪的两种对立的观点，迄今尚未取得一致意见。双方的主要分歧不仅在于各家依据的古史说法各异，而且对古书的了解和诠释的方法也相去甚远。

　　为了更好地推动对《竹书纪年》的研究，倪德卫教授和我主办了国际《竹书纪年》研讨会。2009年5月23至24日，13位来自中国大陆、美国、加拿大的学者参加了在史丹佛大学东亚图书馆举行的这次学术聚会。他们是（按姓氏罗马拼音为序）：曹书杰（东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丁一川（北京大学历史系）、顾浩华（Howard Goodman，《亚洲专业主修》（Asia Major）执行主编）、李峰（哥伦比亚（Columbia）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马绛（John Major，纽约中国研究所）、倪德卫（史丹佛大学哲学系暨宗教研究系）、邵东方（史丹佛大学东亚图书馆）、夏含夷（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徐凤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叶山（Robin Yates，麦吉尔（McGill）大学历史系暨东亚研究系）、张富祥（山东大学文史哲学院）、周轶群（史丹佛大学亚洲语文系）、朱永棠（John Tse，普渡（Purdue）大学）。受到邀请但因故未克与会的学者有陈力（中国国家图书馆）、张培瑜（南京紫金山天文台）。

　　这次研讨会为多年研究《竹书纪年》的东西方学者提供了难得的直接交流的机会。来自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文献学、科技史等不同领域的学者对《竹书纪年》进行了跨学科的研究和专业性的讨论。在会议中，对持「今本」各持己见的双方虽在观点上针锋相对，见仁见智，却都取材广博，考订详实，持之有故，创见尤多，充分展示了近年来学术界对《竹书纪年》的最新研究成果。尽管我本人与欲为「今本」作翻案文章者持论每多不合，但这丝毫并不能减少我对他们执着于追求学术真理的敬意。

　　关于「今本」《竹书纪年》之真伪迄今仍然悬而未决，然而学者间的争论使得人们对此书的认识不断加深，这无疑对于重建中国上古纪年的研究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问题牵涉到无数具体而复杂的古史研究专门问题，而这些问题并非短时间内所能解决。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学术的争论祇有通过长期和往复的质疑问难，才有望逐渐趋于共识定论。

　　附带需要指出的是，随着近代以来中文着作採用西式标点符号，多数学者包括笔者在内题写《竹书纪年》今、古本书之名均作「古本」《竹书纪年》及「今本」《竹书纪年》。当然也有个别学者採用不同的题写方式，如范祥雍除去引号，迳题《古本竹书纪年》、《今本竹书纪年》 ，殆意在强调「今本」与「古本」并非仅为版本殊异的同一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