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音乐巨人马勒：我的时代已经来临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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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于1860年的马勒是十九世纪最重要的交响曲作曲家。在他手中，交响曲「像这个世界，无所不包」，不仅兼蓄西方古典音乐数百年来发展出的传统，人声器乐交相争辉，各种新奇的乐器也被马勒纳入其中，令当时的听众手足无措。

　　百年之后，马勒的交响曲已经成为音乐会的常演曲目，指挥与乐团争取演出马勒作品的机会不遗余力。当年令听众困惑的跨界拼贴手法，如今却是这个世界的日常景象。马勒也因而成为传记作家的最爱。

　　本书是第一本以中文写成的马勒传记，作者林衡哲医师是志文出版社「新潮文库」的催生者，也是马勒作曲的重度乐迷。在过去的三十年来，他不错过每一场能欣赏到的马勒音乐会，他更花了三年时间，遍览所有的马勒传记、研究资料，融汇了各家叙述，收入了最新发现，写成这本以编年方式写成的传记。

作者简介

林衡哲

　　1939年生，宜兰人。就读台大医科期间，曾催生志文出版社的「新潮文库」。旅美（1968-1997）期间，在南加州创办「台湾文库」，促成萧泰然创作三首协奏曲，并举办十多场台湾名家演奏系列。回台之后创立望春风出版社，曾任台南市文化局长、台北医学大学医文所驻校艺术家。着有《雕出台湾文化之梦》和《开创台湾文化的新时代》，主编《江文也的生平与作品》、《深情的浪漫──萧泰然音乐世界选辑》、《廿世纪台湾代表性人物》、《智慧交响曲》等书。

　　林衡哲部落格：tw.myblog.yahoo.com/hopeforpeace2007

序1：

映照马勒的完整面貌　赖德和（作曲家，第十四届国家文艺奖得主）

　　马勒有作曲家的心灵，兼有指挥家的耳朵，因此数十年来我对马勒的交响曲始终钟情。从四十年前第四号交响曲入门，其后曾有多年先后爱上第一、第五。目前的最爱是第八号和《大地之歌》。无论聆听或研读总谱，都是受惠无穷。表面上，马勒的交响曲几乎完全以调性氛围写成，不免被批评过份保守。可是这些交响曲意象缤纷，经常从庄严与俚俗，庞杂与单纯之间快速换轨，造成多重情境令人悲喜莫名，或许这样的表现更切合现代人的心灵感受。

　　早年读了不少林衡哲先生主编的《新潮文库》，只是心仪但无缘得识。十几年前，在花莲一场纪念郭子究先生的音乐会上，初识林衡哲先生，当时他是门诺医院的医生。不但是近乎痴狂的爱乐者，同时也是热情的音乐赞助者。之后的交往只是偶而音乐会场相遇打招唿聊上两句，正是君子之交淡若水。直到三年前，他开始较密集地打电话谈音乐，话题主要围绕着马勒的交响曲。

　随着林医师的生花妙笔和炽热的爱心，一口气读完《西方音乐巨人马勒──我的时代已经来临》全书，这是一次愉快的阅读经验，它补足了我原来对马勒的零碎印象，也以更全面的人文观点映照我纯从声音和乐谱所认识的马勒。

序2：

马勒研究的精彩入门书　吕绍嘉（国家交响乐团音乐总监） 

　　从小透过「新潮文库」知道林衡哲医师大名。十年前第一次见面，就对这位长者推动文化的「唐吉诃德」式的坚强信念印象深刻；近年来更知道他还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马勒痴，仆仆风尘于世界各地，聆赏一流的马勒演奏，寻访他的足迹，钻研其文献，终至成就这本心血结晶。

　　马勒（Gustav Mahler, 1860-1911）是个不论从音乐、人、时代来切入研究都极为精彩的「现象」。他的长篇交响曲内容包罗万象，寓意繁复，生前并不广被接受，百年至今却已是全世界许多乐迷的最爱，也是各大乐团及指挥的「必修课」。他的音乐世界植基于德奥传统，却又明显叛逆而指向未来，诉说人性、自然，有着参透宇宙真理的智慧及伟大的神性，但也处处弥漫着不可捉摸、诡谲多变、甚至导向大灾难的魔性。总而言之，马勒的音乐就是维也纳世纪末艺术世界一个活生生的缩影。

　　而马勒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宏观而前瞻性的视野、大破大立的魄力与毫不妥协的个性，树立了一个真正艺术领导者的典范，也俨然成为二十世纪新音乐的精神导师。他有许多振臂高唿的名言，今日听来仍一样响亮，如「传统不是对灰烬的膜拜，而是火炬的传承」。正因如此，我觉得在马勒去世一百周年纪念的难得时机，在台湾能借由音乐、文字深度探讨这个「现象」是很有意义的事。

　　我阅读这本马勒传记，印象最深刻的是书中对马勒的生平、经历有详尽的记载和生动的描述。读者像是随着主人翁一起经历他五十年生命的每一阶段，从困苦的童年、展露才华的求学时代、职业指挥生涯的每一站（包括详细的曲目），到生涯最高点的维也纳歌剧院总监，之后到美国，乃至走向生命的终点都有细述；对其犹太人的原罪、思想、艺术个性、交往人物至情史，也多有着墨。读者如身处世纪末的维也纳，看着艺术史中的重要人物一个个以马勒为中心，在舞台婆娑演出。也因此，此书可读性高。而林医师对马勒赤子般的热爱，在字里行间处处可见。个人对作者描述马勒死前一段时间之文字，包括许多专业的医疗细节，印象特别深刻，读后像是亲身目睹巨人的殒落，感慨良久。

　　跟许多同一代的台湾人一样，我自《徬徨少年时》起，就不自觉的吸收「新潮文库」的滋养，今天得以在林医师又撒下一粒文化种子之际，就近「观礼」并说几句话，深觉荣幸及不敢当。衷心希望此书能引导台湾更多爱乐者进入马勒的音乐世界，并祈愿更多文化种子继续深植本土，开花结果，庇荫滋养美丽宝岛一代又一代的年轻心灵。

序3：

一本书，一个世界　江靖波（乐兴之时管絃乐团、音乐理想国创办人/艺术总监）

　　依然冷峭的初春，我在义大利多罗米特山区，马勒写第九号、《大地之歌》，以及未完成的第十号的小木屋里。一百五十步之遥，一九○八、○九年那两个夏天他同艾玛1及三架钢琴旅居的客栈仍在，只是如今已然美轮美奂，改名叫做Gustav Mahler Stube。我有点爆炸，心里同时想着这复杂的、谜样的、巨大的小个头的一生、以及那一年因流产而忧郁的艾玛去到Toblebad散心却邂逅了葛罗佩斯，乃至后者还因此来访同马勒摊牌的情境、以及第九的开头。眼前的绿野缓坡，周遭是疏松林，背后不远处是悚然千壑的多罗米特山脉，想像五十岁的马勒接见年轻发亮的葛罗佩斯，听这不速之客这般热切地倾诉其之于艾玛的渴求同契合，然后他安静地送客，默默地回到木屋继续写作，心里只剩对生命及美的无尽眷恋。

　　马勒曾说，「一首交响曲，一个世界。」（Ein Sinfonie, ein Welt）何况他的生命如斯丰富，他的心灵如斯剥离却又层层相叠？我从稚时不识他，及长却每每透过音乐深刻感觉与其相知，或许关键特别在于他那marginal man──边缘人── 的自我感受。从他小时候醉心阅读乃至可以完全活在想像世界中的避世倾向，到他撂下的那句感慨，「在奥地利我被看作波希米亚人，在德国我被看作奥地利人，在全世界我是犹太人；各处都勉强收留我，但都不欢迎我。」到第九号第三乐章的Burlesque那撕裂人的、虎头铡喀嚓喀嚓清脆爽利地响的外在世界，我想他这同世界脱轨、或被视之为陌生、或自觉被排斥、或害怕反被泼冷水的感受是根结的。但是请不要遽下断语，以为他搞不好得了被迫害妄想。仔细听他譬如说Ich bin der Welt abhanden gekommen这首歌，听他如何娓娓诉说：「我同世界失了联系，它或许以为我已经不在了，但它若这么想倒也没错……我独自安息在我的天国里，我的爱里，我的歌里……。」你便明白他的孤独是选择，里头没有自怜；你也就看见当一个艺术家将对于「美」的执拗在工作及生活中都不自觉地无限上了纲后可能出现的生命光景。

　　承蒙林医师邀序，我觉得很不敢当。钦佩林医师为了心仪的艺术家愿意付的代价，愿意下的功夫。这样的代价同功夫，说来汗颜，很多所谓职业音乐家都不见得愿意摆上。期盼这本书的流传能够让更多的人更认识马勒，更亲近他的心，更明白他那个时代。忽然觉得《大地之歌》中王维的诗亦十分贴近林医师的潇洒，不如摘来送他：

　　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
 
　　中华民国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星期日

序4：

马勒的现代知己  林衡哲的音乐人生　林采韵（资深乐评人，《旺报》文化副刊组副主任）

　　每次接到林衡哲医师打来的电话，不外乎关于两件事，「望春风出版社」或「马勒」，去年（二○一○年）九月，电话那端又传来林医师的声音，这次他显得相当兴奋，因为他以三年时间写作的马勒传记终于完成了。

　　林衡哲先生的正职是小儿科医生，但是他对音乐的热情，让我在与他对话的过程中，往往觉得，音乐才是他的正职，小儿科只是他安居的副业。他之所以成为医生，甚至远到美国行医，都是因为他的人生选择跟着音乐走。

　　就读建国中学三年级时，作文比赛同学写保家卫国，他拿下第一名的题目是《贝多芬为什么伟大？》；大学保送东海大学外文系，他读完一年决定重考，因为重要的音乐会大多在台北他不想错过，没想到这一重考成绩考得太好，误打误撞进入台大医学院；医学院毕业后，他决定前往美国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想亲炙钢琴大师鲁宾斯坦的现场演出。

　　靠着这股对古典音乐只增温不降火的热情，林衡哲以一生的时间追寻这份他生活中的美好，而且从不吝啬与他人分享，只要他人在台北，只要有马勒的音乐会，他马上扮演最忠实的推销员，通知所有亲朋好友，只怕他们错失被马勒感动的机会。

　　林医师记忆极佳，不论音乐会年代的远近，他可以精确的覆诵每场音乐会的时间、地点、曲目和演奏家；他意志坚定，只要想听的音乐会，想亲耳见证的大师，绝对让自己美梦成真，这样的精神也反映在他为马勒写传的决心上。

　　林医师说他不是音乐专家，只是业余的音乐爱好者，这部马勒传不是写给专家看，而是写给广大的古典音乐爱好者，为他们建立一座进入马勒音乐世界的桥樑，发现属于自己的生命感动。因此在这本传记中，没有艰涩难懂的音乐理论，或是失去温度的学术文字，在林医师数十万的文字中，他就像是一位传道士，竭尽所能的介绍他心中的马勒，以真诚书写马勒生命的价值所在，同时分享他在追寻马勒过程中的所见所闻。

　　过去三年每逢暑假，林医师都闭关在南加州克莱蒙学院图书馆写书，阅毕十多本马勒相关外文书籍后，才敢下手。他说马勒曾以「被世界遗忘的感觉」形容暑假期间在作曲小屋埋头写曲的时光，如今在他的写作过程中，终于体会到马勒的感受。马勒曾说「我的时代终将来临」，我想在马勒迎向他时代的路途上，林医师已如实扮演了知己的角色。

序论 马勒：交响乐的巨人

　　在西方音乐史上，歌剧和交响曲是两种最重要的音乐形式。歌剧规模庞大，包罗万象，集音乐、文学、艺术、戏剧、舞蹈之大成。而自「交响曲之父」海顿以降，历代音乐家莫不以能创作交响曲为桂冠荣耀。贝多芬之所以被称为「乐圣」，就是因为写了九首不朽的交响曲。布拉姆斯是在写了无数精彩的协奏曲与室内乐之后，直到四十岁才敢提笔创作第一号交响曲。

　　威尔第、普契尼与华格纳这三位歌剧史上的巨人，倾一生之力创作歌剧，虽然偶有精彩的管弦乐作品（例如威尔第的安魂曲），而华格纳也深受贝多芬第九号交响曲的影响，但这三位都以歌剧闻名，并没写交响曲。看来歌剧与交响曲的创作似乎是不可兼得的。只有莫札特是例外。虽然他只活了卅五岁（1756-1791），却写了二十多部精彩的歌剧与四十一首交响曲。难怪内心一直想写歌剧，却写不出歌剧的马勒会那么崇拜莫札特。马勒在临死前的遗言就是「莫札特、莫札特」。

　　马勒在一八八八年受韦伯（Carl Maria von Weber）孙子之託，替韦伯完成他未完成的歌剧《三个品托》（Die Drei Pintos），扬名于德奥乐坛，他在同时期创作的第一号交响曲，首演却告失败，饱受攻击。因为马勒是业余的「夏天作曲家」（Summer Composer），虽然内心很想写歌剧，但因时间不允许，加上必须靠指挥吃饭，只能从指挥别人的歌剧得到内心的满足。

　　在十九世纪末的欧洲，有两位最杰出的歌剧指挥家：一位是托斯卡尼尼，他把米兰史卡拉歌剧院调教成世界一流的歌剧院，不少威尔第和普契尼的歌剧都由他作首演。他因为视力不好，背谱能力特别强。另一位是马勒，他在维也纳歌剧院担任音乐总监时，是该歌剧院空前绝后的黄金时代，他完美呈现莫札特和华格纳两位德奥歌剧大师的歌剧，至今仍为人传诵。现在的维也纳歌剧院特设一间马勒纪念室，展示肖像和他用过的钢琴。也担任过该歌剧院音乐总监的卡拉扬（Herbert von Karajan）和贝姆（Karl Bohm）都还没有这分荣幸。

　　马勒在世时，由于维也纳弥漫着反犹风潮，身为犹太人的马勒，虽然本身的犹太意识不强，对于犹太复国主义也没有多大兴趣；但因为背负了犹太人的原罪（这有点像江文也，他也因背负台湾人的原罪，在中国遭到批斗），即使他把维也纳歌剧院变成全欧注目的音乐中心，创造歌剧院十年黄金时代，最后还是被迫离开维也纳，前往纽约发展。当他以自己的第二号交响曲《复活》在维也纳作告别演出时，维也纳听众的反应空前热烈，似乎暂时忘了他的犹太人身分，陶醉在他所创造的天堂世界里。

　　一九○七年年底，马勒与爱尔玛（Alma Marie Schindler）要离开爱恨交集的维也纳，向新大陆进军时，在分离派大师克林姆（Gustav Klimt）攘臂一唿下，有两百位维也纳文化界的重要人士前来送别。克林姆在目送马勒夫妇坐火车离去时，黯然神伤地说：「维也纳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维也纳，确实处于欧洲文化的黄金时代。虽然奥匈帝国摇摇欲坠，但文化界却是百花齐放。因为约瑟夫一世（Emperor Franz Joseph I）的统治相当自由宽容，对犹太人的态度也比较宽大，因此在建筑、美术、文学甚至精神医学方面百花齐放，音乐方面更是人才辈出。与马勒同辈的理查．史特劳斯，才华不在马勒之下；马勒学生辈的荀贝格（Arnold Schonberg）、魏本（Anton Webern）和贝尔格（Alban Berg）更创造了所谓「第二维也纳乐派」；与马勒同为音乐院时代的室友沃尔夫（Hugo Wolf）也是艺术歌曲的高手，接续了舒伯特与舒曼的传统。

　　这三位作曲家的艺术歌曲都是用钢琴伴奏。而马勒可能是西方音乐史上，首度创作以管弦乐伴奏艺术歌曲的人，他在二十岁完成的三首《悲叹之歌》（Das klagende Lied）和廿三岁完成的四首《流浪青年旅人之歌》（Lieder eines Fahrenden Gesellen）都是用管弦乐伴奏的艺术歌曲。

　　马勒在维也纳歌剧院十年的指挥生涯，创造了维也纳的艺术高峰，也成了维也纳文化圈的龙头。除了约瑟夫皇帝，他是维也纳最知名的人物，花边新闻也特别多，连车伕都认识他。维也纳犹太作家褚威格（Stephen Zweig）如果在街上碰到佛洛伊德，也许会和他打打招唿；但如果碰到马勒，则会像歌德碰到贵族一样，毕恭毕敬地向他脱帽致敬，而且晚上写日记，一定会写下他邂逅马勒的惊喜。

　　爱尔玛之所以嫁给马勒，也是基于对马勒的英雄崇拜。爱尔玛在嫁给马勒时，其实爱的是她的作曲老师杰姆林斯基（Alexander von Zemlinsky），而且当时她并不欣赏马勒的作品────除了马勒写给她的音乐情书（也就是第五号交响曲的第四乐章小慢板）之外。可是马勒指挥华格纳的歌剧，她几乎场场都到。爱尔玛臣服在马勒的指挥棒及他的声名之，而马勒也提升了她的心灵境界。

　　由于维也纳歌剧院是整个维也纳（奥匈帝国的文化中心）的文化重心所在，因此马勒带头把维也纳歌剧院进行改革，也带动了整个文化界。他在维也纳所推动的「文化大革命」，是真正带动文化向前进展的大革命，而不是毛泽东在中国推动的文化大革命────那是文化大破坏，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灾难。

　　马勒为了追求艺术的完美，在指挥台上偶而会有暴君式的脾气，但他唯才是用，请分离派大师罗勒做舞台设计；而且不顾闲言闲语，请二十世纪最杰出的华格纳女高音弥登伯格来维也纳演唱华格纳歌剧。他立下了不少规矩，至今在全球各地仍被沿用，例如迟到的听众，必须等第一幕结束后才能进场；完整演出华格纳的歌剧，也是从他开始的。马勒在维也纳歌剧院十年，期间唯一受到顶头上司干涉，不准他演的是好友理查．史特劳斯的《莎乐美》这部歌剧。

＊贝多芬之后第一人

　　马勒本来要做「交响诗之父」李斯特的传人，早期的三首交响曲，他都亲自写了文学式的详细解说。但后来演出时都被他拿掉了，显然是有意与好友理查．史特劳斯的交响诗有所区隔。马勒宁愿做贝多芬交响曲的传人，以十首交响曲另创交响乐的高峰。他把贝多芬一八○五年首演的《英雄》交响曲所开创的浪漫乐派，带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贝多芬的九首交响曲和马勒的十首交响曲都是作曲家的精神自传，同时反映了作曲者所处的时代和内心世界。虽然马勒相当崇拜贝多芬，但毕竟时代不同，到了马勒做指挥的年代，交响乐团的编制已由贝多芬时的数十人增加到上百人。马勒常甘犯卫道人士之讥，把贝多芬交响曲的编制扩大。他反驳那些保守的卫道者说：「如果贝多芬生在现代，无疑他也会这么做。」有一次他演出经他改编扩大的贝多芬第九号，让在现场的妻子爱尔玛兴奋不已。

　　马勒的作曲模式是贝多芬式的，总是一改再改；在去世前三个月，他还在修订第五号交响曲。唯一的例外是第二号《复活》的第五乐章与第八号《千人》，这两首彷彿是神来之笔，像莫札特那样一气呵成，不必改动。第二号是他参加前辈毕罗（Hans von Bulow）的葬礼时，听到克洛普斯托克（F. G. Klopstock）的圣咏曲〈复活〉，让他突然获得多年来遍寻不着的灵感，立刻冲回去谱写。第八号则是受歌德《浮士德》最后一幕的影响，在八週内就完成这首他视为一生最伟大的作品，并实现了「交响曲必须拥抱全世界」的理想。

　　莫札特和贝多芬写交响曲都经过向海顿模仿的时期，然后才建立自己独特的风格。贝多芬的前两首交响曲深受海顿与莫札特古典风格的影响，到第三号《英雄》才确立了贝多芬的风格。马勒没有经过学徒时期，他的第一号《巨人》交响曲和第二号《复活》交响曲，初试啼声就一鸣惊人，确立自己独特的风格。他的第二号交响曲有五个乐章，第三号有六个乐章，都打破了海顿、莫札特、贝多芬所建立的交响曲四个乐章的传统。

　　海顿写了一百零四首交响曲，莫札特写了四十一首交响曲，都是纯器乐的乐曲，没有人声。贝多芬在完成八首纯器乐交响曲之后，在一八二四年，把席勒的〈欢乐颂〉写进第九号《合唱》交响曲的第四乐章，而交响曲的长度也扩展到七十分钟，动用了四位歌手及两百多人的合唱团。此曲在维也纳首演时，由全聋的贝多芬亲自指挥，结果成了西洋音乐史上最伟大的交响曲，不但曲式创新，加入了人声，长度也超越以往；而在精神内涵上，贝多芬晚年所怀抱的「四海一家皆兄弟」的大爱精神，确实震撼人心。贝多芬的〈欢乐颂〉如今已成为人类和平的象征。一九八九年柏林围墙倒下之后，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到柏林演出此曲，并改名为「自由颂」。当时才廿四岁的台湾大提琴家杨文信担任大提琴首席，他说：「演奏那么多次的贝多芬第九号，但以这次终身难忘。」现在欧盟二十多个国家的共同国歌，也是用贝多芬的〈欢乐颂〉。

　　马勒的交响曲有一半动用到人声，如第二号交响曲的第四、五乐章，第三号交响曲的第四、五乐章和第四号交响曲的第四乐章等。马勒对女高音独唱似乎情有独钟，当女高音独唱时，整个乐团都轻柔地为她伴奏，她成为全场注目的焦点。所以很多女高音特别喜欢唱马勒的交响曲，而马勒的交响曲也确实培养了不少二十世纪有名的女高音。至于《千人》交响曲和《大地之歌》则从头到尾都有人声。

　　《大地之歌》（Das Lied von der Erde）本是马勒的第九号交响曲，但因西方音乐史上，不少交响曲大师如贝多芬、舒伯特、布鲁克纳（Anton Bruckner）和德弗札克（Antonin Dvorak）等都是写完第九号就去世了。马勒还有很多理想尚未完成，有点害怕死亡，因此把这首实际上的第九号交响曲取名为《大地之歌》。曲子灵感来自李白、王维、孟浩然和钱起的诗，因为马勒本身也是诗人，而且他参考的又是德国名诗人贝思奇（Hans Bethge）的译本。在这首精品中，马勒暂时忘记了西方的上帝，而达到东方禅悟天人合一的境界；而最后一首〈告别〉，对人生与朋友依依不舍的悲情，其悲剧性可与他为亡弟恩斯特所写的〈悼亡儿之歌〉媲美，可说是马勒最感人的作品之一。

　　不少马勒音乐的专家最爱他的第九和第六号交响曲，因为在西方音乐史上，没有一位作曲家像马勒这样把潜意识的世界赤裸裸地表露出来。我的乐友中，金希文、吕绍嘉、杨文信都曾深受马勒的第九号所感动。金希文说他在指挥该曲的慢板乐章时，觉得自己苍老了不少；吕绍嘉说他指挥该曲时，总是情不自禁掉了眼泪；杨文信说：「马勒第九将会和贝多芬第九号一样永垂不朽。」多位二十世纪的指挥大师以马勒第九这首告别人世之作作为告别演奏会的曲目。例如马捷尔（Lorin Maazel）离开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夏伊（Riccardo Chailly）辞别阿姆斯特丹皇家爱乐、巴伦波因离开芝加哥交响乐团、赫比希（Gunther Herbig）告别台湾国家交响乐团，都选择了这首乐曲作为告别演奏会的曲目。

　　马勒在第九号告别了人世，同时也告别了调性，走进二十世纪无调性音乐的世界，因此他可说是荀贝格、魏本和贝尔格「十二音派」的先驱。有人开玩笑，如果让马勒多活十年，也许「十二音派」的开创者可能是马勒而不是荀贝格。

＊马勒第八：彷彿受上帝之命而写

　　一九一○年九月十二日，马勒亲自在慕尼黑指挥第八号交响曲《千人》的世界首演。那是五十岁的马勒一生最光荣的时刻，也是西方音乐史上最轰动、规模最大的音乐会。他把此曲献给心中的永恆女性────爱妻爱尔玛────此曲为他重新赢回爱妻的芳心。马勒总共动用了一千零三十人，包括女高音三人、次女高音二人，男高、中、低音各一人，交响乐团一百七十一人、合唱团八百五十人、管风琴师一人，几乎是年贝多芬指挥第九《合唱》阵容的三倍。虽然许多音乐家心仪马勒第九号，但马勒本人自认第八号是他一生最伟大的作品。他曾把创作此曲的心路历程告诉他的精神弟子荀贝格：「彷彿上帝在命令我写这首曲子。那股创造的冲动不断冲击我，一首伟大的作品就这样孕育而生了。但创作者并没有感觉到创作的辛苦，他似乎觉得自己不过是上帝的奴仆，在祂的逼迫下，不停工作直到完成。」

　　在这首曲子中，马勒把神圣的爱与世俗的爱融合在一起。全曲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根据九世纪的毛鲁斯（Hrabanus Maurus）大主教所创作的拉丁圣诗〈神圣精神的创造者请降临吧〉；第二部分採用德国文豪歌德《浮士德》第二部的终景台词，主题包含神圣救赎的应许、开创自然的新天地以及对永恆女性的歌颂。第一部分宗教气息比较浓厚，第二部分人文精神比较丰富，因此马勒的第八融合了贝多芬的《庄严弥撒》与第九号交响曲合唱部分的优美于一身。

　　当马勒第八号在慕尼黑的首演结束时，全场听众起立鼓掌（Standing Ovation）达三十分钟之久，打破有史以来的纪录，也是二十世纪音乐史上最成功的首演。这是马勒在欧洲的最后一场演出。

　　当年在现场的爱尔玛描述道：「马勒一出现在指挥台上，全体听众倏然起立，但现场却是鸦雀无声，一片静默，这种表现真是一个艺术家所能获得的最高敬意。紧接着，马勒如同神启或魔魅，一挥手就产生如此壮盛的音流，化为汩涌迸发的明光，这是远超乎言语所能形容的经验。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演出结束后的狂热反应。全场听众涌向台前，足足为马勒鼓掌喝采了三十分钟。」马勒把这部伟大杰作献给爱妻，不但挽救了他的婚姻，也宽恕了爱妻的不忠，并把她重新视为生命的重心与引领心灵上升的永恆女性。在马勒去世后，爱尔玛也常与二女儿安娜一起在钢琴上弹奏第八号的主题来怀念他。

　　这场马勒第八号的首演，对听众的震撼与影响是空前的。以德国文豪、一九二九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汤玛斯曼（Thomas Mann）为例，他深受感动之余，送一本自己签名的作品给马勒，加上信笺：「您的第八号交响曲是二十世纪所有艺术形式（包括文学、美术、音乐等）中，最崇高伟大的艺术创作。」在马勒死后次年，汤玛斯曼到威尼斯度假时，突然怀念起马勒，并以马勒为本，完成了《威尼斯之死》的小说名着。他大概做梦也没想到，马勒去世六十年后（一九七一年），义大利导演维斯康提的电影《魂断威尼斯》，因为以马勒第五号交响曲第四乐章为配乐，意外引发了马勒音乐的复兴与受到重视。

　　指挥家史托科夫斯基（Leopold Stokowski）听完此曲后也深受感动，在一九一六年指挥费城交响乐团在美国首演此曲。他的弟子克伦普勒（Otto Klemperer）不久也在英国首演此曲。新维也纳乐派三位大师荀贝格、魏本、贝尔格也在马勒第八号的首演会上，知道即使穷毕生之力，也无法写出超越此曲的浪漫派作品，在这场音乐会后，更坚定地告别浪漫派的调性音乐，决心走他们「十二音派」的无调性音乐之路。

＊音雄惜音雄：马勒vs.史特劳斯

　　如果说华格纳和布拉姆斯是西洋音乐史上最有名的「音乐家相轻」的例子，那么马勒与理查．史特劳斯则是「音乐家相重」的典型。马勒曾告诉爱尔玛：「史特劳斯与我在山的两边掘宝，虽然走的路不一样，但我俩有朝一日一定会碰在一起。」

　　两人都是伟大的作曲家兼指挥家，但个性与指挥风格完全不同。马勒出身中下阶层的犹太家庭，必须不断苦斗才能出人头地；史特劳斯则出身富裕的音乐世家，少年得志。但两人彼此欣赏，而且热心替对方的作品找到演出的机会。史特劳斯在给友人的信上说：「我是世界上第一个马勒迷。」而马勒一八九七年二月十七日写给指挥家塞德尔说：「我经常感激史特劳斯让我的作品有演出的机会，而且他以高尚的方式对待我的作品。千万别误会我是他的敌人，我能在同时代的人中找到像他这样的战友，乃是人生至乐，他实乃我创作上的同志。当您提到我俩是活在两极的同志，我很高兴您说出了我多年来内心的秘密。」

　　史特劳斯最担心的是，马勒太专心于指挥事业而忽略了创作。马勒在一九○六年因为史特劳斯的《莎乐美》被禁演，本来打算辞去维也纳歌剧院指挥一职，后来经过史特劳斯之劝才打消辞意。

自序  一位马勒迷的心路历程

　　我的音乐启蒙甚晚，或许因为是因为我不是出身音乐家庭的缘故。我大约是在宜兰中学初三毕业那年暑假，宜兰大专校友会在故乡举行「古典音乐欣赏会」，才初聆贝多芬第四号交响曲。我一听就入迷了，在内心唿唤着：「这就是我想听的音乐。」

　　在台北唸建中的时候，因为读了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和以贝多芬为蓝本的《约翰．克利斯多夫》，就成了「贝多芬迷」，还写过一篇〈贝多芬为什么伟大〉，得到作文比赛首奖。我在建中隔壁的美国新闻处看到库塞维兹基（Serge Koussevitzky）在谭格林（Tanglewood）演出贝多芬的〈爱格蒙特序曲〉，便在内心默默发誓，将来一定要到谭格林听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演出。

　　想不到在唸东海大学外文系那一年，我不必出国，就有机会在台湾亲聆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演出。那天是一九六○年四月十九日，地点是在台北中山堂。我坐七小时的车子，冒雨前往台北，最后买到了台币七十元（原价二十元）的黄牛票。但是能够听到指挥大师孟治（Charles Munch, 1891-1968）演出贝多芬第三号《英雄》号交响曲，我觉得连灵魂都飞上了天，那是毕生难忘的精神享受。听过波士顿交响乐团的世纪之音，我此后成为忠实的古典乐迷，当天晚上还写了生平第一篇乐评〈波士顿交一位马勒迷的心路历程响乐团聆赏记〉，想不到平常打分数很严格的鲁实先教授，给我这篇乐评九十分的高分，使我成为业余乐评家的信心。

＊为了音乐会而重考医科

　　当时台中是音乐文化的沙漠，好的音乐会都在台北，我便在一九六○年参加联考，考上台大医科。在医科七年中，我依然是贝多芬迷，兼了不少家教，为的是领到钱之后，可以买贝多芬的原版唱片，或到「田园咖啡」欣赏贝多芬的号交响曲。如果有贝多芬号交响曲和小提琴协奏曲的音乐会，就算是碰到考试，我也绝不错过。大学室友受我的感染，也有不少迷上贝多芬的音乐。不管功课有多忙，我也抽空在《功学月刊》和《爱乐》投稿，除了乐评文章之外，也介绍了不少西方音乐家如文艺复兴时代的帕勒斯特利纳（Giovanni Palestrina, 1525-1594）、义大利歌剧巨擘贝利尼（Vincenzo Bellini, 1801-1835）、贝多芬音乐的钢琴权威许纳贝尔（Artur Schnabel, 1882-1951），以及南美洲阿根廷的作曲大师琴那斯特拉（Alberto Ginastera, 1916-1983）等给台湾的乐迷。

　　当时的台湾正处于反共抗俄的年代，国防费用佔百分之八十以上。社会穷困，世界知名的音乐家来台湾的很少。多亏了吴心柳主持的远东音乐社，我在台大医学院七年期间，听了黑人世纪女高音安德逊（Marian Anderson, 1902-1993）、大提琴泰斗皮亚悌哥斯基（Gregor Piatigorsky, 1903-1976）、钢琴大师塞金（Rudolf Serkin, 1903-1991）以及维也纳少年合唱团。要听这些名家，通常一大早就要去排队等候。那时我对西方浪漫派音乐家的故事都很熟悉，也看了不少他们的传记。我在大学时代就开始主编的「传记文学精选集」（列入新潮文库一一○号，一九七四年初版）中，就选了两篇音乐家的传记〈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