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蒙相遇与福传事业:圣母圣心会在鄂尔多斯的历史1874-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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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本书追溯比利时圣母圣心会在欧洲殖民主义高潮及清王朝崩溃期间,蒙汉交界地带的生态、地缘政治、社会经济及族群文化等脉络中的历史。我们将叙及1862年圣母圣心会的诞生,直到1912年清王朝的终结。
  
  本研究论述了塞外黄河河套沿岸的西南蒙古宗座代牧区,从1840年代遣使会传教活动到1870年代司各特会士接手后近四十年的福传事业。作者概述了鄂尔多斯蒙古人在清帝国统治下,以及基督宗教传教团在欧洲国家脉络下的历史发展。不仅处理传教团的欧洲背景、教会圣统及修会的双重组织,也处理母国及海外传教田野的关系、晚清社会经济脉络中的传教动机,以及在地化天主教社区的生活型态。另外,鄂尔多斯草原的沙漠化、内蒙古民间义和团运动对于圣母圣心会及在地教会发展所造成的后果及影响,也都在本书中娓娓道来。阅读本书至少会在三方面有进一步的了解:十九世纪欧洲天主教会的情况,清末民初塞外民族的生活风貌以及圣母圣心会在鄂尔多斯的传教过程。

作者简介

南怀仁文化协会(Verbiest Foundation)

  是于1982年由比利时圣母圣心会和鲁汶大学共同创立。协会的目的是希望借着研究、社会发展和教会内的合作计划来发展与中国大陆的合作。2007年改名为南怀仁研究中心(Verbiest Institute),目前中心的董事成员有一半是鲁汶大学的教授,也有圣母圣心会与仁爱兄弟会的成员。

  中心自创立至今,一直致力于历史研究,尤以中国和低地国家的关系史以及中国天主教教会史为研究重点;中心迄今已举办十次的学术会议(每三年举办一次),并将会议上发表的论文汇编成册,出版了二十二本历史方面的着作,列入为「鲁汶中国研究」丛书。

《汉蒙相遇与福传事业:圣母圣心会在鄂尔多斯的历史1874-1911》这本书深入探讨了圣母圣心会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于中国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开展传教活动的复杂历史图景。全书以严谨的史料考证和细腻的叙事手法,展现了西方天主教信仰与当地蒙汉文化交融碰撞的独特历史进程。 本书首先着眼于时代背景的铺陈,详细描绘了清朝晚期,鄂尔多斯地区在政治、社会、民族关系方面的复杂局势。这一时期,清廷对边疆的控制力逐渐减弱,西方传教活动在“教案”频发的背景下,时常面临着地方官府、游牧社会以及汉族定居移民的多重压力与阻力。作者细致地梳理了这一地理区域的文化生态,包括蒙古族的萨满信仰、藏传佛教的影响,以及汉族传统儒家思想的根基,为理解福传工作的困难与机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核心内容集中于圣母圣心会(Congregation of the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 Scheut Missionaries)的早期开拓史。 1874年,首批传教士抵达鄂尔多斯,他们的到来不仅标志着一个新教派在华北边疆的扎根,更预示着一场跨文化对话的开始。书中详细记录了这些传教士的早期足迹,他们如何克服语言障碍、气候严寒、交通不便以及来自地方势力的抵制,逐步建立起传教站、修建教堂和学校。 书中特别关注了“汉蒙相遇”这一关键主题。圣母圣心会的工作目标不仅是布道,更涉及对当地社会的深度介入。作者通过分析传教士的往来信函、年报和个人日记,揭示了他们如何尝试理解蒙古民族的习俗、宗教情怀与生活方式。传教士们在学习蒙古语、翻译教义,甚至参与到地方医疗和教育事业的过程中,与当地的王公贵族、萨满师和普通牧民形成了复杂的互动网络。这种互动并非单向的灌输,而是在适应与改造中寻找平衡点的过程。 福传事业的进展与挫折被如实记录。书中分析了天主教教义在蒙古文化语境下的接受度,以及教友群体(特别是早期皈依的蒙古信徒)所面临的身份认同危机和教内冲突。 1890年代末和1900年的庚子之乱,是本书叙事的高潮之一。鄂尔多斯地区作为边疆敏感地带,也未能幸免于排教风潮的冲击。作者引用详实的档案,重构了传教站被毁、教友遭迫害的历史场景,并考察了教会如何在动荡中寻求重建,以及清政府的“保护”政策在地方执行中的暧昧性。 此外,本书也对福传活动中的世俗面向进行了考察。传教士们携带的西方科技、医学知识和教育理念,在客观上对鄂尔多斯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书中探讨了教堂附设的诊所和学堂如何成为吸引民众和缓解排教情绪的有效手段,尽管这往往伴随着文化主导权的隐忧。 在分析方法上,作者跳出了传统的“教会史”叙事框架,将传教士视为特定的文化代理人,他们的行为受到其母国教会传统、当时的帝国主义浪潮以及中国地方社会复杂政治博弈的共同塑造。这种多维度的分析,使得对1874年至1911年这一时段的圣母圣心会在鄂尔多斯的活动有了更为精细和全面的历史定位。书中所呈现的,是一部在边疆地带上演的,关于信仰、权力、文化适应与抵抗的生动历史。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前言005
序言及鸣谢009
绪论011

序章:脆弱的平衡,失去的和谐029

第一章:鄂尔多斯蒙古人与清帝国047
从黄金氏族、黄教崇拜者到清朝属国048
元代的成吉思汗祖宗崇拜:从氏族祭祀到国家祀典049
晚明蒙古的护持藏传佛教050
明清易代之际的蒙古人056
清朝大君、蒙古王公、喇嘛和平民059
帝国对蒙古人民的政策061
帝国治理蒙古藩属的机构063
帝国对汉蒙、印藏及中亚形象的同化069
因地而分的盟旗制072
印藏佛教的自主发展076
游牧经济复甦及危机078
独贵龙运动081
汉人移民:农人和商人081
河套沿岸的汉人穆斯林聚落082
从季节性迁徙到永久定居083
从义仓到厅治086
从边境互市到草原上的旅蒙商087
蒙古游牧场的长期租借089
汉人地商的兴起090
城市与交通发展091
内蒙古牧民、汉人农民和满洲旗兵092
蒙古人的认知:个人对主上的忠诚093
汉人的认知:「封建」系谱学095
满人的认知:满∕汉(旗∕民)分治097
晚清政府对新疆、蒙古和西藏政策098
小结103

第二章:基督宗教传道团与欧洲民族国家107
罗马天主教会110
王室的保教权110
教宗和传信部112
教团与修会113
个别基督徒与基督徒社群117
反教事件与中国礼仪之争118
启蒙运动与传道团的衰落120
宣教特色与动机122
基督新教传道团125
喀尔文派与敬虔派传道团126
福音网路与盎格鲁─萨克逊传道团128
威廉.凯利和浸信传道会129
国教传道会和克拉朋联盟130
伦敦传道团与汉蒙圣经译本131
中国内地会与信心传教134
宣教特色与动机134
沙俄正教传道团137
雅克萨(阿尔巴津)使团137
彼得大帝与传道团138
乌拉─阿尔泰学与汉学研究的开端139
大革命后的天主教会:断裂与延续142
法国大革命的冲击142
法、比革命与反自由主义运动144
工业革命与社会问题147
浪漫主义运动与天主教复兴149
敬拜革命与罗马礼153
天主教复兴与海外传教热忱155
大众对传道团的支持159
全国性传教机构的兴起161
传教士心理162
小结165

第三章:长城以北:转变之风169
基督宗教在条约体系中的传布170
从清廷禁教到法国保护170
从葡国保教权下的主教区到宗座代牧区181
清帝国与低地国家185
从朝贡体系到条约体系185
利奥波德二世的个人动机186
来自远东的唿唤187
从孤儿院到代牧区187
第一批司各特传教士189
法国护照问题与条约体系192
长城西北194
看顾四散羊群的耶稣会、小兄弟会与遣使会194
遣使会蒙古宗座代牧区198
署理蒙古宗座代牧:从遣使会士到司各特传教士206
汉人群众敌意的增长213
在汉人基督世界之外,追寻蒙古传教站220
归化城:蒙古城或中国城?222
蒙古传教站的变迁228
从蒙古传教站到汉人传教站239
内蒙古的教区划分246
小结253

第四章:传道花絮与组织成长:圣母圣心会257
欧洲本土259
地理与社会来源259
培养温床:小修院和中学262
人文学科:从希腊、罗马古典到方言文学与科学264
新多玛斯主义的兴起与反现代主义266
初学院269
迈向司各特神学院272
从宗教民族学到传教学275
故乡的持续支援277
在本土和远方传教区之间281
旅程281
通信283
汉蒙传教区284
从居无定所到定居传教284
无所不通的杂学家285
教宗至上主义者286
基督禁欲的兵士288
从反自由主义到反社会主义291
从爱国主义到法兰德斯激进主义294
语言特殊论者与民俗学家299
修会305
从教区司铎到修会自主派305
引进双重管理权307
追寻传教士灵修与组织文化311
十年期满离开传教区316
小结317

第五章:社经祸难与传教动机:愈显主荣、拯救人灵321
晚清蒙地放垦与新政322
河套灌溉渠道的开发322
官方放垦河套旗地326
新政329
从城市居民到牧人与农民:乡村传教事业333
黄河沿岸的传教站334
长城沿边的传教站343
天主教集体农场:自给自足的飞地?347
晚期基督新教的乡村传教站354
直接与间接传教事业:紧张与优先顺位356
物质施舍与精神布施:间接传教工作的优先顺位360
小结391

第六章:族群文化万花筒:蒙汉天主教社区393
蒙古的脉络:黑教、黄教与蓝教师父393
黑教师父395
黄教师父396
蓝教师父400
基督宗教教义的翻译407
蒙古基督徒社区的产前阵痛410
蒙古天主教徒的在俗修会410
服从天主教教诲及仪式412
教会大堂对比于喇嘛寺413
天主教信仰及大众敬拜416
蒙古人的朝圣,佛教节庆与教会庆节420
天主教圣历420
朝圣421
蒙古节日与天主教庆节422
无视于饮食禁忌423
天主教与蒙古人的通过仪礼426
出生及童年426
成年与婚姻427
死亡仪式与葬礼428
汉人的脉络:道教徒、佛教徒、穆斯林与基督徒430
白帽穆斯林432
老天主教及其他教门433
农牧交错社会435
儒家士大夫与司各特反传统者436
圣教的传播437
天主教入门与习俗440
奉教440
祭巾争议441
教堂对比于村庄寺庙442
拒挂万岁牌443
汉人天主教社群445
本地社会阶序445
天主教贞女447
外显姿态与自信449
和民间宗教竞争451
公共秩序与天主教纪律452
年度下会454
汉人节庆与宗教节日456
汉人天主教日历456
汉人民间与天主教节庆456
天主教与汉人的通过仪礼459
出生及童年459
反缠足460
婚姻与成人462
特利腾会议的《虽然》法令:颁布或不颁布?463
死亡仪式与葬礼465
小结468

第七章:义和团:基督徒的厄运与战斗性473
华北及南蒙古的改宗模式与冲突475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与扩散486
天然灾害与外国渗透488
令人不安的谣言与告示490
集体降神、妇女的不洁与基督徒的驱魔494
教民与非教民长久以来的紧张496
列强之间高涨的竞争499
沙俄的威胁与晚清改革501
清廷犹豫不定的政策503
忠于清廷蒙旗王公的反应506
义和团旋风507
屠杀507
围攻512
驱逐514
1901年的辛丑和约:分水岭518
司各特传教士与和约518
平罗教案:拯救妇女与婴儿522
地方赔款526
集体赔款534
司各特北京帐房计划的失败536
血债538
集体赔款中的法国贷款539
传教士的战斗性542
从司各特会到本地教会544
朝向近代传教方法545
小结546

终章:从外国传道团灰烬中萌芽的本地教会549
教会圣统与法国保教权549
被摒除于科举考试之外555
从帝国到民族国家:宗教自由556

征引书目559
附件
1.西南蒙古宗座代牧区圣母圣心会传教士593
2.传教士家庭背景600
3.西南蒙古司各特传教士的社会分层606
4.教区学院(中学)607
5.小修院611
6.西南蒙古宗座代牧区基督徒社群发展(1883-1912)613
7.圣婴会在西南蒙古宗座代牧区(1886-1912)616

重要名词索引618

图书序言

图书试读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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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这本《汉蒙相遇与福传事业:圣母圣心会在鄂尔多斯的历史1874-1911》时,我首先被它的书名所吸引,一种跨越地域与文化的历史厚重感扑面而来。作为一名台湾读者,我对内地的历史,尤其是那些鲜为人知的边疆地区的历史,总怀有特别的好奇心。鄂尔多斯,这片曾经在教科书上仅仅是地理名词的地方,如今通过这本书的标题,似乎具象化成了一个充满故事的舞台。圣母圣心会,这个名字让我联想到许多欧洲传教士在中国大地上传播信仰的艰辛历程,而“福传事业”,更是直接点明了本书的核心主题。 书中提及的1874-1911年,恰好是中国社会巨变的时代,从晚清的积弱不振到辛亥革命的风起云涌,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个外国宗教团体如何在内蒙古这片土地上立足,如何与当地的汉族和蒙古族居民互动,他们的到来又给当地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我非常想要了解的。我特别期待书中能够展现出传教士们在面对不同文化、不同信仰时的策略和挑战,以及他们与当地居民之间可能发生的种种故事,是合作、是冲突,还是相互理解?这本书的开篇,就已在我心中勾勒出了一幅宏大的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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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蒙相遇与福传事业:圣母圣心会在鄂尔多斯的历史1874-1911》这个书名,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我的目光。我对鄂尔多斯这个地方的印象,大多停留在它广袤的草原和独特的地理风貌,而“汉蒙相遇”则立刻让我联想到在这片土地上,不同文化与民族之间曾经发生的种种故事,这其中必然充满了复杂的情感和深刻的互动。 “圣母圣心会”和“福传事业”则将叙事的焦点引向了一个特定的宗教团体及其在当地的活动。1874-1911年,这个时间段正是中国从晚清走向民国的动荡时期,各种思潮涌动,社会结构也在发生巨变。我很好奇,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圣母圣心会的传教士们是如何在这片相对边远的地区进行他们的“福传事业”的?他们是怎样与当地的汉族和蒙古族居民建立联系的?他们的到来,给当地的社会、文化和宗教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这本书的标题,为我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近代边疆地区宗教史和社会史的窗口,充满了探究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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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看到《汉蒙相遇与福传事业:圣母圣心会在鄂尔多斯的历史1874-1911》这个书名时,脑海中立刻浮现出的是一幅幅充满历史感的画面。鄂尔多斯,这个名字本身就带有一种苍茫辽阔的感觉,而“汉蒙相遇”,则暗示了不同文化、不同族群在这片土地上的交织与碰撞。紧接着的“福传事业”,则指向了圣母圣心会,一个我不太熟悉的宗教团体,以及他们在此地传播信仰的努力。 1874-1911年,这段时间跨越了清朝末期到民国初年,这是一个中国社会经历剧烈动荡和转型的时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个外国宗教团体如何在鄂尔多斯这片土地上扎根,与当地的汉族和蒙古族人民建立怎样的关系,又如何展开他们的“福传事业”,这些都是我非常感兴趣的问题。我期待书中能够细致地描绘出传教士们所面临的挑战,他们与当地居民的互动,以及他们的活动对当地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这本书的标题,无疑勾勒出了一幅关于信仰、文化与历史交融的壮丽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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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名字听起来就很有意思,《汉蒙相遇与福传事业:圣母圣心会在鄂尔多斯的历史1874-1911》。光是“鄂尔多斯”这三个字,就勾起了我过去在历史课本上零星的记忆,想象着那片广袤的土地,黄沙漫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而“圣母圣心会”,则是一个充满宗教色彩的名字,与我所熟知的台湾的基督教背景有些不同,更偏向天主教。1874到1911年,这又是跨越了晚清民国初期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正是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年代。 我尤其好奇的是,圣母圣心会是如何在鄂尔多斯这个地方展开他们的“福传事业”的?“福传”这个词,在台湾的语境下,虽然有接触,但总感觉与我们平常的生活有所距离。这本书是否会细致地描绘传教士们是如何与当地的汉族和蒙古族人民建立联系的?他们遇到了哪些文化上的冲击和融合?是否会提及传教士们在当地的医疗、教育或其他社会服务方面的努力?一个宗教团体,在这样一个特定地域和特定历史时期,是如何生存、发展,并试图传播他们的信仰的?这本书的书名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叙事潜力,让人忍不住想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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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汉蒙相遇与福传事业:圣母圣心会在鄂尔多斯的历史1874-1911》简直就像一个小型文献库的缩影。当我看到“汉蒙相遇”时,立刻联想到的是民族融合与冲突的复杂议题,在鄂尔多斯这个历史悠久的地区,汉族与蒙古族的互动必然充满故事。而“福传事业”,让我脑海中浮现出的是那些远道而来的传教士,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工作,以及他们与当地社会的点点滴滴。 1874-1911这个时间跨度,正好涵盖了清末民初中国风云变幻的年代,那个时候,西方的势力纷纷进入中国,传教士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圣母圣心会选择在鄂尔多斯这样一个相对偏远的地区进行传教,这本身就充满了研究的价值。我很好奇,在那个时代背景下,传教士们是如何克服地理、文化、语言上的障碍,与当地的汉族和蒙古族同胞建立联系的?他们的“福传事业”具体包含了哪些内容?是否仅仅是宗教传播,还是包含了教育、医疗、慈善等社会服务?这本书的标题,无疑为我打开了一个探索中国边疆地区宗教史、社会史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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