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普立兹奖决选名单
亚瑟．罗斯图书奖（Arthur Ross Book Award）
撒缪尔．强森奖决选名单（Samuel Johnson Prizes）
纽约时报、英国卫报、伦敦书评、
Foreign Affairs、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推荐
《纽约时报书评》《新政治家》《观察家》《独立报》《卫报》年度选书
2012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欧洲联盟
「欧盟是对历史的回应，但永远无法取代历史。...像狐狸一样，欧洲懂得很多。」
从残酷的种族计画到人权价值的倡议；从法西斯主义席卷全欧到赤色红军划下冷战铁幕；从二○年代的自由资本市场到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大政府福利国家；从彼此间钩心斗角的军备竞赛到成员国相互合作的欧盟；从关税壁垒、彼此间货币不得兑换到统一货币欧元，欧洲是个人类活动的实验室，经历了各式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经济秩序、社会制度、文化思潮的洗礼和试验，无怪乎Tony Judt说「像狐狸一样，欧洲懂得很多。」
这是一部庞大的写作计画，耗时十多年，相对于以美国为中心的欧洲史，这部作品提供了真正「以欧洲为中心」的欧洲史。Judt从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文化、电影、音乐、服饰等等各面向，将二战之后，欧洲复杂的历史发展，做了深入浅出的呈现，写作功力深厚，将如蜘蛛丝般纠缠的历史事件，重新串连，炼铸成一部有意义、有个人见解的历史着作。
（卷一）进入旋风1945~1953
卷一《进入旋风》涵盖时期为1945~1953，主要事件为美苏对峙，冷战逐渐成形，铁幕划下欧洲史无前例的东西阵营对立，成为往后数十年，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主要结构。
战争刚结束，各国元气大伤，通货膨胀相当严重，一包香烟比货币来得值钱。在这样的挑战下，各国如何从废墟里重建？美国的「马歇尔计画」、欧洲自身的「煤钢共同体」、对抗苏联集团的「北约」组织，以及各式政经、文化的联盟与合作，成为欧洲局势诡谲多变之下的操作筹码，以及和苏联交锋的前缘。
史达林将东欧纳入自己的羽翼之下，施行大规模恐怖统治，扫除异己，整肃擅自有主见的人士，摆样子公审风声鹤唳地进行，透过媒体向内部，也向西方传送。他们高举文化战的旗帜，提醒着「可口可乐是美国的情报网」。
（卷二）繁荣与革命1953~1971
卷二《繁荣与革命》涵盖时期为1953~1971，美苏两国的冷战核武竞赛达到最高峰，弔诡的是，欧洲局势却出现恐怖平衡，史达林的过世，远东韩战的结束、柏林围墙的「适时出现」，为东西对峙的压力锅带来稳定，促使经济走向繁荣之境。
真正令西欧各国焦头烂额的是，海外殖民地渐次独立，促成欧洲将眼光逐步转回到欧洲内部的团结。荷兰失去印尼，法国失去越南、阿尔及利亚，英国失去印度、非洲。连板球、足球运动比赛的失败都令英国脸上无光。
从外部来说，西欧失去殖民地，但是内部走向消费社会，变得富裕。年轻人搭上需求正热门的劳动市场，手头上展现十足的消费能力；奢侈品的象征物——女用长丝袜销售量激增。生活形态也剧烈改变，大型超市出现；有余裕购买房车，前往郊区超市採购；普及化的冰箱得以贮藏从超市大批购得的食物；有了房车，长程的度假成为时尚，旅游景点逐渐被开发出来。不过，这些年轻人似乎对现实抱持不满，1968年因为大学女生宿舍问题，引爆法国五月学运。
东欧诸国在史达林死后，以微妙的方式试图摆脱苏联的掌控，苏联新上任的总书记赫鲁雪夫，也尝试在不过分批判史达林罪行的作为里，切割与史达林的关系。1956年匈牙利革命、1968年布拉格之春、罗马尼亚西奥塞古的转向以及诸国内政的改革都说明了东欧与苏联关系的细微改变。那是东欧未来变局的远方鼓声
（卷三）大衰退1971~1989
告别繁荣乐观的六○年代，七○年代迎接欧洲的是一连串的舛错。越战之故，美国渐次放弃布雷顿森林协议，稳定世界金融秩序的美元固定汇率被埋葬，欧洲货币汇率跟着浮动，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接续而来，两次石油危机火上加油，引发失业潮、进出口贸易下滑，虽然这是亚洲的机会，但欧洲如何面对此困境？
政治方面，原先由左、右派主导的政治生态，为单一议题取代：税赋、妇女、环保等议题足以成为组党的理念，例如一九八○年代绿党发展成西德大党。财政方面，私有化的浪潮打上欧洲滩头，例如：英国保守党柴契尔、法国社会党密特朗变卖公营事业；这不只是一场所有权的转换而已，而是战后的社会共识被彻底改变。
东欧经历一九五六匈牙利事件、一九六八布拉格之春，到了一九七○年代，异议分子不再直接对抗当权者，选择从「权利」、「自由」议题切入，形成另一种质疑共党统治的方式。公害污染、环境议题在敏感的政治氛围中，如何张开保护伞，使得集体舆论、「公民社会」成为可能？
一九八○年代末，共产东欧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引发「苏东波」的动力学如何发生，又如何进展？戈巴契夫从权力核心的改革如同震源，启动了骨牌效应，电视转播推波助澜，使诸卫星国迅速且平和地脱离共党统治；各国因应各自独特的社会实况，如何有不同程度的秩序重组？「返回欧洲」的愿望又如何达成？
（卷四）新欧洲 旧欧洲1989~2005
一九八九年，苏联解体，东欧从铁幕走出，在欧洲大门外张望，极力想重返欧洲，贫穷的东欧，让四十多年来，偏安一隅的富裕西欧开始动摇，不断询问：欧洲人是谁？什么能代表欧洲？
频繁的交通网、流行的英语促成各地更密集的交流。一九九二年马斯垂克条约之后，欧元和欧盟正式将欧洲凝聚一体。这个充满活力的组织，将战争的欧洲，带向和平的欧洲，因而获得二零一二年诺贝尔和平奖。欧洲不只是地理上的名词，还升级成一种生活方式，比美国更值得学习 。
但是，随着时日渐长，这个深入到乳酪上的标签都能管的超国家组织， 并没有激发欧洲人的热情。繁复的决议过程，还有大国操控，令议案常常停滞不前。由于不具备国家特有的征税和开战的合法性，使人民仍旧效忠自己的国家；在后民族国家的时代里，养老金的发放和保卫国民的安全仍由国家担此重任。
欧洲大地上的裂痕，除了国与国间的战争，还藏在对待犹太人的罪愆里，各地树立起纪念碑，象征对往事的整顿和释怀。只不过，这场与过去的和解反而提出了另一个难解的疑惑：谁是受伤最深的民族？尤其对东欧来说，受到共产主义迫害的人，难道会比犹太人来的少，来得轻吗？
族群的争端并未停歇，全球化下，许多外来移民来到欧洲，形塑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社会，但是，当经济困境一来，欧洲白人便开始排外，极右派种族主义成为足以挑起选民激情的新主张。
借用德国诗人海涅的说法，如果爱欧洲的心，能够像十九世纪民族主义刚萌芽时，法国式的爱国心那样，具有延伸性，能超越欧洲，超越白人，扩及世界，也许欧洲能成就另一番新局；那是欧洲的机会，也是挑战。
作者简介
东尼．贾德 Tony Judt，1948~2010
1948年生于伦敦，在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受教育，在剑桥、牛津、伯克莱、纽约大学执过教鞭。2008年被诊断为「运动神经元疾病」（俗称渐冻人），2010年病逝于纽约。在纽约大学期间，担任雷马克研究所所长。雷马克研究所是他于1995年所创设，专门研究欧洲。
他常为《纽约时报书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新共和》、《纽约时报》撰文。《战后欧洲六十年》名列《纽约时报书评》2005年十大好书，赢得外交关系理事会亚瑟．罗斯图书奖（Arthur Ross Book Award），入围普立兹奖决选名单，和撒缪尔．强森奖决选名单（Samuel Johnson Prizes）。2007年，获颁汉娜．鄂兰奖，2009年赢得欧威尔奖（Orwell Prize）的终身成就特别奖。
译者简介
黄中宪
1964年生，政治大学外交系毕业。专职翻译。译作包括《历史上的大暖化》、《成吉思汗》、《贸易打造的世界》、《破解古埃及》、《蒙娜丽莎五百年》、《大探险家》、《帖木儿之后》、《非典型法国》等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图书序言
结语
来自死者之屋——论现代欧洲的记忆
一九四五至一九八九年间，在遣送出境、入狱、摆样子审判、「正常化」的陆续摧残下，苏联集团内的几乎每个人，若不是自己遭到损失，就是成为带给他人损失的共犯。公寓大楼、商店和从已故犹太人或遭驱逐出境德裔那儿侵吞的其他资产，大多在几年后被以社会主义的名义重被没收——结果是一九八九年后，赔偿过去损失这问题陷入该从何时开始赔起的无解麻烦。共党掌权时人民的损失该予以赔偿？如果决定赔偿，该赔给谁？赔给一九四五年战后开始拥有资产，却在几年后失去该资产者？或该赔给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五年间被侵占或偷走的那些产业、公寓的原始所有人的继承人？时间要抓哪一年？一九三八？一九三九？一九四一？每个年份都牵扯到道德先例和可能在政治上引发轩然大波的国家合法性或族群合法性的定义问题。
然后还有共产主义自己内部历史所特有的两难问题。请俄罗斯派兵摧毁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革命或镇压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的那些人，该因为这些罪行而被传讯吗？一九八九年革命刚完成时，许多人认为该这么做。但他们的受害者里，有一些是前共党领袖。谁有资格得到后人的关注：被剥夺资产的斯洛伐克或匈牙利无名小农，或将他们逐出家园、但几年后自己也受害的共党党工？哪些受害者——哪些记忆——该先得到照顾？该让谁讲话？
因此，随着共产主义垮台，涌来滚滚的痛苦回忆。针对该如何处置秘密警察档案的热烈争辩，只是这事的其中一部分而已（见第二十一章）。真正的问题在于想借由颠倒对共产主义的记忆来压下那记忆的冲动。原是官方捧为真理的东西，这时遭到彻底的唾弃——可以说是被官方定调为虚假不实的东西。但这种打破禁忌的行为，本身有其风险。一九八九年前，每个反共者都被抹黑为「法西斯主义者」。但如果「反法西斯主义」原只是共产党的另一个谎言，那么这时候人们就不由得想以事后的同情，乃至赞同，看待此前所有遭抹黑的反共者，包括法西斯主义者。一九三○年代的民族主义作家咸鱼翻身。有些国家的后共产主义国会通过动议，赞许罗马尼亚的安东涅斯古陆军元帅（Marshal Antonescu）或巴尔干、中欧境内的同类人物。他们在不久之前还被痛斥为民族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与纳粹合作者，此后地位提升，他们战时的英勇行径受到推崇（罗马尼亚国会甚至为安东涅斯古默哀一分钟）。
还有一些禁忌跟着遭唾弃的反法西斯言论一起倒下。红军与苏联的角色，这时可以从另一种角度来予以探讨。甫获解放的波罗的海三小国，要求莫斯科承认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不合法，承认史达林片面破坏他们的独立地位。一九九五年四月，波兰人终于得到俄罗斯承认，在卡廷森林遇害的两万三千名波兰军官，其实是死于苏联人民内务委员部之手，而非死于纳粹国防军之手，然后波兰人要求俄罗斯让波兰调查人员自由取阅俄罗斯的档案资料。至二○○五年五月为止，这两项要求似乎都不可能得到俄罗斯的默许，余恨仍然未消。
但俄罗斯人也有自己的回忆。从卫星国的角度看，苏联版的晚近历史明显不合史实；但对许多俄罗斯人来说，它可信之处甚多。二次大战是「伟大爱国战争」；苏联军人和平民的死伤人数都居世界之冠；红军的确使东欧大片地区脱离了德国统治的魔掌；希特勒的战败带给大部分苏联公民——和其他人——真正的满意和宽慰。一九八九年后，俄罗斯境内许多人对于过去的兄弟之邦——一九四五年靠着苏联军队的牺牲而脱离德国魔掌的那些国家——不思感激的表现，着实大吃一惊。
但尽管如此，俄罗斯人的记忆分裂为两半。这一分裂分出了两个机构，两个民间组织应运而生，以推销具批判性但彼此观点南辕北辙的俄国共产主义史叙述。「纪念碑」（Memorial）于一九八七年由自由派异议分子创立，以取得、公布苏联历史真相为目标。该组织成员特别关注伤害人权之事，特别强调应承认过去的作为，以防止同样的事重演。早两年成立的「回忆」（Pamiat’），也致力于找回、推崇过去，但两者的相似之处仅止于此。「回忆」的创办人，属于反共异议分子，但远远谈不上是自由派，他们想提供经过改善的俄罗斯史：不只拿掉苏联「谎言」的污染，还摆脱掉不属俄罗斯传统的其他影响，特别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影响。才几年工夫，「回忆」就扩张势力，进入民族主义政治领域，把俄罗斯遭忽视、「滥用」的历史当武器来挥舞，借以抵挡「世界主义」的挑战和闯入者。
悲情政治——不管这些政治在细节上有多大差异，甚至彼此抵触——构成前苏联核心地带与前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间最后仅存的连结。对于国际社会贬低他们过去的苦难和损失，他们同感愤恨。前苏联劳改营的受害者怎么办？他们为何未受到像纳粹压迫的受害者、倖存者那样的赔偿和纪念？还有战时受到纳粹压迫，战后没多久又受到共党压迫的数百万人怎么办？为何西方如此视若无睹？
欲剷除共产主义过去，将它整个打入十八层地狱——欲将从列宁到戈巴契夫的所有事物，全解读为一则由独裁与罪行构成且始终不变的故事，一段由政权与压迫所构成且未曾中断的叙事，而压迫是由外人所强加或由不具民意的政权以人民的名义所犯下——的念头，具有其他风险。首先，那是个不合史实的历史，拿掉了早几十年里实有其事的人们的热情和投入。其次，这个新正统观影响了当时的政治。如果捷克人——或克罗埃西亚人或匈牙利人或其他任何国家的人民——未在自己晚近历史的黑暗面里扮演极积极角色；如果一九三九年后的东欧历史——或就俄罗斯来说，一九一七至一九九一年的历史——完全是他人的杰作，那么这整个时期就成为国家历史里的某种插曲：类似战后法国人意识里加诸维琪的地位，但涵盖的时期长得多，拥有更不忍卒睹的悲惨回忆档案。而结果将会相似：一九九二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禁止卡罗维发利（Karlovy Vary）电影节播映英国广播公司以莱因哈德．海德利希（Reinhard Heydrich）一九四二年在布拉格遭暗杀为主题的纪录片，因为该片呈现了捷克人表态支持战时纳粹政权的「不宜」画面。
随着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东欧对记忆展开如此的重整，把共产主义拿来与纳粹主义比较的禁忌随之开始崩解。事实上，政治人物和学者开始坚持做这类比较。在西方，这种相提并论仍引发争议。把希特勒与史达林直接拿来比较不成问题：对于这两位独裁者的可怕特质，这时候少有人质疑。但认为该把共产主义本身——史达林之前和史达林之后的共产主义——放在与法西斯主义或纳粹主义一样的范畴里这想法，可能带来令人不快的影响，而且不只在德国是如此。对许多西欧知识分子来说，共产主义是共同进步遗产的一个失败变种。但对中欧、东欧的知识分子来说，共产主义是二十世纪独裁主义的犯罪病理学在当地非常成功的一次应用，本该如此界定它的历史定位。欧洲或许一体化了，但欧洲人的记忆仍然扞格不入。
…..人所受的苦难深浅，不该根据加害者的目的来评断。按照这一思路，对那些在集中营里受罚或遇害的人来说，共产党的集中营没比纳粹的集中营好，也没比较坏。
同样地，现代国际法和政治辞令里对「权利」的强调（和权利受损的赔偿），已为那些觉得自己的苦难和损失未得到承认和赔偿的人，提供了一个借以争取自身权益的论点。在德国，有些保守人士看到国际谴责「种族清洗」，有样学样，重新争取二次大战结束时遭逐出家园的德裔族群的权利。他们问道，为什么他们受害就较轻？史达林对波兰人所做的——或者，更晚近时，米洛塞维奇对阿尔巴尼亚裔所做的——在本质上和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内斯于二次大战后对苏台德地区德裔所做的有什么差别？二十一世纪初，在备受敬重的圈子里，出现了要求在柏林建一座纪念碑的主张：一座「反驱逐纪念馆」，一个为所有种族清洗受害者而建的博物馆。
这一最新的转折，和其所传达的意涵——不管是哪种集体性的受害，基本上都是相似的，甚至可互换的，因而应该受到同样程度的缅怀——引来最后一位在世的华沙犹太人隔离区起义事件指挥官马雷克．艾德曼（Marek Edelman）激烈的反驳，他在二○○三年签署反对建立该纪念馆的请愿书。「哪一种缅怀！他们受的苦有那么深？因为他们失去了自己的房子？被迫离开自己房子，放弃自己土地，的确令人伤心。但犹太人失去自己房子，还失去自己所有亲人。遭驱逐的确苦，但世上有太多苦。病人受苦，没有人盖纪念碑来向他们致敬。」（《Tygodnik Powszechny》週刊，二○○三年八月十七日）。
艾德曼的反应是一记适时的提醒，提醒我们过度沉溺在缅怀，以及把关注焦点由加害者转移到受害者所可能带来的风险。一方面，值得回忆的过往和经历，原则上来讲没有限制。另一方面，用宏伟建筑和博物馆缅怀过往，也是抑制乃至忽略过往的方式之一——把追忆的责任留给别人。只要有人真的从个人的经验出发去缅怀，这可能就没关系。但如今，一如八十一岁的豪尔赫．森普伦（Jorge Sempren）在二○○五年四月十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解放六十週年纪念日时，向其倖存的同胞提醒的，「短期记忆的循环就要关闭。」
尽管欧洲能以某种方式永远抓住当代人对过去罪行的记忆——这正是纪念碑、纪念馆所欲达成的目的，不管实际结果多么令人失望——最终还是没什么用。记忆本来就是具争议性且偏颇的：某人承认的事，他人略而不提。而且靠记忆来了解过去，并不理想。战后第一个欧洲建立在刻意错误的记忆上——建立在把遗忘当作生活方式上。一九八九年起，欧洲建立在补偿性的多余记忆上：作为集体认同的基础且受到制度化的公共缅怀活动。第一个欧洲无法持久——但第二个也将是。某种程度的忽略，乃至遗忘，是公民健全（civic health）的必要条件。
这么说不是要提倡失忆。国家得先记住某事，然后才能开始忘掉该事。在法国人如实了解维琪政权——且不再以错误记忆了解它——之前，法国人无法将它搁在一旁，继续前进；对于波兰人来说，亦是如此，他们对曾生活在自己周遭的犹太人有着混乱的记忆；对于转型到民主体制后的二十年间，心照不宣避谈内战之痛苦回忆的西班牙，也将会是如此，对那场内战和其结果的公开讨论，这时才开始上路。只有在德国人已体认并理解他们纳粹过往的滔天大罪——历经否认、教育、辩论、共识的一个长达六十年的周期——之后，他们才开始懂得接受它：亦即把它抛诸脑后。
在这些例子里，回想的工具都不是记忆本身，而是兼含两种意义的历史：被界定为岁月流逝过程的历史和被界定为研究过去之专门学科的历史——尤以后者为然。恶行，特别是纳粹德国所犯下那种程度的恶行，永远不可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牢记。这一罪行的严重程度，使所有纪念活动都不足以完全表达其罪行。【20】它的发生令人难以置信——在太平岁月回顾时它的发生令人难以想像——为淡化乃至否认该事，开启了大门。后人无法如实记住它，因而它本来就容易被人以不实的样貌记于脑海。面对这一挑战，记忆本身束手无策：「只有历史学者，具有这一职业所最需具备的，对事实、证明、证据一丝不苟的追求，才顶得住。」【21】
【20】「我们，倖存者，不是真正的目击者……我们是……特异的少数：我们是靠着自己的拐弯抹角，或自己的特性，或自己的好运，而得以免于最不幸遭遇的人。那些真的受到最不幸遭遇的人，那些看到蛇发女怪的人，未能回来诉说这遭遇，或虽回来但不发一语。」Primo Levi, 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 (NY, 1988), pp. 83-84.
【21】Yosef Hayim Yerushalmi, Zakhor: Jewish History and Jewish Memory (Seattle, 1982), p. 116.
（内文续）
记忆会自我证实，自我强化，而与记忆不同的，历史促成世界的袪魅。历史所能示人的东西，大部分令人不安，甚至引发混乱——这就是拿过去之恶当道德武器来攻击、斥责人，在政治上未必是明智之举的原因。但历史的确需要学习才能知道——定期重学。有个颇流行的苏联时期笑话，说有个听众打电话问「亚美尼亚电台」：「未来能预测吗？」对方答以「可以，没问题。我们清楚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我们的问题在过去：过去一再改变。」
事实的确如此，而且不只在集权社会是如此。对欧洲相互对立的过去所进行的严密调查和质问——和这些过去在欧洲的集体自我认知里所占的地位——同样是最近几十年还未受到肯定的欧洲一体化成就，和欧洲一体化之所以可能的来源之一。但那是除非不断更新，否则肯定会消失的一项成就。欧洲野蛮的晚近历史，费力建造战后欧洲时所据以作为鑑戒的黑暗的「另一个」历史，对欧洲年轻人来说，已是不复记忆的东西。不到一个世代，这些纪念碑和纪念馆就会成为蚊子馆——就像今日西战线的战场那样，只有那段历史迷和那些受害者的遗族会造访。
在此后的岁月里，我们如果要去记住为何从奥许维茨集中营的尸体焚化炉里建造某种欧洲似乎非常重要，那只有历史帮得上忙。靠着骇人过往的符号和象征绑在一块的新欧洲，是了不起的成就；但它仍被抵押给那段过去，永远摆脱不了。如果欧洲人要保住这重要连结——如果欧洲的过往要继续为欧洲的现在提供鑑戒和道德目标——那么就得在每一代人逝去时以新的方式重新教导那过去。「欧盟」或许是对历史的回应，但永远无法取代历史。
图书试读
用户评价
这本书《战后欧洲六十年 1945~2005(全四卷)》的宏大叙事，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欧洲画卷，让我身临其境地感受了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我尤其被书中所描绘的东欧剧变所深深吸引。从铁幕的悄然落下，到柏林墙的轰然倒塌，再到苏联解体后各国独立建国的曲折历程，作者以细腻的笔触，生动刻画了普通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与觉醒。我仿佛看到了华沙街头人民的示威游行，听到了布拉格之春的激昂呐喊，也感受到了东德人民在统一面前的喜悦与迷茫。书中对于各国意识形态转型、经济结构调整、社会思潮变迁的深入分析，让我对冷战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不仅仅是宏观的政治经济，作者也花费了大量篇幅，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故事，展现了历史背后的人性光辉与阴影。那些在逆境中坚守信念的知识分子，那些在改革浪潮中抓住机遇的普通民众，他们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构成了这段历史最动人的篇章。我从中看到了欧洲人民在经历了战争创伤后，对和平与自由的渴望，以及为之付出的不懈努力。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历史著作，更是一次关于人类精神、关于民族复兴的深刻思考。它让我明白，历史并非简单的事件堆砌，而是无数个人命运交织而成的宏大叙事，而每一个个体，无论渺小，都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评分《战后欧洲六十年 1945~2005(全四卷)》对欧洲科技发展及其影响的梳理，为我展现了一个进步与挑战并存的时代。书中详细描绘了核能、航空航天、计算机技术等领域在战后的飞速发展，以及它们如何改变了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和国际格局。我看到了欧洲在科学研究上的投入，以及那些伟大的科学家们所取得的突破性成就。同时，书中也对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伦理和社会问题进行了探讨，例如核能的潜在危险、信息技术的普及对隐私的影响等等。我特别关注到书中关于欧盟在科技研发领域的合作，例如“地平线计划”的启动，这体现了欧洲国家在面对全球科技竞争时的团结与决心。书中也触及了环境问题，以及欧洲在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努力。我从中看到了欧洲社会对于科学技术的审慎态度，即在拥抱进步的同时，也注重其对社会和环境的潜在影响。这本书让我明白，科技发展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但同时，如何负责任地利用科技，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人类，是一个需要持续思考的课题。
评分《战后欧洲六十年 1945~2005(全四卷)》在描绘战后欧洲经济格局的变迁时，为我提供了一个宏观的视角。书中详细分析了马歇尔计划对欧洲经济复苏的影响，以及其在促进西欧国家经济一体化中的作用。我看到了从战后初期的物资匮乏，到后来的经济增长，再到福利国家的建立，欧洲经济发展轨迹的演变。书中也对不同国家在发展战略上的差异进行了探讨，例如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法国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模式等等。我特别关注到书中关于欧盟内部经济一体化的深化，例如单一市场的建立和欧元的推出，这些举措如何改变了欧洲的贸易格局，如何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同时，书中也毫不回避地指出了欧洲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例如区域发展不平衡、失业率问题、以及全球化带来的竞争压力。我从中看到了，经济发展并非一条笔直的道路，而是充满了曲折与挑战，而欧洲国家在应对这些挑战时所展现出的韧性与创新精神，令人印象深刻。
评分《战后欧洲六十年 1945~2005(全四卷)》在处理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的角色演变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书中详细描绘了英国在失去殖民帝国后，如何努力适应新的国际地位，以及其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摇摆与挣扎。我看到了英国在“福利国家”建设上的成就，同时也看到了其经济结构调整所面临的挑战。而法国，在戴高乐的领导下，如何在国际舞台上重塑民族荣光，如何在经济上实现独立自主，这些都被书中生动地呈现出来。我尤其欣赏作者对法国在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上的关注，这使得对法国的描绘更加立体和全面。书中也探讨了这两个老牌欧洲强国在处理各自殖民地独立问题时的不同方式，以及这些问题如何影响了它们与前殖民地国家的关系，直至今日。对北约的成立与发展，以及其在冷战时期扮演的角色，书中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这让我看到了大西洋两岸国家在共同安全体系下的合作与博弈。我特别留意到，书中并没有仅仅将目光聚焦于政治与经济，而是对这些国家的社会文化变迁、思想潮流的涌动，也进行了细致的描绘，例如英国的摇滚乐浪潮、法国的“五月风暴”等等，这些都展现了战后欧洲社会多元而活跃的一面。
评分《战后欧洲六十年 1945~2005(全四卷)》在探讨战后欧洲的民主政治演变时，为我打开了一扇深入的观察之窗。书中细致梳理了各国在二战后重建民主制度的历程，从议会民主的确立，到多党制的运行，以及在不同国家所展现出的具体形式。我看到了那些在民主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例如政治极化、民粹主义的抬头，以及如何在保障公民权利的同时维护社会稳定。书中对不同国家政治体制的比较分析，让我对民主的复杂性有了更深的理解。我特别欣赏书中对欧洲国家在维护人权、推动法治建设方面的努力的描述。对于欧盟在推动成员国民主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在人权保障方面的标准，书中也有详细的阐述。我从中看到了，民主并非一成不变的模式，而是需要不断适应时代变化、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动态过程。而欧洲国家在追求民主的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坚韧与智慧，无疑为世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评分《战后欧洲六十年 1945~2005(全四卷)》关于战后欧洲社会思潮与文化艺术演变的探讨，为我提供了一个理解欧洲精神内核的窗口。书中详细梳理了从存在主义的兴起到后现代主义的流行，这些思想流派如何深刻影响了欧洲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我看到了那些在战后废墟中寻找生命意义的哲学家们，也看到了那些通过艺术形式表达对社会不公和人类困境的艺术家们。书中对文学、电影、戏剧等艺术形式的分析，让我对战后欧洲的文化繁荣有了直观的感受。例如，新现实主义电影如何反映了意大利社会的现实，法国新浪潮如何挑战了传统的叙事方式，这些都极大地拓展了我对欧洲艺术的认知。同时，书中也关注到了女性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及它如何改变了欧洲社会的性别观念和女性的社会地位。对于移民问题对欧洲社会结构带来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化冲突与融合，书中也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论述。通过这些章节，我认识到，战后欧洲不仅仅是政治经济的变迁，更是思想观念和文化表达的深刻变革，这些变革共同塑造了现代欧洲人的精神特质。
评分《战后欧洲六十年 1945~2005(全四卷)》带给我的是一场关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震撼教育。从最初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到后来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再到如今欧盟的雏形，书中所描绘的每一步都充满了智慧与远见，也并非一帆风顺。我惊叹于以戴高乐、阿登纳等为代表的欧洲政治家们，如何在二战的废墟上，摒弃前嫌，以构建一个和平、繁荣的欧洲为共同目标。书中详细梳理了推动一体化的重要条约，如《罗马条约》，以及在此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挑战，例如英国的加入与退出、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差距、以及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情绪。作者对这些复杂问题的分析，让我看到了政治博弈的智慧，也看到了妥协与合作的重要性。我特别关注到书中关于欧洲单一市场建立以及欧元区成立的章节，这些举措无疑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里程碑，它们如何改变了欧洲的经济版图，如何促进了人员、商品、资本和服务的自由流动，这些都被描绘得淋漓尽致。当然，书中也毫不回避地指出了欧洲一体化所面临的困境，例如不同国家发展水平的差异、文化认同的挑战，以及外部世界的压力。这种客观公正的态度，使得整部作品更具说服力。读完这些章节，我深切感受到，欧洲一体化并非一蹴而就的理想主义产物，而是无数次艰难抉择、理性计算和持续努力的结晶，它代表了人类在追求共同繁荣与和平道路上的一种非凡探索。
评分《战后欧洲六十年 1945~2005(全四卷)》在战后德国的复兴历程上，为我打开了一扇深入了解的窗户。我一直对德国的二战后转型充满好奇，而这本书则对此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从被分割的战败国，到如今的欧洲经济强国，德国的崛起之路并非坦途。书中细致描绘了西德在马歇尔计划的帮助下，如何一步步重建工业基础，如何实现“经济奇迹”。我看到了其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上的远见卓识，以及民众在勤奋努力下的贡献。同时，作者也深刻揭示了德国在战后如何处理其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是对于纳粹罪行的反思与清算。这种“历史意识”的构建，对于德国重塑国家认同至关重要。我被书中关于政治体制重建的描述所吸引，从联邦德国的宪法制定，到议会民主的运行，都展现了德国人民对民主法治的坚定追求。而对于东德，书中也详细记录了其在苏联影响下的发展轨迹，以及最终走向统一的曲折过程。两德统一，无疑是二战后欧洲格局中最具戏剧性的事件之一，书中对这一过程的解读，让我看到了政治决策的复杂性，以及社会融合的艰巨性。通过阅读，我不仅了解了德国的经济腾飞，更看到了一个民族在经历深刻的创伤后，如何通过深刻的反思、不懈的努力和对民主的坚守，实现浴火重生的过程，这本身就是一段极具启示意义的欧洲故事。
评分《战后欧洲六十年 1945~2005(全四卷)》对于南欧和北欧国家在战后发展轨迹的细腻描绘，让我对欧洲大陆的多样性有了更深的认识。书中关于意大利在战后政治动荡与经济发展并存的描述，让我看到了这个国家在经历了法西斯统治后的艰难转型。从“意大利经济奇迹”的辉煌，到后来的政治腐败与社会问题，这种起伏跌宕的叙事，展现了国家发展的复杂性。而西班牙，在佛朗哥独裁统治结束后，如何走向民主化，如何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这些章节对我来说极具启发性。我从中看到了一个国家如何克服历史阴影，拥抱未来。在北欧，书中详细阐述了瑞典、挪威、丹麦等国在构建“北欧模式”——即高度发达的福利国家——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我被这些国家在社会公平、环境保护、以及人民生活质量上的高追求所打动。书中也探讨了这些国家如何在保持自身独特文化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以及它们在冷战时期所采取的特殊的“中立”政策。阅读这些章节，我深切感受到，欧洲的丰富性在于其国家之间的差异，而正是这些差异，在相互借鉴与竞争中，共同推动了欧洲的进步。
评分《战后欧洲六十年 1945~2005(全四卷)》在分析冷战时期欧洲的军事格局和安全挑战时，为我呈现了一个紧张而复杂的国际环境。书中详尽介绍了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的形成与对峙，以及军备竞赛如何将欧洲置于核战争的阴影之下。我被书中对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等重大事件的还原所震撼，这些事件都曾将世界推向战争的边缘。同时，书中也分析了欧洲国家在冷战期间的外交策略，以及它们如何在两大阵营的夹缝中寻求自身利益。我尤其关注到书中关于欧洲国家在裁军谈判、以及建立信任措施方面的努力，这些都体现了在对抗中寻求和平的智慧。书中也探讨了地区冲突对欧洲安全的影响，例如巴尔干战争，以及这些冲突如何考验着欧洲国家的共同应对能力。我从中看到了，冷战的结束并非意味着完全的安全，新的安全挑战依然存在，而欧洲国家需要不断调整策略，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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