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鲁拜集》的诗境界高远，横跨时空，几百年来启发无数读者。作者体悟天意无常、生命短暂、美好事物如过眼云烟、命运难以捉摸，因而悟出把握当下、纵情诗酒的人生哲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是典型的中世纪文学主题，但人性则无分时间、语言及地域。 现任台大外文系系主任梁欣荣教授发挥诗心，凭借深厚的文学造诣及数十年的翻译功力，重新诠释《鲁拜集》，一方面捍卫七言绝句的传统，一方面也希望译文能自成可独立欣赏的文本。书末有文化符号註释，标註互文及典故，另有七绝规格及中文单字列表，也为本书独有。 本书特色 1.中英对照鲁拜新译本，将经典鲁拜集文本，以古典七言绝句形式重新诠释，附录并有文化符号註释、七绝规格、中文单字列表等，供有兴趣的研究者参考。 2.梁欣荣教授译着，受黄克孙鲁拜集译本启发，推出全新译本，两译本可互相对照欣赏。 作者简介 原着者∕奥玛珈音（Omar Khayyam, 1050-1122） 波斯着名诗人、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他写过多首脍炙人口的「鲁拜」--即波斯的四行诗，后集为《鲁拜集》一书。奥玛珈音有「波斯李白」之称，在纵酒狂歌的表象之下，洞彻生命的虚幻无常，以绝美的纯诗，将人生「淡漠的悲哀」表达得淋漓尽致。其诗作融汇了科学家的观点与诗人的灵感，结合而为文学艺术上的辉煌杰作。 英译∕费兹杰罗（Edward FitzGerald, 1809-1883）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文学家。费氏初以佚名发表《鲁拜集》英译本，后经名诗人D. G. Rossetti发现，加以推介，乃广为流传。费氏借珈音的灵感精神重新创作，酝酿出词藻优美的诗章，成为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以翻译作品着称于世的作家。 译者简介 梁欣荣 美国德州A&M大学英美文学博士，现任国立台湾大学外国语文学系系主任及中华民国笔会英文季刊总编辑。曾任《中英对照读台湾小说》(天下文化出版) 编辑，《当代台湾文学艺术系列》(中华民国笔会出版) 及《二十世纪台湾现代文学系列》(国家教育研究院出版) 英文总编辑。历任林语堂翻译奖、梁实秋翻译奖及台大文学翻译奖评审。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图书序言
《鲁拜新诠》缘起
我从小受父亲的影响，爱读旧诗，尤其喜欢律诗。父亲的书柜中摆满线装书，但也有少数一般书籍，其中有一册曾经引起我的短暂注意，里头的七言绝句读起来很像中国旧诗，但有些文字内容感觉很陌生，不像旧诗中会用到的，而且好像还有我看不懂的外文。现在想起来，应该就是《鲁拜集》。
我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写一点旧诗，也曾尝试填词，但偏爱长调，尤其喜欢《沁园春》及《凤凰台上忆吹箫》。当时年纪小，写的是什么东西已经记不得，只记得曾有「白头春苑晚、黄叶汉宫凉」两句。后来负笈来台，考上了台湾大学外国语文学系，入学前的暑假上成功岭受军训，读《宣和遗事》和《靖康传信录》(中华书局合订一册) 后，忽然有忧国忧时的感伤，于是提笔写了十首七言绝句。之后整整二十年，一直到研究所毕业，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回台大任教，都未曾再作诗。但小时候读过的旧诗，几乎全都记在心里，吟咏起来也有当年熟悉的音韵感触，而且脑中常会想起某些背过的诗句。
199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父亲的一首律诗，忽然有作诗的冲动，于是中断了二十多年的嗜好，一夕之间重新捡拾回来，心中有莫名的喜悦，之后慢慢累积了一些作品。2008年到香港中文大学参加国际翻译会议，用英文发表了一篇文章，试图探讨用中国旧诗的格律及规格来翻译有韵英诗的可行性。后来陆续尝试翻译了一些，但也没有找到非得用旧诗规格来翻译的对象，直到书林出版社的苏正隆先生知道我有这方面的兴趣，送了我一本黄克孙先生翻译的《鲁拜集》。回到家中打开一看，瞬间回到五十年前的光景，再度站在当年父亲的书柜旁翻阅那本感觉很陌生的诗集。冥冥中一切好像上天的安排，让我与儿时的好奇心再度连结，彷彿父亲为我指点出一个方向。
有一天下午我读黄克孙先生的翻译时，忽然诗兴大作，也想用七绝的格式来诠释奥玛珈音 (Omar Khayyam)。于是便提笔尝试，果然一下子翻出了两首。当下开始犹豫自己是否该试着把一百零一首全部翻出来。我仔细读了黄译的几首诗后，心想无论如何都该试一试。开始翻译时，边读费氏 (Edward Fitzgerald) 的英文译文，边参考黄的绝句。很快就发现此一模式非常不妥当，无论思路或文字都受到箝制。于是从第五首开始只看费氏的英译，等到我的绝句完成后再回过头来拜读黄的译文。此法果然奏效，译笔从此一路解脱，译文如脱缰之马，一跃而进入旧诗的境界，几乎立刻连上之前读过的典律，而且结果与黄氏的作品截然不同调。相信读者读到第五首以后也会觉察到此一超脱的快感。
《鲁拜集》的中文翻译不下数十种，除了两种是从波斯文直接翻译成中文外，其余几全依赖费氏1889年的英译本，而且迄今只有寥寥几种是用七言绝句的格式来诠释，而其中除了黄克孙先生的翻译广受好评外，其余的都不算很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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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使用七绝的格式来翻译的另一个原因是读过郭沫若等人用现代白话文字翻译的部分作品后，觉得内容大抵都正确，含义亦与原文相差无几，但读来索然无味，没有诗的动人感觉。这容或有点主观，但现代白话中文没有英文文字本身的抑扬音律，而且简短四行，缺乏足够的文本空间来建构复杂的文字张力以替代格律产生的效果，因而没有韵律很难成诗，所以所谓新诗绝大多数都超过四行。下面我用张鸿年很成功的一首白话翻译来跟我译的绝句「淼淼忘河」作一对照：
看这漫长的路上络绎不绝的旅人，
可有一个回来答一声我们的问讯？
当心！在这阴阳两界交叉的路口，
切勿遗下什物，去后再也无法回身。
淼淼忘河日夜催
烟波曾载几人来
停车莫入森罗殿
饮马泉台总不回
不过用中国旧诗的外表来套《鲁拜集》的最大问题是无法时时刻刻像用白话文一般忠于原作。与其说是翻译，毋宁是再造。《鲁拜集》(The Rubaiyat) 原意是四行诗，似乎四行押同一韵。作者奥玛珈音用的是波斯文，经费氏先后挑选其中一百一十首翻译成美丽的英文四行诗，一、二、四句押韵，非常类似中国的绝句。费氏的译文前后经历过五个版本，内容经过几次不同程度的修订，有少数诗的修改幅度较大，最后以一百零一首传世。费氏在他的註解中曾说过《鲁拜集》的很多首诗只能透过神祕主义的方式了解，此外无从解读。另一些则仅能止于字面意义，无法延伸(见Rubáiyát of Omar Khayyám, ed. Christopher Decker，页66)。
由此可推测原来波斯文的意义可能也存在若干弹性解读空间。我不懂波斯文，在好奇心驱使下对照了包括 Shahriar Shahriari 等直接从波斯文译成英文的样本以及其他人的英译本，发现同一首诗经过翻译后可能真的会改头换面。费氏显然也努力将《鲁拜集》以英诗的「绝句」(quatrain) 形式再现，使得英文版的《鲁拜集》读起来就像传统英诗，而不像英译的波斯文。费氏的译文也因而传诵千古，至今成了英文文学的经典。方瑜及宋美华等学者都留意到黄克孙的译文注入了不少常见的中国「文化语码」，诸如「汴湘」、「华表」、「羲皇」、「铜雀台」等。
其实黄先生和我都不约而同使用了「内化」的翻译技巧来处理原作的文化「意符」(signifier)。所谓「内化」不外是一种「文化转移」。黄先生和我都用「兰陵」来比喻美酒，用「汨罗」比失意，用「白驹」比光阴。此外，黄先生还用了李广山南射虎等典故，我则用了「邯郸」、「诸葛」、「武陵溪」、「北邙山」、「森罗殿」等来表达适当的意旨。「内化」其实相当于翻译学所说的「本位化」(localization)，有时候是必要的「文化转移」，能在译文中产生等同效应 (即Eugene A. Nida 所谓之equivalent effect)，但用在文学翻译上极有可能拉大与原典的文字距离。
我从小受父亲的影响，爱读旧诗，尤其喜欢律诗。父亲的书柜中摆满线装书，但也有少数一般书籍，其中有一册曾经引起我的短暂注意，里头的七言绝句读起来很像中国旧诗，但有些文字内容感觉很陌生，不像旧诗中会用到的，而且好像还有我看不懂的外文。现在想起来，应该就是《鲁拜集》。
我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写一点旧诗，也曾尝试填词，但偏爱长调，尤其喜欢《沁园春》及《凤凰台上忆吹箫》。当时年纪小，写的是什么东西已经记不得，只记得曾有「白头春苑晚、黄叶汉宫凉」两句。后来负笈来台，考上了台湾大学外国语文学系，入学前的暑假上成功岭受军训，读《宣和遗事》和《靖康传信录》(中华书局合订一册) 后，忽然有忧国忧时的感伤，于是提笔写了十首七言绝句。之后整整二十年，一直到研究所毕业，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回台大任教，都未曾再作诗。但小时候读过的旧诗，几乎全都记在心里，吟咏起来也有当年熟悉的音韵感触，而且脑中常会想起某些背过的诗句。
199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父亲的一首律诗，忽然有作诗的冲动，于是中断了二十多年的嗜好，一夕之间重新捡拾回来，心中有莫名的喜悦，之后慢慢累积了一些作品。2008年到香港中文大学参加国际翻译会议，用英文发表了一篇文章，试图探讨用中国旧诗的格律及规格来翻译有韵英诗的可行性。后来陆续尝试翻译了一些，但也没有找到非得用旧诗规格来翻译的对象，直到书林出版社的苏正隆先生知道我有这方面的兴趣，送了我一本黄克孙先生翻译的《鲁拜集》。回到家中打开一看，瞬间回到五十年前的光景，再度站在当年父亲的书柜旁翻阅那本感觉很陌生的诗集。冥冥中一切好像上天的安排，让我与儿时的好奇心再度连结，彷彿父亲为我指点出一个方向。
有一天下午我读黄克孙先生的翻译时，忽然诗兴大作，也想用七绝的格式来诠释奥玛珈音 (Omar Khayyam)。于是便提笔尝试，果然一下子翻出了两首。当下开始犹豫自己是否该试着把一百零一首全部翻出来。我仔细读了黄译的几首诗后，心想无论如何都该试一试。开始翻译时，边读费氏 (Edward Fitzgerald) 的英文译文，边参考黄的绝句。很快就发现此一模式非常不妥当，无论思路或文字都受到箝制。于是从第五首开始只看费氏的英译，等到我的绝句完成后再回过头来拜读黄的译文。此法果然奏效，译笔从此一路解脱，译文如脱缰之马，一跃而进入旧诗的境界，几乎立刻连上之前读过的典律，而且结果与黄氏的作品截然不同调。相信读者读到第五首以后也会觉察到此一超脱的快感。
《鲁拜集》的中文翻译不下数十种，除了两种是从波斯文直接翻译成中文外，其余几全依赖费氏1889年的英译本，而且迄今只有寥寥几种是用七言绝句的格式来诠释，而其中除了黄克孙先生的翻译广受好评外，其余的都不算很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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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使用七绝的格式来翻译的另一个原因是读过郭沫若等人用现代白话文字翻译的部分作品后，觉得内容大抵都正确，含义亦与原文相差无几，但读来索然无味，没有诗的动人感觉。这容或有点主观，但现代白话中文没有英文文字本身的抑扬音律，而且简短四行，缺乏足够的文本空间来建构复杂的文字张力以替代格律产生的效果，因而没有韵律很难成诗，所以所谓新诗绝大多数都超过四行。下面我用张鸿年很成功的一首白话翻译来跟我译的绝句「淼淼忘河」作一对照：
看这漫长的路上络绎不绝的旅人，
可有一个回来答一声我们的问讯？
当心！在这阴阳两界交叉的路口，
切勿遗下什物，去后再也无法回身。
淼淼忘河日夜催
烟波曾载几人来
停车莫入森罗殿
饮马泉台总不回
不过用中国旧诗的外表来套《鲁拜集》的最大问题是无法时时刻刻像用白话文一般忠于原作。与其说是翻译，毋宁是再造。《鲁拜集》(The Rubaiyat) 原意是四行诗，似乎四行押同一韵。作者奥玛珈音用的是波斯文，经费氏先后挑选其中一百一十首翻译成美丽的英文四行诗，一、二、四句押韵，非常类似中国的绝句。费氏的译文前后经历过五个版本，内容经过几次不同程度的修订，有少数诗的修改幅度较大，最后以一百零一首传世。费氏在他的註解中曾说过《鲁拜集》的很多首诗只能透过神祕主义的方式了解，此外无从解读。另一些则仅能止于字面意义，无法延伸(见Rubáiyát of Omar Khayyám, ed. Christopher Decker，页66)。
由此可推测原来波斯文的意义可能也存在若干弹性解读空间。我不懂波斯文，在好奇心驱使下对照了包括 Shahriar Shahriari 等直接从波斯文译成英文的样本以及其他人的英译本，发现同一首诗经过翻译后可能真的会改头换面。费氏显然也努力将《鲁拜集》以英诗的「绝句」(quatrain) 形式再现，使得英文版的《鲁拜集》读起来就像传统英诗，而不像英译的波斯文。费氏的译文也因而传诵千古，至今成了英文文学的经典。方瑜及宋美华等学者都留意到黄克孙的译文注入了不少常见的中国「文化语码」，诸如「汴湘」、「华表」、「羲皇」、「铜雀台」等。
其实黄先生和我都不约而同使用了「内化」的翻译技巧来处理原作的文化「意符」(signifier)。所谓「内化」不外是一种「文化转移」。黄先生和我都用「兰陵」来比喻美酒，用「汨罗」比失意，用「白驹」比光阴。此外，黄先生还用了李广山南射虎等典故，我则用了「邯郸」、「诸葛」、「武陵溪」、「北邙山」、「森罗殿」等来表达适当的意旨。「内化」其实相当于翻译学所说的「本位化」(localization)，有时候是必要的「文化转移」，能在译文中产生等同效应 (即Eugene A. Nida 所谓之equivalent effect)，但用在文学翻译上极有可能拉大与原典的文字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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