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一
二十一世纪国际政治的先知 郑端耀(政大国关中心美欧所研究员) 每次阅读米尔斯海默教授的文章,都会让人思绪澎湃、热血沸腾。他总是如此的坦率、辛辣和不留余地,总是要把人逼到角落,至毫无闪避的空间,以及总是语带狡黠的提示,他的攻势现实主义理论的正确性。
数十年来,米尔斯海默教授来始终如一,忠于自己主张,不曾妥协和改变。当冷战结束大部份学者扬弃现实主义,转向其它理论风向时,他毅然决然的站出来强力捍卫现实主义。在二十一世纪初世界还沉浸在美国霸权稳定的氛围时,他却提出强权冲突无可避免,也就是他攻势现实主义的主张。以及到今日世界还在猜测中国崛起和未来美中关系发展时,他已言之凿凿认定只要中国持续壮大,美中必然走向冲突。
米氏在二〇一三年底曾受邀参加中华民国国际关系学会年会,这是他第一次到台湾来访问,在大会演讲中,他直言表示,中国崛起就是台湾梦魇,几乎全是负面后果,只要中国持续壮大,台湾必然成为中国一部份。勿庸置疑,他的发言让在座感到吃惊,他的坦率留给与会者深刻印象。
实际上,攻势现实主义并不难理解,简单来说,就是现实主义加上权力不断扩张。世人对现实主义都不陌生,毕竟该理论自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提出至今已超过半个世纪之久,而且现实主义所标示的国际政治权力斗争与人类历史经验相共存。然而,权力斗争是个模煳概念,它将会如何运作发展,以及产生何种的影响和结局?在这方面,米氏借由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架构,特别是国家意图难以预知的关键问题,将国际权力斗争具体化,并推到极大化地步,成为现今众所周知的攻势现实主义。
攻势现实主义最大贡献在于巧于掌握国家意图难测的要害,也就是说,无论是怎么样的安排――贿赂、收买、承诺、协议、恫吓或威胁――都没法确知和确认国家意图,因此在国际丛林环境下,国家为了求取生存发展,最好的发展策略就是壮大实力和扩张权力,一方面成就自己成为区域霸权(没有国家有能力成为世界霸权),另一方面阻止它国成为另一个区域霸权。在此情况下,国际强权注定相互猜疑、害怕和不断权力斗争,这是国际政治悲剧,但也是无可避免发展。
显然的,攻势现实主义立论简明而有力,逻辑清晰且连贯,并配合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呈现强大说服力。米氏对此引以为傲,经常至四处演讲和参加辩论。但是,另一方面,该理论对国际权力斗争所做赤裸裸的描述,却让人感到触目惊心和寝食难安,也让人对国际政治不敢有太多的想像和期待。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米氏的主张,不论在美国和近来中国大陆皆有许多不同观点和批判。在美国国关学界中,攻势现实主义只被视为现实主义理论中的一支,不能代表现实主义,其它现实主义的理论如守势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皆各有不同主张。此外,有些认为攻势现实主义过于简化或甚至忽略国际关系的发展和变迁。国际关系已进入全球化阶段,大量相互往来和跨界分工,而且国际社会变得更加复杂化和连环牵动,已不是简化的强权争霸可以说理。
还有,中国大陆反对声浪可想而知。过去十余年来,北京官方推出一系列「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和谐世界」、和近来「新型大国关系」的说法,其目的就是要化解中国威胁和避免大国冲突,而米氏却不断表示「中国无法和平崛起」、「美中冲突无法避免」。此种公然唱衰的中国威胁论,自然引起中方不满,也提出许多反驳观点,其中包括中国一向秉持儒家文化精神,追求「王道」而非「霸道」;中国安全战略遵循「守势」而非「攻势」;以及中国崛起可以增进周边国家共同利益,和创造更多发展机会。有关这方面的主张和反驳意见,在本书新版的最后一章,有精彩的说明和回应。
总的来说,米尔斯海默才华洋溢、热力四散,所到之处,总能引发脑力激盪;攻势现实主义是米氏代表之作,也是当今最具攻击性的国际关系理论。本书提供了米氏对攻势现实主义的最佳诠释,以及当代强权政治关系的深入分析,不论是否同意他的观点,阅读此书都会给您带来无比震撼的国际关系知识飨宴。
推荐序二
理性的总和?恐惧的总和? 张登及(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以下简称《悲剧》)无疑已是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国际政治学最重要的专着之一。无论该书各项预言是否应验,它势将影响深远。
许多台湾读者直到今年(二〇一四)米尔斯海默在着名的智库网站「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发表了〈向台湾说再见?〉(Say Goodbye to Taiwan,全文中译收于本书附录)专文才注意到他。而后或出于安慰、或出于沉着、或者无奈,台美许多学者与政策研究者纷纷说米氏不过又发「书生之见」。此文上网之时,笔者正在华府。至少有两个智库的学者在会议中主动问道「读了〈向台湾说再见?〉么?」或许是尊重客人,对方很快就异口同声地说:「又是书生之见,美国的政策没有改变。」但笔者闻之,实在是揣揣不安。于是在后面的会议,主动把〈向台湾说哈啰〉(Say Hello to Taiwan)塞入讲稿。但这样勉强的应付,对于一个曾仔细拜读《悲剧》的学生来讲,实在是于心有愧。
《悲剧》的英文版首刊于二〇〇一年,简体中文版很快就在二〇〇三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作为结构现实主义(structural realism)理论的信徒,米氏其实早在冷战刚结束的一九九〇年就为文断言「我们很快会怀念冷战!」(“We will soon miss the Cold War”,发表于《大西洋月刊》)。在当时与后来至少十年,自由主义学派或历史终结论者多半认为,这不过就是现实主义者愧对苏联瓦解所做的狡辩。等到九一一事件后,《悲剧》和另一本「不祥之书」——杭廷顿的《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九九六年发行)才一起受到重视。与杭廷顿从「理念」预言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冲突不同,米氏坚守结构现实主义的本体论(即物质主义的结构论)立场,预言崛起的中国与现状霸主美国势必难以共处。他也因此屡屡为文反对美国出兵阿富汗、伊拉克,认为这些行动与美国国家利益严重冲突,让中国有可乘「机遇」。
笔者记得中国大陆学界几乎是立刻注意到《悲剧》一书。出于宣导「和平崛起」,北京的公开言论不免驳斥一番。但「一关上门」,《悲剧》与其他几本中译的西方理论大作(例如美国学者温特阐述建构主义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立刻成为大陆国关学界当红的读本,米氏也数次受邀到多个中国名校举行讲座。像是铜人阵,要提倡「和平崛起」与「和谐世界」,米氏重兵正把守着中国不可回避的一关。相形之下,《悲剧》的正体中文版与台湾读者实在是相见恨晚。不过既然中译本已久经考验,米氏又增补了原文最后一章,特别是二〇一四年台北与北京又走到了一个历史新叉口;激情之余,重读《悲剧》一书又正当其时。
简明、坦率、理性;冷酷、矛盾、激情是《悲剧》这本重量级着作的六项特点。
在国际政治学中,「简明」向来是许多理论家推崇的重要原则。《悲剧》的第一章就符合这项原则,把结构现实主义宗师华尔志(Kenneth N. Waltz)用一本书讲的道理以更直白简鍊的方式说出。「理性」据说是所有现实主义理论家奉为圭臬的伦理原则,因为唯有如此,「国家」才能在「无政府状态」(anarchy)下追求「国家利益」。而且米氏「冷酷」地直指「恐惧」(fears)才是国家在无政府国际体系中唯一永久共享的情感。换句话说,有「恐惧」的情感才是「理性」的;拥抱「信任」(或者相互依存、信心建立、集体安全、国际法、国际组织与制度或者建构主义者的「康德式国际社会」)而忘了害怕,那才真是「非理性」得愚蠢。「非理性」的话语当然可用来唿弄民众,如同前面说到的「政治化妆师」。「一关上门」进入研究室或战情室,就应该「理性」地坚守「坦率」的美德。《悲剧》的读者们正可以从米氏用结构现实主义重构现代外交史的许多细节中,学习「理性、简明、坦率」三种美德。
坦率得近乎冷酷,使得《悲剧》具有历史上一切「决定论」的缺点:如果物质「结构」已经简明而理性地把握了大国宿命的攻势,理论家又何必劝说呢?《悲剧》奉行结构现实主义,并把「恐惧」逻辑推至极致以使理论更「简明」,则不仅「小国」只能「彼此互道再见」,势必追逐「区域霸权」的大国们也只有走上「悲剧」这条死路,这无疑是米氏论述矛盾与弔诡之处。
所幸《悲剧》引进了「地缘政治」补充古典意义下的体系「结构」(有时也称为「权力分佈」),使得美国这个世界地缘大棋盘上唯一独居两洋之中的「离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r)比只能相互残杀的陆权大国们更加理性。这个主张看似冷酷,其实不啻是唯物主义版的美国例外论或「天赋使命论」(the manifest destiny):(1)欧亚大陆必无休止地相互攻伐;(2)海权美国卸责德法、德俄、中俄、日中、中印、英欧、俄日在欧亚大陆及其边缘相互制衡;(3)其他「小国」则视情况「请坐」或「再见」。读了这种国际政治史,体察《悲剧》用「结构」而非什么「民主和平论」之类的道德价值去证明美国必将保卫全球均势,美国与一切大小国家的读者能没有一点激情?笔者认为,以「冷酷」的话语克制理论必然蕴含的矛盾和历史必然带有的偶然,正是米氏论述精彩、激情之所在,也是本书展现「人性」之所在。
《悲剧》问世十余年来,国际政治学自由主义、建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与解构论、后实证论针对它的批判、反思不计其数。正所谓誉之所至,谤亦随之。笔者无意另行列举对《悲剧》的批评,因为寻找理论的缺口应该是读者自己去玩味的事。笔者自己的一点体会是,「理性的总和」与「恐惧的总和」是《悲剧》这个铜板的一体两面。至于是不是「台湾很快会怀念冷战?」又可以是另一个故事。
甲午年七月于台湾大学徐州路法学院院区
推荐序三
米尔斯海默的思想及其应用 张国城(台北医学大学助理教授,台湾智库谘询委员) 国际关系理论是将国家看待世界的方式予以系统化、概念化的方式。了解西方国际关系史的人都清楚,它是一部分析、预测和反驳的学问。利用理论用以分析现状、预测未来,有助于我们了解国际关系的本质;从反驳理论的过程中,解析预测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察觉理论的假设及结论之所以成立或未成立的原因,则是解读国际关系发展动力的主要方法。
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理论家对于世界将何去何从,以及大国之间的互动之本质和状况作出了不同的预测,并且产生了多次的交锋和辩论。新自由主义者对现实主义者发起了勐烈的攻击,认为现实主义者的主张已经不再适合后冷战时期的国际社会,军事冲突和权力争夺在国家领导人决策时的重要性将被更广泛的跨国议题所取代,此外,各国的相互依赖、扩大的区域整合将带来较持久的和平;现实主义者则认为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本质与冷战时期并没有多大的区别,相对的由于缺乏超强国家的约制,多极体系比两极体系更加危险。
持此看法的代表性人物就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攻势现实主义」的发明人—约翰.米尔斯海默博士。在攻势现实主义中,可以看见霍布斯的思想遗产,以及摩根索(H. Morgenthau) 和沃尔兹两位大师思想的结合。
就笔者受教于米尔斯海默教授时和他的无数讨论,似可将攻势现实主义的目的总结为:
一、 阐述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仍是为强权(大国)之间争夺权力的互动所主导;
二、 解释一些国际关系的历史问题,主要是近代以来欧洲大国的关系及十九世纪以来美国和日本的关系,在新版中还加入了对中国这个崛起霸权的分析和讨论;
三、 对于未来大国之间的关系进行预测。
甚么是攻势现实主义?
攻势现实主义强调大国在国际政治中扮演的角色,特别强调大国会不断寻求机会採取攻势攫取权力。但是甚么是权力?米尔斯海默教授认为,权力就是一国所具有的实力,包括潜在权力和军事权力,潜在权力就是一国用来建立军事权力的社会资源,最重要的社会资源是财富和人口。此外,大国必然深切关心权力分配,并在可见的未来竞逐更多的权力;虽然冷战已经结束,但是在世界的各个区域理,仍然存在竞逐权力的情况。实际上,攻势现实主义认为有明显的证据证明自1990年以来,权力政治并未在亚洲消失。
攻势现实主义认为因为国际社会中没有中央政府提供保护,同时许多国家都寻求军事力量以发动攻势,在对于别人意图不确定的情况下,怀疑和恐惧充斥于国际互动中。也因此国家必须自助(self-help),也就是说,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为国家创造了有力的动机去获得权力;大国习于对其他国家採取攻势,而非合作,因为这是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保障自己安全的最佳方式。
同时,一些大国会想成为「修正主义者」(revisionist),就是想要改变「现状」(status quo)。大国的终极目标就是成为区域霸权。
攻势现实主义认为,不平衡的国际体系还未达到权力平衡,因此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远高于平衡的两极体系或平衡的多极体系。体系内的大国必须获取足够的军事力量以对付其他同类的国家。即使他们没有办法打败对方,也必须採取方法削弱对方。为了变成最强的国家,国家将尽可能强化军力,军备竞赛也就随之而起。
在这种体系中,非大国的小国在此一国际体系中,也会受到大国间「平衡」(balance)或「推卸责任」(buck-passing)政策的影响(Mearshiemer, 1994,267-333),且在大国间的战争中很难置身事外。因此,笔者认为强化军力以求自保的作法也适用于小国。因为小国的实力虽不足以完全和大国抗衡,但本身若有实力仍非常重要;首先,若大国发动侵略,小国本身若有一定的军事实力,仍可争取时间等待其他大国介入;其次,大国也未必能以全部实力狮子博兔,仍需保留一定实力警戒、制衡和对抗其他大国;第三,小国仍可用本身军事实力配合大国的平衡政策做为结盟的筹码。
攻势现实主义与中国
攻势现实主义适用于中国吗?首先,我们可以看见中国就土地面积、人口和经济总量(财富)来看,无疑是个大国。同时也会不断寻求机会採取攻势攫取权力(Goldstein, 1997; Layne, 1993)。这种权力包括经济、军事和外交。同时中国也高度关切东亚各国权力的分配,事实上和拉丁美洲与西欧相比,这一区域的权力基本上处于较为变动的状况。Friedberg(1993)认为以十九世纪末的欧洲能更好的理解二十世纪末的亚洲,因为传统的强权正在一个多极状况下进行经济和战略的对抗。各国对权力分配的关心更是不在话下。
其次,东北亚是标准的「无政府状态」,所有这一区域没有一个中央的权威。区域内国家必须自行和其他国家建立关系,没有一个更高的实体来规范,目前也没有动力来创造类似欧洲的新安全关系(Duffield, 2003: 260)。以现状来看,虽然美国和日本与韩国有军事同盟,东京和首尔并不需要在同一架构下跟从美国。美韩同盟和美日同盟是不同的,因为两国不在相同的基础和状态下和美国建立各自的安全关系。日本在二次大战战败,美国在日本的驻军是建立在占领军的基础上,在《美日安保条约》里,美国单方面对日本的防卫负责(Katzenstein & Okawara, 2004: 98)。而美国驻军南韩是一九五〇年联合国任务的延续,当时联合国负起了防卫南韩免于北韩进攻的责任。今天两国分别和美国进行军事合作,美日、美韩虽然有军事同盟,美国并未扮演区域秩序最高仲裁者的角色。譬如美国就不对东北亚海上领土和经济海域的主权争端表达支持特定方的主权主张。因此,东北亚各国除了台湾和北韩外都积极扩充海军力量,这正是自助(self-help)的表现。
第三,中国和日本都有成为「修正主义者」的倾向。中国从二〇〇八年之后使台湾接受一中原则,逐步推动并落实两岸的统合进而统一,在钓鱼台和南海採取更强硬的姿态,固然有国内政治权力斗争的考量,但很容易被定义为修正主义者。
中国是否会成为区域霸权?目前中国的官方立场仍然坚持中国在国际上「不称霸」的立场。但是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国家都知道,未来区域内国际关系的模式将视中国这个邻国强大或衰弱而定(Segal, 1990)。这可能会使各国更加受中国的态度所影响,而能影响他国正是霸权的象征。攻势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基本上是具侵略性的,领土的扩张通常会被具敌意的实力所阻。大部分东亚的战略冲突都和领土主权有关;台湾问题、钓鱼台、独岛都是最好的例子。这些争端都是零和游戏。米尔斯海默认为零和游戏有时可能导向战争。
至于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如何?目前虽然各国仍然保持相当的克制,但是大国努力获取足够的军事力量以对付其他同类的国家是非常明显的趋势。每年中国大笔增加国防预算是众所周知的。米尔斯海默认为若中国维持经济高速成长,它会变成潜在的霸权,因为具有庞大的人口,可以建立一支庞大的陆军,也远比周边国家富有;若中国变为潜在的霸权,那么很可能逐步成为真正的霸权,也更可能招致周边国家和美国的围堵(Mearshimer, 2001: 400)。而在国际关系的历史上,大国更可能发动战争也不是攻势现实主义者独特的想法(Wright, 1965: 221-23)。而中国历来是非常喜欢动用武力的国家(Palmer & Morgan, 2006: 87)。在身为大国并成为霸权之后,这种倾向可能更加强烈。
总的来看,这一区域的特色包括:权力平衡逐步转变;国内与国家间政治力量分配不均;政治与文化仍存在异质性;安全机制缺乏功能性;以及包含后殖民民族主义与天然资源因素的领土冲突(Christensen, 1999: 49),这正是攻势现实主义可以发挥解释力的场域。
攻势现实主义与「弃台论」
米氏在最近知名文章〈向台湾说再见?〉(Say Goodbye to Taiwan)中说道:「透过和中国进行贸易并促使她成为世界经济成长的引擎,台湾成全了一个怀有修正主义式目标的巨人,而这个巨人要终结台湾的独立,使之成为巨人的一部分。总而言之,对台湾而言,一个强大的中国不仅仅只是一个问题,而是一场噩梦。」引起各界对于攻势现实主义的质疑:是否大国政治之下,台湾就注定要被弃?
对此,笔者认为米教授是语重心长;因为攻势现实主义向来不认为美国该採取绥靖主义,也因此保台或弃台都不会是因为要和中国改善关系的缘故。真正会导致台湾被弃的原因,恐怕是在于台湾自身的因素。
首先,是缺乏对环境的觉知能力;依据攻势现实主义,潜在强权基本会招来他国的攻击,至少是制衡其成为霸权以避免变更现状。所以和强权结盟的国家必须有对抗另一个霸权的准备。台湾长期以来的政策,不仅是支持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现在透过一系列两岸协议的签订,更积极走上了很有可能与中国结盟的态势,这可能会被解读为在「变更现状」。
目前两岸关系虽略有和缓,但中方从未放弃以武力进犯台湾,除军事预算持续上升外,对台军事准备也没有任何放松。但台方的作为却是和中方益形亲密,并在若干安全议题上採取和北京较为贴近或主张逻辑类似的作法。刚好北京在外交、军事与经济的影响力又日增,区域权力平衡已有松动迹象。若台湾不能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及投资,势将影响其他大国支持的意愿。若更进一步被定位为中国的附庸,依据攻势现实主义,这样的政权更难吸引大国出手,得到大国的帮助。未来在区域外大国遏制中国的过程中,一旦发生冲突,台湾甚至将可能遭大国压制,当局将更难保障台湾的利益,其次,台湾有必要认真理解攻势现实主义中大国行为的逻辑。要巩固台美关系或与任一大国的关系,必须让美国人相信台美关系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支援台湾不仅有利台湾,更有利于美国;但台湾目前似未能具体描绘台美关系是如何能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而且这种服务所产生的好处难以为其他的关系所取代。无论蓝绿,常见的言论似乎仍存有部分冷战思维,一方面暗示美国在「中国崛起」的亚太大环境下,台湾是美国制衡中国霸权的重要棋子,但本身却又对中寄望甚殷;更别说台湾当局在对外关系上的「一面倒」以及中国对台的「让利」可能已经让美产生思维上的质变,因为从韩国和欧盟、美国与澳洲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简称FTA)的漫长谈判过程,对照台湾在美牛谈判中的态度,很难让人相信中台能快速签订各类协议会没有台面下的政治交易。因此恐怕不是台湾该担心美国是否会坚守「六项保证」,反倒是美国该担心台湾是否能坚持站在「民主阵营」。未来「和平协议」的倡议,更可能被解读为准备摆脱对美国安全依赖的讯号。且中方争取台湾实质结盟的可能性也随着两岸关系的进展和台对中的依赖日亟,而渐露端倪。
因此在攻势现实主义之下,未来在台北担心华府的「弃台论」以前,华府恐怕更担心台北的「弃美论」。
攻势现实主义的其他贡献
在笔者于芝加哥大学就读时,有幸容米尔斯海默教授收于门下;也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透过无数次的晤谈,得以对他「攻势现实主义」的思维形成过程和目的有更多了解。首先,攻势现实主义对国家间的暴力和安全竞争做出了有力的解释。其次,攻势现实主义提出的「修正主义者」扩大了新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新现实主义有时候不免有重视均势,因而流于「现状偏好」,因此可能忽略了修正主义者的重要性。事实上在目前的东亚,中国和台湾都是积极的修正主义者,都意图变更现状。
第三,攻势现实主义重视地理因素。实际上国际政治上的「大国」之所以大,除了土地人口经济大以外,重点还在于影响力要大;这就和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绝对关系。因为大国要影响他国行为,一是靠军事,这自然受地理位置的绝对影响。因为要以军事力量加诸他国都必须克服地理因素;如果地理位置不佳,譬如出海口受限,或距离其利益所在区域或挑战渠利益的国家太远时,其影响力就会受限,或是需要付出额外筹码争取海外基地以伸展其意志。二是靠外交,但二次大战后国际组织林立,至少在形式上国际组织内的会员都是平等的,大国以外交手段压迫小国的作法已经越来越需要技巧。所以地理距离对大国的影响力有重要的作用。
攻势现实主义对于平衡的两极体系和不平衡的多极体系的重视和分析,有助于分析国际关系中「影响国家行为」的动力。一般认为两极体系比不平衡的多极体系较为安定,但一般被认为属于「平衡的两极体系」的冷战时期,只是两大超强没有直接的军事对抗,但是代理战争仍不断发生,越战就是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争之一;冷战结束后进入不平衡的多极体系,但从事战争的仍然是大国而非原先被认为针锋相对的多极,这些都可用攻势现实主义来解释——因为攻势现实主义对于「联盟如何形成」有相当大的贡献。国家究竟是在怎样的动机下形成同盟?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课题。传统上受威胁的国家可能採取的方式是和威胁自己的国家结盟,或联合其他受威胁的国家结盟。但攻势现实主义是主张「维持均势」和「推卸责任」才是大国和他国结盟的理由。
不过,笔者也对攻势现实主义中对战争的讨论有一些其他看法。在冷战时期,仅是大国之间未直接发生战争。但大国直接实施或介入代理的战争如韩战、越战、阿富汗战争、中越战争、以阿战争、两伊战争和印巴战争中战斗进行之惨烈、投射的火力与武器毁灭性之强大,并不下于二次大战中德苏战场之外的多数战役。同时中等强权的区域战争数量之多也非常惊人——如法国一九四六到一九五四出兵越南,一九五四到一九六二年出兵阿尔及利亚、英国一九四八出兵巴勒斯坦、一九五二年出兵肯亚(这场战争持续七年)、一九五五年出兵赛普勒斯、一九五五年撤出伊拉克、一九六一年出兵科威特、一九六四年出兵亚丁、一九六五年出兵婆罗洲;其他区域强国如南非常年和安哥拉和古巴作战;查德和摩洛哥的冲突从一九六〇持续到一九八〇年;越南出兵柬埔寨等等,因此,所谓「冷战两极体系较为稳定和平」此一经典论述和观念,似乎仍有可讨论空间。反倒是冷战结束之后,区域冲突实际上还是减少,上述的长年交战国家多半都已解甲归田。
无论如何,攻势现实主义的光芒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是难以掩藏的。如果要深入理解国际关系,笔者以为,对这一理论的详加理解,进而对于战争和武力的运用,包括「战略是如何形成的」、「军队是如何运作的」、「战争是如何进行的」及「科技是如何运用的」等四大课题延伸研究,或可更加了解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全貌。
新版前言 一九九一年底苏联解体时,笔者便开始写作本书,一写便写了十年。十年间很多美国人包括美国学者对国际政治的未来都十分乐观。因为既然冷战确实已经结束,未来便似乎不会再有大国战争,权力平衡一类概念也就完全可以进博物馆了。今后世界各国必将互敬互爱,互帮互助。而我等现实主义者失去了栖息地,必将为时代淘汰,步上恐龙的后尘。
但笔者不服,便写书来打破天下太平的迷梦。依笔者所见,世界仍然危机四伏,现实主义也仍然是认识世界的有力工具。本书大部是笔者原创的国际政治理论,虽然同是现实主义,但与汉斯.摩根索和肯尼士.华尔滋的理论都大不相同。创制理论还要以理服人,所以书中也用不少篇幅解释攻势现实主义为什么适用于二十一世纪的世界。
本书二〇〇一年一经面世,并未大受欢迎,因为二十一世纪头几年众人仍然往往认为未来世界必定河清海晏,歌舞昇平。但二〇〇四年伊拉克战争扩大,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两线作战,进退维谷。社会大众又逐渐醒悟,发现反恐战争结束其实遥遥无期。上世纪九十年代弥漫全社会的喜悦便烟消云散,人们开始既思考国际政治的惨澹现实,更思考美国向何处去。于是时至今日,美国人大都已经明白当代世界暗流涌动,而长治久安的办法不是子虚乌有,就是远在天边。
人们是该醒悟了,冷战结束二十五年来,美国已打了六仗。一九九一年有波斯湾战争,之后一九九五和一九九九年又在波士尼亚和科索沃与塞尔维亚打了两仗。二〇〇一年打阿富汗至今未完,伊拉克战争从二〇〇三年打到二〇一一年倒是已经结束,但美国刚离开伊拉克,同年却又出兵利比亚。所以一九八九年以来美国每三年里就有两年要用兵。但这六场战争对手都是次等国家。美国不用担心大国强力干预。
但现在中国崛起,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国经济如果再迅速增长几十年,就要变成冷战后美国的第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而且中国崛起也确实震动了世界,最近皮尤公司(Pew Research)的全球态度调查(Global Attitudes Project)研究了三十九个国家,其中二十三国受访者要么大多认为中国能取代或者已经取代美国的地位成为超级大国中的超级大国,要么虽意见纷纭,但持上述观点的人数最多。美国人也意识到了中国崛起,调查中美国受访者有百分之四十七认为将来中国是世界第一,而不这么想的人也正好是百分之四十七。
人们紧接着要担忧的是中国能不能和平崛起?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笔者就注意到中国可能成为超级强国,所以本书第一版曾讨论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如果中国继续崛起,就要强军备战,并循着美国称霸西半球的模式来称霸亚洲。因为国家要生存,最好最保险的办法无非是做地区霸主(reginal hegemon)。但中国的邻国和美国一定会设法遏制中国,阻止其称霸。这就会引起安全竞争(security competitin),最终威胁亚洲安全。
本书二〇〇一年初版之后,笔者在各种场合一直反复强调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在别国这样讲,在中国也照样讲,二〇〇四年还曾与前总统卡特(Jimmy Carter)的国家安全顾问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辩论过这一问题。头几年不管笔者费多大口舌,听众不是无人相信,就是半信半疑。但是二〇〇八年以后便不然,因为其时中国一方面继续崛起,一方面挟积累下来的实力开始活动筋骨,结果既吓坏了邻国,又惊动了美国。如今笔者再讲中国不能和平崛起,未来中美关系险恶,大家已经很能听进去了。
既然中国崛起大概算二十一世纪最大的大事,而这件大事又很可能是战事,那重写本书最后一章详谈这件大事便是题中之义。二〇〇一初版终章虽然涉及中国能否和平崛起,但也只是涉及,与诸多内容并列,并不突出。笔者其他着作和文章又都未详谈此事。所以新版最后一章专谈中国崛起,要原原本本、扎扎实实,论述为什么中国实力大增,亚洲就有危机。
本书新版重写了前言和终章,其他内容大体不变。而攻势现实主义理论更不变。有些读者读到这里可能惊诧,因为攻势现实主义在学界早已被广泛流传,许多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加以分析,甚至时而严厉批评。各界学人关注该理论,笔者感念在心,对于批评乃至批判,也事无巨细,悉心听取。而学界同仁既然批评笔者理论,必定先研究过,理论有人研究却正是做一个学者最大的光荣。但笔者相信自己的理论经得起批评。世界上固然没有终极真理,攻势现实主义理论有朝一日也将功成身退。但本书第一版建立的理论框架历经十余年风雨仍然坚固。
新版最后一章便用攻势现实主义理论来回答中国能不能和平崛起这个广大学者、决策者及各国大众都十分关心并且要一直关心下去的问题。很遗憾的,答案终究是不能。
新版最后一章的完成并非笔者一人之功……
(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