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政治的悲剧(2014年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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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 John Mearshei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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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透视古往霸权兴衰,预知未来中美争雄
二十一世纪国际关系领域最重要经典!洞悉国际现实的第一本书!

  当代影响各国外交政策与战略思想家最重要的一本书、理解国际关系的新经典――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大国政治的悲剧》,2014年为因应「中国崛起」问题增修改版全新上市!

  定义国际关系之本质
  ──国家与国家之间,为什么永远冲突不断?历来国际强权之间的毁灭性战争,究竟所为何来?

  剖析大国攻守进退的逻辑
  ──从拿破崙帝国霸业、克里米亚战争、普鲁士崛起、日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韩战、越战,以及美苏核武对峙,大国或攻或守,或兴或衰。外交上的纵横捭阖,军事上的合纵连横,打的都是什么算盘?

  探索英美独霸的秘密
  ──英国何以能在19世纪建立所向披靡的日不落国,并成为制衡拿破崙与希特勒的强大支柱?美国何以得在20世纪成为全球超强?其荣登西半球霸主的历史轨迹为何?

  「中国威胁论」是否有理?
  ──中国近来强势威逼东海、南海,剑指波斯湾、非洲,甚至可能图谋中南美洲等美国后院。中国为什么非这么做不可?美国能置身事外,袖手旁观吗?

  「弃台论」所为何来?美国会支持台湾到什么程度?
  ──如果有朝一日美国可能为了避免与中国正面交锋而弃守台湾,我们还能有什么选择?核武威慑已经被美国推翻,台湾能继续与中国军备竞赛吗?还是不得不接受香港模式?米尔斯海默被许多人批评为「弃台论」的倡议者,这样的定位公平吗?

  2014版《大国政治的悲剧》增新内容:

  最终章〈中国能和平崛起吗?〉(Can China Rise Peacefully?)预测中国崛起后也将效法美国主宰南、北美洲的模式,图谋争亚洲地区霸主。美国为了确保自身利益不受威胁,势必插手干预。亚洲小国必须纷纷选边表态,形成对立格局。中国崛起,绝无和平之可能。

  麦田版特别收录作者今年三月发表于知名国际期刊《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的〈向台湾说再见?〉(Say Goodbye to Taiwan)一文。该文直指中国崛起对台湾必将是一场恶梦,其内容大胆犀利且憷目惊心,被不少人批评为「弃台论」的代表。但也有人反驳说米尔斯海默只是居安思危,希望台湾当局能及早认清战略现实,有所振作。激烈的论战已轰动《自由时报》、《联合报》、《旺报》、《新头壳》等主流媒体上的激烈论战。

  「权力」是国家唯一的目标,
  「和平」只因翻脸时机未到。
  在国际政治的世界里,只有「恐惧」才是「理性」的!


  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两年后苏联解体,将全球硬生生分割为美苏两大敌对阵营的冷战戛然而止。随后,人们看到的是经贸全球化所创造的欣欣向荣,与民主政体遍地开花所带来的安定与和平。一度人们满怀希望地相信,历史即将终结,康德期待的永久和平即将降临。

  在此乐观的气氛下,本书作者米尔斯海默独排众议,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力陈国际上表面的歌舞升平只是大国政治军事角力达到平衡后的暂时结果,事实上,国际政治的悲剧性本质不变。米尔斯海默承袭早自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斯以来一脉相传的现实主义传统,辅以对法国大革命、普鲁士崛起、两次世界大战、日俄战争、美苏核武对峙等等各大国角力的历史考察,主张国际上的无政府状态逼迫所有国家以求生存为首要目标。米尔斯海默更指出,权力是生存的最佳保障,最大的权力确保了最大的生存空间。兵凶战危,但其回报往往丰厚,因此有实力的大国莫不跃跃欲试。

  因此,无论外交辞令如何舌粲莲花、感人肺腑,大国或明争、或暗斗,至死方休。战争、恫吓、讹诈、推卸责任、以邻为壑、隔岸观虎,无所不用其极。自由、人道、国际合作等理想都只是追求霸权之路上的垫脚石。

  中美新冷战即将爆发,台湾该何去何从?

  《大国政治的悲剧》从2001年推出后,其「攻势现实主义」即因其立论严谨扎实,并破除许多一相情愿的幻想而备受好评。随着2001的九一一恐怖攻击,美国入侵阿富汗、伊拉克而陷入泥淖,上个世纪末的乐观情绪逐渐烟消云散,米尔斯海默的大师地位也逐渐巩固。近日俄罗斯强势染指乌克兰,中国进逼东海、南海,大刀阔斧地经略非洲,似乎昭告了世人,现实主义虽然看似残酷无情,看却也是观察、理解国际政治最合理的指南。

  在新版的《大国政治的悲剧》里,米尔斯海默不改其基本主张,但特别增补原版结论,集中探讨中国崛起问题。作者认为,只要中国的持续成长,它就必然会试图称霸亚洲,以巩固其安全利益。为什么中国一定会这么做?事实上这毫不令人意外,因为十九世纪美国强大后也完成了称霸美洲的大业,中国只是模仿美国人的老路子。而正如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冷战中出手阻止纳粹德国、日本、苏联称霸,美国也必将打压中国之崛起。为了围堵中国,美国势将支援台湾。然而美国能否持续保持对中国的优势?是否可能基于自身的利益而放弃台湾?台湾又该如何自保?米尔斯海默都有毫不保留的分析。

  在中国的阴影下,亚洲恐将多事,台湾的前途也在未定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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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城(台北医学大学助理教授,台湾智库谘询委员)
《大国政治的悲剧(2014年新版)》图书简介 作者: [此处应填写原书作者名,此处为示例留空] 出版社: [此处应填写原书出版社,此处为示例留空] 出版年份: 2014年(新版) 字数: [此处应填写原书大致字数,此处为示例留空] --- 内容提要:一个关乎秩序、权力与历史宿命的宏大叙事 本书并非一部简略的编年史,而是一次深刻、细致入微的政治哲学与历史分析的交融。它聚焦于“大国”这一独特政治实体在国际体系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并试图剖析,在权力结构的必然张力之下,大国政治如何不可避免地滑向某种结构性困境与历史悲剧。 2014年的这个新版本,在继承了原著核心论点的基础上,加入了对后冷战时代新挑战的审视与回应,特别是对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关系动态的最新数据和案例分析。全书以时间为轴,以理论为骨,构建了一个庞大而精密的分析框架,用以解读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全球政治权力分配的周期性波动与内在逻辑。 全书的核心关切在于:秩序的建立与秩序的衰落,是何种力量在推动?大国在追求安全与霸权的过程中,究竟是选择了最优策略,还是陷入了自我实现的预言? --- 第一部分:权力结构的基础与历史的回响 本书开篇即奠定了其理论基石:国际体系并非完全由意识形态或领导人偏好所塑造,而主要由权力的物质分布所决定。作者借鉴了古典现实主义的精髓,但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全球化背景下进行再诠释。 1. 体系的本质与安全困境的永恒性: 作者详细阐述了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固有特征,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安全困境”——一个国家为增强自身安全所采取的行动,必然被其他国家视为威胁,从而引发军备竞赛和不信任的螺旋式上升。新版特别强调了信息技术和新兴军事技术的出现,如何加剧了决策者对“相对实力”的敏感性,使得误判的成本空前高昂。 2. 霸权周期的理论模型: 本书引入并细致考察了霸权兴衰的经典模型。它不仅关注经济基础的转移(如工业革命、技术领先的更迭),更着眼于大国维持全球体系所需的制度成本与国内政治的消耗。当维持外部霸权的成本超过国内政治能承受的极限时,体系的失衡便不可避免。作者通过对十七世纪荷兰、十九世纪英国以及二十世纪美国案例的对比分析,揭示了从“上升期”的制度红利到“衰退期”的过度扩张之间的微妙临界点。 3. 历史案例的深度挖掘: 在理论铺陈之后,本书深入剖析了数个关键历史转折点。例如,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均势体系的解构,不再仅仅归咎于简单的联盟对抗,而是将其视为一个缺乏有效危机管理机制的权力过渡期的必然产物。作者对“门罗主义”的演变、“一战”的触发机制,以及“绥靖政策”背后的深层逻辑,均提出了具有颠覆性的解释。 --- 第二部分:二十世纪的教训与冷战的遗产 本书将大量的篇幅用于分析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持续四十余年的冷战,视其为大国政治悲剧的集中体现。 1. 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构性根源: 作者认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并非偶然,而是权力真空和均势失衡的直接后果。一战是欧洲大陆中心失衡的痛苦释放,而二战则是守成大国对新兴挑战者(尤其是德国和日本)的战略性误判所致。书中细致对比了协约国与同盟国、轴心国与同盟国在战略规划上的失误,揭示了国家精英如何在“先发制人”的压力下放弃了外交妥协的可能。 2. 冷战的“稳定”与“停滞”: 冷战阶段,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构建了一个“双极”的、相对稳定的体系。然而,本书指出这种稳定是以巨大的“结构性浪费”为代价的。它冻结了许多地区冲突,但也阻碍了全球治理机制的有效发展。新版特别讨论了核威慑理论(MAD)在维持和平中的作用,并警示了“次级代理人冲突”对体系稳定性的持续侵蚀。 3. 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缠绕: 作者批判性地考察了冷战中意识形态的工具性——它如何被用来动员国内资源、合理化对外干预。但最终,超越意识形态的国家利益(安全、生存和对体系主导权的争夺)才是驱动美苏行为的核心动力。 --- 第三部分:后冷战时代的张力与新时代的悲剧预兆 进入21世纪,本书将焦点转向了“单极时刻”的短暂与多极化趋势的加速。这一部分是2014年新版的核心增补内容,更具前瞻性和现实警示意义。 1. 单极时刻的幻觉与守成大国的“过度延伸”: 作者分析了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所享有的短暂霸权,并论证了“单极”本身就是一个短暂的过渡状态。守成大国在制度设计和军事投射上的惯性,导致其在反恐战争和地区干预中陷入“过度延伸”的困境,这削弱了其经济基础和国内政治凝聚力。 2. 崛起大国的“修正主义”冲动: 本书详细分析了新兴大国(特指中国)在经济实力达到一定规模后,对现有国际制度必然产生的“制度性不满”与“权力补偿”的诉求。崛起大国既希望从现有体系中获益,又希望重塑规则以匹配其新的权力地位,这种“搭便车与体系改造”并存的复杂心态,构成了新的权力结构冲突点。 3. 制度性竞争与“陷阱”的再现: 新版着重探讨了“修昔底德陷阱”在当代背景下的变体。它不再是简单的军事对抗,而是表现为规则制定权、技术标准主导权以及国际金融话语权的全面争夺。作者认为,如果现有体系的制度设计无法有效容纳一个快速崛起的权力中心,那么结构性的悲剧——从贸易战到地区热点冲突升级——将再次成为主导趋势。 4. 全球治理的失效与“碎片化”风险: 最后,作者对气候变化、金融监管、网络安全等超越主权的全球性挑战进行了评估。他悲观地指出,在国家间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大国之间进行有效合作以应对共同威胁的意愿正在降低,这使得全球治理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碎片化和无能化风险,为体系的长期动荡埋下了伏笔。 --- 结论:对历史宿命的深刻反思 《大国政治的悲剧》并非是预言某场特定战争的爆发,而是对权力转移过程中固有的、难以克服的结构性张力的系统性研究。它提醒读者,无论领导人多么高瞻远瞩,身处大国地位的国家,其行为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被国际体系的权力分布所“编程”。真正的悲剧不在于冲突本身,而在于精英们在明知历史教训的情况下,依然受制于结构力量,难以做出和平的、非对抗性的选择。这是一部引人深思、极富洞察力的政治学巨著,为理解复杂多变的当代国际关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工具。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


  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专研国际关系,文章经常刊载于《纽约时报》、《新共和》、《大西洋月刊》等媒体上,并凭《大国政治的悲剧》中的「攻势现实主义」思想受全球政治界与学术界极高的重视,奠定其国际关系学界的大师地位。

  2007年,他与哈佛大学教授史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合着的《以色列游说团体与美国外交政策》(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 )也成为《纽约时报》最佳畅销书,其中直言不讳的内容引发激烈争论与犹太团体的抗议。2011年写的《为什么你的政府会说谎?揭开7种政治谎言背后的真相》(Why Leaders Lie: The Truth About Lying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商周)曾在台湾出版。

  2013年底米尔斯海默应「中华民国国际关系学会」之邀来台湾参访,并发表「在中国崛起阴影下的台湾」专题演讲,首次完整的阐述他对中美与两岸的看法。2014年初再于知名国际期刊《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上发表〈向台湾说再见?〉(Say Goodbye to Taiwan)专文。

译者简介

张登及


  台大政治学系副教授。学术领域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外交、共党理论与历史、两岸关系等。

唐小松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交学系教授,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公共外交季刊》学术编辑,着有《遏制的困境——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对华政策》。

潘崇易

  台大政治学研究所国关组研究生,兼任《远景季刊》助理编辑。

王义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欧盟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中国驻欧盟使团外交官。着有《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等,编着有《全球视野下的中欧关系》等。

图书目录

推荐序(一):郑端耀:二十一世纪国际政治的先知
推荐序(二):张登及:理性的总和?恐惧的总和?
推荐序(三):张国城:米尔斯海默的思想及其运用
2014新版前言
2001旧版前言
致谢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无政府状态与权力竞争
第三章 财富和权力
第四章 地面力量的首要地位
第五章 国家的生存战略
第六章 行动中的大国 ──攻势现实主义的历史案例 
第七章 离岸平衡手 ──英国与美国的特殊地位
第八章 抗衡与推卸责任 ──论国家如何自保?
第九章 大国战争的原因
第十章 中国是否能和平崛起?
附 录 向台湾说再见?
注 释

图书序言

推荐序一

二十一世纪国际政治的先知 郑端耀(政大国关中心美欧所研究员)


  每次阅读米尔斯海默教授的文章,都会让人思绪澎湃、热血沸腾。他总是如此的坦率、辛辣和不留余地,总是要把人逼到角落,至毫无闪避的空间,以及总是语带狡黠的提示,他的攻势现实主义理论的正确性。

  数十年来,米尔斯海默教授来始终如一,忠于自己主张,不曾妥协和改变。当冷战结束大部份学者扬弃现实主义,转向其它理论风向时,他毅然决然的站出来强力捍卫现实主义。在二十一世纪初世界还沉浸在美国霸权稳定的氛围时,他却提出强权冲突无可避免,也就是他攻势现实主义的主张。以及到今日世界还在猜测中国崛起和未来美中关系发展时,他已言之凿凿认定只要中国持续壮大,美中必然走向冲突。
  
  米氏在二〇一三年底曾受邀参加中华民国国际关系学会年会,这是他第一次到台湾来访问,在大会演讲中,他直言表示,中国崛起就是台湾梦魇,几乎全是负面后果,只要中国持续壮大,台湾必然成为中国一部份。勿庸置疑,他的发言让在座感到吃惊,他的坦率留给与会者深刻印象。

  实际上,攻势现实主义并不难理解,简单来说,就是现实主义加上权力不断扩张。世人对现实主义都不陌生,毕竟该理论自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提出至今已超过半个世纪之久,而且现实主义所标示的国际政治权力斗争与人类历史经验相共存。然而,权力斗争是个模煳概念,它将会如何运作发展,以及产生何种的影响和结局?在这方面,米氏借由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架构,特别是国家意图难以预知的关键问题,将国际权力斗争具体化,并推到极大化地步,成为现今众所周知的攻势现实主义。

  攻势现实主义最大贡献在于巧于掌握国家意图难测的要害,也就是说,无论是怎么样的安排――贿赂、收买、承诺、协议、恫吓或威胁――都没法确知和确认国家意图,因此在国际丛林环境下,国家为了求取生存发展,最好的发展策略就是壮大实力和扩张权力,一方面成就自己成为区域霸权(没有国家有能力成为世界霸权),另一方面阻止它国成为另一个区域霸权。在此情况下,国际强权注定相互猜疑、害怕和不断权力斗争,这是国际政治悲剧,但也是无可避免发展。

  显然的,攻势现实主义立论简明而有力,逻辑清晰且连贯,并配合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呈现强大说服力。米氏对此引以为傲,经常至四处演讲和参加辩论。但是,另一方面,该理论对国际权力斗争所做赤裸裸的描述,却让人感到触目惊心和寝食难安,也让人对国际政治不敢有太多的想像和期待。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米氏的主张,不论在美国和近来中国大陆皆有许多不同观点和批判。在美国国关学界中,攻势现实主义只被视为现实主义理论中的一支,不能代表现实主义,其它现实主义的理论如守势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皆各有不同主张。此外,有些认为攻势现实主义过于简化或甚至忽略国际关系的发展和变迁。国际关系已进入全球化阶段,大量相互往来和跨界分工,而且国际社会变得更加复杂化和连环牵动,已不是简化的强权争霸可以说理。

  还有,中国大陆反对声浪可想而知。过去十余年来,北京官方推出一系列「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和谐世界」、和近来「新型大国关系」的说法,其目的就是要化解中国威胁和避免大国冲突,而米氏却不断表示「中国无法和平崛起」、「美中冲突无法避免」。此种公然唱衰的中国威胁论,自然引起中方不满,也提出许多反驳观点,其中包括中国一向秉持儒家文化精神,追求「王道」而非「霸道」;中国安全战略遵循「守势」而非「攻势」;以及中国崛起可以增进周边国家共同利益,和创造更多发展机会。有关这方面的主张和反驳意见,在本书新版的最后一章,有精彩的说明和回应。

  总的来说,米尔斯海默才华洋溢、热力四散,所到之处,总能引发脑力激盪;攻势现实主义是米氏代表之作,也是当今最具攻击性的国际关系理论。本书提供了米氏对攻势现实主义的最佳诠释,以及当代强权政治关系的深入分析,不论是否同意他的观点,阅读此书都会给您带来无比震撼的国际关系知识飨宴。

推荐序二

理性的总和?恐惧的总和? 张登及(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以下简称《悲剧》)无疑已是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国际政治学最重要的专着之一。无论该书各项预言是否应验,它势将影响深远。

  许多台湾读者直到今年(二〇一四)米尔斯海默在着名的智库网站「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发表了〈向台湾说再见?〉(Say Goodbye to Taiwan,全文中译收于本书附录)专文才注意到他。而后或出于安慰、或出于沉着、或者无奈,台美许多学者与政策研究者纷纷说米氏不过又发「书生之见」。此文上网之时,笔者正在华府。至少有两个智库的学者在会议中主动问道「读了〈向台湾说再见?〉么?」或许是尊重客人,对方很快就异口同声地说:「又是书生之见,美国的政策没有改变。」但笔者闻之,实在是揣揣不安。于是在后面的会议,主动把〈向台湾说哈啰〉(Say Hello to Taiwan)塞入讲稿。但这样勉强的应付,对于一个曾仔细拜读《悲剧》的学生来讲,实在是于心有愧。

  《悲剧》的英文版首刊于二〇〇一年,简体中文版很快就在二〇〇三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作为结构现实主义(structural realism)理论的信徒,米氏其实早在冷战刚结束的一九九〇年就为文断言「我们很快会怀念冷战!」(“We will soon miss the Cold War”,发表于《大西洋月刊》)。在当时与后来至少十年,自由主义学派或历史终结论者多半认为,这不过就是现实主义者愧对苏联瓦解所做的狡辩。等到九一一事件后,《悲剧》和另一本「不祥之书」——杭廷顿的《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九九六年发行)才一起受到重视。与杭廷顿从「理念」预言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冲突不同,米氏坚守结构现实主义的本体论(即物质主义的结构论)立场,预言崛起的中国与现状霸主美国势必难以共处。他也因此屡屡为文反对美国出兵阿富汗、伊拉克,认为这些行动与美国国家利益严重冲突,让中国有可乘「机遇」。

  笔者记得中国大陆学界几乎是立刻注意到《悲剧》一书。出于宣导「和平崛起」,北京的公开言论不免驳斥一番。但「一关上门」,《悲剧》与其他几本中译的西方理论大作(例如美国学者温特阐述建构主义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立刻成为大陆国关学界当红的读本,米氏也数次受邀到多个中国名校举行讲座。像是铜人阵,要提倡「和平崛起」与「和谐世界」,米氏重兵正把守着中国不可回避的一关。相形之下,《悲剧》的正体中文版与台湾读者实在是相见恨晚。不过既然中译本已久经考验,米氏又增补了原文最后一章,特别是二〇一四年台北与北京又走到了一个历史新叉口;激情之余,重读《悲剧》一书又正当其时。

  简明、坦率、理性;冷酷、矛盾、激情是《悲剧》这本重量级着作的六项特点。

  在国际政治学中,「简明」向来是许多理论家推崇的重要原则。《悲剧》的第一章就符合这项原则,把结构现实主义宗师华尔志(Kenneth N. Waltz)用一本书讲的道理以更直白简鍊的方式说出。「理性」据说是所有现实主义理论家奉为圭臬的伦理原则,因为唯有如此,「国家」才能在「无政府状态」(anarchy)下追求「国家利益」。而且米氏「冷酷」地直指「恐惧」(fears)才是国家在无政府国际体系中唯一永久共享的情感。换句话说,有「恐惧」的情感才是「理性」的;拥抱「信任」(或者相互依存、信心建立、集体安全、国际法、国际组织与制度或者建构主义者的「康德式国际社会」)而忘了害怕,那才真是「非理性」得愚蠢。「非理性」的话语当然可用来唿弄民众,如同前面说到的「政治化妆师」。「一关上门」进入研究室或战情室,就应该「理性」地坚守「坦率」的美德。《悲剧》的读者们正可以从米氏用结构现实主义重构现代外交史的许多细节中,学习「理性、简明、坦率」三种美德。

  坦率得近乎冷酷,使得《悲剧》具有历史上一切「决定论」的缺点:如果物质「结构」已经简明而理性地把握了大国宿命的攻势,理论家又何必劝说呢?《悲剧》奉行结构现实主义,并把「恐惧」逻辑推至极致以使理论更「简明」,则不仅「小国」只能「彼此互道再见」,势必追逐「区域霸权」的大国们也只有走上「悲剧」这条死路,这无疑是米氏论述矛盾与弔诡之处。

  所幸《悲剧》引进了「地缘政治」补充古典意义下的体系「结构」(有时也称为「权力分佈」),使得美国这个世界地缘大棋盘上唯一独居两洋之中的「离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r)比只能相互残杀的陆权大国们更加理性。这个主张看似冷酷,其实不啻是唯物主义版的美国例外论或「天赋使命论」(the manifest destiny):(1)欧亚大陆必无休止地相互攻伐;(2)海权美国卸责德法、德俄、中俄、日中、中印、英欧、俄日在欧亚大陆及其边缘相互制衡;(3)其他「小国」则视情况「请坐」或「再见」。读了这种国际政治史,体察《悲剧》用「结构」而非什么「民主和平论」之类的道德价值去证明美国必将保卫全球均势,美国与一切大小国家的读者能没有一点激情?笔者认为,以「冷酷」的话语克制理论必然蕴含的矛盾和历史必然带有的偶然,正是米氏论述精彩、激情之所在,也是本书展现「人性」之所在。

  《悲剧》问世十余年来,国际政治学自由主义、建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与解构论、后实证论针对它的批判、反思不计其数。正所谓誉之所至,谤亦随之。笔者无意另行列举对《悲剧》的批评,因为寻找理论的缺口应该是读者自己去玩味的事。笔者自己的一点体会是,「理性的总和」与「恐惧的总和」是《悲剧》这个铜板的一体两面。至于是不是「台湾很快会怀念冷战?」又可以是另一个故事。

甲午年七月于台湾大学徐州路法学院院区

推荐序三

米尔斯海默的思想及其应用 张国城(台北医学大学助理教授,台湾智库谘询委员)


  国际关系理论是将国家看待世界的方式予以系统化、概念化的方式。了解西方国际关系史的人都清楚,它是一部分析、预测和反驳的学问。利用理论用以分析现状、预测未来,有助于我们了解国际关系的本质;从反驳理论的过程中,解析预测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察觉理论的假设及结论之所以成立或未成立的原因,则是解读国际关系发展动力的主要方法。

  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理论家对于世界将何去何从,以及大国之间的互动之本质和状况作出了不同的预测,并且产生了多次的交锋和辩论。新自由主义者对现实主义者发起了勐烈的攻击,认为现实主义者的主张已经不再适合后冷战时期的国际社会,军事冲突和权力争夺在国家领导人决策时的重要性将被更广泛的跨国议题所取代,此外,各国的相互依赖、扩大的区域整合将带来较持久的和平;现实主义者则认为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本质与冷战时期并没有多大的区别,相对的由于缺乏超强国家的约制,多极体系比两极体系更加危险。

  持此看法的代表性人物就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攻势现实主义」的发明人—约翰.米尔斯海默博士。在攻势现实主义中,可以看见霍布斯的思想遗产,以及摩根索(H. Morgenthau) 和沃尔兹两位大师思想的结合。

  就笔者受教于米尔斯海默教授时和他的无数讨论,似可将攻势现实主义的目的总结为:
  一、 阐述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仍是为强权(大国)之间争夺权力的互动所主导;
  二、 解释一些国际关系的历史问题,主要是近代以来欧洲大国的关系及十九世纪以来美国和日本的关系,在新版中还加入了对中国这个崛起霸权的分析和讨论;
  三、 对于未来大国之间的关系进行预测。

  甚么是攻势现实主义?
 
  攻势现实主义强调大国在国际政治中扮演的角色,特别强调大国会不断寻求机会採取攻势攫取权力。但是甚么是权力?米尔斯海默教授认为,权力就是一国所具有的实力,包括潜在权力和军事权力,潜在权力就是一国用来建立军事权力的社会资源,最重要的社会资源是财富和人口。此外,大国必然深切关心权力分配,并在可见的未来竞逐更多的权力;虽然冷战已经结束,但是在世界的各个区域理,仍然存在竞逐权力的情况。实际上,攻势现实主义认为有明显的证据证明自1990年以来,权力政治并未在亚洲消失。

  攻势现实主义认为因为国际社会中没有中央政府提供保护,同时许多国家都寻求军事力量以发动攻势,在对于别人意图不确定的情况下,怀疑和恐惧充斥于国际互动中。也因此国家必须自助(self-help),也就是说,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为国家创造了有力的动机去获得权力;大国习于对其他国家採取攻势,而非合作,因为这是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保障自己安全的最佳方式。  

  同时,一些大国会想成为「修正主义者」(revisionist),就是想要改变「现状」(status quo)。大国的终极目标就是成为区域霸权。

  攻势现实主义认为,不平衡的国际体系还未达到权力平衡,因此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远高于平衡的两极体系或平衡的多极体系。体系内的大国必须获取足够的军事力量以对付其他同类的国家。即使他们没有办法打败对方,也必须採取方法削弱对方。为了变成最强的国家,国家将尽可能强化军力,军备竞赛也就随之而起。

  在这种体系中,非大国的小国在此一国际体系中,也会受到大国间「平衡」(balance)或「推卸责任」(buck-passing)政策的影响(Mearshiemer, 1994,267-333),且在大国间的战争中很难置身事外。因此,笔者认为强化军力以求自保的作法也适用于小国。因为小国的实力虽不足以完全和大国抗衡,但本身若有实力仍非常重要;首先,若大国发动侵略,小国本身若有一定的军事实力,仍可争取时间等待其他大国介入;其次,大国也未必能以全部实力狮子博兔,仍需保留一定实力警戒、制衡和对抗其他大国;第三,小国仍可用本身军事实力配合大国的平衡政策做为结盟的筹码。

  攻势现实主义与中国

  攻势现实主义适用于中国吗?首先,我们可以看见中国就土地面积、人口和经济总量(财富)来看,无疑是个大国。同时也会不断寻求机会採取攻势攫取权力(Goldstein, 1997; Layne, 1993)。这种权力包括经济、军事和外交。同时中国也高度关切东亚各国权力的分配,事实上和拉丁美洲与西欧相比,这一区域的权力基本上处于较为变动的状况。Friedberg(1993)认为以十九世纪末的欧洲能更好的理解二十世纪末的亚洲,因为传统的强权正在一个多极状况下进行经济和战略的对抗。各国对权力分配的关心更是不在话下。

  其次,东北亚是标准的「无政府状态」,所有这一区域没有一个中央的权威。区域内国家必须自行和其他国家建立关系,没有一个更高的实体来规范,目前也没有动力来创造类似欧洲的新安全关系(Duffield, 2003: 260)。以现状来看,虽然美国和日本与韩国有军事同盟,东京和首尔并不需要在同一架构下跟从美国。美韩同盟和美日同盟是不同的,因为两国不在相同的基础和状态下和美国建立各自的安全关系。日本在二次大战战败,美国在日本的驻军是建立在占领军的基础上,在《美日安保条约》里,美国单方面对日本的防卫负责(Katzenstein & Okawara, 2004: 98)。而美国驻军南韩是一九五〇年联合国任务的延续,当时联合国负起了防卫南韩免于北韩进攻的责任。今天两国分别和美国进行军事合作,美日、美韩虽然有军事同盟,美国并未扮演区域秩序最高仲裁者的角色。譬如美国就不对东北亚海上领土和经济海域的主权争端表达支持特定方的主权主张。因此,东北亚各国除了台湾和北韩外都积极扩充海军力量,这正是自助(self-help)的表现。

  第三,中国和日本都有成为「修正主义者」的倾向。中国从二〇〇八年之后使台湾接受一中原则,逐步推动并落实两岸的统合进而统一,在钓鱼台和南海採取更强硬的姿态,固然有国内政治权力斗争的考量,但很容易被定义为修正主义者。

  中国是否会成为区域霸权?目前中国的官方立场仍然坚持中国在国际上「不称霸」的立场。但是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国家都知道,未来区域内国际关系的模式将视中国这个邻国强大或衰弱而定(Segal, 1990)。这可能会使各国更加受中国的态度所影响,而能影响他国正是霸权的象征。攻势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基本上是具侵略性的,领土的扩张通常会被具敌意的实力所阻。大部分东亚的战略冲突都和领土主权有关;台湾问题、钓鱼台、独岛都是最好的例子。这些争端都是零和游戏。米尔斯海默认为零和游戏有时可能导向战争。

  至于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如何?目前虽然各国仍然保持相当的克制,但是大国努力获取足够的军事力量以对付其他同类的国家是非常明显的趋势。每年中国大笔增加国防预算是众所周知的。米尔斯海默认为若中国维持经济高速成长,它会变成潜在的霸权,因为具有庞大的人口,可以建立一支庞大的陆军,也远比周边国家富有;若中国变为潜在的霸权,那么很可能逐步成为真正的霸权,也更可能招致周边国家和美国的围堵(Mearshimer, 2001: 400)。而在国际关系的历史上,大国更可能发动战争也不是攻势现实主义者独特的想法(Wright, 1965: 221-23)。而中国历来是非常喜欢动用武力的国家(Palmer & Morgan, 2006: 87)。在身为大国并成为霸权之后,这种倾向可能更加强烈。

  总的来看,这一区域的特色包括:权力平衡逐步转变;国内与国家间政治力量分配不均;政治与文化仍存在异质性;安全机制缺乏功能性;以及包含后殖民民族主义与天然资源因素的领土冲突(Christensen, 1999: 49),这正是攻势现实主义可以发挥解释力的场域。

  攻势现实主义与「弃台论」

  米氏在最近知名文章〈向台湾说再见?〉(Say Goodbye to Taiwan)中说道:「透过和中国进行贸易并促使她成为世界经济成长的引擎,台湾成全了一个怀有修正主义式目标的巨人,而这个巨人要终结台湾的独立,使之成为巨人的一部分。总而言之,对台湾而言,一个强大的中国不仅仅只是一个问题,而是一场噩梦。」引起各界对于攻势现实主义的质疑:是否大国政治之下,台湾就注定要被弃?

  对此,笔者认为米教授是语重心长;因为攻势现实主义向来不认为美国该採取绥靖主义,也因此保台或弃台都不会是因为要和中国改善关系的缘故。真正会导致台湾被弃的原因,恐怕是在于台湾自身的因素。

  首先,是缺乏对环境的觉知能力;依据攻势现实主义,潜在强权基本会招来他国的攻击,至少是制衡其成为霸权以避免变更现状。所以和强权结盟的国家必须有对抗另一个霸权的准备。台湾长期以来的政策,不仅是支持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现在透过一系列两岸协议的签订,更积极走上了很有可能与中国结盟的态势,这可能会被解读为在「变更现状」。

  目前两岸关系虽略有和缓,但中方从未放弃以武力进犯台湾,除军事预算持续上升外,对台军事准备也没有任何放松。但台方的作为却是和中方益形亲密,并在若干安全议题上採取和北京较为贴近或主张逻辑类似的作法。刚好北京在外交、军事与经济的影响力又日增,区域权力平衡已有松动迹象。若台湾不能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及投资,势将影响其他大国支持的意愿。若更进一步被定位为中国的附庸,依据攻势现实主义,这样的政权更难吸引大国出手,得到大国的帮助。未来在区域外大国遏制中国的过程中,一旦发生冲突,台湾甚至将可能遭大国压制,当局将更难保障台湾的利益,其次,台湾有必要认真理解攻势现实主义中大国行为的逻辑。要巩固台美关系或与任一大国的关系,必须让美国人相信台美关系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支援台湾不仅有利台湾,更有利于美国;但台湾目前似未能具体描绘台美关系是如何能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而且这种服务所产生的好处难以为其他的关系所取代。无论蓝绿,常见的言论似乎仍存有部分冷战思维,一方面暗示美国在「中国崛起」的亚太大环境下,台湾是美国制衡中国霸权的重要棋子,但本身却又对中寄望甚殷;更别说台湾当局在对外关系上的「一面倒」以及中国对台的「让利」可能已经让美产生思维上的质变,因为从韩国和欧盟、美国与澳洲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简称FTA)的漫长谈判过程,对照台湾在美牛谈判中的态度,很难让人相信中台能快速签订各类协议会没有台面下的政治交易。因此恐怕不是台湾该担心美国是否会坚守「六项保证」,反倒是美国该担心台湾是否能坚持站在「民主阵营」。未来「和平协议」的倡议,更可能被解读为准备摆脱对美国安全依赖的讯号。且中方争取台湾实质结盟的可能性也随着两岸关系的进展和台对中的依赖日亟,而渐露端倪。

  因此在攻势现实主义之下,未来在台北担心华府的「弃台论」以前,华府恐怕更担心台北的「弃美论」。

  攻势现实主义的其他贡献

  在笔者于芝加哥大学就读时,有幸容米尔斯海默教授收于门下;也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透过无数次的晤谈,得以对他「攻势现实主义」的思维形成过程和目的有更多了解。首先,攻势现实主义对国家间的暴力和安全竞争做出了有力的解释。其次,攻势现实主义提出的「修正主义者」扩大了新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新现实主义有时候不免有重视均势,因而流于「现状偏好」,因此可能忽略了修正主义者的重要性。事实上在目前的东亚,中国和台湾都是积极的修正主义者,都意图变更现状。

  第三,攻势现实主义重视地理因素。实际上国际政治上的「大国」之所以大,除了土地人口经济大以外,重点还在于影响力要大;这就和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绝对关系。因为大国要影响他国行为,一是靠军事,这自然受地理位置的绝对影响。因为要以军事力量加诸他国都必须克服地理因素;如果地理位置不佳,譬如出海口受限,或距离其利益所在区域或挑战渠利益的国家太远时,其影响力就会受限,或是需要付出额外筹码争取海外基地以伸展其意志。二是靠外交,但二次大战后国际组织林立,至少在形式上国际组织内的会员都是平等的,大国以外交手段压迫小国的作法已经越来越需要技巧。所以地理距离对大国的影响力有重要的作用。

  攻势现实主义对于平衡的两极体系和不平衡的多极体系的重视和分析,有助于分析国际关系中「影响国家行为」的动力。一般认为两极体系比不平衡的多极体系较为安定,但一般被认为属于「平衡的两极体系」的冷战时期,只是两大超强没有直接的军事对抗,但是代理战争仍不断发生,越战就是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争之一;冷战结束后进入不平衡的多极体系,但从事战争的仍然是大国而非原先被认为针锋相对的多极,这些都可用攻势现实主义来解释——因为攻势现实主义对于「联盟如何形成」有相当大的贡献。国家究竟是在怎样的动机下形成同盟?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课题。传统上受威胁的国家可能採取的方式是和威胁自己的国家结盟,或联合其他受威胁的国家结盟。但攻势现实主义是主张「维持均势」和「推卸责任」才是大国和他国结盟的理由。

  不过,笔者也对攻势现实主义中对战争的讨论有一些其他看法。在冷战时期,仅是大国之间未直接发生战争。但大国直接实施或介入代理的战争如韩战、越战、阿富汗战争、中越战争、以阿战争、两伊战争和印巴战争中战斗进行之惨烈、投射的火力与武器毁灭性之强大,并不下于二次大战中德苏战场之外的多数战役。同时中等强权的区域战争数量之多也非常惊人——如法国一九四六到一九五四出兵越南,一九五四到一九六二年出兵阿尔及利亚、英国一九四八出兵巴勒斯坦、一九五二年出兵肯亚(这场战争持续七年)、一九五五年出兵赛普勒斯、一九五五年撤出伊拉克、一九六一年出兵科威特、一九六四年出兵亚丁、一九六五年出兵婆罗洲;其他区域强国如南非常年和安哥拉和古巴作战;查德和摩洛哥的冲突从一九六〇持续到一九八〇年;越南出兵柬埔寨等等,因此,所谓「冷战两极体系较为稳定和平」此一经典论述和观念,似乎仍有可讨论空间。反倒是冷战结束之后,区域冲突实际上还是减少,上述的长年交战国家多半都已解甲归田。

  无论如何,攻势现实主义的光芒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是难以掩藏的。如果要深入理解国际关系,笔者以为,对这一理论的详加理解,进而对于战争和武力的运用,包括「战略是如何形成的」、「军队是如何运作的」、「战争是如何进行的」及「科技是如何运用的」等四大课题延伸研究,或可更加了解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全貌。

新版前言

  一九九一年底苏联解体时,笔者便开始写作本书,一写便写了十年。十年间很多美国人包括美国学者对国际政治的未来都十分乐观。因为既然冷战确实已经结束,未来便似乎不会再有大国战争,权力平衡一类概念也就完全可以进博物馆了。今后世界各国必将互敬互爱,互帮互助。而我等现实主义者失去了栖息地,必将为时代淘汰,步上恐龙的后尘。

  但笔者不服,便写书来打破天下太平的迷梦。依笔者所见,世界仍然危机四伏,现实主义也仍然是认识世界的有力工具。本书大部是笔者原创的国际政治理论,虽然同是现实主义,但与汉斯.摩根索和肯尼士.华尔滋的理论都大不相同。创制理论还要以理服人,所以书中也用不少篇幅解释攻势现实主义为什么适用于二十一世纪的世界。

  本书二〇〇一年一经面世,并未大受欢迎,因为二十一世纪头几年众人仍然往往认为未来世界必定河清海晏,歌舞昇平。但二〇〇四年伊拉克战争扩大,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两线作战,进退维谷。社会大众又逐渐醒悟,发现反恐战争结束其实遥遥无期。上世纪九十年代弥漫全社会的喜悦便烟消云散,人们开始既思考国际政治的惨澹现实,更思考美国向何处去。于是时至今日,美国人大都已经明白当代世界暗流涌动,而长治久安的办法不是子虚乌有,就是远在天边。

  人们是该醒悟了,冷战结束二十五年来,美国已打了六仗。一九九一年有波斯湾战争,之后一九九五和一九九九年又在波士尼亚和科索沃与塞尔维亚打了两仗。二〇〇一年打阿富汗至今未完,伊拉克战争从二〇〇三年打到二〇一一年倒是已经结束,但美国刚离开伊拉克,同年却又出兵利比亚。所以一九八九年以来美国每三年里就有两年要用兵。但这六场战争对手都是次等国家。美国不用担心大国强力干预。

  但现在中国崛起,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国经济如果再迅速增长几十年,就要变成冷战后美国的第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而且中国崛起也确实震动了世界,最近皮尤公司(Pew Research)的全球态度调查(Global Attitudes Project)研究了三十九个国家,其中二十三国受访者要么大多认为中国能取代或者已经取代美国的地位成为超级大国中的超级大国,要么虽意见纷纭,但持上述观点的人数最多。美国人也意识到了中国崛起,调查中美国受访者有百分之四十七认为将来中国是世界第一,而不这么想的人也正好是百分之四十七。

  人们紧接着要担忧的是中国能不能和平崛起?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笔者就注意到中国可能成为超级强国,所以本书第一版曾讨论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如果中国继续崛起,就要强军备战,并循着美国称霸西半球的模式来称霸亚洲。因为国家要生存,最好最保险的办法无非是做地区霸主(reginal hegemon)。但中国的邻国和美国一定会设法遏制中国,阻止其称霸。这就会引起安全竞争(security competitin),最终威胁亚洲安全。

  本书二〇〇一年初版之后,笔者在各种场合一直反复强调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在别国这样讲,在中国也照样讲,二〇〇四年还曾与前总统卡特(Jimmy Carter)的国家安全顾问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辩论过这一问题。头几年不管笔者费多大口舌,听众不是无人相信,就是半信半疑。但是二〇〇八年以后便不然,因为其时中国一方面继续崛起,一方面挟积累下来的实力开始活动筋骨,结果既吓坏了邻国,又惊动了美国。如今笔者再讲中国不能和平崛起,未来中美关系险恶,大家已经很能听进去了。

  既然中国崛起大概算二十一世纪最大的大事,而这件大事又很可能是战事,那重写本书最后一章详谈这件大事便是题中之义。二〇〇一初版终章虽然涉及中国能否和平崛起,但也只是涉及,与诸多内容并列,并不突出。笔者其他着作和文章又都未详谈此事。所以新版最后一章专谈中国崛起,要原原本本、扎扎实实,论述为什么中国实力大增,亚洲就有危机。

  本书新版重写了前言和终章,其他内容大体不变。而攻势现实主义理论更不变。有些读者读到这里可能惊诧,因为攻势现实主义在学界早已被广泛流传,许多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加以分析,甚至时而严厉批评。各界学人关注该理论,笔者感念在心,对于批评乃至批判,也事无巨细,悉心听取。而学界同仁既然批评笔者理论,必定先研究过,理论有人研究却正是做一个学者最大的光荣。但笔者相信自己的理论经得起批评。世界上固然没有终极真理,攻势现实主义理论有朝一日也将功成身退。但本书第一版建立的理论框架历经十余年风雨仍然坚固。

  新版最后一章便用攻势现实主义理论来回答中国能不能和平崛起这个广大学者、决策者及各国大众都十分关心并且要一直关心下去的问题。很遗憾的,答案终究是不能。

  新版最后一章的完成并非笔者一人之功……

  (后略)

图书试读

第二章  无政府状态与权力竞争
 
我认为,大国总是虎视眈眈地伺机而动,拼命寻找机会谋求力压其国际上的对手,且在取得霸权的地位之前绝不罢休。除了那个国家以世所罕见的绝对优势凌驾所有其他国家,我不认为会有那个国家是安于现状的。相反的,国际体系中到处是心怀修正主义意图的大国。本章将展现一个解释这种权力竞争的理论。特别是,我想阐述支持我观点的一种令人信服的逻辑,即大国谋求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权力。在本章中,我不打算用历史记录检验攻势现实主义,这一重要任务将留待后面的章节讨论。
 
国家为什么追逐权力?
 
大国为什么彼此角逐权力和争夺霸权?我对它的解释源自国际体系中的五个命题(assumption)。其中任何一个单独的命题都不足以确保国家表现出竞争行为。但这些命题综合在一起则可以刻画出这样的世界:在这里,国家有充分的理由考虑採取侵略行为。特别是,该体系鼓励国家寻找机会最大化地夺取权力。
 
命题是否一定得忠于现实世界里的事实?有些社会科学者认为,支持理论的命题无须与现实相吻合。确实,经济学家密尔顿.傅利曼(Milton Friedman)说过,最好的理论的「命题往往不能恰当地反映现实。一般而言,理论越是重要,其命题越是不切实际」。按照这一观点,解释力(explanatory power)是一个理论的全部价值所在,不合现实的命题如果能衍生出一个理论,告诉我们世界是怎样运作的,那么这些潜在的命题是否具有现实性并不重要。
 
我反对这一说法。尽管我赞同估价理论的最终标准是看它的解释力,但我同时也相信,一个建立在非现实或错误命题上的理论,不可能充分解释世界的运作情况。健全的理论应该建立在有效的命题之上。因此,这五个命题中的每一个都合理地展现了国际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用户评价

评分

拿起《大国政治的悲剧》(2014年新版),我首先被作者那精炼而犀利的语言风格所吸引。他仿佛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战略家,寥寥数语就能勾勒出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微妙变化,以及政治博弈的尔虞我诈。书中对于历史事件的解读,往往能一针见血地指出关键的转折点,以及那些被忽视的细微因素所产生的巨大影响。2014年新版的出现,让我对接下来的阅读充满了期待,因为这意味着作者可能在原有基础上,对当前国际政治的演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和更具前瞻性的判断。这本书让我深刻认识到,政治并非是纯粹的理想主义游戏,它更多的是关于权力的分配、利益的博弈,以及在复杂环境下的理性(或者非理性)选择。作者对“悲剧”的探讨,并非是宣扬宿命论,而是让我们理解,在追求国家利益的过程中,某些情况下,不幸的结局可能是一种难以摆脱的循环。这种深入骨髓的洞察,让我对国际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让我开始反思,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中,我们应该如何趋利避害。

评分

当翻开《大国政治的悲剧》(2014年新版),我立即被作者那种宏大而深邃的笔触所吸引。他仿佛是一位洞悉历史的智者,将那些复杂而宏伟的政治事件,以清晰的逻辑和深刻的洞察力呈现在读者面前。2014年新版的价值,在于它能在我们当下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提供一个审视国际格局的绝佳视角。书中对“悲剧”的探讨,并非是简单的个人不幸,而是对国家整体命运走向的一种深刻反思,它揭示了在权力游戏和历史洪流中,个体和国家都可能面临的难以摆脱的困境。我常常在阅读时,脑海中会浮现出那些曾经辉煌又最终走向衰落的帝国,思考它们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悲剧”的。作者的分析,让我明白,即便是最强大的国家,也可能因为自身的傲慢、决策的失误,或者对时代潮流的误判,而步入令人扼腕的境地。这种深刻的洞察,让我对“政治”有了更全面、更理性的认识,它不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的对抗,而是关乎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复杂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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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政治的悲剧》(2014年新版)给我带来的震撼,与其说是知识的普及,不如说是认知的一次重塑。作者用一种宏大的历史视野,将我们从日常的碎片化信息中拉出来,去审视国家之间的宏观互动和长远趋势。我常常在阅读时,脑海中会浮现出古今中外无数的帝王将相、政治家们的身影,想象他们在那个时代所面临的抉择,以及这些抉择最终如何导向了历史的洪流。书中对于“悲剧”的定义,并非简单的道德评判,而是一种对复杂系统下,必然会产生的某些负面结果的深刻理解。它让我们明白,即便是最强大的国家,也可能在某些时刻,因为自身的局限性、战略的失误,或者无法预见的外部因素,而步入令人扼腕的境地。2014年的视角,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当下国际格局的绝佳切入点。作者的分析,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当前一些热点事件背后的深层逻辑,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对“历史”的理解,不再是线性的前进,而是一种螺旋式上升,其中充满了反复和曲折,而“悲剧”似乎是这条道路上,难以避免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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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读《大国政治的悲剧》(2014年新版),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莫过于作者那种近乎冷峻的分析视角。他剥离了花哨的辞藻和煽情的叙事,直指权力博弈的本质,如同一个冷静的外科医生,剖析着国家行为背后的深层驱动力。书中对历史事件的梳理,并非简单的时间线罗列,而是层层递进,揭示了那些看似偶然的事件背后,往往潜藏着必然的逻辑。我尤其着迷于作者如何将抽象的政治理论,转化为鲜活的案例分析。他并非空谈概念,而是用具体国家的兴衰、战争的爆发、国际格局的演变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写法,让原本可能枯燥的政治学讨论,变得生动且富有启发性。2014年新版的价值,在于它能让我们在当下的国际环境中,看到历史的回声。作者提出的许多观点,虽然源于过去的时代,但其对人类行为模式、权力运作规律的洞察,依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它们预见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许多挑战。阅读此书,如同在迷雾中点亮了一盏灯,让我们能够更清晰地辨识前方的道路,以及潜在的风险。它让我开始思考,那些光鲜亮丽的国家成就背后,是否也隐藏着不为人知的脆弱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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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翻开《大国政治的悲剧》(2014年新版),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个令人深思的标题。它如同一个沉重的问号,悬挂在书页之上,立即激发了我探究其核心含义的强烈愿望。这本书并非一本轻松的读物,它要求读者投入时间和精力,去理解那些宏大叙事下的复杂逻辑和深层动因。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常常会不自觉地停下来,回溯刚才的文字,试图在脑海中构建出作者所描绘的世界图景。作者的叙述方式,时而如史诗般磅礴,时而又如哲人般深邃,将历史事件、政治理论以及人性弱点巧妙地交织在一起。2014年新版,也意味着在原有的基础上,或许注入了新的时代观察和更具前瞻性的思考,这让我更加期待。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大国”的“政治”,更是一次关于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反思。它所探讨的“悲剧”,并非简单的失败或不幸,而是一种源自权力结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冲突以及领导人决策失误等多种因素交织而成的、似乎难以避免的宿命。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棋盘之上,观察着棋子们的每一次挪动,感受着每一次博弈中暗流涌动的危机,以及那些决定性时刻的惊心动魄。这种阅读体验是沉浸式的,也是极具挑战性的,它不断地拷问着我对国际关系、历史进程以及人类自身局限性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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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政治的悲剧》(2014年新版)是一本让我思考良久的著作。作者的叙事风格,既有史诗般的宏大,又有哲人般的深邃,将历史事件、政治理论和人性弱点巧妙地融合在一起。2014年新版,在原有基础上,或许加入了对当下国际局势的新解读,这无疑增加了本书的现实意义。书中对“悲剧”的解读,并非简单的幸灾乐祸,而是一种对国家发展规律、权力运作机制的深刻理解。它让我们明白,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充满了竞争、博弈和不确定性,而某些负面结局,往往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下的必然结果。我常常在阅读时,会不自觉地将书中的观点与现实中的国际新闻进行对照,试图从中找到规律和启示。作者的分析,能够帮助我们拨开迷雾,看清那些隐藏在表象之下的深层逻辑。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政治读物,更是一次关于人类文明发展、国家兴衰规律的深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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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政治的悲剧》(2014年新版)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一种智识上的挑战和启迪。作者以一种冷静、客观的笔触,深入剖析了国家行为背后的逻辑,以及权力博弈的残酷现实。2014年新版的出现,使得这本书在当下具有了更强的现实意义,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当前国际格局的演变,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趋势。书中对“悲剧”的阐述,并非简单的事件堆砌,而是揭示了那些隐藏在表象之下的,不可避免的规律和宿命。我发现自己会在阅读时,不断地与书中的观点进行对照,思考我们自身所处的环境,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作者的分析,常常能够直击问题的本质,让我们从纷繁复杂的国际新闻中,看到更清晰的脉络。这种深入骨髓的洞察,让我对“大国”的定义、国家的兴衰规律,以及权力运作的逻辑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本书不适合浅尝辄止,它需要反复品味,才能真正领悟其中蕴含的深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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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读《大国政治的悲剧》(2014年新版),我就被作者那宏大的叙事和严谨的逻辑所折服。他并非简单的叙述历史,而是将历史事件置于一个宏观的政治框架下进行解读,揭示出那些影响国家命运的深层动因。2014年新版的问世,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在当下这个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重新审视大国政治的绝佳视角。书中对于“悲剧”的探讨,并非是单纯的文学渲染,而是一种对权力结构、地缘政治以及人类行为模式的深刻洞察。它让我们明白,即便是最强大的国家,也可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因为判断失误、战略僵化,或者内部矛盾的激化,而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我常常在阅读时,脑海中会闪过一个个鲜活的历史画面,想象那些政治家们在关键时刻的抉择,以及这些抉择所带来的深远影响。这本书不仅拓宽了我的视野,更重要的是,它让我对“政治”这个概念有了更深刻、更理性的理解,它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关乎国家命运、人类未来的严肃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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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开始阅读《大国政治的悲剧》(2014年新版),我被作者那种沉稳而富有力量的叙事风格所吸引。他仿佛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历史学家,能够将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的关键节点,以及那些影响深远的大国博弈,梳理得井井有条。2014年新版的出现,意味着我们在当下这个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能够获得一个更具时效性的视角来理解大国政治的演变。书中对“悲剧”的剖析,并非是简单的断言,而是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深入挖掘,揭示出那些导致国家走向困境的深层原因,诸如权力失衡、战略误判、内部矛盾等。我常常在阅读时,会陷入深深的思考,想象书中描绘的那些历史场景,以及身处其中的政治家们所面临的艰难抉择。作者的观点,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它让我们明白,即便是强大的国家,也可能在某些时刻,因为自身的局限性,而走向不可避免的“悲剧”。这本书,不愧为一本值得反复品读的经典之作。

评分

《大国政治的悲剧》(2014年新版)给我带来的阅读体验,是一种智识上的极度满足。作者以一种旁征博引、逻辑严谨的方式,将我们带入一个宏大的历史与政治分析的殿堂。我尤其欣赏他对于历史事件的“去浪漫化”处理,他不会刻意去歌颂或谴责,而是专注于揭示事件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和利益驱动。2014年新版,让我有机会在当下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重新审视那些经典的大国兴衰故事,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书中对于“悲剧”的剖析,让我认识到,即便是那些曾经辉煌的大国,也可能因为内部的僵化、对外政策的失误,或者无法适应时代的变化,而走向衰落。这种深刻的洞察,让我对国家的发展和命运有了更辩证的认识。每一次阅读,都感觉像是在与一位博学的智者进行一场深刻的对话,他用历史的智慧,指引我理解现实世界的复杂性。这本书不适合速读,它需要细嚼慢咽,反复体会,才能领悟其中蕴含的深刻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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