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文学的历史本身已比一般历史更富诠释空间，口述历史突出的主观性也许更添争议，然而众『说』纷纭，互相比对参照下所呈现的复杂性，也许更贴近文学历史的本质。追寻历史的结果，每每都指向当下眼前，这一系列的访谈，期望在未来的历史里更见意义。」──卢玮銮、熊志琴
「香港文化众声道」系列的诞生，缘于二〇〇二年展开的「口述历史：香港文学及文化」研究计划。计划由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文学研究中心主持，卢玮銮教授和熊志琴博士投入十多年时间，向数十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坛及文化界前辈进行口述历史访问，并结集成书，继二〇一四年的第一册后，今年推出第二册。访问内容全面、详尽，受访者的创作历程、参与的文学活动、对同时期作家的评价、对所在组织的了解、对时局和政治的看法等都是记录的范畴。记录者广泛蒐集并保存第一手资料，为读者完整、真实地呈现数十年来香港的文化、政治与历史的互动。这些原始材料经记录者严谨整理和查证，并补充大量注释和附录，有助填补文献记录的空白，为学者和研究者提供珍贵资料。一般读者也能从书中读出趣味，通过记录者与受访者的一问一答，进入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社会，感受当时的文化氛围。
《香港文化众声道2》受访者包括羊城、罗卡、吴平、陆离、张浚华、陈任、古兆申、黄子程、陈炳藻、金炳兴。
「香港文化众声道」系列的诞生，缘于二〇〇二年展开的「口述历史：香港文学及文化」研究计划。计划由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文学研究中心主持，卢玮銮教授和熊志琴博士投入十多年时间，向数十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坛及文化界前辈进行口述历史访问，并结集成书，继二〇一四年的第一册后，今年推出第二册。访问内容全面、详尽，受访者的创作历程、参与的文学活动、对同时期作家的评价、对所在组织的了解、对时局和政治的看法等都是记录的范畴。记录者广泛蒐集并保存第一手资料，为读者完整、真实地呈现数十年来香港的文化、政治与历史的互动。这些原始材料经记录者严谨整理和查证，并补充大量注释和附录，有助填补文献记录的空白，为学者和研究者提供珍贵资料。一般读者也能从书中读出趣味，通过记录者与受访者的一问一答，进入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社会，感受当时的文化氛围。
《香港文化众声道2》受访者包括羊城、罗卡、吴平、陆离、张浚华、陈任、古兆申、黄子程、陈炳藻、金炳兴。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卢玮銮（1939－）
原籍广东番禺，出生于香港。笔名小思、明川。1964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中文系毕业，获文学士衔后任中学教师多年。1973年赴日本，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员。1978年任香港大学中文系助教。1979年任教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1995年起任教授。2002年7月退休，任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文学研究中心主任，2008年转任香港文学研究中心顾问。着有《香港文踪──内地作家南来及其文化活动》、《香港家书》、《一生承教》、《一瓦之缘》等。
熊志琴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现任教于香港公开大学，兼任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文学研究中心名誉副研究员。编有《文学与影像比读》（与卢玮銮合编）、《经纪眼界──经纪拉系列选》、《异乡勐步──司明专栏选》；编校《沦陷时期香港文学作品选：叶灵凤、戴望舒合集》、《沦陷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另有口述历史访问纪录《双程路：中西文化的体验与思考（1963-2003）──古兆申访谈录》（与卢玮銮联合编着）、《结缘两地──台港文坛琐忆》（郑树森访谈录）等。
卢玮銮（1939－）
原籍广东番禺，出生于香港。笔名小思、明川。1964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中文系毕业，获文学士衔后任中学教师多年。1973年赴日本，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员。1978年任香港大学中文系助教。1979年任教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1995年起任教授。2002年7月退休，任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文学研究中心主任，2008年转任香港文学研究中心顾问。着有《香港文踪──内地作家南来及其文化活动》、《香港家书》、《一生承教》、《一瓦之缘》等。
熊志琴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现任教于香港公开大学，兼任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文学研究中心名誉副研究员。编有《文学与影像比读》（与卢玮銮合编）、《经纪眼界──经纪拉系列选》、《异乡勐步──司明专栏选》；编校《沦陷时期香港文学作品选：叶灵凤、戴望舒合集》、《沦陷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另有口述历史访问纪录《双程路：中西文化的体验与思考（1963-2003）──古兆申访谈录》（与卢玮銮联合编着）、《结缘两地──台港文坛琐忆》（郑树森访谈录）等。
图书目录
前言
访问记录
——羊城
——罗卡
——吴平
——陆离
——张浚华
——陈任
——古兆申（附：古兆申、黄子程对谈）
——陈炳藻
——金炳兴
附录
——本册相关报刊资料
——后记
——人名索引
——鸣谢
访问记录
——羊城
——罗卡
——吴平
——陆离
——张浚华
——陈任
——古兆申（附：古兆申、黄子程对谈）
——陈炳藻
——金炳兴
附录
——本册相关报刊资料
——后记
——人名索引
——鸣谢
图书序言
前言
这一系列访谈缘起于「口述历史：香港文学及文化」研究计划。此计划从二○○二年开始，是当时刚刚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文学研究中心的主要工作项目。及后我们先后放下中心的实际职务，但计划并没有因此结束，我们继续进行访谈、整理记录，至今已逾十五年。
以口述史的方式纪录前辈对香港文学发展的种种回忆，意义不仅在于提供历史事实，更在于呈现历史参与者的个人理解及感受，重新唤起被遗忘的人物及细节，从而开启不同面向的研究角度、引发深入的专题研究。我们立意借鑑口述历史的研究方法，期望在採集史料的同时，也获得某种研究成果。可是正统的口述历史研究，需要投入庞大的人力物力，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都以特定部门和专业团队进行工作，我们的能力自然无法比拟。不过，尽管力量微薄，但因着其他史料整理工作的经验，以及对受访前辈的尊敬，我们从未敢对访问工作掉以轻心。
许多香港作家长期以来发表作品众多，但结集出版成书的甚少，甚至未曾结集出版，因此也从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作品的内涵被忽略，而文学寄生于报刊所揭示的作家与文坛、社会的互动关系也被遗忘─这些在一般论述所错失的人与事，正是我们所要寻访的。
访谈之前的准备工作，大多从翻检昔日报刊开始，我们尽量搜集和了解与受访者相关的材料，然后拟定访谈大纲。部份受访者并不以「写作」作为文学实践，而以编辑、文化机构负责人、政策执行者等身份在文化界发挥影响力，为访谈而准备的材料搜集范围更广，搜集起来也更不容易，但我们也希望通过访谈，呈现他们在香港文学发展历程中较隐性而却极重要的位置。至于访谈名单的拟定，受访者的重要性固然是前提，但绝非唯一的考虑，实际访谈名单的敲定还牵涉时机、地域、人脉等因素。因此，并未在本系列出现的前辈，绝不代表地位「次要」，他们与部份截至出版而访谈记录仍未能达成授权共识的受访者，我们都期待将来续有访问和跟进出版的机会。
认真而严肃的口述历史访谈，往往都不能限于一、两次会面，碍于种种条件限制，我们无法对每一位受访者都进行多次漫长访问，但都尽可能因应不同情况作面谈或书面的追问、续访。访谈整理成文字稿，从初稿到定稿的审订过程中，受访者或直接以文字补充，或提供口头、文献资料作参考佐证，充实访谈内容，凡受访者所补充的按语，均以（）标示。另一方面，我们也向相关人士查询，翻查报刊、书信、文件、档案等文献资料，所得资料以附注形式作补充或以﹝﹞标示。报刊或机构简称首次出现也以﹝﹞交代全名，以后从略，每篇均独立处理。访谈定稿得到受访者授权始公开发表，出版前更添上人物小传，增加「本册相关报刊资料」及「人名索引」等附录，辅助阐释之外，更期望可借此呈现较广阔的历史图景。出版因篇幅所限，受访者一些与文学、文化工作不直接相关的经历不得不省略，内容过于重复之处也有所删节，但为求尽量保留访谈原貌，文稿一般不会按访谈内容重组。一切改动，均在已得到授权的定稿上编辑。
无疑，口述历史作为研究方法，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备受质疑。口述历史的可靠性，无可否认也不能避免因受访者的年纪、身体状况、记忆力、情绪、个人主观等等因素影响，也受访问者与受访者关系、说话时机是否适合等客观条件左右。访谈准备再充分、资料查证再严谨，似乎都无法弥补口述历史的某些先天缺陷。然而，受访者如何理解、选择、诠释、以至「改编」历史记忆，其实正好呈现了历史事件中「个人」的角度，填补了客观资料之不足。口述历史的主观性最受诘难，但这也正是口述历史最精彩可贵之处。何况每一种研究方法、每一种材料都有本身的限制，能否发挥口述历史的长处，关键还是在于读者、研究者的阅读角度与研究态度。
访谈计划开展以来得到不少前辈及同道支持，首先感谢多位受访者付出心力、时间和信任，其中好几位在接受访谈后离世，未能让他们及见访谈出版，我们至为歉疚。多位受访者在接受访问之外，还授权让所负责之刊物全文上网，并捐赠大批珍贵书刊以及富历史价值之手稿、信件、相片等文献资料，让后学得以从这些第一手资料认识历史，所有捐赠均已移送香港中文大学大学图书馆系统。此外，访谈工作得以开展，不同机关和朋友都在行政上、经济上提供了支援，谨此鸣谢（名单详见书末）。
唐德刚教授曾经指出，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口述历史学部「誉满全球，而谤亦随之」，十多年来真正完成的只有一部中英双语的《李宗仁回忆录》和只有英语的《顾维钧回忆录》，其余多位民国要人的口述历史虽「工作经年，最后都是半途而废」，可见口述历史工作之困难（参唐德刚〈张学良自述的是是非非〉）。我们的研究规模与实力自不可与「哥大」同日而语，但勉力为之，也悉力以赴，访谈未及尽善之处，敬请各方指正。文学的历史本身已比一般历史更富诠释空间，口述历史突出的主观性也许更添争议，然而众「说」纷纭，互相比对参照下所呈现的复杂性，亦也许更贴近文学历史的本质。追寻历史的结果，每每都指向当下眼前，这一系列的访谈，期望在来未的历史里更见意义。
这一系列访谈缘起于「口述历史：香港文学及文化」研究计划。此计划从二○○二年开始，是当时刚刚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文学研究中心的主要工作项目。及后我们先后放下中心的实际职务，但计划并没有因此结束，我们继续进行访谈、整理记录，至今已逾十五年。
以口述史的方式纪录前辈对香港文学发展的种种回忆，意义不仅在于提供历史事实，更在于呈现历史参与者的个人理解及感受，重新唤起被遗忘的人物及细节，从而开启不同面向的研究角度、引发深入的专题研究。我们立意借鑑口述历史的研究方法，期望在採集史料的同时，也获得某种研究成果。可是正统的口述历史研究，需要投入庞大的人力物力，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都以特定部门和专业团队进行工作，我们的能力自然无法比拟。不过，尽管力量微薄，但因着其他史料整理工作的经验，以及对受访前辈的尊敬，我们从未敢对访问工作掉以轻心。
许多香港作家长期以来发表作品众多，但结集出版成书的甚少，甚至未曾结集出版，因此也从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作品的内涵被忽略，而文学寄生于报刊所揭示的作家与文坛、社会的互动关系也被遗忘─这些在一般论述所错失的人与事，正是我们所要寻访的。
访谈之前的准备工作，大多从翻检昔日报刊开始，我们尽量搜集和了解与受访者相关的材料，然后拟定访谈大纲。部份受访者并不以「写作」作为文学实践，而以编辑、文化机构负责人、政策执行者等身份在文化界发挥影响力，为访谈而准备的材料搜集范围更广，搜集起来也更不容易，但我们也希望通过访谈，呈现他们在香港文学发展历程中较隐性而却极重要的位置。至于访谈名单的拟定，受访者的重要性固然是前提，但绝非唯一的考虑，实际访谈名单的敲定还牵涉时机、地域、人脉等因素。因此，并未在本系列出现的前辈，绝不代表地位「次要」，他们与部份截至出版而访谈记录仍未能达成授权共识的受访者，我们都期待将来续有访问和跟进出版的机会。
认真而严肃的口述历史访谈，往往都不能限于一、两次会面，碍于种种条件限制，我们无法对每一位受访者都进行多次漫长访问，但都尽可能因应不同情况作面谈或书面的追问、续访。访谈整理成文字稿，从初稿到定稿的审订过程中，受访者或直接以文字补充，或提供口头、文献资料作参考佐证，充实访谈内容，凡受访者所补充的按语，均以（）标示。另一方面，我们也向相关人士查询，翻查报刊、书信、文件、档案等文献资料，所得资料以附注形式作补充或以﹝﹞标示。报刊或机构简称首次出现也以﹝﹞交代全名，以后从略，每篇均独立处理。访谈定稿得到受访者授权始公开发表，出版前更添上人物小传，增加「本册相关报刊资料」及「人名索引」等附录，辅助阐释之外，更期望可借此呈现较广阔的历史图景。出版因篇幅所限，受访者一些与文学、文化工作不直接相关的经历不得不省略，内容过于重复之处也有所删节，但为求尽量保留访谈原貌，文稿一般不会按访谈内容重组。一切改动，均在已得到授权的定稿上编辑。
无疑，口述历史作为研究方法，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备受质疑。口述历史的可靠性，无可否认也不能避免因受访者的年纪、身体状况、记忆力、情绪、个人主观等等因素影响，也受访问者与受访者关系、说话时机是否适合等客观条件左右。访谈准备再充分、资料查证再严谨，似乎都无法弥补口述历史的某些先天缺陷。然而，受访者如何理解、选择、诠释、以至「改编」历史记忆，其实正好呈现了历史事件中「个人」的角度，填补了客观资料之不足。口述历史的主观性最受诘难，但这也正是口述历史最精彩可贵之处。何况每一种研究方法、每一种材料都有本身的限制，能否发挥口述历史的长处，关键还是在于读者、研究者的阅读角度与研究态度。
访谈计划开展以来得到不少前辈及同道支持，首先感谢多位受访者付出心力、时间和信任，其中好几位在接受访谈后离世，未能让他们及见访谈出版，我们至为歉疚。多位受访者在接受访问之外，还授权让所负责之刊物全文上网，并捐赠大批珍贵书刊以及富历史价值之手稿、信件、相片等文献资料，让后学得以从这些第一手资料认识历史，所有捐赠均已移送香港中文大学大学图书馆系统。此外，访谈工作得以开展，不同机关和朋友都在行政上、经济上提供了支援，谨此鸣谢（名单详见书末）。
唐德刚教授曾经指出，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口述历史学部「誉满全球，而谤亦随之」，十多年来真正完成的只有一部中英双语的《李宗仁回忆录》和只有英语的《顾维钧回忆录》，其余多位民国要人的口述历史虽「工作经年，最后都是半途而废」，可见口述历史工作之困难（参唐德刚〈张学良自述的是是非非〉）。我们的研究规模与实力自不可与「哥大」同日而语，但勉力为之，也悉力以赴，访谈未及尽善之处，敬请各方指正。文学的历史本身已比一般历史更富诠释空间，口述历史突出的主观性也许更添争议，然而众「说」纷纭，互相比对参照下所呈现的复杂性，亦也许更贴近文学历史的本质。追寻历史的结果，每每都指向当下眼前，这一系列的访谈，期望在来未的历史里更见意义。
卢玮銮、熊志琴
二○一四年五月初稿
二○一七年一月修订
二○一四年五月初稿
二○一七年一月修订
图书试读
吴平（一九四一～）
笔名毕灵、阿蒙等。
原籍广东潮州，在家乡出生，七岁来港定居，曾就读红磡工业专科学校、德明书院中文系。一九六○年代初参加《中国学生周报》活动及征文比赛，获当时社长胡菊人邀请参加编辑工作。吴平主理《中国学生周报》各文艺版面（〈诗之页〉除外）期间，大量採用本地年轻作者稿件，开展《中国学生周报》「本土化」重要一页。一九六○年代后期，香港社会急剧变化，刊物销量日渐下降，留守该刊的编辑一度只有吴平与陆离，吴平最终于一九七○至一九七一年间离任。离开《中国学生周报》后，吴平曾任电视编剧、广告撰稿、报章编辑及专栏作者，一九九○年代移居美国。
日期：二○○二年五月十日
地点：香港华美酒店
访问者：卢玮銮、郭诗咏
列席者：何杏枫、张咏梅
吴：吴平卢：卢玮銮郭：郭诗咏何：何杏枫张：张咏梅
（节录）
吴：大概在一九九三年移民到美国后，我便转行做生意了。初时学电脑组装，做技工，一年后跟合伙人合资开了一间小型电脑公司，我负责推销、卖东西。其实现在我跟文艺、编辑工作完全脱节，以前的事都忘记了，连怎么写中文也未必记得呢。
卢：有些人一口咬定《周报》﹝《中国学生周报》﹞是美元文化，宣传抗共，甚至说他们是收了钱才这样做。但《周报》迁入新蒲岗之后，变化很大，跟从前秋贞理﹝司马长风﹞等人主持的风格很不同。
吴：若果谈到这些尖锐的关节，我所知不多。我最初去《周报》是参加他们的活动，也就是那些兴趣小组。我想《周报》是最早办这些兴趣小组的机构。
卢：甚么时候呢？
吴：大概一九六三、一九六四。
卢：那就是我读大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即陆离进去《周报》工作的时候。
吴：她比我早加入《周报》工作。其实我记得不太清楚，我最初是在那儿参加兴趣班学国语的，莫名其妙地也参加了《周报》的创作比赛，那时社长是胡菊人。我得了奖，他看我对写作有兴趣，于是叫我到编辑部帮忙。我想最初是帮忙看稿子，那时投稿的人很多，有兴趣写作的中学生真的不少，我每星期经常要看三、四百篇稿，没有夸张。
《周报》文艺版是很有系统的，由〈拓垦〉到〈穗华〉，即使程度很低，它都让你有发表的机会。我想它最大的作用，是大大提高了当时中学生对中文的兴趣，没兴趣培养出兴趣，有兴趣的就让他发挥。你要想想，香港是殖民地社会，是以英文为主要语言的地方。
「友联」和《周报》的背景我开始时不清楚，后来也没有积极查问，但我做编辑的时候，编辑的自主权是很大很大的。
笔名毕灵、阿蒙等。
原籍广东潮州，在家乡出生，七岁来港定居，曾就读红磡工业专科学校、德明书院中文系。一九六○年代初参加《中国学生周报》活动及征文比赛，获当时社长胡菊人邀请参加编辑工作。吴平主理《中国学生周报》各文艺版面（〈诗之页〉除外）期间，大量採用本地年轻作者稿件，开展《中国学生周报》「本土化」重要一页。一九六○年代后期，香港社会急剧变化，刊物销量日渐下降，留守该刊的编辑一度只有吴平与陆离，吴平最终于一九七○至一九七一年间离任。离开《中国学生周报》后，吴平曾任电视编剧、广告撰稿、报章编辑及专栏作者，一九九○年代移居美国。
日期：二○○二年五月十日
地点：香港华美酒店
访问者：卢玮銮、郭诗咏
列席者：何杏枫、张咏梅
吴：吴平卢：卢玮銮郭：郭诗咏何：何杏枫张：张咏梅
（节录）
吴：大概在一九九三年移民到美国后，我便转行做生意了。初时学电脑组装，做技工，一年后跟合伙人合资开了一间小型电脑公司，我负责推销、卖东西。其实现在我跟文艺、编辑工作完全脱节，以前的事都忘记了，连怎么写中文也未必记得呢。
卢：有些人一口咬定《周报》﹝《中国学生周报》﹞是美元文化，宣传抗共，甚至说他们是收了钱才这样做。但《周报》迁入新蒲岗之后，变化很大，跟从前秋贞理﹝司马长风﹞等人主持的风格很不同。
吴：若果谈到这些尖锐的关节，我所知不多。我最初去《周报》是参加他们的活动，也就是那些兴趣小组。我想《周报》是最早办这些兴趣小组的机构。
卢：甚么时候呢？
吴：大概一九六三、一九六四。
卢：那就是我读大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即陆离进去《周报》工作的时候。
吴：她比我早加入《周报》工作。其实我记得不太清楚，我最初是在那儿参加兴趣班学国语的，莫名其妙地也参加了《周报》的创作比赛，那时社长是胡菊人。我得了奖，他看我对写作有兴趣，于是叫我到编辑部帮忙。我想最初是帮忙看稿子，那时投稿的人很多，有兴趣写作的中学生真的不少，我每星期经常要看三、四百篇稿，没有夸张。
《周报》文艺版是很有系统的，由〈拓垦〉到〈穗华〉，即使程度很低，它都让你有发表的机会。我想它最大的作用，是大大提高了当时中学生对中文的兴趣，没兴趣培养出兴趣，有兴趣的就让他发挥。你要想想，香港是殖民地社会，是以英文为主要语言的地方。
「友联」和《周报》的背景我开始时不清楚，后来也没有积极查问，但我做编辑的时候，编辑的自主权是很大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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