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公安派副帅江盈科研究(上下)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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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课题设计到论述方式、到编写体例、到功用绩效都显得很不一般。所选课题几乎囊括所有江盈科研究的重要问题，诸如时代背景、生平事蹟、交游往来、诗文理论、文艺创作、传世着作、文学贡献以及传记、年谱等等，无不列入。

　　其中，全书大半文字用来叙说江氏生平事蹟、交游往来。说生平，分为二十四个专题细道经历；记交游，挑出十五位名士详言故事。将江盈科生平、交往说得如此系统、完备，这是其他专着、专论所没有的。

　　而叙说中，遍引文献（如历史、地理、民俗文献和江盈科等人的诗文）以介绍人物活动背景和充实交往内容，因而读者对江盈科生平、交往可能会有的疑惑，多数都能读其书而自得其解。这一点，也是一般研究江盈科的专题论文难以做到的。

《明清之际的社会变迁与思想流变：以长江中下游士绅群体为中心》 作者： 王景明 著 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 2021年 页码： 780页 定价： 128.00元 --- 内容简介 本书聚焦于明末清初这一剧烈动荡的历史转折期，深入剖析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士绅阶层的社会角色、经济基础、文化心态以及他们面对王朝更迭时的复杂反应。通过对大量地方志、族谱、文集以及档案文献的细致梳理与比较研究，本书旨在描摹出这一时期社会结构重塑的宏大图景，并探讨知识精英群体如何在动荡中寻求新的立身之基与文化认同。 第一部分：士绅阶层的重构与地域分化 明清鼎革不仅仅是政权的更迭，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结构调整。本书首先关注了传统士绅阶层在战乱与赋税加重压力下的经济基础变化。我们看到，在江南富庶地区，士绅通过土地兼并与商业投资，巩固了其“地主兼商人”的复合身份；而在湖广、江西等受战乱波及更深的地区，大量中小地主破产，士绅群体内部的分化加剧，部分人被迫离开原生地，成为“流亡士人”。 核心议题包括： 1. 乡绅权力的转移： 清初为稳定地方，沿袭了明代的“保甲”制度，但强化了中央对地方士绅的控制。本书细致考察了地方议事、赈灾、水利维护等事务中，士绅与地方官府（尤其是满洲官员）之间的微妙博弈与权力边界的划定。 2. 地域差异性： 重点比较了苏松常地区（强调商业化与城市文化）与徽州、江西地区（强调宗族组织与文化保守性）士绅在应对新政时的不同策略。例如，徽州商人群体如何利用其雄厚的资本迅速与新政权建立联系，以维护其传统地位。 第二部分：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与知识分子的转向 明末清初，传统儒学受到严峻挑战，思想界呈现出由“理学”向“实学”倾斜的趋势。本书深入探讨了“经世致用”思想在知识群体中的广泛传播，以及这种转向对社会治理理念的影响。 思想流变的关键脉络： 对传统学问的反思： 本书考察了以顾炎武、黄宗羲为代表的“实学”先驱，他们对明末空谈义理、脱离实际的学风进行了猛烈批判。重点分析了他们提出的“保国、保民、保学”的思想谱系，及其对清代中后期“朴学”的奠基作用。 “义理”与“功利”的再平衡： 尽管强调实学，但“义理”仍是士人安身立命的道德底线。本书描绘了知识分子如何在内心坚持传统伦理框架的同时，积极参与到地方经济改革、赈灾义举和技术推广中，试图以实际行动重塑社会秩序。 文化认同的危机与重建： 亡国之痛促使许多士人转向对历史和文献的考据，试图在传统文化中寻找民族精神的根基。这种转向不仅是学术活动，更是抵抗文化同化的精神堡垒。 第三部分：宗族与社区的韧性：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在中央权力真空或更迭的时期，地方社会结构往往依靠非正式组织来维持稳定。本书将宗族组织视为明清易代之际最重要的社会稳定器。 宗族在转型期的功能： 1. 经济互助与风险分担： 探讨了大型宗族如何通过族田、义仓制度，为战争受害者和贫困族人提供基本的经济保障，有效缓冲了社会动荡带来的冲击。 2. 文化传承与政治代理： 宗族祠堂成为保存传统礼仪和教育的中心。同时，宗族精英（如族长）也常常充当地方士绅与地方官府之间的中介，代表地方社区的利益进行交涉。 3. 内部规范与权力制衡： 通过分析不同地域的族规家训，揭示了宗族内部为防止权力过度集中而设置的制衡机制，这些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区的内部秩序，减少了无序的暴力冲突。 结语：一个时代的复杂遗产 《明清之际的社会变迁与思想流变》认为，明清鼎革并非简单的断裂，而是一个充满张力和复杂适应过程的转型期。长江中下游士绅群体作为连接国家与地方的桥梁，其选择与行动，深刻影响了清初社会秩序的重建速度和文化面貌的定型。本书通过聚焦这一群体的微观行动与宏观心态，为理解中国历史的长期转型提供了一个精微而有力的分析视角。 本书适合历史学、社会学、明清史、思想史研究者及对中国传统社会转型感兴趣的读者。

作者简介

张觉明

　　祖籍湖北公安。曾任公关公司企划经理，出版社、杂志社总编辑，报社专栏组主任、主笔，台湾区域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目前为自由作家、企管顾问、风水顾问、台北市湖北省公安县同乡会理事长、荆州市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

　　至今已出版了着作六十余种，包括：

　　一、大学用书：《现代杂志编辑学》、《新闻英语》、《员警公众关系》、《电影编剧》。

　　二、企管用书：《经营诡道论》、《商战奇谋》、《经营妙策》、《危机管理大师》、《谈判大师》。

　　三、风水用书：《阳宅基础》、《阳宅文昌》、《阳宅医病》、《阳宅聚财》、《阳宅佈局》、《阳宅化煞》、《阳宅择日》、《八宅明镜精解》、《玄空祕旨精解》、《风水与择址》、《风水与城市》、《风水与开发》、《风水与佛寺》、《江南的风水流派》、《中国名城风水》、《中国名镇风水》、《中国名村风水》、《中国名墓风水》、《中国名寺风水》。

　　四、文史类书：《智者大师出生地湖北省公安县研究》、《湖北公安二圣寺志》、《江盈科研究》、《浙江古今名茶研究》、《浙江建筑风水研究》、《湖南洞天福地研究》、《公安县建置沿革研究：上古至秦代》、《木兰文化研究》、《木兰史研究──故里、姓氏、时代、生平考》。

前言

第一章  研究综述
第一节  二十世纪
第二节  二十一世纪

第二章  时代背景
第一节  政治环境
第二节  社会氛围
第三节  文学思潮

第三章  生平事蹟
第一节  常德桃源贫农子
第二节  坎坷的学习生涯
第三节  漫长的科举历程
第四节  万历壬辰科进士
第五节  同年会拓展人脉
第六节  长洲知县尝甘苦
第七节  迎春日官民同欢
第八节  仕宦生涯吏隐心
第九节  增修万历长洲志
第十节  出钱出力保文物
第十一节  舟游享人生乐趣
第十二节  园林之游与宴饮
第十三节  夜间游乐成时尚
第十四节  重视祭祀城隍神
第十五节  因催科事遭詈骂
第十六节  闲曹吏隐勤着作
第十七节  参加京师葡萄社
第十八节  学佛喫斋与读经
第十九节  恤刑滇贵全活众
第二十节  前往四川擢人才
第二一节  忧国爱民好官员
第二二节  万里乡心沉醉遣
第二三节  卒于四川葬故里
第二四节  崇祀乡贤传后世

第四章  交游往来
第一节  袁宗道
第二节  袁宏道
第三节  袁中道
第四节  王百谷
第五节  屠隆
第六节  谢肇淛
第七节  张凤翼
第八节  张献翼
第九节  钱希言
第十节  邓原岳
第十一节  黄辉
第十二节  龙膺
第十三节  申时行
第十四节  徐泰时
第十五节  徐廷祼
第十五节  曾可前

第五章  诗文理论
第一节  阐发性灵说
第二节  元神活泼说
第三节  文学发展论
第四节  文学创作论
第五节  文学批评论

第六章  文艺创作
第一节  散文
第二节  诗歌

第七章  传世着作
第一节  雪涛阁集
第二节  皇明十六种小传
第三节  雪涛阁四小书
第四节  江盈科集

第八章  文学贡献
第一节  恰当的历史定位
第二节  刊行中郎诗文集
第三节  为三袁父亲撰序
第四节  参与创建公安派
第五节  完善文学的理论
第六节  拓展创作的领域

第九章  结论

参考书目
附录
江盈科传记
江盈科年谱
公安派集评

《江盈科研究》序言

　　应该承认，自二十世纪八○年代以来，公安派研究始终是晚明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人们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切入，仔细观察、分析公安派的种种特点，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毋庸讳言，几十年来的公安派研究，无论是理论思维路线，还是具体操作方式，都还存在明显的缺陷或不足。如对公安派「成员」的研究，就多半囿于「公安三袁」的圈子打转转。研究公安派，当然离不开研究「三袁」，但若仅限于此，绝对不可能真实、全面、深入揭示公安派的本质特征。

　　公安派究竟有哪些「成员」？这是一个很难准确回答的问题。因为公安派本是后人根据晚明若干作家具有大体相近的思想基础、文化精神和文学主张、创作风格而为其命名的一个文学流派，当初他们并无明确的思想纲领、严密的组织机构和加入、退出的完备手续。「成员」云云，不过是取其大意而言。一般说来，「三袁」、江盈科、黄辉、陶望龄当为其核心「成员」。此外，可列入公安派阵营的文士，尚有雷思霈、曾可前、梅蕃祚、王辂、潘士藻、丘坦、苏惟霖、萧云举、方文僎、陶奭龄、潘之恒、龙膺、龙襄、陶若曾等人。基本「成员」约在三十人上下。而近年来的公安派研究，涉及的公安派「成员」还不到此数的三分之一。不少人连文集都未来得及整理出版，更不要说对其作深入研究。其中，江盈科算是比较幸运的，不但文集先后有辑校本、增订本问世，而且海崃两岸学者除将江盈科研究作为公安派研究的必备内容外，还撰写了数量可观的专着和专论。读这些专着、专论，深感对公安派其他「成员」的研究，不单能给公安派研究提供新的学术生长点，而且确实能促进公安派研究的深入发展。

　　在诸多研究江盈科的专着中，台湾学者张觉明先生编着的《江盈科研究》，从课题设计到论述方式、到编写体例、到功用绩效都显得很不一般。

　　《江盈科研究》的课题内容十分丰富，所选课题几乎囊括所有江盈科研究的重要问题，诸如时代背景、生平事蹟、交游往来、诗文理论、文艺创作、传世着作、文学贡献以及传纪、年谱等等，无不列入。其中，全书大半文字用来叙说江氏生平事蹟、交游往来。说生平，分为二十四个专题细道经历；纪交游，挑出十五位名士详言故事。将江盈科生平、交往说得如此系统、完备，这是其他专着、专论所没有的。而叙说中，遍引文献（如历史、地理、民俗文献和江盈科等人的诗文）以介绍人物活动背景和充实交往内容，因而读者对江盈科生平、交往可能会有的疑惑，多数都能读其书而自得其解。这一点，也是一般研究江盈科的专题论文难以做到的。

　　《江盈科研究》的论述方式和一般论着不同。一般论着大多是论自己出，识见高明固然十分重要，但学者在论证其说、明辨其理上下的功夫并不比在提炼观点、力求创新上下的功夫少。学者在论证其说、明辨其理时，也会引用大量的文献，但都是用来佐证自己的见解或助说其理。《江盈科研究》立论有三种方式，一是于各章节入篇引出文献前提出观点，二是于所引一则文献后用类似「按语」的话表明作者观点，三是于数引文献后（或在篇末作结时）说出作者观点。总之，其立论离不开文献的引用。事实上，通过大量引用文献来展现自家的学术观点，是《江盈科研究》主要的论述方式，特别是论述江氏诗文理论、文艺创作、文学贡献几章，尤为显着。由于所引文献数量巨大、篇幅很长，而本书作者辨析、评论的话很少，以至他人的观点说得清清楚楚，而本书作者的观点却淹没其中，少见甚至难以见到。这是本书论述方式的短处。长处是所引文献众多，不但古今皆有，而且各种说法兼取兼呈；又引用决不限于片言只语或摘要式地引述，而是成节成段甚至成篇地过录原文。这样便带来本书一大特点，即论述每一个问题，学者们的看法基本上都原模原样汇聚到了一处。这种一网打尽式的引用方式，使得全书具有很强的学术「全息」性。加上书中所列专题明细而又系统化，《江盈科研究》直可视为江盈科研究的学术档案。受论述方式的影响，本书的编写体例，自然不同于一般论着论自己出、自为其说，而是分门别类地大量援引文献，借文献以达其意。其功用绩效，除能表达作者研究江盈科的诸多心得和学术见解外，还给有心
　　
　　研究江盈科的读者提供了大量难得的研究资料，为他们省去了寻觅之苦、翻检之劳。这种功用和随之而来的绩效，可能是作者始料未及的。如此嘉惠学林，亦为本书价值之一端。

　　在本书《结论》部分，作者一方面肯定近年来江盈科研究的成就，同时也指出「存在三点不足」。一是「研究者阵容太小」，问世的论文、专着太少。二是「研究面相当狭窄，学术界针对江盈科其人及其着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江氏的诗作及小品文上。横向方面，没有与其他人物（包括公安派人物）比较；纵向方面，没有拿整个中国文学史来作比较」。三是「研究方法有待更新」。并且建议「结合政治、法律、宗教、哲学、书画、音乐、歌舞、园林、商业、医药、民俗等学科，作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或从地域、性别、家族、文体、叙事学、文学生产、文学接受与传播的角度，对有关文学现象作新的观照与阐释」。这是作者研究江盈科研究状况后的心得，也可以说是他系统梳理江盈科研究文献后的感想，所提建议是可取的，所说「不足」则还有不足之处。我以为已有的江盈科研究，该涉及的课题基本上都涉及到了。研究中最大的不足，是没有在对问题的分析、评判力求深细精准方面用足功夫，多半停留在概叙其事、泛论其理上，因而所言虽多，总觉得未得要领。如有人将江盈科重在论为人（旁及论文）之道的「元神活泼」说，简单地等同于袁宏道重在论诗文创作原则的「性灵」说；简单地将他宣扬袁宏道「性灵」说的序、引之类的散文，说成是以具备儒家文化精神、法度谨严为特征的所谓「传统古文」，即为其显例。就是对江盈科和公安派关系的确认，也是众说纷纭。或称其为「公安派的创建者」、「创始人之一」，或称其为公安派的「主将」、「副将」、「健将」，或谓其与宏道并称「袁江」，或称其为宏道「挚友、同调」、「与中郎同调者」，或称其为宏道之「重要羽翼」、为「三袁」之「附庸」。有些说法乃学者深思所得，有些说法则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如何用一种为众多学者所能接受的说法（包括用语）来揭示江盈科和公安派的关系，恐怕还得在对问题分析、评判力求深细精准方面下功夫。

　　最后说说张觉明先生撰写本书的初衷。张先生祖籍在湖北省公安县夹竹园镇，本人出生于台湾省桃园县大溪镇，现任台北市公安县同乡会理事长。他出于对父辈故里的热爱，对乡里先贤名士的景仰，近年来撰写了多种研究公安地方传统文化的着作，诸如《智者出生地湖北省公安县研究》、《湖北公安二圣寺志》等。他为什么要用心撰写《江盈科研究》？该书《自序》说得明白。《自序》有云：

　　以公安派的祖地「三袁故里」而言，研究公安派理应走在前头，遥遥领先，然而公安人研究公安派，成绩太不理想。前贤高瞻远瞩，一九八六年，公安县成立「公安派文学研究会」，一九八七年五月，举办首届公安派文学讨论会，出版论文集《晚明文学革新派公安三袁研究》。二○一一年十二月九日，公安县成立「公安三袁研究院」，经过二十多年，却予人「一蟹不如一蟹」之讥。由「公安派文学研究会」到「公安三袁研究院」，从起名来看，路越走越窄，研究范畴由「公安派」缩小到「公安三袁」。才、学、识影响研究成果，难怪公安人研究公安派，没有耀眼的成绩。……研究焦点仍只着眼在「三袁」，尚未见研究公安派思想或比较文学的专着。至于对公安派其他人物的研究，则付之阙如。这意味着对于公安派其他人物的研究，公安人无太多的关注或是太大的突破。究其原因，是力有未逮？或未见及此？不得而详。四百二十余年来，公安人研究成绩仅止于此，实在愧对前贤「三袁」。

　　张先生对公安人研究公安派的评论未必完全符合事实，对公安人研究公安派务必遥遥领先于学界同仁的要求也未必合理，这些都不重要。难得的是洋溢于字里行间的一片关心父辈故乡、热爱父辈故乡的拳拳之心。他对公安县公安派研究「路越走越窄」的批评，也不无道理，虽然言辞犀利一些，不过是爱之切、责之狠而已。可贵的是他能置身「公安人」之中，以责无旁贷的主人翁态度弘扬公安地方文化传统，不但能认识问题之所在，还能身体力行坚持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问题。《江盈科研究》的撰写，就是为了「补公安人研究公安派之空白」，以尽他这个自称「在台湾的公安人」的责任和义务。接着他还会撰写《雷思霈研究》、《袁宗道研究》、《曾可前研究》，可见其决非空言之辈。在我看来，觉明着述的意义，不单存在于着述之中，还表现于着述之外。我相信，受他公安派研究系列着作的启发、受他热爱故乡、服务桑梓精神的激励，一定会有更多的公安人、湖北人、中国人来系统、深入地研究公安派，我们热切期盼公安派研究新局面的出现！
孟溪桃源楚风吴歌──《晚明公安派副帅江盈科研究》序

　　清明后不久，台北的朋友张觉明先生寄来他的新着《晚明公安派副帅江盈科研究》书稿，煌煌数十万言，满纸云霞。欣喜之余，不能不佩服觉明先生为学之勤、笔力之健、着述之丰。此前，我曾阅读过他的《智者大师出生地湖北省公安县研究》、《湖北公安二圣寺志》、《公安县建置沿革研究：上古至秦代》（纲目）、《公安县修志史略》等，足见他对祖籍地公安县的一片殷殷之情。

　　记得去年春，也是清明时节，觉明先生自台北归来祭祖访亲。一天晚上，我约了两个朋友到他下榻的宾馆去拜望他，与他「晤言一室之内」。先生谈锋甚健，三个多小时，我们基本上是聆听他的高论。聊叙中，他谈到一个问题：公安县成立了「三袁研究院」是件好事情，但研究不能局限于三袁，要把视野放开，研究整个公安派。他特别提到要研究公安派中的几位骨干：湖南桃源的江盈科、石首的曾可前、宜昌的雷思霈。此论对我启发很大，感到肩上似有一种责任。此后不久，他从台北打来电话，一则告诉我，他正撰写《晚明公安派副帅江盈科研究》，不久可杀青；二则让我帮他请一位学者写序。我建议他与武汉大学文学院熊礼汇教授联系，因为据我了解，熊先生对公安派很有研究，又是公安人。我把张的想法电话告诉了熊先生，并把后者的联系方式转告前者。后来得知，他们两人已有合作。在今年收到觉明先生的这部书稿前，他嘱我也写篇序，我以学养不够为由婉辞。他应知我的根柢，大概觉得我说的是实话，便以圆融的语气建议我从朋友交往的角度写点介绍性的文字，我只好勉强答应下来。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短文：《一次难忘的文学盛会》——记全国首届公安派文学讨论会。这篇文章先后载于几种期刊，在公安「三袁研究院」的网站上也有专门的网页。这是一篇回忆性的文章，是我作为一名亲历者，对那次活动的见证。一九八六年，通过大家的酝酿、发起，并得到湖北省有关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专家、学者的支持与指导，组成了公安派文学研究会，其宗旨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系统而深入地开展对公安派文学遗产的研究和整理工作。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一日至十三日，在公安县举行了为期三天的全国首届公安派文学讨论会。在公安县讨论公安派，在三袁的家乡研究三袁，这实在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一、填补了一项文学研究史上的空白，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而这个领域在过去一直是被无视、被弃置的；二、矫正了三百年来对「公安派」的偏见；三、在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围绕着公安三袁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

　　因是首届会议，而且会期只有短短的三天时间，不可能对公安派主要成员一一展开讨论，只是就公安派这个团队、这个流派作一次整体的讨论，对其文学思想、创作实践作一基本的评价和定位，期待日后作更加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至于江盈科这位公安派的主要成员，可能了解的人不多，我个人也只是从当时湖南湘潭大学羊春秋教授的诗中接触到一点资讯。羊先生在会议期间写了一组为参加公安派文学讨论会而作的诗：

　　（一）
　　一代诗坛靡靡风，形神尽与古人同。
　　全凭碧海掣鲸手，横制颓波万历中。

　　（二）
　　心香一瓣拜三袁，模汉规唐未足言。
　　标举性灵开户牖，楚风从此遍中原。

　　（三）
　　袁公首倡江郎和，共向骚坛卷巨波。
　　我亦湘中穷曲士，闲来偶发性灵歌。

　　这里的袁公当指袁宏道（中郎），江郞，自然就是江盈科了。

　　地灵孕育人杰，人杰凸显地灵；二者互动，相得益彰。杰出的人物和优美的山川风物，往往是乡土的骄傲。在诗人、文学家陶渊明的笔下，武陵桃花源是一处极其美丽而神祕的地方，许多人心向往之。家住南阳的高尚之士刘子骥听说有这么一个去处，「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留下一段遗憾和悬念。以前几十年间，我心中一直装着一个桃花源，而且，它离我的家乡并不远，想去始终未去成。近来，受张觉明先生研究江盈科的诱惑，更加想去一睹风采，领略那里的人文蕴涵。据说，江盈科就住在离桃花源不远的地方，那里有着名景点「渌萝晴画」、「白马雪涛」，故自号「渌萝山人」，又以「雪涛」二字作为自己诗文集的书名，足见江氏对故乡山水的眷恋。袁中郎昆仲自然也是一样，他们出生在湖北公安县的孟家溪，又名梦溪。那里有淤泥湖、荷叶山、桂花台，这里是他们少时发蒙、读书、嬉戏的地方。这里山青水碧，溪流涓涓，花香馥郁，书声琅琅。有人说，这是地理与人文的天作之合，是灵山秀水与性灵彻悟的完美互唱，是大道与大德的天赐。就在这里，几百年来一直流传着「一母三进士，南北两天官」的佳话。去年，本县音乐家协会计画举办一次以「三袁颂」为题的大型音乐会，作为音乐家协会的顾问，我以《性灵春秋》为歌名写了一首歌词，以表达对三袁的敬仰和追思：

　　晶晶湖水，青青山岗，托起一个星座。
　　荷簪作笔，桂香作墨，
　　抒写山魂水灵、楚风吴歌。
　　时空远，书香在，月照烟波。

　　晶晶湖水，青青山岗，托起一个星座。
　　柳浪为怀，潇碧为韵，
　　孕育心智性灵、情采风格。
　　文思永，春秋在，丰碑巍峨。

　　我在想，孟溪离桃源不远，两地的山水相似，而且彼此相望、相映，把荆楚文化与湖湘文化紧紧地联在一起，把袁宏道与江盈科这两位才俊、杰出的文学家紧紧地联在一起。江盈科与袁宏道同为湖广人（也即古楚地人），同年（万历二十年壬辰，西元一五九二年）进士，同在苏州为官（江在长洲，袁在吴县）。两人分别从公安和桃源来到富庶风流的苏州，把楚地的风土人情与「吴侬软语」、子夜吴歌融汇在一起，在诗文创作上，形成了一种清新疏朗、别具真趣的「楚风吴歌」。更重要的是，他们两人同趣相投，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互相砥砺，互相支持，在晚明文学大潮中一起扮演了重要的弄潮儿角色。他们求真求变求新，反对雕琢、模拟和抄袭，反对复古倒退，把「性灵说」和「元神活泼说」结合在一起，共同创立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流派——公安派，影响及于全国，及于后世，直至「五四」新文学运动。正如周作人先生在他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所说：那一次的文学运动（按：指袁、江为首的公安派反对前后七子的运动）和民国以来的这次文学革新运动（按：指「五四」新文学运动）很有些相像的地方，两次的主张和趋势几乎都很相同。周先生在这一着作中特别推崇公安派。谈到江盈科（进之），先生有一段精彩的文字：「批评江进之的诗，他（按：指袁宏道）用了『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八个字。这八个字可说是诗言志派一向的主张。直到现在，还没有比这八个字说的更中肯的。就连胡适先生的八不主义也不及这八个字说的更得要领。」

　　「江阔无澄浪，林深有坠枝。」复旦大学着名学者、研究公安派的专家黄仁生先生以此为题，就江盈科与公安派的关系写下一篇宏论，对江盈科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作了独到的精辟的评论。黄先生在文中概括说到，在公安派的创立和发展时期，江盈科作为这个流派的副将而与袁宏道齐名，他的功绩与影响仅次于袁宏道，而在公安派其他成员之上。就其文学思想与诗文创作而言，大致与袁宏道倾向相近而独具特色，的确可称为公安派的大家，从而可证当时文坛上以「袁江二公」并称是名副其实的。

　　客观地说，在公安县，无论是作为公安派文学研究会，还是三袁研究院，我们本土的文化人对于公安派这个杰出的文学群体在学习、研究方面是很不够的。张觉明先生在他的《晚明公安派副帅江盈科研究》的《自序》中希望我们未来研究的重心，能从三袁扩展至相关诸家，由点到线再到面，以期能掌握公安派直至晚明文学整体性的发展面貌。这是非常中肯和切实的。要真把「三袁」作为公安县的一张文化名片，要把公安县打造成「三袁文化的胜地」，首先要在我们心中树立起一个三袁和公安派的清晰的历史文化座标。当然，这需要时间，需要远见卓识，需要锲而不舍的精神，更需要各方面形成的合力。
袁宏道之最同志，公安派之副旗手──江盈科
──以一位三袁故里研究读者的江氏认知，祝《晚明公安派副帅江盈科研究》问世

　　江盈科（进之），这是一个吾人一直像挚爱袁宏道（中郎）一样挚爱的名字。因此当得知《晚明公安派副帅江盈科研究》一书即将在台湾出版，兴奋不已；当作者觉明君再次嘱咐为该书写点什么时，也就盛情难却了。

　　面对首部沉甸甸的江氏研究大着，不及通览和细读，一时难以作出具体品议。不过可以借此以一位三袁故里研读者的江氏认知历程，祝贺和唿应《晚明公安派副帅江盈科研究》的问世。因为当觉明君在台湾撰述《晚明公安派副帅江盈科研究》时，三袁故里也已开始江氏研读，可说是海崃两岸，殊途同归。

　　早在上世纪八○年代写作拙着《三袁传》（知识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月版）时，我的目光就被盈科吸引，文中所用笔墨除三袁以外是最多的。如下仅举其中几段书摘：

　　二月六日，北京还是「霜刀割地皮，古木凛寒气」（中郎：《出燕别大哥、三哥》）的天气，中郎冒着这北国早春的寒霜，告别了伯修和小修，踏上了南下赴任的旅途。……这天与中郎结伴出京的，……其中有他两位非常知心的朋友：江进之和汤显祖。

　　江进之……中郎同年，也算是湖广同乡，这次被选为长洲知县。长洲县与吴县连壤，治所与吴县同在苏州城。这样，进之与中郎就成了同乡、同年、同僚。江进之不仅是中郎一生交往最密切的朋友，而且是公安派的一员健将。（《江南芳草随心绿：京师分手》）

　　葡萄社成立后，队伍渐渐扩大，先后加入的有陶望龄、黄辉、潘士藻、丘坦等，特别是中郎最好的朋友江进之，这时也来到了京师，这使葡萄社又增加了一名热心分子。葡萄社的成立，可以说象征着公安派队伍的形成。这葡萄社中的社友，以后大都成了公安派队伍中的骨干。（《冀北朝霞载誉红：崇国寺葡萄社──公安派队伍的形成》）

　　而在书中介绍除三袁以外的另十九位公安派成员时，盈科的名字排在第一：

　　江盈科：字进之，桃源人。万历二十年进士，官至按察司佥事，视蜀学政，竟卒于蜀。「公生于农家，稍长，知刻苦，读书有异才」（小修：《江进之传》）。中郎在吴时刻「《锦帆》、《解脱》诸集，皆公为叙。文如披锦，为一时名人所叹。」（同上）中郎在吴树起公安派的大旗时，进之是他最亲近最得力的战友，他曾说：「余与进之游吴以来，每会必以诗文相励，务矫今代蹈袭之风。」（中郎：《雪涛阁集序》）以后钟惺评论说：「袁仪部（按：指中郎）所以极喜进之者，缘其时历诋往哲，遍排时流，回顾无朋，寻伴不得，忽得一江进之，如空谷闻声。」（《与王穉恭兄弟》）进之的文风全受中郎影响。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说：「进之与中郎同官吴下，其诗颇近公安派。」小修评价得更为具体「（进之）诗多信心为之，或伤率意，至其佳处，清新绝伦，文尤圆妙……可爱可惊之语甚多，中有近于俚语者，无损也，稍为汰之，精光出矣。」（《江进之传》）总之，进之不仅是中郎最亲密的朋友，更是公安派最得力的健将。（《冀北朝霞载誉红：从葡萄社社友到公安派成员》）

　　以上这几段文字，是二十五年前一位三袁故里研读者初入公安派殿堂时，对江盈科的初步认知。时隔十年后我受邀赴韩国釜山大学作二○○○年校庆日演讲时，准备了一个演讲稿《从袁宏道、三袁到公安派——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道奇观》（打印本，在釜山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班散发），对盈科的认知又有了一次提升，将「公安派最得力的健将」提高到「公安派的领袖人物」的地位。如下仅举演讲稿几段摘录：

　　当我们的目光越过袁宏道这颗巨星和三袁这个三子星座，投向他们身后这个灿烂星系时，一时竟有点眼花缭乱。不过稍一定神，我们的目光又会被三袁身旁的另两个亮点所吸引，他们是公安派两位值得专门一书的重要干将，甚至可以说是公安派的另两位领袖圈内的人物──黄辉与江盈科。……

　　黄辉与江盈科，一个在公安派发起时站在宗道身边，一个在公安派树旗时站在宏道身边，从他们的功绩讲，他们应该与三袁一样称为公安派的领袖人物。历来的公安派研究者说起公安派就习惯的说起三袁，往往忽视黄、江这两位重要人物，这是不妥的。这就像我们说起马克思主义，就不应该忘掉恩格斯一样。

　　可喜的是黄辉、江盈科都有文集传世。更可喜的是一九九七年，湖南岳麓书社首次出版了首部《江盈科集》的辑校本，使我们得以能全面目睹这位湘中才子的风采。（《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灿烂的星系：三袁身旁的另两个亮点──黄辉与江盈科》）

　　演讲稿中因囿于篇幅，对江盈科的具体介绍并没超出《三袁传》，倒是有了一个对公安派整体的描述，并列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灿烂的星系：公安派主要成员流览》，列举出了三袁、黄、江以外的二十六位成员。演讲稿改变了三袁传中按功绩大小的排名顺序，改成了按参加公安派的先后排名。还增加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灿烂的星系：公安派一般成员及追随者和支持者》，增加了十五位名单。这样公安派名单到此总共已列出四十六位。

　　而到了本世纪初，又在一部电影文学剧本《大明县令袁宏道》（该剧二○一一年已由中新社湖北分社出品，并参加了香港国际电影节）中，将江盈科作为「男二号」与袁宏道肩并肩登上了银幕，演绎了一段「袁江二公」的故事。虽然电影不同于学术，免不了情节的渲染，但我着意把握了史实的依据。如下列举一二镜头：

　　吴县县衙后堂客厅 日

　　县衙后堂客厅里，摆着一个还燃着余烬的火盆。火盆四周围着一圈人，但都歪七竖八的睡着了，鼾声阵阵。他们是袁宏道、江盈科、袁中道、方文僎、王穉登、张献翼等人。一缕晨曦照在张献翼的红袍上，特别醒目。

　　照在张献翼红袍上的晨曦渐渐变成耀眼的阳光。

　　忽然，有锣鼓声传来。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热烈，但客厅里鼾声正浓。

　　徐县丞疾步走进客厅，见状又着急又好笑：「各位先生醒醒！街上来了好多春景，到县衙给袁先生拜年来了！」

　　吴县县衙大门前 日

　　县衙前广场，锣鼓喧天，拜年闹春的狮子、龙灯、採莲船等接踵而至。

　　袁宏道等人出现在大门旁，炮仗响起，锣鼓更烈，广场上欢乐成一团。袁宏道等人兴奋不已，连连向广场上的人群拱手致意。

　　一阵巨大的锣鼓声咚咚而来，几乎压倒了广场上所有的声音。原来是几只狮子和一群父老，拥着一面大鼓、一把万民伞、一块牌匾进了广场。一群父老中有吴老四及天平山设堂审案时出现过的几位老农，尾随的人群中有吴阿秀的身影。牌匾上是四个金色的大字：仁明父母。

　　……全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喝彩声。一忽儿，喝彩声又变成「袁先生、袁先生、袁先生」的阵阵唿唤。这时江盈科高声道：「父老乡亲们，我也来代袁先生与大伙乐一乐吧。我即景吟首《迎春歌》，大伙说要不要得哇？」

　　全场同样如雷般的回应道：「要得！要得！要得！」

　　江盈科于是放声朗诵道：

　　太平盛事故无匹，
　　纵极繁华未为失。
　　但愿时和年谷丰，
　　岁岁迎春如此日。

　　全场一片叫好。这时一匹马来到场外，一衙役跳下马急急的穿过满场人群，来到江盈科面前：「禀江先生，我们县衙也聚集了很多春景，要给你拜年，请你快回去！」

　　袁宏道听到了衙役的话，忙对江盈科道：「你快走！免得百姓久等。我让家弟陪你去。」

　　江盈科、袁中道匆匆向袁宏道等人拱拱手，广场上的人群自动给他们让开一条走道，并响起热烈的「但愿时和年谷丰，岁岁迎春如此日」的齐诵声。江盈科和袁中道在这热烈的巷道中边走边高拱着手，激动不已。

　　袁宏道望着眼前的场面，热泪盈眶，嘴里也加入了场上的齐诵。

　　以上算是一位三袁故里研读者，已走过的一段对江盈科的认知和推崇的历程。但学无止境，学海无涯，对盈科的认知还远远没有结束。于是在韩国访学后就已开始资料准备，并进行了十多年的框架构建，旨在全面介绍公安派的新作《公安派传》中，再次对公安派有了更清晰、更高远的认知。该作将继续按先后排名、按功绩论述，正式提出公安派「七大领袖」的认证，这就是袁宗道、黄辉、陶望龄、袁宏道、江盈科、袁中道、雷思霈。而对江盈科，将正式推出一个专节：《袁宏道之最同志、公安派之副旗手》。

　比起三袁传中江盈科条目的数百字，目前的专节初稿已达数千字，计画是一万字。因是进行式中的未定稿，加上我目前旅居南方，公安派资料尚存放公安老家，难以校正，也就不便在此照引，暂且只能一展专节中三个初拟的小标题如下：

　　袁宏道之最同志
　　公安派之副旗手
　　中华谐谑十大奇书之《雪涛谐史》

　　《袁宏道之最同志》和《公安派之副旗手》两小节，思路和论述由《三袁传》、《从袁宏道、三袁到公安派》发展而来。《中华谐谑十大奇书之〈雪涛谐史〉》一节，是在《公安派传》进行中特别增加的，是对盈科进一步的认知。

　　这是在流览盈科以前不大被重视的笑话小品时，几个偶尔的发现使我又惊又喜，也愈发增加了对盈科的喜爱与钦佩。这是因为少时在老家孟家溪（三袁出生地），从大人口里听讲过、也向小伙伴们传播过一个笑话，说是有个人中了箭去医院，医生用剪刀剪断箭杆就说行了。那人说箭头还在肉里呀，医生说我是外科，肉里的要找内科。没想到盈科《雪涛小说》中「有医者」一篇早已记其事。

　　还有在上世纪八○年代主编一套地域性民间文学集成时，收录过这样一篇笑话：说是两人打斗，一人说我在楼上你能把我骗下楼吗？对方说你先下了楼我把你骗上楼再把你骗下楼。这人听信了对方的话下了楼，于是上了当。又没想到盈科《雪涛谐史》中「少年在楼下」一篇也早已记其事。

　看来盈科的系列笑话小品成了后世笑话的源流之一。特别在其笑话小品代表作《雪涛谐史》中，还见到作者一大批朋友如三袁等的传闻轶事，更体现了时代和人文价值。如下仅举特别精辟的「袁中郎」一篇即可见一斑：

　　袁中郎在京师，九月即服重绵。余曰：「此太热，恐流鼻红。」其弟小修曰：「不服，又恐流鼻白。」

　　和袁宏道不仅以大量清新明快的诗文刷新一代文风，更以《瓶史》、《殇政》、《广庄》、《西方合论》等等一批奇书卓然于世一样，江盈科也不仅以大量诗文为公安派造势，而且以《雪涛谐史》等一个系列的笑话奇书大放异彩，这也是公安派两位正副旗手高于公安派中诸多同仁的地方。

　　顺便公佈一下的是，进行中的《公安派传》到写作本文时已列举出近九十位公安派成员名单。公安派成员到底知多少？鄙人还在探索中。这个九十应该还不是最后的数字。

　　以上就是《晚明公安派副帅江盈科研究》引发的一位三袁故里研读者，对江氏认知的一个简要回顾。旨在是向觉明君报告，同时与读者诸君分享。虽然这不能与觉明君的洋洋大着相比，却能说明三袁故里研读者何以对江盈科及《晚明公安派副帅江盈科研究》如此看重。

　　其实二○一四年回到三袁故里，在为另一部《袁中郎学佛》（翁心诚着）写的一篇小文中，就有过这样一段文字：

　　……除了与心诚君再次当面讨论他的书稿，会见刚完成洋洋大着《江盈科研究》的台湾文化学者张觉明君等，尽量杜门不出、关门谢客，如是者两月有余。

《晚明公安派副帅江盈科研究》又是件好事喜事。盈科（进之）是中郎除自家兄弟外最重要的挚友和公安派同道，世有三袁兄弟，亦有袁江二公；中郎在吴县举起公安派大旗时，正是盈科并肩站立身旁。前些年出了《江盈科集》（黄仁生辑校），现在又有了《晚明公安派副帅江盈科研究》，这是对袁宏道和公安派研究一种令人振奋的拓展。觉明君还将接连推出公安派系列的《雷思霈研究》、《袁宗道研究》、《曾可前研究》等等，这将是个盛事，亦将给鄙人已在进行的《公安派传》提供重要参照。不及遵觉明君之嘱为该书写点什么，仅此以示祝贺。（《他「更重要的一面」：「禅擘」袁宏道——〈袁中郎学佛〉序》）

　　后来见到了熊礼汇教授关于本书的序言，我完全认同其对本书的总体评价，尤其赞同其「本书一大特点，即论述每一个问题，学者们的看法基本上都原模原样汇聚到了一处。这种一网打尽式的引用方式，使得全书具有很强的学术『全息』性。加上书中所列专题明细而又系统化，《晚明公安派副帅江盈科研究》直可视为江盈科研究的学术档案」之评语。我知道珞珈山的学者是很严谨的，熊教授写作此序前后几次与我通过电话，他的评价是慎重的。包括其指出的「他人的观点说得清清楚楚，而本书作者的观点却淹没其中」的不足之处，也是很中肯的。

　　这里，我也补充和强调两点意见：

　　第一，我认为《晚明公安派副帅江盈科研究》的问世可谓出手不凡，别开生面，以其令人叹为观止的巨量史料，一举成为一部江氏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它与已经面世的《江盈科集》辑校本，将成为江氏研究以至整个公安派研究的奠基石之作。鄙人喜好此种主要凭史料说话的基础性专着，而且认为这正是当前公安派研究的急需。即使该着全凭史料，述而不作，也不失为一种体例。

　　第二，本书的成功显然在于史料之巨，而不足之处也恰恰在于此。这使我想起当年钱谦益评价袁中道诗文时，那句「有才多之患」的话。这里正好借过钱氏话来说：《晚明公安派副帅江盈科研究》也有「材」多之患。书中有些间接性、纯知识性的引文，是否可以去除一些？比如第三章《生平事蹟》之第三节《漫长的科举历程》，其中又分童试、岁考、科考、乡试、会试、殿试、数困场屋七小节，前六小节是否可略去或压缩？钱氏还有中道诗文「去其强半，便可追配古人」之语，值得我辈记取。

　　总之我相信《晚明公安派副帅江盈科研究》的问世，将会在以后的江氏和公安派研究中逐渐显示出它的作用和价值。尤感欣慰的是觉明君父辈是从三袁故里移台的，觉明君既是台湾人也算公安人，而黄仁生教授正是桃源人。想不到四百年后因江盈科和公安派，公安、桃源又走到了一起。什么时候将黄、张两位江氏专家，加上几位硕博生，邀集到三袁故里一聚呢？

　　写到这里又忽然想起若干年前接到熊礼汇教授的一个电话，说是要去开一个古代散文方面的会，要见到黄仁生教授。我当即在电话中请他转告黄教授：公安派研究会认为如果公安派有一个「党委」的话，袁宏道就是「书记」，江盈科就是「副书记」，熊教授会心地哈哈大笑。不久熊教授又电话告知：黄教授得知盈科被追认为「副书记」，亦欣然大笑。看来那次的玩笑，还真是开对了。

评分☆☆☆☆☆

这本书让我对晚明时期社会文化的多样性有了更深的认识。在以往的认知中，晚明似乎总是与衰败和动荡联系在一起。但《晚明公安派副帅江盈科研究(上下)》通过对江盈科及其所代表的公安派文学的深入研究，展现了那个时代思想解放和文化繁荣的一面。作者不仅关注文学本身，还将其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例如，他对当时市民阶层兴起、商品经济发展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的分析，就为我们理解公安派文学的出现提供了新的视角。我尤其对书中关于江盈科作品如何反映当时社会风貌和人们生活状态的论述感到耳目一新。这让我意识到，文学不仅仅是少数文人的自娱自乐，更是社会生活的镜子，能够折射出时代的变迁和人心的浮动。

评分☆☆☆☆☆

我必须承认，在读这本书之前，我对“公安派”这个词汇的认知模糊不清，只知道好像是明末的一股文学革新力量。但《晚明公安派副帅江盈科研究(上下)》彻底改变了我的看法。作者不仅仅是在介绍江盈科个人，更是将他置于公安派的集体创作和理论体系中进行深入剖析。他如何与公安派的几位核心人物（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互动，他们的思想碰撞是如何产生的，又如何共同推动了文学观念的革新，这些都得到了非常详实的阐述。我尤其对书中关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摹古”的文学主张的解读印象深刻。作者通过大量引证江盈科的作品，并将其与其他公安派作家的作品进行对比，清晰地展现了他们是如何打破明代文坛盛行的“拟古”风气，转而强调个性的张扬和情感的真实流露。这种研究方式，让原本抽象的文学理论变得具体而生动，我仿佛也能感受到那个时代文人打破桎梏、追求自由表达的勃勃生机。

评分☆☆☆☆☆

对于我这样的普通读者来说，《晚明公安派副帅江盈科研究(上下)》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的“可读性”。我曾尝试阅读过一些过于学院派的文学研究著作，常常因为过于晦涩的理论和堆砌的术语而望而却步。但这本书完全不同。作者的语言流畅自然，叙述条理清晰，即使是对于文学史研究不太熟悉的读者，也能轻松理解。他善于将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文学理论，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娓娓道来。我尤其喜欢书中对江盈科作品片段的引用和赏析，这些片段往往带着鲜活的时代气息，让我能够直观地感受到江盈科的文学魅力。作者并非一味地进行理论阐述，而是用大量的实例来支撑他的观点，这使得他的研究既有深度又不失趣味，让我能够沉浸其中，仿佛与江盈科在晚明时期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评分☆☆☆☆☆

阅读《晚明公安派副帅江盈科研究(上下)》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历史研究的严谨与魅力。作者在书中表现出的对史料的审慎态度和对细节的孜孜以求，让我由衷钦佩。他不仅仅依赖于已有的史书，更是发掘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文献，并将它们有机地融汇在一起，构建了一个更为完整和真实的江盈科形象。我尤其关注书中关于江盈科与当时文人交往的描写，这些细节的呈现，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加立体、更加鲜活的江盈科，他有他的才华，也有他的困境，他有他的理想，也有他的妥协。作者在处理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时，展现出了极高的史学素养，他能够辨析史料的真伪，考证人物的交往，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令人信服的学术观点。这种扎实的研究基础，让我对书中内容的可靠性深信不疑。

评分☆☆☆☆☆

这本书简直打开了我对晚明历史的一个全新视角！一直以来，我对明朝末年的认识大多停留在政治动荡、宦官专权以及农民起义等宏大叙事上，对文学史上的流派和人物了解得相当有限。偶然间翻到这套《晚明公安派副帅江盈科研究(上下)》，才知道原来在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下，还有如此鲜活、独特、且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学力量。江盈科这个名字，在通俗历史读物里几乎是空白，但在作者的笔下，他从一个相对边缘的人物，跃升为公安派中不可忽视的一员，甚至被冠以“副帅”之名，这本身就充满了故事性。书中对江盈科的生平考证细致入微，不仅仅是罗列生辰八字，而是将他置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气候、文化思潮中去审视。例如，作者如何通过史料的蛛丝马迹，还原江盈科在仕途上的起伏，他如何与官场的腐朽周旋，又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坚持自己的文学理想，这部分内容的描写，读起来就像在看一部跌宕起伏的个人史诗，让我对这位“副帅”充满了好奇和敬佩。

评分☆☆☆☆☆

我一直对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及其对文人的影响颇感兴趣，而《晚明公安派副帅江盈科研究(上下)》恰恰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切入点。江盈科作为一名士大夫，他的仕途之路与他的文学创作密不可分。书中详细梳理了江盈科的科举经历，以及他在官场上的种种际遇。这些经历不仅仅是简单的历史事件记录，更是作者分析其文学创作的重要背景。我深刻理解到，正是晚明复杂的政治环境和官场生态，促使江盈科和他的同道者们开始反思传统的文学观念，寻求一种更为真实、更为自由的表达方式。书中对江盈科与官场失意、政治斗争之间的联系的分析，让我对这位“副帅”的内心世界有了更深的理解。他的作品中流露出的对现实的关照，对个体的尊重，都与他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这种将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巧妙结合的叙述方式，使得整本书的阅读体验更加饱满和深刻。

评分☆☆☆☆☆

《晚明公安派副帅江盈科研究(上下)》带给我的，是一种对历史人物的全新解读方式。作者没有将江盈科神化，也没有简单地将他塑造成一个悲情的英雄。相反，他以一种更为客观、更为人性化的视角，去审视江盈科的生平与创作。书中对江盈科在现实生活中的困境、他在文学道路上的探索，以及他在个人情感上的挣扎，都有细致的描写。这些描写，让我看到了一个真实、有血有肉的江盈科，他不仅仅是历史文献中的一个名字，更是那个时代无数知识分子中的一员，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有着自己的奋斗与追求。这种深入人心的研究，让我对这位“副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也让我对晚明时期其他被历史长河淹没的人物，产生了更深的探索欲望。

评分☆☆☆☆☆

说实话，最初被这本书吸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副帅”这个词。它暗示着一种领导力，一种在群体中的核心地位。而《晚明公安派副帅江盈科研究(上下)》确实满足了我的期待，甚至超越了。作者在书中并非仅仅将江盈科定位为追随者，而是深入挖掘了他作为公安派核心成员的独立贡献和独特之处。书中对江盈科文学创作的细致解读，包括他的诗歌、散文，甚至是一些鲜为人知的杂著，都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作者通过对江盈科作品的语言风格、思想内涵、艺术技巧等方面的梳理，展现了他作为一名文学家的才华与创新。我特别喜欢书中对江盈科小说创作的评价，他的一些作品在当时的叙事方式和人物塑造上，已经展现出一些值得后世关注的苗头，这让我感到非常惊喜。作者通过大量的文献考据和严谨的逻辑分析，为江盈科在公安派乃至整个明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提供了坚实的论据，也让我对这位“副帅”有了更全面、更立体的认识。

评分☆☆☆☆☆

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不仅仅是一本关于某个历史人物的传记，更是一部关于文学思潮演变的生动写照。作者在《晚明公安派副帅江盈科研究(上下)》中，通过对江盈科的细致研究，展现了公安派文学革新是如何在晚明时期兴起的。我特别欣赏作者对当时文学批评理论的梳理，以及江盈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他如何与其他批评家互动，他的观点是如何被接受或挑战的，这些都构成了晚明文学批评史的重要篇章。书中对“公安派”理论的解构和重塑，让我对“性灵说”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也让我明白，文学的革新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不断探索、碰撞、前进的过程。作者通过对江盈科思想轨迹的追踪，让我们看到，即使是“副帅”，也需要经历内心的挣扎与外部的压力，才能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学主张。

评分☆☆☆☆☆

这套书最让我惊喜的，是它拓展了我对“副帅”这个概念的理解。我原本以为“副帅”只是一个文学派别中的次要人物，但作者在《晚明公安派副帅江盈科研究(上下)》中，通过详实的考证和深入的分析，证明了江盈科在公安派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不仅在文学创作上独树一帜，更在理论建树和实践推动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作者在书中对江盈科在公安派内部地位的论述，以及他对江盈科与袁氏兄弟之间关系的考量，都让我对这个文学流派有了更为细致和深入的理解。我感觉，这本书不仅仅是在介绍江盈科，更是在通过江盈科这个个体，来透视公安派这个重要的文学运动的全貌。这种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让我深受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