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从进步到沉沦，直至毁弃关闭。
我们的疯狂，能否找到安全的避风港？
★超越个人经验的回忆录
★精神医学史的回顾与省思
芭芭拉‧泰勒是前景看好的历史学家，却面临严重精神问题，忧郁焦虑、恐慌、酗酒、彻底崩溃。她求助于精神分析，并自愿入住芙莱恩精神病院，开启了旅居精神病世界的岁月，也同时亲身见证了精神医疗体系的改革。
芙莱恩原名考尼哈奇，一八五一年创立之初为全欧洲规模最大、观念最进步的精神病院。其创立的宗旨在于以工作代替管束，透过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成为十九世纪精神病院的楷模典范。然而短短数十年间，该院迅速沉沦，时有疏失虐待的丑闻，加之社区照护革命兴起，强调去机构化的精神医疗改革，芙莱恩闭院在即，病友皆人心惶惶，不知下一步该往何处。
芭芭拉在本书诚实坦露病中各种脱序与狂想，描述在精神病院中的低调求生方式，以及数度出入芙莱恩，与病患所建立的友谊，在迈向康复的历程，友情的恩惠战胜了疯狂。她以老式精神病院制度之死为背景，回顾精神医疗体系如何驯服疯狂的心灵，而精神分析又如何释放灵魂的活力。这不仅是个人的疯狂岁月回忆录，更是对精神疾病的历史沉思。
专文导读
王文基（国立阳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
专文推荐
吴佳璇（精神科医师）
陈嘉新（国立阳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助理教授）
彭仁郁（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员）
共同推荐
巫毓荃（中研院史语所助研究员、精神科医师）
许欣伟（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松德院区精神科主治医师）
（依姓氏笔画序）
各方赞誉
我们相信我们对精神疾病的反应，比兴建疗养院的维多利亚时代人物更文明、更慈悲，也更实际。我们确定吗？芭芭拉˙泰勒依据自身经验展开严峻调查，打击了我们的自满、揭露出肤浅的思维，并且直陈廉价治疗的缺失与危险。这是一本睿智、深思熟虑且切合时代需求的作品。——希拉蕊˙曼特尔（《狼厅》作者）
扣人心弦。——娜欧蜜˙阿德曼，《观察家报》年度选书
这部杰作结合了病人亲身经历与历史学家之眼，引人入胜，深刻动人，诚实得不留情面。本书既是一段社会历史也是一部回忆录，并且对当代的精神医疗辩论做出重大贡献。——达瑞安˙李德（精神分析师）
针对她在精神病院时代尾声所经历的精神崩溃与精神分析治疗，做出一段发自内心且精采绝伦的陈述。——艾莉森˙莱特，《观察家报》年度选书
文辞优美，悲天悯人，令人不忍释卷。这是一本关于家庭与友情、关于记忆的复杂度，以及关于医疗与医疗失败的书。本书超越了纯粹的自身经验，勇敢面对一段更广阔的社会历史，堪称最卓越的回忆录典范。——莎拉˙华特丝（《荆棘之城》作者）
亲身故事、精神分析疗程、发疯的经验、在芙莱恩最后岁月的住院感受、精神病院的历史……一部美丽的回忆录，令人着迷。——《独立报》
感人、勇敢而睿智。——苏珊˙希尔，《泰晤士报》
精彩述说好几桩故事：一名成功的青年学者，从不快乐到焦虑再到彻底崩溃，生命急转直下……她的治疗过程以及精神病院岁月……英国精神医疗的历史。真正让人难以忘怀。——《都市地铁报》
生动而感伤。——《泰晤士报教育副刊》
从回忆录转变到诗歌、日记、与分析师的对话，以及精神病院历史，令人目眩神迷。这是一本让你就算反胃难受也忍不住一页页读下去的书。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充满生命与希望。——《星期日电讯报》
大胆，精彩。——《前景》杂志
读者若有兴趣探索精神分析的奥秘，或者想理解消失的精神病院年代的生活风貌，就不得不读这部作品。——《文学评论》
著者信息
芭芭拉‧泰勒（Barbara Taylor）
历史学家，着作包括研究十九世纪社会女性主义而获奖的《夏娃与新耶路撒冷》、是为以女权运动先锋玛丽•吴尔史东克拉芙特为题的精采传记，以及与精神分析师亚当˙菲利浦合着、为民胞物与胸怀提出辩护的《论仁慈》。她是卓越的历史刊物《历史研讨会期刊》的长期编辑，兼任拉斐尔山缪历史中心主任，并且在伦敦大学玛丽王后学院教授历史与英文。
译者简介
黄佳瑜
台湾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毕业，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企管硕士。曾任联合利华行销企划、美商麦肯钖管理顾问公司管理顾问。现为自由译者，作品有《Jack》(大块)、(合译)《发光体》(联经)、《但求无伤》（木马文化）等。
图书目录
第一部
事情的开始
历史
西班牙
天才
死婴
上帝
性
饿
秽亵
危机
女人
恶梦
炼狱
第二部
精神病院
第一天
住进疯人院
精神分析与精神医学
友谊
疯婆娘
日间医院
中途宿舍
第三部
改变
分离
痊癒
故事
尾声
后记 后精神病院时代
谢志
原文附註
参考书目
图书序言
精神医学与自我
《精神病院里的历史学家》是一部回忆录，也是一本历史着作。作者芭芭拉‧泰勒在一九八○年代至一九九○年代初期间罹患精神疾病，多次进出包括芙莱恩医院在内的精神疗养机构，并长期接受精神分析治疗。她在书中记下罹病十多年间心理状态的转变，与分析师的互动，以及透过精神分析所挖掘并重塑出的家庭罗曼史。作为研究十八、十九世纪女权与启蒙的历史学家，泰勒在呈现个人体验之余，也细数西方精神机构发展史，并剖析当下精神治疗体系的现状与侷限。许多交织着童年经验、个人史与治疗经验的回忆录的内容常着重于挖掘个人苦痛，揭露各类加害者的面目。相较之下，作为历史学家，或许再加上长期接受精神分析的经验，作者可以较为抽离、平和的态度审视自己心智状态与行为上的改变，以及其生命历程与医疗制度转变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近年来国内外出版界刊行许多与精神疾病相关的书籍，显示社会大众对此议题的关注与兴趣。许多着作引介最新精神医学新知，协助病患找回自我；其他或透过痛苦的亲身经验或写实的报导凸显精神疾病的不可捉摸、人类心智的复杂（如《24个比利》），或强调精神疾病盛行与精神医学及药厂间的关连性（如《救救正常人》，《精神病大流行》，《我的忧伤不是病》等）。在此同时，读者也借由越来越多精神疾病的病人志（如《我发疯的那段日子》，《他想要月亮》等），理解与同情这些不为常人所知的个人世界。
即便放在病人志这个文类中，《精神病院里的历史学家》一书也有其较为特殊之处。导读篇幅有限，以下仅举出几点个人观察，与读者分享。
首先，作者接受二十一年的精神分析，最后找回自我一事，值得一谈。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虽然在今日的医界或科学界备受批评，常被认为其理论及疗效没有根据，然而在二十世纪中叶，直到一九七○、八○年代，乃至今日，在若干西方社会仍影响深远。如书中所言，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数十年间，英国成为精神分析发展的重镇之一，精神分析也成为精神与神经疾病治疗的选项。其次，从一九二○年代开始，精神分析理论在国际上逐渐受到重视。特别是在作者回忆录着墨甚多的一九七○、八○年代，精神分析成为西方人文社会领域的重要学说，与各类当代思潮紧密相连。在此时代氛围下，从事左派女性主义研究的作者选择接受精神分析显得十分自然。不过正统的精神分析疗程耗时甚久，收费也高，作者能做此选择也因其出身于较为优渥的家庭。在此同时，对分析者与分析师而言，精神分析运作的逻辑是透过经营、拿捏一段分析关系，揭显并重新体验分析者与他人的关系，以重新认识自我，找回与自我相处的方式。为期二十一年的疗程需要相当时间、资源、心力、情感与智力的投入，在在说明精神分析并非寻常的治疗方式，需要特殊社会文化条件与物质基础的支持。然而在此同时，作者为了认识自我，找回自我付出甚多，也值得我们这些旁观者思考。
本书另一个较为独特之处，在于作者对精神疗养机构的正面评价。如书中所言，过去两百年间社会各界对于精神疗养机构的评价差异甚大。十九世纪前半叶，西方无论是医界或社会大众对设置精神疗养院一片乐观，希望透过优美环境，合理的院内生活规划，乃至恩威并济的医病关系，得以导正病患失序的心智。然而自十九世纪后半叶开始，疗养机构的疗效不彰；随着收容人数大增，住院时间拉长，精神疾病逐渐被认为是不治之症，与患者退化的体质有关。直到二十世纪，精神医学在疗法上虽偶有进展，但由于成效并不特别显着，再加上各类机构常出现管理问题，社会各界对常沦为监禁机构的精神病院印象皆不甚佳。一九七○、八○年代正值「反精神医学运动」风起云涌之际，精神医师与精神疗养机构备受批评，这类机构也因诸多因素陆续关闭。根据作者在出院二十多年之后的回想，芙莱恩医院虽存在精神病院常见的管理问题，但其提供的环境，以及院内病患的相互支持，使得精神病患生活无法自理时仍有栖身之地。就此点而言，芙莱恩医院与精神分析，成为作者得以复原的重要支柱。文中作者以「石砌母亲」（stone mother）一词指称芙莱恩医院，这作法虽然显示她对该机构高度的信赖与深厚的个人情感，但同时这情感也具有特殊的时代精神。如作者在后记中所称，一九七○年代开始的精神治疗的「去机构化」立意良善，希望透过社区与家庭的力量让病患尽速回归社会；然而在配套措施准备并不充分，以及随后精神治疗网络市场化的情况之下，许多病患成为人球，流转于各类支持机构、医护人员及家庭之间。
最后，作者目前任教于伦敦玛丽王后大学，研究主题之一为「主体性」（subjectivity）的历史；我们也可从「自我」与精神医疗体系的关系更深入的理解这本书的内容。学者如米歇尔•傅柯（Michel Foucault），尼古拉斯‧罗斯（Nikolas Rose）指出，每种心理学，精神医学理论，或者精神医疗体系背后，都预设一种特定形式的自我或主体。近数十年来的精神医学史研究显示，十九世纪前半叶西欧开始大规模兴建精神疗养院的动机，除了为维护社会秩序外，一部分主要来自对启蒙时期对人性可不断改进的乐观期待；换言之，透过环境的正面影响，可唤起疯狂自我的残存理性，回复其失序的心智。而十九世纪后半叶至二十世纪初之间精神疾病普遍被视为体质退化的结果时，自我面对个人、家庭与国族的变质，所能做者极为有限。对佛洛伊德而言，自我经常受制于无意识趋力与社会文化压力，然而透过精神分析的洞见，或许能够将起因于精神与神经疾病无以名状的痛苦转变为寻常、可以面对的不适。而对精神分析中的客体关系（object relations theory）理论而言，自我的形成多与童年时期与客体及环境的互动相关。作者长期接受客体理论式的精神分析，这或许也导致她在书中反覆强调友谊，社会联系的重要性，以及病友的支持，「持续性的医护关系」，乃至作为避风港的精神病院对精神病患所具有的价值。而在作者的笔下，如今搭配精神药物学的社区医疗模式，虽然表面上看似尊重个人选择，强调每个人应该独立自主，但其实背后运作逻辑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在这个作者所谓「超级市场式公共服务模式」中，个人其实对于服用的药物，疗法等并没有太多的选择。
上述这些例子说明，心理学、精神医学与精神治疗的理论与作法并不单纯与治疗疾病相关，它们也勾勒出不同形貌的自我，与他人、环境及社会互动的不同方法，乃至存在的不同可能性。这多少也说明无论在国外或国内的精神医学界中存在相当多元的疗法，理论上也各有不同；在所谓现代医疗系统之外，各式民俗或另类疗法也十分盛行。这事实不仅精神疾病治疗体系所具有的复杂社会文化乃至伦理学意涵，甚至也促使我们可以更深刻的思考自我、疾病与知识之间的关系。
（国立阳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
推荐序一
走出精神病院的历史学家
倘若您无意间点进伦敦大学玛丽王后学院历史系官网，浏览了芭芭拉•泰勒教授个人网页的学经历简介，八成会把着作一览表的个人新作《精神病院里的历史学家》(The Last Asylum)，当成学术专书。可当网页再度置顶，您的视线定格在画面右侧初老白种女性充满故事的双眼，就会忍不住再点进《精神病院里的历史学家》，发现它根本不是研究论文集结，是泰勒教授自述年轻时因酗酒、自残住进精神病院，历经十年疯狂岁月的蜕变故事。
作者的历史之眼，使她下笔不同于其他精神疾病康复者，除了详述三进三出，前后住了八个月的芙莱恩医院（Friern Hospital, 1851-1993）院史，泰勒还爬梳二十世纪下半叶英国精神医疗制度改革始末，作为故事背景。一九五○年生于加拿大，七一年移居伦敦专攻女性主义史，泰勒一度前途看好，却因身心不堪负荷出状况。八○年代的伦敦，左翼知识分子圈风行精神分析，时年三十二的泰勒不免俗，找上约莫大她十岁，留着佛洛伊德式胡须的男性分析师V。只不过，精神分析非但不是特效药，且随着一周五次深度分析而起，竟是排山倒海的不安与焦虑，泰勒以酒排解，越陷越深，终至日常生活崩毁，不得不借助精神医疗，由门诊、住院、到日间中心与中途宿舍，从机构内教病友识字的庇护性工作，到获得不定期邀稿、大学聘书，乃至于稳定的亲密关系，泰勒的状况进进退退，一路磕磕碰碰，终于来到中止精神科回诊及用药，并结束二十一年半精神分析疗程，且其身心状态，犹能长期维持在足以应付当代生活的程度。
于是，泰勒以分析疗程中留下的数十本笔记为纲，开始回顾从疯狂蜕变的漫漫长路。她感谢精神分析师，愿意「对他人敞开心灵以助其复原」，不离不弃地守护，使徘徊于疯狂世界寻找根源的她不至于迷失。对于上世纪末精神医疗革命浪潮下，已预定关闭的精神病院与日间中心，泰勒亦充满感激，即便饱受抨击以至声名狼借，其间氤氲的旧时代缓慢氛围，其实有助于工作人员与病患，甚或病患间「搏感情」，凝聚成有支持力道的稳定人际关系，成为安全的所在。
而今，芙莱恩医院之类的大型精神病院已歇业近四分之一世纪，英国的精神卫生服务，进入了高揭独立自主、医疗选择与风险管理三面大旗，以社区为基础「后精神病院时代」。各种社区治疗与复健计画，文案无一不令人怦然心动，作者却忧心，倘若她当年的困难发生在今日，这些骨子里强调SOP(去个别化)与绩效导向的方案，能否让她得到真正需要的帮助？
阖上书封，身为精神科医师的我也不禁自问，倘若泰勒走进台湾任何一个诊间，我们的精神医疗体系，乃至于整个社会，是否也有足够的资源，帮助她走出生命幽谷，重新感受生命的喜悦？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全面盘点台湾公私部门相关资源及网络。既便台湾仍存有大型精神疗养院，按健保规范，已不可能收治类似泰勒的患者长达八个月。再者，为控制费用，短期内亦看不出主事者打算效法英国健保NHS，推出心理治疗普及计画(Improving Access to Psychological Therapies)……看来，泰勒若生于台湾，虽不至于自生自灭，也得自求多福。
尽管各国困境不尽相同，抱持着守护病患初衷的精神卫生工作人员，总是静静存在着，作家赖香吟就遇到了一位精神科医师，「执着地想在他的专业里留住人文精神的根，这是他的骄傲，但这可能也是他的谦卑，他的良心，他如此耗费，承受治疗室的苦楚，然后露出那友善而思索的微笑，祝福坐在他对面那张椅子里的人，能够走出生命的苦境——这是一个人，初始，我总不相信这是真的，世界太粗暴，心太青脆，人人不过固守位置为己运转而已，素昧平生，何必理解与祝福？」最后，这位医师虽「未必在药物或是所谓的心理治疗这个步骤上治癒了我，而是以他的存在，渐次说服了我。」
吴佳璇
（精神科医师、作家）
推荐序二
去机构化与疾病人生
在进入学界之前，我当过十年的精神科医师，待过医学中心、区域医院与疗养院，参与过急性病房、慢性病房与日间留院的服务，提供药物治疗也做过长期的心理治疗，因此我对于台湾现有的精神治疗模式有些基本了解。我在这个领域浸淫日深，多少养出一种历史感，也就是感觉到个体在体制中的位置与处遇，往往受到长久的历史趋势所调节。这个趋势的决定因素很多，关系也很复杂，因此局中人往往难以清楚描绘，需要跳出框架，考虑历史纵深，才可能釐清前因后果，至于判断优劣，那就更难了。近数十年的精神药物革命如是，去机构化运动也是如此。
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家作为精神病患，是否有较大的可能性得以成为这样的洞见之人呢? 这就是本书留给读者去评断的部分了。医学史家罗伊．波特(Roy Porter)曾经鼓吹过「由下方书写的医学史」(Doing medical history from below)，也就是由病人视野出发的历史，对比于以医师观点或者医疗机构观点出发的「上方观点」。以上下来比拟医病两端，是着眼于两方不同的社会权威，倒不表示由两端描写的历史有上下之分，毋宁是精神医疗诸多面向的不同呈现，如此而已。
在本书中，作者以自己生病的历程为经，以接受的各式治疗模式为纬，交织出一幅揉合制度变迁与个人体验的纪录。其中呈现的主体经验，是医师或者医疗机构端难以描绘的。本书分成三部，第一部描写的是个人发展背景与接受精神分析的过程，持续多年的精神分析也成为这趟人生旅程的重要成分。第二部则集中描绘她居住的芙莱恩精神疗养院的生活实况与机构演进。这类慢性精神病院逐一关门所呈现的去机构化风潮，成为了作者个人进出各式社区复健机构（如日间照护机构或中途宿舍）的背景条件。第三部则是个人逐渐恢复社会生活的改善历程，也是作者终于可以独立生活于医疗体系乃至于精神分析的结局。本书中，我们可以读出作者对于精神病院逐一消亡的保留态度。虽然精神分析师在她恢复过程中似乎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叙事也以这些分析内容作为轴线发展，但是精神病院在分析治疗难以继续时所负担的承接功能，却有无法磨灭的重要性。两者可以视为是整体治疗系统的互补元素。尤其是精神病院可以居住较长时间的特性，让居住的患者得以依照自己的步调恢复精神功能，更使其有别于以临床问题解决或危机处理为导向的急性精神病房。
读者需要注意的是，台湾的状况与书中描写的英国状况并不相同。首先，依照卫生福利部的公开资讯来看，民国九十三年到一○四年之间，急性精神病床由五八六八床增加到七四○八床（增加了二六％），但慢性精神病床则是一一六六四床到一三八一○床（增加了十八％）。而台湾同时期的人口增长程度是三点七%（民国九十三年一月全台约二二六一万人，一○四年一月约二三四五万人），慢性精神病患的身心残障者人数，也在过去十五年增加一倍（民国九十年为六○四五三人，一○四年为一二四四二○人）。另外，以门诊治疗为主的精神科诊所，在民国九十九年到一○四年之间，也由三四九所增加到四六一所，增加了三二％。简言之，以过去十数年的机构设置变化来看，精神失能者的数量与社区治疗需求都增加，而病床数还没有呈现去机构化应有的减少趋势。其次，尽管台湾的精神分析从业人员已经成立学会，获得国际认可，但目前还是相当小众的治疗模式。第三，社区复健机构（包括日间留院与中途宿舍）的数量、分布、服务内容，台英两地的差距也很大。这些差异都提醒读者不能以此为标准，论断台湾本地的目前状况。但是本书提到的某些事情，是一样值得思考的。例如：摆脱依赖等治疗理念，是否被过分强调而成为僵化的原则?对于精神疾病风险的考量，在哪些情况下有可能阻碍了精神治疗的人性关怀?精神治疗相关经费应该如何分配资源才是恰当，而这个恰当与否本身又受到何种判准决定?
这些问题跟作者自己在书中叙述的个人成长创伤一样，都没有简单容易的解答。但是困难的问题往往是救赎的开始，希望本书也能够在感性的震撼之外，也给予读者知性的反思。
陈嘉新
（国立阳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助理教授）
推荐序三
如果在今天，一名精神病患⋯⋯
一九七○年代末的芭芭拉・泰勒，是英美历史学界一枚甫升起的耀眼新星，亦是活跃于左翼女性主义学圈的运动份子。继博士论文获重要学术大奖后，她出版的第一本专书——《夏娃与新耶路撒冷：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与女性主义》——佳评如潮，助她顺利取得第一份教职。然而，突发的精神症状严重干扰了学者的日常，人生胜利组的脚本至此戛然而止。一九八一年，泰勒博士展开了长达二十一年的精神分析，期间三度入住芙莱恩精神病院重症病房，并成为不同日间照护中心、中途宿舍的使用者。
就在泰勒博士未能重返生活轨道之前，这幢于十九世纪中叶落成时堪称欧洲规模最大、软硬体最进步，以致院名几已等同于精神疾病的芙莱恩医院，终究抵挡不住一九八○年代掀起的社区精神医疗改革浪潮，保守派政府财务樽节政策，院方虐待病患丑闻，以及反精神医学运动的多重夹击，正式于一九九三年关门大吉。不久，芙莱恩转卖给建商，摇身变为资产阶级和上层艺文圈炙手可热的庄园式复古豪宅区。
值此，泰勒博士的心灵疗癒个人史，不可避免地与英国大型精神医疗机构的没落史交互嵌织。《精神病院里的历史学家》（原书名直译《最后的精神病院：我们那个时代的疯狂回忆录》），是她结束精神分析「地狱」（作者用词）旅程、重返人间后，将研究者视角与病者主体经验交叠而成就的动人作品。
一个如伏流般贯穿全书的提问：如果作者晚二十年发病，在容许不限期安置的精神疗养机构不复存在的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提问之下或许隐含了一名前精神病患对于当年狂乱的自己在现行精神医疗体制中究竟会变得更好或更坏的忧虑。但在个人境遇的揣想之外，它更是一个社会集体层次的质问：令疗养院遁入历史的体制变革，是否真正能为精神病患提供更适切的治疗和照护？
尽管作为长期精神照护机构的受益者，作者未尝遮掩机构中确实存在令人胆颤的暴力和不当对待，不仅由医护人员施加于病患，亦存在病患之间。但作者笔下的精神病院面貌幽微而多重，相形之下，傅柯式或高夫曼式，将精神病院斥为污名化疯狂、箝制自由、剥夺人性尊严的全控机构的控诉，显得过于简化。溢出常轨的疯狂确实可能蕴藏丰沛创意，但我们不应因此或忘，疯狂尝试释放的受苦灵魂，仍旧困在难以言诠的磨难中。
社区精神医疗改革运动让精障者回归社区生活的立意良善，但真正的改革不会在大型疗养院关门后自动发生。按人口分布设置适当数量和规模的社区精神照护中心，聘任足够数量、训练充分的专业人员，建立使医、护、心理、社工、职能等专业并肩合作的团队工作模式，辅以健全的居家访视制度，对社区居民进行认识精神疾病的卫教工作，让精障者取回公民权、参与社区生活，进行去精障污名化的公民意识教育等工作，无一可缺漏。
依据本书作者针对专业工作者、病友和精障权益促进团体参与者的访谈结果，所谓的社区精神医疗改革最终沦为国家健保当局削减开支的手段，去机构化之后的公立社区医疗体制严重缺乏专业人力，只能大幅仰赖药物和计量的绩效管理制度来维系。至于提供完善全人治疗体系的民间住宅型照护机构，唯有富豪阶级才可能消费得起。
笔者较熟悉的法国，约略跟英国同步展开精神医疗的去机构化或「分区化」（sectorisation）。精神科医师与解殖革命家弗朗兹・法农一九五○年代在法国受训时所承袭的机构心理治疗，以及各种具高度实验性质的社会疗法，将机构整体的关系动力视为促使疗癒发生的关键，病患不仅参与自身治疗方针的拟定，更参与机构集体生活的决策。这种超越症状看见存在主体的做法，对于仅仅把精神病患封锁在丧失行为能力者或社会潜在风险标签下的思维来说，势必是耗时费力又不可思议的。然而，随着外在政治局势、经济景况和社会想像的变动，机构心理治疗和实验计画在一九八○年代后逐渐消失。继之而来的，是精神分析在法国精神医疗临床现场逐渐势微。最直接的效应，展现在精神科医师和临床心理师训练取向的转变上。一九九零年代前法国大部分精神科医师或多或少接受精神分析取向训练或薰陶；不过十年光景，大脑神经生物化学和基因病源论述迅速跃升为显学（更正确地说，是夺回二次大战前的主导地位），精神分析课程和疗法亦逐步被偏重行为认知模式矫正、或新制约回馈训练的短期心理治疗所取代。
英、法的例子揭示了精神医疗从来不是可自外于社会、政治、经济多角权力结构运作的封闭体系。理想上奠基于客观中立知识体系的专业思维，实际上必须不断地与社会主流价值体系协商。在此过程中，专业服务对象的利益，与专业机构自身发展、存续的利益之间，不见得总能取得双赢。当讲究效率、绩效、竞争力、个人主义，推崇特定成功典范的经济自由主义逻辑——很可能是当代新疯狂型态的根源——掌控了精神医疗体制的决策阶层，必然影响了学术研究及实务场域的取向选择和资源分配。可料想的是，被期待（或想像）能在短期内令症状消失的药物控制或心理干预模式，较易获得掌政者青睐，甚或被赋予更可信的科学基础。
尽管所有初级精神医学教科书都叙明精神疾病病源学基础同时包括生物－心理－社会三向度，泰勒博士在本书中针对英国近三十年来精神医疗变革的观察，却是生理因病源论的逐渐独大。如此，对药物的过度依赖，甚至是电击治疗的强势回归，只能是必然的附随现象。倘若在精神分析、动力取向或所谓「深度」心理治疗极为兴盛的西欧尚且如此，在精神疾病诊断标准化和精神病理学上紧紧追随美国主流精神医学步伐的台湾精神医疗体制，又会是何种景况？这可能必须等待台湾版的精神医疗主体经验实录，才能获得解答。
本书贡献最大之处，并不在于从宏观社会历史架构，缜密地回顾精神医疗机构兴衰，及心理病理学典范与治疗取向的竞逐，但它包含了二个难能可贵、值得推荐的特点。其一是作者从分析者（analysand）的主体观点，部分再现了精神分析诊疗现场。穿插书中的分析疗程片段（行话叫vignettes），相当忠实地呈现了作者投入分析治疗后所触发的慾望波澜，失落生命记忆的唤回，暴烈的移情关系，与分析诠释所带来的伴随巨大痛苦的理解。当被封尘多年的家庭创伤记忆，未曾获得命名的纠结情绪和游移念头浮上意识时，她的外显症状加重了。在此情况下，全天候的照护成为必需。作者的亲身经验说明了精神分析治疗与精神医疗机构并不互斥，而可以相辅相成。其二，书中对于病友之间关系张力与情谊的深刻描绘，在精神医疗相关着作中实属罕见。病友间相互扶持对于心理疗癒的正面影响，是精神医疗制度设计不可忽视的一环。
如此裸裎的自我书写，即使混合着学术思考和文献研究，仍可能激起习于笔调论理、不希望作者过多自我揭露的部份读者的厌斥感。因此，出版这部掺揉回忆录、民族志、精神医疗社会史，且内容充满强烈自传色彩的着作，对于原出版社而言无疑是大胆的尝试。尽管文类混杂，作者深厚的书写功力，让多重叙事轴线巧妙交错而彼此唿应，也让作品读来宛如精神分析小说。这样的文类，其实十分接近许多已成为精神分析经典的个案研究论着（如佛洛伊德经典案例）。惟此处，分析者自己进入了分析师（analyst）惯于占据、或被赋予的知识主体位置；这无非正是精神分析的最终目的。为此故，从分析地狱归来的作者，可能比分析师更有能力对精神医疗机构和精神分析制度提出中肯的批判。在此意义上，本书可以说为叙事心理学、心理传记、精神医疗史、精神分析案例研究等类别的学术着作，开创了一种新的书写范例。
进化了的资本主义个人化工具管理逻辑思维，已如PM2.5 和各种隐形的毒性化学物质，成为当代人生活中浑然不觉的「正常」背景。传统家庭主义所鼓吹的道德观，也让许多受创主体用自身的症状承担着隐匿家庭秘密的任务。当许多敏于真相而受苦的灵魂，发出「社会的本质不适合我生存」的唿喊时，给予她／他们精神疾病诊断，并将问题归诸大脑神经生化或基因病变，或许是一种看起来最便利的选择。然而，一个社会对待疯狂的方式，恰好反映了它如何看待人和人性。我们所处的当代社会，究竟愿意付出多少集体资源，理解精神症状的根源，聆听经过潜意识或无意识加工的心理症状所携带的讯息，协助病者重返人间？这应该是泰勒博士这本着作留给读者思考的核心问题。
彭仁郁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法国分析空间学会临床精神分析师
台湾临床心理学会会员）
图书试读
王妃公园庄园是我的疯人院、我的杜鹃窝。一九八０年代末，我在那里渡过将近八个月的时间。这座庄园是芙莱恩医院的转世投胎，销售资料对此讳莫如深；然而即便当年，芙莱恩医院便以自己的方式独领风骚。我在一九八八年七月首次入住，这里一度是英国规模最大、最先进的精神病机构：位于密德萨克斯郡的考尼哈奇穷人精神病院（Pauper Lunatic Asylum at Colney Hatch），大家叫它「考尼哈奇」，直到二十世纪中叶才改名芙莱恩。在英国，几乎每一家老精神病院都被点名关闭，芙莱恩也不例外。入院几天后，我的朋友历史学家拉斐尔˙山缪来医院看我。他在庞大而死气沉沉的病房区东张西望，毫不掩饰着迷之情，然后抱住我说，「亲爱的芭芭拉！妳真幸运！作为历史学家而置身于维多利亚时代仅剩的几家伟大机构之一！」他的话让我又气又好笑，不过这几句话就此埋进我的心底──这本书就是成果。
我一直很不快乐。二十一岁那年，我从加拿大跑到伦敦，以为可以就此把痛苦留在过去。然而阴霾与我随行，并且在我二十好几的时候出现可怕的转折。我变得极度焦虑，无法入睡，备受各种奇怪的生理症状困扰。一九八一年，我三十一岁，有一段期间彻底崩溃，因此决定寻求协助。当时许多朋友在做心理治疗，我也跟着有样学样。我在一九八二年开始看精神分析师，三年内，我失去正常生活的一切表象，再过三年，我就进了芙莱恩。我在精神医疗体系前前后后待了将近四年，包括住院和门诊时间。在芙莱恩住院期间，我失去了我的房子，后来只好寄宿精神病中途宿舍（psychiatric hostel）。不过那时候，我的世界围绕着这场疾病缩成一团，我以为自己会是一辈子的疯子。
幸亏我的命运并非如此。但是假如真的好不了该怎么办？我接下来的生命会有什么际遇？
这本书的诞生，有一部分就是为了追寻这个问题的答案。我生病那几年，适逢精神医疗体系大革命，整个西方世界莫不像泼水似地，把精神病患从老精神病院倒进各个「社区」。我在一九九二年正式出院，芙莱恩隔年歇业，到了世纪末，几乎所有精神病院都凋零殆尽。我亲身经历了精神病院时代的式微。我当时似懂非懂，只是偶尔为自己的未来感到非常惶恐。但是这种种变化（只要我有所察觉），无非让我更自暴自弃罢了。反正我已经没救，这间医院、那家日间中心，或者没有医院也没有日间中心──对我而言又有什么差别？
用户评价
《精神病院里的历史学家：我经历的疯狂岁月，以及时代如何安置我们的疯狂》，这个书名本身就像一个精心设计的钩子，瞬间就把我这个对历史和人性有着浓厚兴趣的读者牢牢地吸引住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精神病院”这个词，它总是与“疾病”、“异常”等标签联系在一起，但当它遇上“历史学家”这个身份时，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我立刻会联想到，这位历史学家，是在怎样的情境下，经历了他的“疯狂岁月”？这种“疯狂”是来自他个人的精神状态，还是源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而“时代如何安置我们的疯狂”，这句话更是直指核心，它不仅仅是关于个体，更是关于整个社会如何去理解、去接纳，或者去排斥那些与主流观念不符的思想和行为。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让我们跳脱出对“精神病”的刻板印象，去深入理解那些被社会边缘化的人们，去探寻他们经历中的复杂性，以及这些经历背后所折射出的时代印记。历史学家以其严谨的态度，在分析过去的同时，将自己的亲身经历置于其中，这本身就极具颠覆性。他是否会通过历史学的视角，去解读他所经历的“疯狂”？他是否会发现，在历史的某个时刻，那些被视为“疯狂”的思想，反而成为了推动社会变革的关键？我希望这本书能带来的是一种超越个体悲欢的宏大叙事，一种对人性深处的挖掘，一种对社会机制的深刻反思，让我能够借此更深刻地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以及过去那些被掩埋的真相。
评分《精神病院里的历史学家：我经历的疯狂岁月，以及时代如何安置我们的疯狂》，这本书的书名，简直就像一句谶语，又像是一个巨大的问号，瞬间就点燃了我内心深处的好奇。作为一名长久以来对历史怀有深厚情感的读者，我总觉得历史不只是发生在教科书上的冰冷文字，更是无数鲜活的生命故事的集合，尤其是在那些不为人知的角落里，隐藏着最动人的情感和最深刻的洞察。而“精神病院”、“疯狂岁月”这些字眼，恰恰指向了那些最容易被遗忘、被误读的角落。“历史学家”这个身份，又为这本书增添了独特的视角，它暗示着，作者并非仅仅是一名普通的患者，他或许会用一种审视的、分析的、甚至带着某种学术性的眼光，去审视他所经历的一切。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作者究竟是如何在精神病院这样极端的情境下，维系他的历史研究？他的“疯狂”又是如何与他所处时代的“疯狂”相互映照？“时代如何安置我们的疯狂”，这句话更是让我浮想联翩，它仿佛在诉说着，在不同的历史洪流中，那些被认为“异类”的思想、行为，是如何被社会以种种方式所“处理”和“归类”的。这本书，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本回忆录，更像是一面镜子，折射出我们社会对待“异常”的态度，以及历史进程中那些被忽视的维度。我期待它能够带给我一场思想的洗礼，一次对人性深刻的理解，以及对历史更全面、更具同情心的解读。
评分《精神病院里的历史学家：我经历的疯狂岁月，以及时代如何安置我们的疯狂》，这个书名，就像一把钥匙，立刻开启了我心中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我一直深信，真正有价值的书籍，能够带领我们探索那些平日里难以触及的领域，挑战我们固有的认知。《精神病院》这个词，本身就带有一种神秘的、甚至有些禁忌的色彩，而“历史学家”的身份，又为这种神秘感增添了一层理性的光辉，仿佛预示着作者将以一种审视的、分析的视角，去解构他所经历的“疯狂”。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作者究竟是如何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进行他的历史研究？他的“疯狂岁月”，又如何与他所处的时代产生共振？“时代如何安置我们的疯狂”，这句话更是点睛之笔，它不仅仅关注个体的遭遇，更指向了整个社会如何定义、如何对待那些不符合主流的个体和思想。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打破我们对“精神病”的污名化，让我们看到，在历史的进程中，有多少被视为“异常”的思想和个体，最终成为了推动时代进步的关键。我又希望，这本书能够让我们反思，我们所在的时代，又是如何以各种方式，将那些不被理解的声音，或者说“疯狂”，进行“安置”——是压制？是遗忘？还是以一种看似合理，实则残酷的方式，将其边缘化？这本书，承诺着一场关于人性、关于历史、关于社会结构最真诚的探索，我已迫不及待地想翻开它，去感受那份震撼与启迪，去理解那些被遮蔽的真相。
评分老实说，第一次看到《精神病院里的历史学家：我经历的疯狂岁月，以及时代如何安置我们的疯狂》这个书名，我内心是有些复杂的。一方面，它充满了戏剧性和悬念，让人想一探究竟；另一方面，“精神病院”和“疯狂”这些词，又难免会让人产生一些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甚至带着一丝排斥。但正是这种复杂的情绪，反而激起了我更大的阅读欲望。我一直认为，真正的历史，不仅仅是那些发生在宏大舞台上的政治事件和战争，更是存在于个体生命中的细微体验，尤其是那些不被歌颂、不被记录的“沉默的大多数”。一个历史学家，将自己的“疯狂岁月”置于精神病院的语境下，这本身就极具颠覆性。它迫使我们重新审视，在我们认知中，什么是“正常”，什么是“疯狂”？在历史的长河中，有多少被视为“疯狂”的思想和个体，最终却成为了推动时代进步的火种？或者，在历史的进程中，我们又是如何用“正常”的名义，去压制和消灭那些不合时宜的“疯狂”？作者的经历，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去理解那些被时代边缘化、被社会遗忘的角落，去探讨那些在病态的社会结构下，个体心灵如何承受重压，如何发出无声的呐喊。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打破我们对精神疾病的迷思，也希望它能让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更加立体和人性化，不再是冰冷的数据和事件的堆砌，而是充满了鲜活的生命体验和深刻的情感触动。
评分这本书的书名就足够引人注目了——《精神病院里的历史学家：我经历的疯狂岁月，以及时代如何安置我们的疯狂》。光是这个书名，就足以勾起我极大的好奇心。我一直对历史充满兴趣，而“精神病院”和“疯狂岁月”这些字眼，又带有某种禁忌的吸引力，仿佛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我很好奇，一位历史学家，为何会身处精神病院？他的“疯狂岁月”究竟是指什么？更深层次的，作者试图通过这本书探讨“时代如何安置我们的疯狂”，这其中又蕴含了多少对社会、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一个研究过去的人，是如何在当下经历和理解“疯狂”的，又是如何将这两者联系起来，形成他独特的视角。或许，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作者个人的经历，更是一面折射出时代病症的镜子，让我们反思在集体失语或集体狂热的年代，个体的“异常”是如何被定义、被压抑、被遗忘，又或者，被某些扭曲的方式所“安置”。我期待作者能够以历史学的严谨态度，去剖析那些看似荒诞不经的经历，从中挖掘出普遍性的意义，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乃至所有时代，那些不被主流叙事所容纳的边缘声音和被遮蔽的真相。这本书的书名，就像一扇门，门后是未知的奇遇，是理性的审视，也是情感的共鸣，我准备好了，要在这扇门后，开启一段关于历史、关于疯狂、关于我们自身的探索之旅。
评分《精神病院里的历史学家：我经历的疯狂岁月，以及时代如何安置我们的疯狂》，这本书的书名，绝对是我今年阅读生涯中，最能激起我阅读冲动的一组词汇。我一直着迷于那些能够挑战我们既定观念，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和所处世界的内容。而“精神病院”、“疯狂”这些字眼，虽然带着一丝阴郁，却也暗示着一种摆脱束缚、回归真实的可能性。“历史学家”的身份，则为这一切增添了严谨性和深度。这让我非常好奇，一位本应沉浸在过去历史中的人，为何会身处“疯狂岁月”，又将如何以历史学家的视角，去解读这段经历，以及更广阔的“时代如何安置我们的疯狂”。这本书，对我而言，不仅仅是对个体生命遭遇的关注，更是一次对社会机制和集体意识的深刻拷问。我希望作者能够以其独特的经历，揭示出那些隐藏在“正常”与“疯狂”界限背后的复杂性。在历史的长河中，有多少被视为“异端”的思想，最终成为了时代的先驱？又有多少被“正常”社会所排斥的个体，他们的经历，恰恰是时代病症最真实的写照？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带给我一种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一种能够引发深度思考的共鸣，它承诺着一场关于人性、关于历史、关于社会结构最真诚的对话，我已迫不及待地想翻开它，去感受那份震撼与启迪。
评分光是《精神病院里的历史学家：我经历的疯狂岁月，以及时代如何安置我们的疯狂》这个书名，就足够让我心跳加速了。我一直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书籍，往往能够挑战我们的固有认知，让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看待世界。《精神病院》和“疯狂岁月”这两个词，自带一种禁忌感和神秘感，而“历史学家”的身份，又为这种神秘感增添了一层理性与求真的色彩。这让我产生无数的疑问：这位历史学家，他的“疯狂”体现在哪里？他是如何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继续他的历史研究的？更重要的是，“时代如何安置我们的疯狂”，这句话揭示了本书的核心议题。它不仅仅是关于个体的经历，更是关于整个社会如何定义和处理所谓的“异常”。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是如何对待那些不被主流所接纳的思想和行为的？是压制、是遗忘，还是以某种看似合理的方式，将其边缘化？我期待这本书能够以历史学家的严谨和洞察力，去解构这些问题。我希望它能让我们看到，在历史的长河中，有多少被视为“疯狂”的先驱，他们的思想最终改变了世界，又有多少个体，因为他们的“不正常”而被时代所“安置”，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这本书，就像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门，它承诺着一场关于人性、关于社会、关于历史的深刻探索，我渴望推开这扇门，去感受其中的震撼与启发，去理解那些被遮蔽的真相。
评分《精神病院里的历史学家：我经历的疯狂岁月，以及时代如何安置我们的疯狂》，这本书的书名，就像是一则古老而又充满现代感的预言，瞬间就触动了我心中对深度阅读的渴望。我一直对那些能够揭示人性深处秘密，以及探讨社会与个体之间复杂关系的书籍情有独钟。而“精神病院”和“疯狂岁月”这两个词，直接指向了被边缘化、被遮蔽的个体经验，而“历史学家”的身份，则为这种经验注入了理性的光芒和批判的眼光。这让我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作者如何在“疯狂”中寻找历史的踪迹？他所经历的“疯狂”与时代背景下的“疯狂”又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时代如何安置我们的疯狂”，这句副标题更是将主题升华，它暗示着，所谓的“疯狂”，并非总是孤立的个体现象，而是与社会结构、时代思潮息息相关。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打破我们对精神疾病的刻板印象，更希望它能让我们反思，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被视为“不正常”的声音，是如何被时代所“安置”的——是被压制，是被遗忘，还是在历经沧桑后，其价值才得以被重新认识？我希望作者能够以其独特的视角，为我们展现一幅关于个体挣扎与时代洪流交织的宏大画卷，让我能够从中获得对人性更深刻的理解，对历史更全面的认知，以及对我们所处社会更具批判性的反思。
评分《精神病院里的历史学家：我经历的疯狂岁月，以及时代如何安置我们的疯狂》这个书名，就像一场意外的邂逅，带着点阴郁，又带着点奇异的魅力，瞬间就抓住了我的眼球。我本身就是个对人文历史特别着迷的人，总觉得历史背后隐藏着无数的生命故事，而这些故事，尤其是在被主流叙事所忽视的角落里，才最能展现人性的复杂与真实。《精神病院》和《疯狂岁月》这两个词，像是一道道鲜明的符码，预示着这本书绝不是一本循规蹈矩的史书，它可能更像是一场深入灵魂的探索，一次对自我与时代的质问。我很好奇，一位历史学家，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疯狂”？他的“疯狂”与历史的“疯狂”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时代如何安置我们的疯狂”，这句话更是点睛之笔，它暗示着，疯狂并非全然是个体的失常，而是与大环境、与社会集体意识息息相关的存在。或许，这本书会揭示出，在某些历史时期，某些社会环境下，被认为是“疯狂”的特质，恰恰是那个时代最需要的清醒，或者，是我们集体麻木下最可悲的失落。我期待作者能够用他作为历史学家的敏感与洞察，去解构那些被病理化的标签，去寻找隐藏在“疯狂”背后的深刻原因，去揭示社会是如何用特定的方式，对待那些不符合其规范的个体和思想。这本书，让我看到了一个充满未知和可能性的世界，一个让我们重新思考“正常”与“异常”边界的领域，我迫不及待想踏入其中，去感受那份震撼与启迪。
评分这本《精神病院里的历史学家：我经历的疯狂岁月，以及时代如何安置我们的疯狂》，光是书名就有一种让人欲罢不能的吸引力。作为一个喜欢深度阅读的读者，我常常在书本中寻找那些能够触及灵魂、引发思考的文字。《精神病院》这个词，本身就带有一种神秘感和距离感，而“历史学家”的身份，又与我们通常认知中严谨、理性的形象形成强烈的反差。这让我非常好奇，作者是如何将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身份融合在一起的？他的“疯狂岁月”又是什么样的经历？而“时代如何安置我们的疯狂”这个副标题，更是直击社会现实，它迫使我们思考，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那些被视为“疯狂”的个体，是如何被对待、被解读、被处理的。我期待这本书不仅仅是作者个人的回忆录，更是一次对社会病理的深刻剖析。我希望它能让我们看到，那些被贴上“精神失常”标签的人们，他们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他们的经历又如何反映了时代的某些侧面。在历史的长河中，有多少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他们的创造力在当时被视为“异类”甚至“疯狂”？而社会又是如何通过各种方式，将这些“不合群”的声音进行“安置”，使其消失于历史的尘埃，或者，在漫长的岁月中，其价值才得以被重新发现？这本书，让我看到了探寻这些问题的可能性，它承诺着一场关于人性、关于社会、关于历史的深刻对话，而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准备加入这场对话，去倾听那些被埋没的声音，去理解那些被误读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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