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这是我写于2005年的一首诗,当我读完这部“工地日记”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首《农民工》,好似这二者在某种状态下特别契合,因此我把这首诗从诗集《燃烧的泪》中找出来用于这个序言的开篇。
“民工”或者“农民工”都不是我想用和不想看到的新创“词汇”,因为它既不人性也不合理,乡村居民(农业户籍)离开家乡进入城市从事二、三产业工作,他们的职业身份已经改变为二、三产业的工人(职工、职员),他们就不应该再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了。可是一些媒体与相关部门依然要给这些从农村走出来而改变了职业特征、特性的乡村居民身份,打上一个身份歧视性的烙印——农民工。这是一种精神上以及身份上的歧视,由此而衍生的肆意拖欠工资、公共场合的歧视等等不合理、不人性的许多欺辱性限制。
言归正传,科技再发达,社会再进步,经济再强盛,人类的最基本热能补充依然缺少不了一日三餐的粮食,因此在农业第一线的农民本应该是最可敬的人,因为他们不论酷暑严寒,只要农业生产需要,他们一日也不敢懈怠地下地干农活,侍弄庄稼,为我们提供着生活必不可少的粮食。
可以这么说,农民是全社会稳固的最坚定的基石,我们对待“基石”的态度就决定着我们这个社会是否能够稳定、安宁与祥和。我们不要辜负他们的辛劳,我们不要用世俗的眼光去看低在农田劳作的农人,正是因为他们在没有豪华的办公楼、没有舒适的冷热空调房的庇护下干着粗活、累活、脏活,才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的粮食与食物。
后来他们离开土地,开始为城市卖苦力——建筑工,多数人关心房价,关心房子是否舒适等问题,但很少有人关心这些房子建造者的生活处境与他们所付出的艰辛劳动。读这部“工地日记”,我先是酸楚,后转为敬重、尊重。敬重他们的承受力与耐力,尊重他们默默地为城市的建设流血又流汗,在交付一个工程后依然背起他们来时的“蛇皮袋子”去到下一个工地……。
这部作品,真实地记录一群农民进城工作的真实生活经历以及心路历程,它为我们精准地打开了一扇通往“民工”生活的大门,让我们更加真切地认知“农民工”这一群体。
我研究农民问题已经多年,精力、注意力多集中在探究农民贫困问题以及贫困的成因上,只有极少的时间涉足“农民工”问题,且多数还是停留在一些公共性较强的问题上,如我提出的让农民工实现“四化”:
一、市民化。
不能带有歧视性、两套甚至多套政策来假性给“民工”市民化。要与常住市民共用同一政策,与常住市民同享平等的各项福利待遇以及社会保障。
二、定居化。
一是无条件限制、无高额费用地办理工作地、经商地户籍,二是同时相应配套解决住房问题。让进城工作、经商的农民工有一个稳定良好的生活工作环境。
三、工人化。
就是去掉农民的“农”字,加上“市”字。一字之差,却去之千里。市民职工享有一切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而农民职工却是二流甚至是三流、四流、末流打工者。也就是这一字之差,却是歧视与平等的分水岭。老板不敢轻易对市民职工欠薪,可农民工就不一样了,有些老板连法律都不怕,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因为这些老板知道“民工”在他们眼里是二流公民,不是一个强势群体,所以就放开胆子任意欺凌。只有让农民工不再是“民工”,而成为真正的市民职工,那欠薪的问题才会随之消失。
四、无忧化。
就是人性化解决长期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夫妻城乡分离问题,解决子女与父母亲分离问题,解决农民工与父母分离问题(子女远离老人无法照顾,形成了农村老人无人照料的凄凉晚年生活景象)。
这“四化”是我为解决“春运”难题而提出的,但是我觉得也非常适合城市化的发展方向。
有幸读到这部“农民工”,让我重新关注“农民工”问题,解决好“农民工”问题有利于解决我所倾注的——消除农村贫困问题,同时也将极大地促进我国城市化健康发展。
“三农”问题学者 爱新觉罗‧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