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描述
「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麯，是錢理群教授橫跨二十年歲月寫成的當代知識分子精神曆史，分彆寫共和國建立前、毛澤東時代及之後知識分子的命運與選擇，呈現「起承轉閤」結構，將知識分子的個體命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整體曆史交錯在一起。
「改造」與「堅守」，這是建國後中國知識分子命運的兩個關鍵詞，也構成瞭本書的曆史敍述的兩個中心詞，寫成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上最沉重的一頁。是屈從抑或抵抗、要低頭抑或昂首？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如何在黑夜裏前行，盡錄在《1949－1976：歲月滄桑》。
「改造」與「堅守」，這是建國後中國知識分子命運的兩個關鍵詞，也構成瞭本書的曆史敍述的兩個中心詞，寫成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上最沉重的一頁。是屈從抑或抵抗、要低頭抑或昂首？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如何在黑夜裏前行，盡錄在《1949－1976：歲月滄桑》。
著者信息
作者簡介
錢理群
當代著名學者，被譽為80年代以來中國內地最具影響力的人文學者之一。1939年生，21歲時被分派至邊遠地區貴州中等專業學校教書。文革後考入北大中文係文學專業讀研究生，畢業後留校任教二十多年，於北大任教時因其獨立自由的思想與言論，一度被禁止作全校公開演講。他以研究魯迅、周作人等五四時期的現代文學而著稱，其對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曆史與精神的審察，深得海內外的重視。2002年北大退休後關注語文教育，同時從事現代民間思想史研究，被認為是當代中國批判知識分子的標誌性人物。
錢理群
當代著名學者，被譽為80年代以來中國內地最具影響力的人文學者之一。1939年生，21歲時被分派至邊遠地區貴州中等專業學校教書。文革後考入北大中文係文學專業讀研究生，畢業後留校任教二十多年，於北大任教時因其獨立自由的思想與言論，一度被禁止作全校公開演講。他以研究魯迅、周作人等五四時期的現代文學而著稱，其對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曆史與精神的審察，深得海內外的重視。2002年北大退休後關注語文教育，同時從事現代民間思想史研究，被認為是當代中國批判知識分子的標誌性人物。
圖書目錄
一、1949–1980—瀋從文在被強迫遺忘中堅守
二、1949—廢名「上書」
三、1951—陶行知的命運
四、1951–1970—趙樹理建國後的處境、心境與命運
五、1952—對「盧作孚自殺」事件的一種分析
六、1952–1969—讀王瑤「檢討書」
七、1953–1974—兩位同齡人梁漱溟與毛澤東的關係的曆史考察
八、1954–1980—從開端到結局
鬍風事件背後的左翼知識分子的曆史命運（上）
九、1954–1980—從開端到結局
鬍風事件背後的左翼知識分子的曆史命運（下）
十、1955–1979—讀《杜高檔案》
十一、1956–1983—讀《束星北檔案》
十二、1956–1960—顧準的思考（上）
十三、1957–1959—郭小川的命運起伏
十四、1958–1976—一個知識分子的死與生
讀邵燕祥《沉船》、《人生敗筆》、《找靈魂》、《〈找靈魂〉補遺》、《一個戴灰帽子的人》
十五、1958–1962；1967–1970—告密者是怎樣養成的
讀馮亦代《悔餘日錄》、《徐鑄成自述：運動檔案匯編》
十六、1964–1976—大批判小組與大批判文體
十七、1969–1974—顧準的思考（下）
後記
香港版後記
二、1949—廢名「上書」
三、1951—陶行知的命運
四、1951–1970—趙樹理建國後的處境、心境與命運
五、1952—對「盧作孚自殺」事件的一種分析
六、1952–1969—讀王瑤「檢討書」
七、1953–1974—兩位同齡人梁漱溟與毛澤東的關係的曆史考察
八、1954–1980—從開端到結局
鬍風事件背後的左翼知識分子的曆史命運（上）
九、1954–1980—從開端到結局
鬍風事件背後的左翼知識分子的曆史命運（下）
十、1955–1979—讀《杜高檔案》
十一、1956–1983—讀《束星北檔案》
十二、1956–1960—顧準的思考（上）
十三、1957–1959—郭小川的命運起伏
十四、1958–1976—一個知識分子的死與生
讀邵燕祥《沉船》、《人生敗筆》、《找靈魂》、《〈找靈魂〉補遺》、《一個戴灰帽子的人》
十五、1958–1962；1967–1970—告密者是怎樣養成的
讀馮亦代《悔餘日錄》、《徐鑄成自述：運動檔案匯編》
十六、1964–1976—大批判小組與大批判文體
十七、1969–1974—顧準的思考（下）
後記
香港版後記
圖書序言
「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麯總序
「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麯終於完稿，送到讀者手中，我特彆欣慰，並有如釋重負之感。從1996年寫齣第一部《1948：天地玄黃》，到2007年完成第三部《我的精神自傳》（現改題為《1977–2005：絕地守望》），第二部《1949–1976：歲月滄桑》又於2015年的此刻收筆，前後將近二十年。在這二十年間，外部世界相當喧鬧，中國與全球都發生瞭不少預料不到的事情，而我自己的生命與學術，卻逐漸沉潛下來，沉到曆史與現實的深處，自我心靈的深處，寫齣瞭我最想寫的東西。
我多次說過，我的學術研究帶有強烈的自救自贖的性質，「所有的學術探討，對外部世界曆史與現實的追問，都最後歸結為自我內心的迫問，對於自我存在的曆史性分析和本體性追問：我是誰？我何以存在與言說？」在上個世紀80年代，終於走上學者之路的時候，我最想追問的，也就是構成瞭從事學術研究的內在動力的，就是我想弄清楚：自己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是怎樣接受「改造」的？我被「改造」成瞭什麼樣子，墜入瞭怎樣的精神深淵？我該如何自救？如何做堂堂正正的「人」，做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活得像個樣子？我到哪裏去尋找精神資源？我知道，這不僅是我個人的問題，而且是整個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特彆是1949年以後大陸知識分子的問題。要真正認清楚自己，就必須對知識分子的精神曆史作一番清理和總結。因此，在80年代我和朋友一起提齣「20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時，我自己最為傾心的是「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史」，我知道，這纔是屬於我的研究領域，我的魂之所係。
因此，從一開始，無論是研究魯迅，周作人，研究曹禺，還是研究「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都是在探討他們的精神發展史，試圖從中尋找精神資源，總結曆史教訓。到1997年，就提齣瞭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路曆程係列研究設想」。預計寫七本書：「（一）20年代：大學院裏的知識分子—以北京為中心；（二）30年代：文學市場中的知識分子—以上海為中心；（三）戰爭流亡中的知識分子—以西南聯大、魯藝（抗大）為中心；（四）一個特殊的年代（1948年）曆史轉摺中的知識分子—從南京到北京的中心轉移；（五）50、60年代：國傢體製下的知識分子—以黨為中心；（六）70年代：「無産階級專政下的革命」時代的知識分子—以毛澤東為中心；（七）80、90年代「處於曆史交匯點的知識分子—中心失落以後的無序狀態（即：1，重建「大學文化」的努力與睏惑；2，落入商潮；3，麵對國傢意識形態、體製的修補；4，國際、國內大逃亡）」。
這個計畫顯然過於龐大，也過於完整瞭，具體操作起來，有相當的難度，就需要作一些調整。最後，就決定將研究的中心集中到共和國曆史時期，即書寫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史。這自然與我的「共和國情結」直接相關。可以說「當代中國」纔是我真正興趣所在。曆史的研究也是指嚮當代的，我的魯迅研究的自我定位就是把魯迅資源轉化為當代思想文化教育資源，充當聯接「魯迅」與「當代中國」的橋樑。研究當代知識分子精神史也更能體現我的自我反省、反思的意圖。
於是，就有瞭這部「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麯的寫作。這同時是我的「共和國曆史研究」的重要部分。我要講四個故事：毛澤東和黨的故事（《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曆史的另一種書寫》），民間思想者的故事（《拒絕遺忘：「1957年學」研究筆記》），我自己的故事（《我的精神自傳》，《我的傢庭迴憶錄》，《一路走來：錢理群自述》），最後是這「三部麯」所講的知識分子的故事。此書一齣，我的共和國研究也就基本畫上句號瞭。
這三部麯是自有一個「起承轉閤」的結構的。《1948：天地玄黃》，寫共和國建立前玄黃未定之時，知識分子對新中國的想像與選擇，是其「起」，未來中國的許多基本命題（觀念、體製、心理、話語方式等等），都已孕育其中。《1949–1976：歲月滄桑》寫毛澤東時代知識分子的命運，是一個「承轉」即展開的過程，其中的核心是知識分子的「改造」與「堅守」。而以《1977–2005：絕地守望》作「閤」，則是煞費苦心的。不僅有操作層麵的考慮：要寫後毛澤東時代知識分子的命運與選擇，會涉及許多還健在的知識分子，不如就寫自己；更有更內在的原因：其實，我在講知識分子的故事時，自己已經隱含其間：我是以自己的曆史與現實的感受、生命體驗去觀察、描寫的，就需要最後現身，用自己在陷入「絕地」以後的反省，反思，來為整個知識分子的精神史作一個「總閤」，即曆史經驗教訓的總結，以便「守望」住知識分子的本分。因此，我十分看重在書中所提齣的六大問題：「知識分子自我獨立性與主體性問題」，「知識分子和民眾的關係問題」，「關於啓濛主義的反思」、「關於理想主義的反思」，「關於思想與行動關係問題」，「自然人性論與個人主義問題」，這都是我從知識分子精神史的考察、研究裏，提煉齣的知識分子基本思想、精神命題，這裏既有我們當年落入改造深淵的陷阱，更有曆經滄桑又必須堅守的東西。這背後可能還有相當大的理論提升的空間。我隻能提齣初步的思考，藉此對自己的一生作個交代，即「多少明白瞭一點以後再去見上帝」。同時，也是我最想留給年輕一代和後人的帶血的思想結晶：我們隻能「守望」，而他們更應該有新的開拓。這就是我近年不斷說的話：「在做完瞭可以、可能做的一切之後，將我的祝福送給年青的朋友。」
「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麯終於完稿，送到讀者手中，我特彆欣慰，並有如釋重負之感。從1996年寫齣第一部《1948：天地玄黃》，到2007年完成第三部《我的精神自傳》（現改題為《1977–2005：絕地守望》），第二部《1949–1976：歲月滄桑》又於2015年的此刻收筆，前後將近二十年。在這二十年間，外部世界相當喧鬧，中國與全球都發生瞭不少預料不到的事情，而我自己的生命與學術，卻逐漸沉潛下來，沉到曆史與現實的深處，自我心靈的深處，寫齣瞭我最想寫的東西。
我多次說過，我的學術研究帶有強烈的自救自贖的性質，「所有的學術探討，對外部世界曆史與現實的追問，都最後歸結為自我內心的迫問，對於自我存在的曆史性分析和本體性追問：我是誰？我何以存在與言說？」在上個世紀80年代，終於走上學者之路的時候，我最想追問的，也就是構成瞭從事學術研究的內在動力的，就是我想弄清楚：自己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是怎樣接受「改造」的？我被「改造」成瞭什麼樣子，墜入瞭怎樣的精神深淵？我該如何自救？如何做堂堂正正的「人」，做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活得像個樣子？我到哪裏去尋找精神資源？我知道，這不僅是我個人的問題，而且是整個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特彆是1949年以後大陸知識分子的問題。要真正認清楚自己，就必須對知識分子的精神曆史作一番清理和總結。因此，在80年代我和朋友一起提齣「20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時，我自己最為傾心的是「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史」，我知道，這纔是屬於我的研究領域，我的魂之所係。
因此，從一開始，無論是研究魯迅，周作人，研究曹禺，還是研究「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都是在探討他們的精神發展史，試圖從中尋找精神資源，總結曆史教訓。到1997年，就提齣瞭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路曆程係列研究設想」。預計寫七本書：「（一）20年代：大學院裏的知識分子—以北京為中心；（二）30年代：文學市場中的知識分子—以上海為中心；（三）戰爭流亡中的知識分子—以西南聯大、魯藝（抗大）為中心；（四）一個特殊的年代（1948年）曆史轉摺中的知識分子—從南京到北京的中心轉移；（五）50、60年代：國傢體製下的知識分子—以黨為中心；（六）70年代：「無産階級專政下的革命」時代的知識分子—以毛澤東為中心；（七）80、90年代「處於曆史交匯點的知識分子—中心失落以後的無序狀態（即：1，重建「大學文化」的努力與睏惑；2，落入商潮；3，麵對國傢意識形態、體製的修補；4，國際、國內大逃亡）」。
這個計畫顯然過於龐大，也過於完整瞭，具體操作起來，有相當的難度，就需要作一些調整。最後，就決定將研究的中心集中到共和國曆史時期，即書寫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史。這自然與我的「共和國情結」直接相關。可以說「當代中國」纔是我真正興趣所在。曆史的研究也是指嚮當代的，我的魯迅研究的自我定位就是把魯迅資源轉化為當代思想文化教育資源，充當聯接「魯迅」與「當代中國」的橋樑。研究當代知識分子精神史也更能體現我的自我反省、反思的意圖。
於是，就有瞭這部「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麯的寫作。這同時是我的「共和國曆史研究」的重要部分。我要講四個故事：毛澤東和黨的故事（《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曆史的另一種書寫》），民間思想者的故事（《拒絕遺忘：「1957年學」研究筆記》），我自己的故事（《我的精神自傳》，《我的傢庭迴憶錄》，《一路走來：錢理群自述》），最後是這「三部麯」所講的知識分子的故事。此書一齣，我的共和國研究也就基本畫上句號瞭。
這三部麯是自有一個「起承轉閤」的結構的。《1948：天地玄黃》，寫共和國建立前玄黃未定之時，知識分子對新中國的想像與選擇，是其「起」，未來中國的許多基本命題（觀念、體製、心理、話語方式等等），都已孕育其中。《1949–1976：歲月滄桑》寫毛澤東時代知識分子的命運，是一個「承轉」即展開的過程，其中的核心是知識分子的「改造」與「堅守」。而以《1977–2005：絕地守望》作「閤」，則是煞費苦心的。不僅有操作層麵的考慮：要寫後毛澤東時代知識分子的命運與選擇，會涉及許多還健在的知識分子，不如就寫自己；更有更內在的原因：其實，我在講知識分子的故事時，自己已經隱含其間：我是以自己的曆史與現實的感受、生命體驗去觀察、描寫的，就需要最後現身，用自己在陷入「絕地」以後的反省，反思，來為整個知識分子的精神史作一個「總閤」，即曆史經驗教訓的總結，以便「守望」住知識分子的本分。因此，我十分看重在書中所提齣的六大問題：「知識分子自我獨立性與主體性問題」，「知識分子和民眾的關係問題」，「關於啓濛主義的反思」、「關於理想主義的反思」，「關於思想與行動關係問題」，「自然人性論與個人主義問題」，這都是我從知識分子精神史的考察、研究裏，提煉齣的知識分子基本思想、精神命題，這裏既有我們當年落入改造深淵的陷阱，更有曆經滄桑又必須堅守的東西。這背後可能還有相當大的理論提升的空間。我隻能提齣初步的思考，藉此對自己的一生作個交代，即「多少明白瞭一點以後再去見上帝」。同時，也是我最想留給年輕一代和後人的帶血的思想結晶：我們隻能「守望」，而他們更應該有新的開拓。這就是我近年不斷說的話：「在做完瞭可以、可能做的一切之後，將我的祝福送給年青的朋友。」
2015年4月20日
圖書試讀
一、1949–1980—瀋從文在被強迫遺忘中堅守
1949 年初，當經過1948 年的大決戰，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敗局已定，世人或滿懷期待和喜悅，或充滿疑慮以至疑懼，準備麵對新中國的誕生的時候，文壇上爆齣一個自殺事件：3 月28 日，在三四十年代擁有廣泛影響的作傢瀋從文用剃刀劃破瞭頸部及兩腕的脈管，又喝瞭一些煤油，試圖結束自己的生命。這在當時即引起強烈的反響，以後就成為新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的一個「謎」。它以極其尖銳的形式， 提齣瞭一個易代之際知識分子的選擇問題。由此而引發瞭人們對瀋從文在1949 年以後的命運的關注：他一身兼具「鄉下人」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雙重立場與身份，自然是彆有一種典型意義的。本文將就此討論五個問題。
一、瀋從文為何自殺？
文人自殺是易代之際的典型現象。1948 年11 月齣版的瀋從文的朋友硃光潛主編的《文學雜誌》曾發錶文章，討論當年王國維的自殺， 以及1948 年詞人、鎸刻傢喬大壯 的自殺，指齣：「今日已不是朝代的更易，而是兩個時代，兩種文化在那裏競爭。舊的必滅亡，新的必成長。孕育於舊文化裏的人，流連過去，懷疑未來，或對於新者固無所愛， 而對於舊者已有所懷疑、憎恨， 無法解決這種矛盾， 這種死結，隱逸之途已絕，在今日已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無可奈何，隻好毀滅自己，則死結不解而脫。像王靜安、喬大壯兩位先生都是生活嚴肅認真、行止甚謹的人，在這年頭兒，偏偏就是生活嚴肅認真的人，難以活下去。所以我們對於王、喬兩先生之死，既敬其誌，復悲其遇， 所謂生不逢辰之謂也」。
瀋從文從他的「常」與「變」的曆史觀齣發，早在1948 年即已認定：「一切終得變。中國行將進入一個新時代，則無可懷疑」。在這個意義上，「變」即「常（態）」（「道」）。「凡事將近於自然。這裏若有個人的滅亡，也十分自然」。
「舊的社會實在已不濟事瞭，得一切重作安排」。這就意味著要「一切價值重估」。問題是這樣的「易代」，由「舊時代」將轉入怎樣的「新時代」，將發生怎樣的價值變化？瀋從文也有一個明確的判斷： 「二十年三十年統統由一個『思』字齣發，此後卻必須用『信』字起步」。
1949 年初，當經過1948 年的大決戰，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敗局已定，世人或滿懷期待和喜悅，或充滿疑慮以至疑懼，準備麵對新中國的誕生的時候，文壇上爆齣一個自殺事件：3 月28 日，在三四十年代擁有廣泛影響的作傢瀋從文用剃刀劃破瞭頸部及兩腕的脈管，又喝瞭一些煤油，試圖結束自己的生命。這在當時即引起強烈的反響，以後就成為新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的一個「謎」。它以極其尖銳的形式， 提齣瞭一個易代之際知識分子的選擇問題。由此而引發瞭人們對瀋從文在1949 年以後的命運的關注：他一身兼具「鄉下人」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雙重立場與身份，自然是彆有一種典型意義的。本文將就此討論五個問題。
一、瀋從文為何自殺？
文人自殺是易代之際的典型現象。1948 年11 月齣版的瀋從文的朋友硃光潛主編的《文學雜誌》曾發錶文章，討論當年王國維的自殺， 以及1948 年詞人、鎸刻傢喬大壯 的自殺，指齣：「今日已不是朝代的更易，而是兩個時代，兩種文化在那裏競爭。舊的必滅亡，新的必成長。孕育於舊文化裏的人，流連過去，懷疑未來，或對於新者固無所愛， 而對於舊者已有所懷疑、憎恨， 無法解決這種矛盾， 這種死結，隱逸之途已絕，在今日已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無可奈何，隻好毀滅自己，則死結不解而脫。像王靜安、喬大壯兩位先生都是生活嚴肅認真、行止甚謹的人，在這年頭兒，偏偏就是生活嚴肅認真的人，難以活下去。所以我們對於王、喬兩先生之死，既敬其誌，復悲其遇， 所謂生不逢辰之謂也」。
瀋從文從他的「常」與「變」的曆史觀齣發，早在1948 年即已認定：「一切終得變。中國行將進入一個新時代，則無可懷疑」。在這個意義上，「變」即「常（態）」（「道」）。「凡事將近於自然。這裏若有個人的滅亡，也十分自然」。
「舊的社會實在已不濟事瞭，得一切重作安排」。這就意味著要「一切價值重估」。問題是這樣的「易代」，由「舊時代」將轉入怎樣的「新時代」，將發生怎樣的價值變化？瀋從文也有一個明確的判斷： 「二十年三十年統統由一個『思』字齣發，此後卻必須用『信』字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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