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是钱理群教授横跨二十年岁月写成的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历史，分别写共和国建立前、毛泽东时代及之后知识分子的命运与选择，呈现「起承转合」结构，将知识分子的个体命运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整体历史交错在一起。
「改造」与「坚守」，这是建国后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两个关键词，也构成了本书的历史敍述的两个中心词，写成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最沉重的一页。是屈从抑或抵抗、要低头抑或昂首？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在黑夜里前行，尽录在《1949－1976：岁月沧桑》。
「改造」与「坚守」，这是建国后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两个关键词，也构成了本书的历史敍述的两个中心词，写成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最沉重的一页。是屈从抑或抵抗、要低头抑或昂首？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在黑夜里前行，尽录在《1949－1976：岁月沧桑》。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钱理群
当代着名学者，被誉为8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1939年生，21岁时被分派至边远地区贵州中等专业学校教书。文革后考入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二十多年，于北大任教时因其独立自由的思想与言论，一度被禁止作全校公开演讲。他以研究鲁迅、周作人等五四时期的现代文学而着称，其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深得海内外的重视。2002年北大退休后关注语文教育，同时从事现代民间思想史研究，被认为是当代中国批判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
钱理群
当代着名学者，被誉为8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1939年生，21岁时被分派至边远地区贵州中等专业学校教书。文革后考入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二十多年，于北大任教时因其独立自由的思想与言论，一度被禁止作全校公开演讲。他以研究鲁迅、周作人等五四时期的现代文学而着称，其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深得海内外的重视。2002年北大退休后关注语文教育，同时从事现代民间思想史研究，被认为是当代中国批判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
图书目录
一、1949–1980—沈从文在被强迫遗忘中坚守
二、1949—废名「上书」
三、1951—陶行知的命运
四、1951–1970—赵树理建国后的处境、心境与命运
五、1952—对「卢作孚自杀」事件的一种分析
六、1952–1969—读王瑶「检讨书」
七、1953–1974—两位同龄人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的历史考察
八、1954–1980—从开端到结局
胡风事件背后的左翼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上）
九、1954–1980—从开端到结局
胡风事件背后的左翼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下）
十、1955–1979—读《杜高档案》
十一、1956–1983—读《束星北档案》
十二、1956–1960—顾准的思考（上）
十三、1957–1959—郭小川的命运起伏
十四、1958–1976—一个知识分子的死与生
读邵燕祥《沉船》、《人生败笔》、《找灵魂》、《〈找灵魂〉补遗》、《一个戴灰帽子的人》
十五、1958–1962；1967–1970—告密者是怎样养成的
读冯亦代《悔余日录》、《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
十六、1964–1976—大批判小组与大批判文体
十七、1969–1974—顾准的思考（下）
后记
香港版后记
二、1949—废名「上书」
三、1951—陶行知的命运
四、1951–1970—赵树理建国后的处境、心境与命运
五、1952—对「卢作孚自杀」事件的一种分析
六、1952–1969—读王瑶「检讨书」
七、1953–1974—两位同龄人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的历史考察
八、1954–1980—从开端到结局
胡风事件背后的左翼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上）
九、1954–1980—从开端到结局
胡风事件背后的左翼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下）
十、1955–1979—读《杜高档案》
十一、1956–1983—读《束星北档案》
十二、1956–1960—顾准的思考（上）
十三、1957–1959—郭小川的命运起伏
十四、1958–1976—一个知识分子的死与生
读邵燕祥《沉船》、《人生败笔》、《找灵魂》、《〈找灵魂〉补遗》、《一个戴灰帽子的人》
十五、1958–1962；1967–1970—告密者是怎样养成的
读冯亦代《悔余日录》、《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
十六、1964–1976—大批判小组与大批判文体
十七、1969–1974—顾准的思考（下）
后记
香港版后记
图书序言
「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总序
「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终于完稿，送到读者手中，我特别欣慰，并有如释重负之感。从1996年写出第一部《1948：天地玄黄》，到2007年完成第三部《我的精神自传》（现改题为《1977–2005：绝地守望》），第二部《1949–1976：岁月沧桑》又于2015年的此刻收笔，前后将近二十年。在这二十年间，外部世界相当喧闹，中国与全球都发生了不少预料不到的事情，而我自己的生命与学术，却逐渐沉潜下来，沉到历史与现实的深处，自我心灵的深处，写出了我最想写的东西。
我多次说过，我的学术研究带有强烈的自救自赎的性质，「所有的学术探讨，对外部世界历史与现实的追问，都最后归结为自我内心的迫问，对于自我存在的历史性分析和本体性追问：我是谁？我何以存在与言说？」在上个世纪80年代，终于走上学者之路的时候，我最想追问的，也就是构成了从事学术研究的内在动力的，就是我想弄清楚：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怎样接受「改造」的？我被「改造」成了什么样子，坠入了怎样的精神深渊？我该如何自救？如何做堂堂正正的「人」，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活得像个样子？我到哪里去寻找精神资源？我知道，这不仅是我个人的问题，而且是整个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1949年以后大陆知识分子的问题。要真正认清楚自己，就必须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历史作一番清理和总结。因此，在80年代我和朋友一起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时，我自己最为倾心的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我知道，这才是属于我的研究领域，我的魂之所系。
因此，从一开始，无论是研究鲁迅，周作人，研究曹禺，还是研究「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都是在探讨他们的精神发展史，试图从中寻找精神资源，总结历史教训。到1997年，就提出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系列研究设想」。预计写七本书：「（一）20年代：大学院里的知识分子—以北京为中心；（二）30年代：文学市场中的知识分子—以上海为中心；（三）战争流亡中的知识分子—以西南联大、鲁艺（抗大）为中心；（四）一个特殊的年代（1948年）历史转折中的知识分子—从南京到北京的中心转移；（五）50、60年代：国家体制下的知识分子—以党为中心；（六）70年代：「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时代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为中心；（七）80、90年代「处于历史交汇点的知识分子—中心失落以后的无序状态（即：1，重建「大学文化」的努力与困惑；2，落入商潮；3，面对国家意识形态、体制的修补；4，国际、国内大逃亡）」。
这个计画显然过于庞大，也过于完整了，具体操作起来，有相当的难度，就需要作一些调整。最后，就决定将研究的中心集中到共和国历史时期，即书写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这自然与我的「共和国情结」直接相关。可以说「当代中国」才是我真正兴趣所在。历史的研究也是指向当代的，我的鲁迅研究的自我定位就是把鲁迅资源转化为当代思想文化教育资源，充当联接「鲁迅」与「当代中国」的桥樑。研究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史也更能体现我的自我反省、反思的意图。
于是，就有了这部「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的写作。这同时是我的「共和国历史研究」的重要部分。我要讲四个故事：毛泽东和党的故事（《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历史的另一种书写》），民间思想者的故事（《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我自己的故事（《我的精神自传》，《我的家庭回忆录》，《一路走来：钱理群自述》），最后是这「三部曲」所讲的知识分子的故事。此书一出，我的共和国研究也就基本画上句号了。
这三部曲是自有一个「起承转合」的结构的。《1948：天地玄黄》，写共和国建立前玄黄未定之时，知识分子对新中国的想像与选择，是其「起」，未来中国的许多基本命题（观念、体制、心理、话语方式等等），都已孕育其中。《1949–1976：岁月沧桑》写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是一个「承转」即展开的过程，其中的核心是知识分子的「改造」与「坚守」。而以《1977–2005：绝地守望》作「合」，则是煞费苦心的。不仅有操作层面的考虑：要写后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选择，会涉及许多还健在的知识分子，不如就写自己；更有更内在的原因：其实，我在讲知识分子的故事时，自己已经隐含其间：我是以自己的历史与现实的感受、生命体验去观察、描写的，就需要最后现身，用自己在陷入「绝地」以后的反省，反思，来为整个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作一个「总合」，即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以便「守望」住知识分子的本分。因此，我十分看重在书中所提出的六大问题：「知识分子自我独立性与主体性问题」，「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关系问题」，「关于启蒙主义的反思」、「关于理想主义的反思」，「关于思想与行动关系问题」，「自然人性论与个人主义问题」，这都是我从知识分子精神史的考察、研究里，提炼出的知识分子基本思想、精神命题，这里既有我们当年落入改造深渊的陷阱，更有历经沧桑又必须坚守的东西。这背后可能还有相当大的理论提升的空间。我只能提出初步的思考，借此对自己的一生作个交代，即「多少明白了一点以后再去见上帝」。同时，也是我最想留给年轻一代和后人的带血的思想结晶：我们只能「守望」，而他们更应该有新的开拓。这就是我近年不断说的话：「在做完了可以、可能做的一切之后，将我的祝福送给年青的朋友。」
「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终于完稿，送到读者手中，我特别欣慰，并有如释重负之感。从1996年写出第一部《1948：天地玄黄》，到2007年完成第三部《我的精神自传》（现改题为《1977–2005：绝地守望》），第二部《1949–1976：岁月沧桑》又于2015年的此刻收笔，前后将近二十年。在这二十年间，外部世界相当喧闹，中国与全球都发生了不少预料不到的事情，而我自己的生命与学术，却逐渐沉潜下来，沉到历史与现实的深处，自我心灵的深处，写出了我最想写的东西。
我多次说过，我的学术研究带有强烈的自救自赎的性质，「所有的学术探讨，对外部世界历史与现实的追问，都最后归结为自我内心的迫问，对于自我存在的历史性分析和本体性追问：我是谁？我何以存在与言说？」在上个世纪80年代，终于走上学者之路的时候，我最想追问的，也就是构成了从事学术研究的内在动力的，就是我想弄清楚：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怎样接受「改造」的？我被「改造」成了什么样子，坠入了怎样的精神深渊？我该如何自救？如何做堂堂正正的「人」，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活得像个样子？我到哪里去寻找精神资源？我知道，这不仅是我个人的问题，而且是整个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1949年以后大陆知识分子的问题。要真正认清楚自己，就必须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历史作一番清理和总结。因此，在80年代我和朋友一起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时，我自己最为倾心的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我知道，这才是属于我的研究领域，我的魂之所系。
因此，从一开始，无论是研究鲁迅，周作人，研究曹禺，还是研究「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都是在探讨他们的精神发展史，试图从中寻找精神资源，总结历史教训。到1997年，就提出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系列研究设想」。预计写七本书：「（一）20年代：大学院里的知识分子—以北京为中心；（二）30年代：文学市场中的知识分子—以上海为中心；（三）战争流亡中的知识分子—以西南联大、鲁艺（抗大）为中心；（四）一个特殊的年代（1948年）历史转折中的知识分子—从南京到北京的中心转移；（五）50、60年代：国家体制下的知识分子—以党为中心；（六）70年代：「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时代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为中心；（七）80、90年代「处于历史交汇点的知识分子—中心失落以后的无序状态（即：1，重建「大学文化」的努力与困惑；2，落入商潮；3，面对国家意识形态、体制的修补；4，国际、国内大逃亡）」。
这个计画显然过于庞大，也过于完整了，具体操作起来，有相当的难度，就需要作一些调整。最后，就决定将研究的中心集中到共和国历史时期，即书写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这自然与我的「共和国情结」直接相关。可以说「当代中国」才是我真正兴趣所在。历史的研究也是指向当代的，我的鲁迅研究的自我定位就是把鲁迅资源转化为当代思想文化教育资源，充当联接「鲁迅」与「当代中国」的桥樑。研究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史也更能体现我的自我反省、反思的意图。
于是，就有了这部「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的写作。这同时是我的「共和国历史研究」的重要部分。我要讲四个故事：毛泽东和党的故事（《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历史的另一种书写》），民间思想者的故事（《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我自己的故事（《我的精神自传》，《我的家庭回忆录》，《一路走来：钱理群自述》），最后是这「三部曲」所讲的知识分子的故事。此书一出，我的共和国研究也就基本画上句号了。
这三部曲是自有一个「起承转合」的结构的。《1948：天地玄黄》，写共和国建立前玄黄未定之时，知识分子对新中国的想像与选择，是其「起」，未来中国的许多基本命题（观念、体制、心理、话语方式等等），都已孕育其中。《1949–1976：岁月沧桑》写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是一个「承转」即展开的过程，其中的核心是知识分子的「改造」与「坚守」。而以《1977–2005：绝地守望》作「合」，则是煞费苦心的。不仅有操作层面的考虑：要写后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选择，会涉及许多还健在的知识分子，不如就写自己；更有更内在的原因：其实，我在讲知识分子的故事时，自己已经隐含其间：我是以自己的历史与现实的感受、生命体验去观察、描写的，就需要最后现身，用自己在陷入「绝地」以后的反省，反思，来为整个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作一个「总合」，即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以便「守望」住知识分子的本分。因此，我十分看重在书中所提出的六大问题：「知识分子自我独立性与主体性问题」，「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关系问题」，「关于启蒙主义的反思」、「关于理想主义的反思」，「关于思想与行动关系问题」，「自然人性论与个人主义问题」，这都是我从知识分子精神史的考察、研究里，提炼出的知识分子基本思想、精神命题，这里既有我们当年落入改造深渊的陷阱，更有历经沧桑又必须坚守的东西。这背后可能还有相当大的理论提升的空间。我只能提出初步的思考，借此对自己的一生作个交代，即「多少明白了一点以后再去见上帝」。同时，也是我最想留给年轻一代和后人的带血的思想结晶：我们只能「守望」，而他们更应该有新的开拓。这就是我近年不断说的话：「在做完了可以、可能做的一切之后，将我的祝福送给年青的朋友。」
2015年4月20日
图书试读
一、1949–1980—沈从文在被强迫遗忘中坚守
1949 年初，当经过1948 年的大决战，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世人或满怀期待和喜悦，或充满疑虑以至疑惧，准备面对新中国的诞生的时候，文坛上爆出一个自杀事件：3 月28 日，在三四十年代拥有广泛影响的作家沈从文用剃刀划破了颈部及两腕的脉管，又喝了一些煤油，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在当时即引起强烈的反响，以后就成为新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一个「谜」。它以极其尖锐的形式， 提出了一个易代之际知识分子的选择问题。由此而引发了人们对沈从文在1949 年以后的命运的关注：他一身兼具「乡下人」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双重立场与身份，自然是别有一种典型意义的。本文将就此讨论五个问题。
一、沈从文为何自杀？
文人自杀是易代之际的典型现象。1948 年11 月出版的沈从文的朋友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曾发表文章，讨论当年王国维的自杀， 以及1948 年词人、镌刻家乔大壮 的自杀，指出：「今日已不是朝代的更易，而是两个时代，两种文化在那里竞争。旧的必灭亡，新的必成长。孕育于旧文化里的人，流连过去，怀疑未来，或对于新者固无所爱， 而对于旧者已有所怀疑、憎恨， 无法解决这种矛盾， 这种死结，隐逸之途已绝，在今日已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无可奈何，只好毁灭自己，则死结不解而脱。像王静安、乔大壮两位先生都是生活严肃认真、行止甚谨的人，在这年头儿，偏偏就是生活严肃认真的人，难以活下去。所以我们对于王、乔两先生之死，既敬其志，复悲其遇， 所谓生不逢辰之谓也」。
沈从文从他的「常」与「变」的历史观出发，早在1948 年即已认定：「一切终得变。中国行将进入一个新时代，则无可怀疑」。在这个意义上，「变」即「常（态）」（「道」）。「凡事将近于自然。这里若有个人的灭亡，也十分自然」。
「旧的社会实在已不济事了，得一切重作安排」。这就意味着要「一切价值重估」。问题是这样的「易代」，由「旧时代」将转入怎样的「新时代」，将发生怎样的价值变化？沈从文也有一个明确的判断： 「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后却必须用『信』字起步」。
1949 年初，当经过1948 年的大决战，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世人或满怀期待和喜悦，或充满疑虑以至疑惧，准备面对新中国的诞生的时候，文坛上爆出一个自杀事件：3 月28 日，在三四十年代拥有广泛影响的作家沈从文用剃刀划破了颈部及两腕的脉管，又喝了一些煤油，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在当时即引起强烈的反响，以后就成为新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一个「谜」。它以极其尖锐的形式， 提出了一个易代之际知识分子的选择问题。由此而引发了人们对沈从文在1949 年以后的命运的关注：他一身兼具「乡下人」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双重立场与身份，自然是别有一种典型意义的。本文将就此讨论五个问题。
一、沈从文为何自杀？
文人自杀是易代之际的典型现象。1948 年11 月出版的沈从文的朋友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曾发表文章，讨论当年王国维的自杀， 以及1948 年词人、镌刻家乔大壮 的自杀，指出：「今日已不是朝代的更易，而是两个时代，两种文化在那里竞争。旧的必灭亡，新的必成长。孕育于旧文化里的人，流连过去，怀疑未来，或对于新者固无所爱， 而对于旧者已有所怀疑、憎恨， 无法解决这种矛盾， 这种死结，隐逸之途已绝，在今日已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无可奈何，只好毁灭自己，则死结不解而脱。像王静安、乔大壮两位先生都是生活严肃认真、行止甚谨的人，在这年头儿，偏偏就是生活严肃认真的人，难以活下去。所以我们对于王、乔两先生之死，既敬其志，复悲其遇， 所谓生不逢辰之谓也」。
沈从文从他的「常」与「变」的历史观出发，早在1948 年即已认定：「一切终得变。中国行将进入一个新时代，则无可怀疑」。在这个意义上，「变」即「常（态）」（「道」）。「凡事将近于自然。这里若有个人的灭亡，也十分自然」。
「旧的社会实在已不济事了，得一切重作安排」。这就意味着要「一切价值重估」。问题是这样的「易代」，由「旧时代」将转入怎样的「新时代」，将发生怎样的价值变化？沈从文也有一个明确的判断： 「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后却必须用『信』字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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