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清干隆十二年（1747），干隆皇帝敕撰《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由允禄等人以满文编定刊行；干隆四十五年（1780），经阿桂、于敏中译成汉文，收入《四库全书》。书分六卷，系由大内现行条例、掌故、祝辞，以及器用数目和形式图组成，官方特赋予隆重国家仪制、展现立国规模、宣扬满洲传统等多重意义，为研究清朝宫廷萨满祭祀仪式的重要材料。史学家金毓黻（1887-1962）曾言：「是书有满文、汉文二本，是则读是书者，非兼通满文，不能博其义蕴。」朝鲜学者金九经（1906-1950）则说：「欲研究是书者，舍满文原本，莫能得精确之认识矣。」
本《译註》以日本东洋文库藏满文《清文祭祀条例》（干隆十二年）、《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例》（干隆四十五年）为底本，逐句转写罗马拼音、译出汉文，复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对照；遇有专门词汇，则据《御制增订清文鑑》、《清文总汇》等字书的释义加註，期能提供后续研究参考。
本书特色
★萨满信仰＋满洲故俗＋爱新觉罗皇室治国礼法，尽在其中★
★满文（罗马拼音）＋汉文＋当代译註，参校各版本，逐条对译★
本《译註》以日本东洋文库藏满文《清文祭祀条例》（干隆十二年）、《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例》（干隆四十五年）为底本，逐句转写罗马拼音、译出汉文，复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对照；遇有专门词汇，则据《御制增订清文鑑》、《清文总汇》等字书的释义加註，期能提供后续研究参考。
本书特色
★萨满信仰＋满洲故俗＋爱新觉罗皇室治国礼法，尽在其中★
★满文（罗马拼音）＋汉文＋当代译註，参校各版本，逐条对译★
著者信息
译註者简介
叶高树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专攻清史，现为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着有专书《降清明将研究（1618-1683）》、《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以及〈康熙皇帝的焦虑──立储、开边和历史定位〉、〈从「八家均分」到「按官给俸」──清朝八旗俸饷制的建立〉等学术论文四十余篇。
叶高树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专攻清史，现为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着有专书《降清明将研究（1618-1683）》、《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以及〈康熙皇帝的焦虑──立储、开边和历史定位〉、〈从「八家均分」到「按官给俸」──清朝八旗俸饷制的建立〉等学术论文四十余篇。
图书目录
《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编译、版本及其史料价值／叶高树
凡例
《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译註
【第一册】
上谕
职名
目录
祭神祭天议
献鲜背镫祭议
汇记满洲祭祀故事
坤宁宫元旦行礼仪注
堂子亭式殿元旦行礼仪注
堂子亭式殿祭祀仪注
堂子亭式殿祭祀祝辞
尚钖神亭祭祀仪注
尚钖神亭祭祀祝辞
恭请神位祭于堂子仪注
恭请神位入宫仪注
坤宁宫月祭仪注
坤宁宫月祭祝辞
祭神翌日祭天仪注
祭神翌日祭天赞辞
【第二册】
坤宁宫常祭仪注
坤宁宫常祭祝辞
四季献神仪注
四季献神祝辞
浴佛仪注
浴佛祝辞
【第三册】
报祭仪注
报祭祝辞
堂子立杆大祭仪注
堂子立杆大祭祝辞
坤宁宫大祭仪注
坤宁宫大祭祝辞
大祭翌日祭天仪注
大祭翌日祭天赞辞
【第四册】
求福仪注
求福祝辞
为婴孩求福祝辞
献雏鸡背镫祝辞
献子鹅背镫祝辞
献鱼背镫祝辞
献雉背镫祝辞
献鲜背镫祝辞
堂子亭式殿祭马神仪注
堂子亭式殿祭马神祝辞
正日祭马神仪注
正日祭马神祝辞
次日祭马神仪注
次日祭马神祝辞
跋语
奏
【第五册】
祭神祭天器用数目
【第六册】
祭神祭天器用形式图
征引书目
凡例
《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译註
【第一册】
上谕
职名
目录
祭神祭天议
献鲜背镫祭议
汇记满洲祭祀故事
坤宁宫元旦行礼仪注
堂子亭式殿元旦行礼仪注
堂子亭式殿祭祀仪注
堂子亭式殿祭祀祝辞
尚钖神亭祭祀仪注
尚钖神亭祭祀祝辞
恭请神位祭于堂子仪注
恭请神位入宫仪注
坤宁宫月祭仪注
坤宁宫月祭祝辞
祭神翌日祭天仪注
祭神翌日祭天赞辞
【第二册】
坤宁宫常祭仪注
坤宁宫常祭祝辞
四季献神仪注
四季献神祝辞
浴佛仪注
浴佛祝辞
【第三册】
报祭仪注
报祭祝辞
堂子立杆大祭仪注
堂子立杆大祭祝辞
坤宁宫大祭仪注
坤宁宫大祭祝辞
大祭翌日祭天仪注
大祭翌日祭天赞辞
【第四册】
求福仪注
求福祝辞
为婴孩求福祝辞
献雏鸡背镫祝辞
献子鹅背镫祝辞
献鱼背镫祝辞
献雉背镫祝辞
献鲜背镫祝辞
堂子亭式殿祭马神仪注
堂子亭式殿祭马神祝辞
正日祭马神仪注
正日祭马神祝辞
次日祭马神仪注
次日祭马神祝辞
跋语
奏
【第五册】
祭神祭天器用数目
【第六册】
祭神祭天器用形式图
征引书目
图书序言
*以下节选自叶高树：〈《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编译、版本及其史料价值〉
一、前言
干隆三十八年（1773），干隆皇帝（弘历，hung li，1711-1799，1736-1795在位）敕编《四库全书》，除收录中国历代典籍之外，并兼及清初以来官、私着述。见于《四库全书》的清朝官书，其撰成之初，即不乏以满、汉两种文本或满、汉合璧形式刊布；《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以下简称《典礼》），则是唯一一部先以满文编写，专为纂入《四库全书》而改译汉文者。
《典礼》一书，记宫廷萨满祭祀仪式，干隆十二年（1747）先以国语、国书定着，四十二年（1777）复诏繙汉字。官方赋予是书各种意义，包括：一、隆重国家仪制，与《大清通礼》（干隆二十四年，1759）并举，两者「相辅而行，用彰圣朝之令典」。二、展现立国规模，和《大清通礼》、《皇朝礼器图式》（干隆三十一年，1766）、《御制增订清文鑑》（干隆三十八年，1773）、《钦定开国方略》（干隆五十四年，1789）等同列，为国家「所以严万世之法，守而巩无疆，丕丕基者，粲然大备」之书。三、宣扬满洲传统，《钦定开国方略》记骑射，《御制增订清文鑑》载语言，《典礼》非但详仪式，更呈显「禀性笃敬，立念肫诚」的淳朴特质，「较古人执豕酌匏之风，尤为谨凛」；而骑射、清语、淳朴三者，系构成满洲核心价值的「满洲之道」，其重要性可知。
宫廷萨满祭祀有堂子（tangse）祭天和坤宁宫祭神之分，其时程为：「每日，坤宁宫朝祭、夕祭；每月，祭天。每岁，春、秋二季，大祭；四季，献神。每月，于堂子亭式殿、尚钖神亭内挂献净纸；春、秋二季，堂子立杆大祭」，以及四月初八日佛诞祭祀前在堂子内浴佛。其中，在堂子立杆大祭（ambarame wecembi）之前，先于坤宁宫有一连二日的报祭（uyun jafambi）；大祭之后一日，则在堂子亭式殿（ordo）祭马神（morin i jalin wecembi），另于祭马神室（morin i jalin wecere boo）祭马神一连二日。又坤宁宫月祭、大祭翌日，则祭天；在坤宁宫户外廊下，尚有不定期举行的求福（hūturi baimbi）仪式。
祭祀时，向神祇乞求、祷祝的萨满（saman，祝神人），宫廷例由女性担任。她们身系闪缎裙（alha hūsihan）、腰铃（siša），手执神刀（halmari）、手鼓（untun）等祭器，按既定程序引导典礼进行，并适时念神歌（jarimbi）；太监等则在旁或打着鼓（tungken）、扎板（carki），或弹着三弦（tenggeri）、琵琶（fifan）相和，《典礼》即系统地记录相关内容。全书共六卷，首列奏议二篇、汇记故事一篇（卷一）；次为仪注十九篇、祝辞十九篇、赞辞二篇（卷一至卷四），计有四十篇；再是器用数目一篇，分堂子、坤宁宫、祭马神室三大类（卷五）；殿以器用形式图一篇，共一百二十幅（卷六），是了解官方颁布的萨满祭祀仪式的重要材料。
（*【二、编译经过】【三、版本比较】两段此略，请见原文）
四、史料价值
金毓黻（1887-1962）为《重订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作〈序〉，曰：「金源礼制纪载之仅存者，惟《大金礼集》一书耳，而所载者悉为正隆（1156-1161）、大定（1161-1189）以后所定之典礼，多依仿汉制，故俗百无存一，《金史•礼志》率本是书。清室由东北入主中原所定《通礼》，亦多缘汉制，惟祭天于堂子、祭神于坤宁宫，犹能保存故俗。今欲因满洲之礼制以上考金源之故俗，则舍是书其又何求？」
认为《典礼》不仅保存满洲传统，且是探究金朝（1115-1234）礼制的线索，其重要性已明。关于是书的史料价值，试进一步析论如下。
汉译本《典礼》将干隆十二年满文本书成〈上谕〉中「meni gioroi hala wecerengge oci.（若是我们的觉罗姓跳神者）」一句，译作「若我爱新觉罗姓之祭神」，对此学者早有讨论，认为举此造成专记皇室萨满祭祀的误解，甚至衍生出将爱新觉罗家族的祭仪作为满洲诸姓氏共同规范的看法，以致忽略此书系总结整个觉罗氏萨满信仰的意义。惟两种文本都经干隆皇帝亲自核定，对于满、汉文文义的出入，不致无所知悉，而结果如此，或有彰显其权威性的用意。从《典礼》的内容来看，各项仪注的规范，都是根据宫中现行「条例」；考订祝辞的依据，率出自内廷新、旧萨满或五旗王公之家；协助典礼的人员，如司胙官（amsun i janggin）、司香长（hiyan i da）、司香妇人（hiyan i hehesi）、太监等，均隶属于宫廷；祭祀举行的场所，无论是堂子、坤宁宫或祭马神室，皆为大内空间；祭器型制的讲究，更非常人所能负担，自然可以理解为皇室专有，尤其是堂子祭典。
堂子原为女真部落祭祀的场所，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hong taiji，1592-1643，1627-1643在位）谕定祭堂子、神位典礼，并禁止民间私设，曰：「祭天祭神，倘不斋戒，不限次数率行往祭，实属不宜。嗣后，每月固山贝子（gūsai beise，宗室封爵第四等）以上各家，各出一人，斋戒一日，于次早初一日，遣彼诣堂子神位前，供献饼酒，悬挂纸钱。春、秋举杆致祭时，固山贝子、固山福晋（fujin，夫人）以上者往祭，祭前亦须斋戒。除此外，其妄率行祭祀之举，永行禁止。」
至康熙五十七年，更停止宗室王公自堂子请神回府，堂子祭典遂为皇帝独佔。因此，将《典礼》视为是宫廷专用的「祭祀书」，亦无不可。然而，也不能忽略允禄等奏请「有情愿抄录者，俱准其抄录」之议，以及《典礼•坤宁宫月祭仪注》结尾处有「凡诸王、贝勒、贝子、公等，以及宗室、觉罗，并伊尔根觉罗、钖林觉罗姓之满洲等，俱如此仪祭之」等语的意义。例如：道光八年（1828），觉罗普年（1792-?）据满文本繙译摘编成《满洲跳神还愿典例》，收录〈坤宁宫每月跳神仪注〉、〈跳神第二日还愿仪注〉、〈祈福仪注〉等三篇仪注。此当为普遍适用者。
值得注意的是，〈汇记满洲祭祀故事〉的性质，与其说是总结觉罗氏萨满信仰，不若视之为允禄等人整理的「调查报告」。是篇先叙满洲国（manju gurun）敬天与神、佛，自盛京创基以来未敢改易的传统。其次，以宫廷祭仪为中心，从「大同小异」的观点，呈现大内、宗室王公，以及满洲人等的情形。例如：自大内以下至觉罗姓满洲人等皆用女萨满，挑选的范围则视各家的身分、等级而有不同，若不能得人，即以本家家长代替。再次，分析生活环境变化对祭祀内容的影响，说明因地制宜的必要性。例如：祭祀用的各种「餻（efen，饽饽）」，本以「稷米（fisihe，小黄米）」为原料，惟「江南各省驻防满洲人等，因其地不产稷米，即以江米（yeye handu，黏梗米）代之。在京之满洲人等，或无庄头者，其酿酒、洒餻、打餻，即以所领俸米内江米代稷米用」。复次，记述祭祀规范。例如：为祭祀而酿酒、做餻者，其器皿必专用，是以大内特立「神厨（amsun i boo）」，王府及勋旧满洲人家均各专设一分，「单姓寒门，并无另室之家，于祭期之前，整理祭品后，洗涤锅、缸，封闭，以备祭祀之用」。最后，则提示讳忌之事。例如：「满洲人等，如本家遇有孝服者，必请出神位，暂安于洁净之室」等。文中多次出现「觉罗姓之满洲人等（gioroi halai manjusai）」、「满洲人等（manjusa）」，两者指涉对象显然有所区别，不尽然仅限于宗室、觉罗或觉罗姓。
《典礼》代表官方对传统祭祀的整理和规范，与满洲社会流传的祭祀文本相对照，可进一步了解其意义。兹以汉文《满洲西林觉罗氏祭祀书》为例，是书据抄录者严奉宽所言：「此鄂文端公族祭祀家规」，即雍、干之交大学士鄂尔泰（ortai，1677-1745）家族的祭祀书。书中收录〈条规〉七种，多见于《典礼》，但无祝辞；各〈条规〉的编排方式则有别于《典礼》，均包括仪注、祭祀器用数目、注意事项等。在仪注、器用数目方面，系属「皆随土俗，微有差异」的部分，西林觉罗家族的规矩自然和宫廷有所区别；在注意事项方面，与〈汇记满洲祭祀故事〉互有异同。以祭祀期间的禁忌为例，《典礼》曰：「又已酿酒，则不入有服之家。倘遇不得已之事必须往者，已污其目，则不即入祭室。必俟新更月建后，始入焉。或易其衣冠、沐浴，过三日后，亦可入。……若族中孝服，则在大门外释去孝衣，始入院内。如无另室之家，则净面、洗目，焚草，越火而过之，始入。」
《满洲西林觉罗氏祭祀书》曰：「凡祭祀，自作酒日始，不往弔，不探病，不观死物。或出门，途遇送殡等事，俱为不祥，宜急藏避。家人在外常行，难避不祥等事，但令用盐水洗目。尚堪更以见其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之意也。」
《典礼》另有「凡满洲豢养牲畜人家，不令猪入祭室院内，倘有走入者，即省其猪以祭之。省（silgimbi）者，避宰割之辞」；「若族中孝服，则在大门外释去孝衣。始入院内」等禁忌。《满洲西林觉罗氏祭祀书》亦有类似的说法：「马、驴、牛、骡、猪、羊等畜，亦不许入户。倘有畜类入户，则割去其耳，以除不祥」；「一切孝服，及系白带、穿白鞋者，一概不许进门」。又满文本《典礼》指出，「dergi booci fusihūn.（从皇上家以下）sula uksun. gioro.（闲散宗室、觉罗）jai gioroi hala manju sade isitala.（以及至于觉罗姓满洲们）gemu ulgiyan i wecembi.（都是用猪跳神）」，汉译本特别列出「伊尔根觉罗、钖林觉罗姓之满洲人等」；然《满洲西林觉罗氏祭祀书》曰：「凡祭祀天神俱系用猪，惟我西林觉罗氏猪、羊俱可用，此事历来已久，不能稽考。但用羊务择口齿小而肥，泽纯白无杂毛者吉」，两者显有不同。其中相同者，说明《典礼》系有所本；相异者，则反映官方尝试规范的用意，但并非强制执行。
关于在祭祀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祝辞，论者指出，经由《典礼》的整理，出现藻饰化、讲究语法、用词准确等特征。就用词准确而言，试以《满文原档》收录的「enduri de jiha lakiyara de hendure gisun.（在神前挂钱时说的话）」，与满文本、汉译本《典礼》近似者做比较。
（*……下略……）
五、结论
干隆皇帝敕撰《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一书，先于干隆十二年由允禄等人以满文编定刊行，再经阿桂、于敏中于干隆四十五年译成汉文，并收入《四库全书》。官方赋予此书隆重国家典礼、展现立国规模、宣扬满洲传统等多重意义，是研究清朝宫廷萨满祭祀仪式的重要资料。
《典礼》共分六卷，系允禄等人根据大内现行「条例」，以及经由蒐集、比对而确定的掌故和祝辞组成，具有整理、公开资料的意义。阿桂、于敏中奉旨译汉时，先将器用数目、器用形式图繙出，再进行仪注、祝辞的繙译。惟祝辞中有若干神祇名号、祷祝用语已无法详究，便採取音译的方式，以「阙疑传信」。虽然研究者尝试以字音比较的方法进行解读，但是成果仍属有限，也未必令人信服。
就版本而言，《典礼》的满文本有二：一是干隆十二年刻本，一则是干隆四十五年以后的刻本。在汉译本方面，就个人所见，则有《四库全书》本、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内阁写进呈稿本」，以及收入《辽海丛书》的坊刻本。比对满、汉文本的差异，约为有满文而无汉文、有汉文而无满文，以及满、汉文义有出入等几种情形，均属从事满、汉文本比较时所常见，并不影响对全书内容的认知。
《典礼》的性质，呈现皇室萨满祭祀的仪制，也有觉罗姓或异姓满洲人等适用的部分；尤其〈汇记满洲祭祀故事〉一篇，更是萨满信仰的传统与现况的总整理，可以和民间流传的「祭祀书」互相参照。然而，应以满语诵念的祝辞，因整理而失去原有特色，译成汉文更属无谓，反致减损其史料价值。
一、前言
干隆三十八年（1773），干隆皇帝（弘历，hung li，1711-1799，1736-1795在位）敕编《四库全书》，除收录中国历代典籍之外，并兼及清初以来官、私着述。见于《四库全书》的清朝官书，其撰成之初，即不乏以满、汉两种文本或满、汉合璧形式刊布；《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以下简称《典礼》），则是唯一一部先以满文编写，专为纂入《四库全书》而改译汉文者。
《典礼》一书，记宫廷萨满祭祀仪式，干隆十二年（1747）先以国语、国书定着，四十二年（1777）复诏繙汉字。官方赋予是书各种意义，包括：一、隆重国家仪制，与《大清通礼》（干隆二十四年，1759）并举，两者「相辅而行，用彰圣朝之令典」。二、展现立国规模，和《大清通礼》、《皇朝礼器图式》（干隆三十一年，1766）、《御制增订清文鑑》（干隆三十八年，1773）、《钦定开国方略》（干隆五十四年，1789）等同列，为国家「所以严万世之法，守而巩无疆，丕丕基者，粲然大备」之书。三、宣扬满洲传统，《钦定开国方略》记骑射，《御制增订清文鑑》载语言，《典礼》非但详仪式，更呈显「禀性笃敬，立念肫诚」的淳朴特质，「较古人执豕酌匏之风，尤为谨凛」；而骑射、清语、淳朴三者，系构成满洲核心价值的「满洲之道」，其重要性可知。
宫廷萨满祭祀有堂子（tangse）祭天和坤宁宫祭神之分，其时程为：「每日，坤宁宫朝祭、夕祭；每月，祭天。每岁，春、秋二季，大祭；四季，献神。每月，于堂子亭式殿、尚钖神亭内挂献净纸；春、秋二季，堂子立杆大祭」，以及四月初八日佛诞祭祀前在堂子内浴佛。其中，在堂子立杆大祭（ambarame wecembi）之前，先于坤宁宫有一连二日的报祭（uyun jafambi）；大祭之后一日，则在堂子亭式殿（ordo）祭马神（morin i jalin wecembi），另于祭马神室（morin i jalin wecere boo）祭马神一连二日。又坤宁宫月祭、大祭翌日，则祭天；在坤宁宫户外廊下，尚有不定期举行的求福（hūturi baimbi）仪式。
祭祀时，向神祇乞求、祷祝的萨满（saman，祝神人），宫廷例由女性担任。她们身系闪缎裙（alha hūsihan）、腰铃（siša），手执神刀（halmari）、手鼓（untun）等祭器，按既定程序引导典礼进行，并适时念神歌（jarimbi）；太监等则在旁或打着鼓（tungken）、扎板（carki），或弹着三弦（tenggeri）、琵琶（fifan）相和，《典礼》即系统地记录相关内容。全书共六卷，首列奏议二篇、汇记故事一篇（卷一）；次为仪注十九篇、祝辞十九篇、赞辞二篇（卷一至卷四），计有四十篇；再是器用数目一篇，分堂子、坤宁宫、祭马神室三大类（卷五）；殿以器用形式图一篇，共一百二十幅（卷六），是了解官方颁布的萨满祭祀仪式的重要材料。
（*【二、编译经过】【三、版本比较】两段此略，请见原文）
四、史料价值
金毓黻（1887-1962）为《重订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作〈序〉，曰：「金源礼制纪载之仅存者，惟《大金礼集》一书耳，而所载者悉为正隆（1156-1161）、大定（1161-1189）以后所定之典礼，多依仿汉制，故俗百无存一，《金史•礼志》率本是书。清室由东北入主中原所定《通礼》，亦多缘汉制，惟祭天于堂子、祭神于坤宁宫，犹能保存故俗。今欲因满洲之礼制以上考金源之故俗，则舍是书其又何求？」
认为《典礼》不仅保存满洲传统，且是探究金朝（1115-1234）礼制的线索，其重要性已明。关于是书的史料价值，试进一步析论如下。
汉译本《典礼》将干隆十二年满文本书成〈上谕〉中「meni gioroi hala wecerengge oci.（若是我们的觉罗姓跳神者）」一句，译作「若我爱新觉罗姓之祭神」，对此学者早有讨论，认为举此造成专记皇室萨满祭祀的误解，甚至衍生出将爱新觉罗家族的祭仪作为满洲诸姓氏共同规范的看法，以致忽略此书系总结整个觉罗氏萨满信仰的意义。惟两种文本都经干隆皇帝亲自核定，对于满、汉文文义的出入，不致无所知悉，而结果如此，或有彰显其权威性的用意。从《典礼》的内容来看，各项仪注的规范，都是根据宫中现行「条例」；考订祝辞的依据，率出自内廷新、旧萨满或五旗王公之家；协助典礼的人员，如司胙官（amsun i janggin）、司香长（hiyan i da）、司香妇人（hiyan i hehesi）、太监等，均隶属于宫廷；祭祀举行的场所，无论是堂子、坤宁宫或祭马神室，皆为大内空间；祭器型制的讲究，更非常人所能负担，自然可以理解为皇室专有，尤其是堂子祭典。
堂子原为女真部落祭祀的场所，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hong taiji，1592-1643，1627-1643在位）谕定祭堂子、神位典礼，并禁止民间私设，曰：「祭天祭神，倘不斋戒，不限次数率行往祭，实属不宜。嗣后，每月固山贝子（gūsai beise，宗室封爵第四等）以上各家，各出一人，斋戒一日，于次早初一日，遣彼诣堂子神位前，供献饼酒，悬挂纸钱。春、秋举杆致祭时，固山贝子、固山福晋（fujin，夫人）以上者往祭，祭前亦须斋戒。除此外，其妄率行祭祀之举，永行禁止。」
至康熙五十七年，更停止宗室王公自堂子请神回府，堂子祭典遂为皇帝独佔。因此，将《典礼》视为是宫廷专用的「祭祀书」，亦无不可。然而，也不能忽略允禄等奏请「有情愿抄录者，俱准其抄录」之议，以及《典礼•坤宁宫月祭仪注》结尾处有「凡诸王、贝勒、贝子、公等，以及宗室、觉罗，并伊尔根觉罗、钖林觉罗姓之满洲等，俱如此仪祭之」等语的意义。例如：道光八年（1828），觉罗普年（1792-?）据满文本繙译摘编成《满洲跳神还愿典例》，收录〈坤宁宫每月跳神仪注〉、〈跳神第二日还愿仪注〉、〈祈福仪注〉等三篇仪注。此当为普遍适用者。
值得注意的是，〈汇记满洲祭祀故事〉的性质，与其说是总结觉罗氏萨满信仰，不若视之为允禄等人整理的「调查报告」。是篇先叙满洲国（manju gurun）敬天与神、佛，自盛京创基以来未敢改易的传统。其次，以宫廷祭仪为中心，从「大同小异」的观点，呈现大内、宗室王公，以及满洲人等的情形。例如：自大内以下至觉罗姓满洲人等皆用女萨满，挑选的范围则视各家的身分、等级而有不同，若不能得人，即以本家家长代替。再次，分析生活环境变化对祭祀内容的影响，说明因地制宜的必要性。例如：祭祀用的各种「餻（efen，饽饽）」，本以「稷米（fisihe，小黄米）」为原料，惟「江南各省驻防满洲人等，因其地不产稷米，即以江米（yeye handu，黏梗米）代之。在京之满洲人等，或无庄头者，其酿酒、洒餻、打餻，即以所领俸米内江米代稷米用」。复次，记述祭祀规范。例如：为祭祀而酿酒、做餻者，其器皿必专用，是以大内特立「神厨（amsun i boo）」，王府及勋旧满洲人家均各专设一分，「单姓寒门，并无另室之家，于祭期之前，整理祭品后，洗涤锅、缸，封闭，以备祭祀之用」。最后，则提示讳忌之事。例如：「满洲人等，如本家遇有孝服者，必请出神位，暂安于洁净之室」等。文中多次出现「觉罗姓之满洲人等（gioroi halai manjusai）」、「满洲人等（manjusa）」，两者指涉对象显然有所区别，不尽然仅限于宗室、觉罗或觉罗姓。
《典礼》代表官方对传统祭祀的整理和规范，与满洲社会流传的祭祀文本相对照，可进一步了解其意义。兹以汉文《满洲西林觉罗氏祭祀书》为例，是书据抄录者严奉宽所言：「此鄂文端公族祭祀家规」，即雍、干之交大学士鄂尔泰（ortai，1677-1745）家族的祭祀书。书中收录〈条规〉七种，多见于《典礼》，但无祝辞；各〈条规〉的编排方式则有别于《典礼》，均包括仪注、祭祀器用数目、注意事项等。在仪注、器用数目方面，系属「皆随土俗，微有差异」的部分，西林觉罗家族的规矩自然和宫廷有所区别；在注意事项方面，与〈汇记满洲祭祀故事〉互有异同。以祭祀期间的禁忌为例，《典礼》曰：「又已酿酒，则不入有服之家。倘遇不得已之事必须往者，已污其目，则不即入祭室。必俟新更月建后，始入焉。或易其衣冠、沐浴，过三日后，亦可入。……若族中孝服，则在大门外释去孝衣，始入院内。如无另室之家，则净面、洗目，焚草，越火而过之，始入。」
《满洲西林觉罗氏祭祀书》曰：「凡祭祀，自作酒日始，不往弔，不探病，不观死物。或出门，途遇送殡等事，俱为不祥，宜急藏避。家人在外常行，难避不祥等事，但令用盐水洗目。尚堪更以见其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之意也。」
《典礼》另有「凡满洲豢养牲畜人家，不令猪入祭室院内，倘有走入者，即省其猪以祭之。省（silgimbi）者，避宰割之辞」；「若族中孝服，则在大门外释去孝衣。始入院内」等禁忌。《满洲西林觉罗氏祭祀书》亦有类似的说法：「马、驴、牛、骡、猪、羊等畜，亦不许入户。倘有畜类入户，则割去其耳，以除不祥」；「一切孝服，及系白带、穿白鞋者，一概不许进门」。又满文本《典礼》指出，「dergi booci fusihūn.（从皇上家以下）sula uksun. gioro.（闲散宗室、觉罗）jai gioroi hala manju sade isitala.（以及至于觉罗姓满洲们）gemu ulgiyan i wecembi.（都是用猪跳神）」，汉译本特别列出「伊尔根觉罗、钖林觉罗姓之满洲人等」；然《满洲西林觉罗氏祭祀书》曰：「凡祭祀天神俱系用猪，惟我西林觉罗氏猪、羊俱可用，此事历来已久，不能稽考。但用羊务择口齿小而肥，泽纯白无杂毛者吉」，两者显有不同。其中相同者，说明《典礼》系有所本；相异者，则反映官方尝试规范的用意，但并非强制执行。
关于在祭祀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祝辞，论者指出，经由《典礼》的整理，出现藻饰化、讲究语法、用词准确等特征。就用词准确而言，试以《满文原档》收录的「enduri de jiha lakiyara de hendure gisun.（在神前挂钱时说的话）」，与满文本、汉译本《典礼》近似者做比较。
（*……下略……）
五、结论
干隆皇帝敕撰《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一书，先于干隆十二年由允禄等人以满文编定刊行，再经阿桂、于敏中于干隆四十五年译成汉文，并收入《四库全书》。官方赋予此书隆重国家典礼、展现立国规模、宣扬满洲传统等多重意义，是研究清朝宫廷萨满祭祀仪式的重要资料。
《典礼》共分六卷，系允禄等人根据大内现行「条例」，以及经由蒐集、比对而确定的掌故和祝辞组成，具有整理、公开资料的意义。阿桂、于敏中奉旨译汉时，先将器用数目、器用形式图繙出，再进行仪注、祝辞的繙译。惟祝辞中有若干神祇名号、祷祝用语已无法详究，便採取音译的方式，以「阙疑传信」。虽然研究者尝试以字音比较的方法进行解读，但是成果仍属有限，也未必令人信服。
就版本而言，《典礼》的满文本有二：一是干隆十二年刻本，一则是干隆四十五年以后的刻本。在汉译本方面，就个人所见，则有《四库全书》本、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内阁写进呈稿本」，以及收入《辽海丛书》的坊刻本。比对满、汉文本的差异，约为有满文而无汉文、有汉文而无满文，以及满、汉文义有出入等几种情形，均属从事满、汉文本比较时所常见，并不影响对全书内容的认知。
《典礼》的性质，呈现皇室萨满祭祀的仪制，也有觉罗姓或异姓满洲人等适用的部分；尤其〈汇记满洲祭祀故事〉一篇，更是萨满信仰的传统与现况的总整理，可以和民间流传的「祭祀书」互相参照。然而，应以满语诵念的祝辞，因整理而失去原有特色，译成汉文更属无谓，反致减损其史料价值。
图书试读
【凡例】
一、正文满文转写罗马拼音，系以日本东洋文库藏《清文祭祀条例（hesei toktobuha manjusai wecere metere kooli bithe）》（No.432）为底本，再参照《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例（hesei toktobuha manjusai wecere metere kooli bithe）》（No.434），并逐句译出汉文。
二、正文各段「标楷体」汉字，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以为对照。
三、正文【 】内的数字，为满文本原书页码。
四、第六册「祭神祭天器用形式图」，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卷六各图重新绘制。
五、註释各条满文词汇的定义，以傅恆等奉敕撰《御制增订清文鑑》（干隆三十八年，1773）为主，并参考其他几种字书，包括：沈启亮《大清全书》（康熙二十二年，1683）、马齐等编《han i ara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御制清文鑑）》（康熙四十七年，1708）、李延基编《清文汇书》（干隆16年，1751）、祥亨主编《清文总汇》（光绪二十三年，1897）、安双成主编《满汉大辞典》（1993）、胡增益主编《新满汉大词典》（1994）、刘厚生主编《汉满词典》（2005）、河内良弘编着《满洲语辞典》（2014）。
*本书满文罗马拼音和汉文，由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班杜祐宁同学，以及硕士班赵冠中、管珮文同学打字输入；第六册各图，则由硕士班吴佩桦同学重新绘制，在此一併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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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sei toktobuha manjusai wecere metere kooli bithe.（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ujui debtelin.（首卷）
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卷一
wecere metere jalin gisurehengge.（为跳神、还愿议者）
祭神祭天议
一、正文满文转写罗马拼音，系以日本东洋文库藏《清文祭祀条例（hesei toktobuha manjusai wecere metere kooli bithe）》（No.432）为底本，再参照《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例（hesei toktobuha manjusai wecere metere kooli bithe）》（No.434），并逐句译出汉文。
二、正文各段「标楷体」汉字，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以为对照。
三、正文【 】内的数字，为满文本原书页码。
四、第六册「祭神祭天器用形式图」，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卷六各图重新绘制。
五、註释各条满文词汇的定义，以傅恆等奉敕撰《御制增订清文鑑》（干隆三十八年，1773）为主，并参考其他几种字书，包括：沈启亮《大清全书》（康熙二十二年，1683）、马齐等编《han i ara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御制清文鑑）》（康熙四十七年，1708）、李延基编《清文汇书》（干隆16年，1751）、祥亨主编《清文总汇》（光绪二十三年，1897）、安双成主编《满汉大辞典》（1993）、胡增益主编《新满汉大词典》（1994）、刘厚生主编《汉满词典》（2005）、河内良弘编着《满洲语辞典》（2014）。
*本书满文罗马拼音和汉文，由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班杜祐宁同学，以及硕士班赵冠中、管珮文同学打字输入；第六册各图，则由硕士班吴佩桦同学重新绘制，在此一併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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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sei toktobuha manjusai wecere metere kooli bithe.（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ujui debtelin.（首卷）
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卷一
wecere metere jalin gisurehengge.（为跳神、还愿议者）
祭神祭天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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