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以农为本，以农立国，古代文化与社会生活即在此基础上形成与展开。在长期的农业生活中，先民以精确的观察和极高的智慧，逐步认识了天象变化的自然规律，找到了气候变化的关键节点，形成了以二十四节气为核心内容的生产活动、节俗仪式，以及以四季花与节令物为核心内容的应景服饰文化。
与冠冕堂皇、博衣大带的礼服不同，应景服饰文化很少用于殿堂庙宇的正襟危坐，也不属于整齐规范、细致缜密、不可僭越的被记载于典籍文献中的格式化、法制化、条文化的服饰制度。它是有血肉、有生命、有传承且真实存活于中国古人日常生活中的服饰内容。无庸置疑，只有热爱生活、善于观察的民族才能创造出如此生动活泼、灵活多样、形式丰富、富于联想的服饰文化。借由对四季花与节令物的解读与赏析，我们可以看到那些隐含于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具有顽强生命力、亲和力、扩张力的文化基因，感受中国古代服饰文明所具有的强大包容性和凝聚力的内在本源，体会华夏民族生生不息、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
与冠冕堂皇、博衣大带的礼服不同，应景服饰文化很少用于殿堂庙宇的正襟危坐，也不属于整齐规范、细致缜密、不可僭越的被记载于典籍文献中的格式化、法制化、条文化的服饰制度。它是有血肉、有生命、有传承且真实存活于中国古人日常生活中的服饰内容。无庸置疑，只有热爱生活、善于观察的民族才能创造出如此生动活泼、灵活多样、形式丰富、富于联想的服饰文化。借由对四季花与节令物的解读与赏析，我们可以看到那些隐含于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具有顽强生命力、亲和力、扩张力的文化基因，感受中国古代服饰文明所具有的强大包容性和凝聚力的内在本源，体会华夏民族生生不息、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贾玺增
中国古代纺织与服饰史学者，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染织服装艺术设计系院教师，中国博物馆协会服装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吐蕃学会染织服饰专业委员会委员。
曾出版《中国服饰艺术史》、《中外服装史》、《中国最美服装》和《中国最美首饰》，合着《粉黛罗裳》。曾在《紫禁城》、《敦煌研究》、《美术观察》、《装饰》、《服装设计师》、《中国服装》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贾玺增
中国古代纺织与服饰史学者，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染织服装艺术设计系院教师，中国博物馆协会服装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吐蕃学会染织服饰专业委员会委员。
曾出版《中国服饰艺术史》、《中外服装史》、《中国最美服装》和《中国最美首饰》，合着《粉黛罗裳》。曾在《紫禁城》、《敦煌研究》、《美术观察》、《装饰》、《服装设计师》、《中国服装》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图书目录
自序
绪论
第一章 纤手摘芳
第二章 簪花饰首
第三章 以花为冠
第四章 仪程风尚
第五章 四季花序
第六章 莳花卖花
第七章 像生花开
第八章 节令时物
后 记
绪论
第一章 纤手摘芳
第二章 簪花饰首
第三章 以花为冠
第四章 仪程风尚
第五章 四季花序
第六章 莳花卖花
第七章 像生花开
第八章 节令时物
后 记
图书序言
自序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以农为本，以农立国，中国古代文化与社会生活即在此基础上形成与展开。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中国先民以精确的观察和极高的智慧，逐步认识了天象变化的自然规律，找到了气候变化的关键节点，形成了以二十四节气为核心内容的生产活动、节俗仪式，以及以四季花与节令物为核心内容的应景服饰文化。
服装是与人类社会生活最为贴近的物质文化。它不仅反映社会现实，还折射了人类的精神理想。作为社会文化活动的产物，服饰在构建社会礼仪秩序的同时，也自然成为中国古人与自然对话、相互关照的手段。中国古代应景服饰文化尤其如此。概括地讲，它是以农耕生活方式为基础，四季景物变化为参照，「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为指导，通过色彩、纹样、簪花、饰物进行模拟情景设定，构建而成的生动和谐、时节有序、内外融合的服饰文化，体现了华夏民族的浪漫情怀、文化想像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主动参与意识。
与冠冕堂皇、博衣大带的礼服不同，应景服饰文化很少用于殿堂庙宇的正襟危坐，也不属于整齐规范、细致缜密、不可僭越的被记载于典籍文献中的格式化、法制化、条文化的服饰制度。它是有血肉、有生命、有传承且真实存活于中国古人的日常生活中的服饰内容。无庸置疑，只有热爱生活、善于观察的民族才能创造出如此生动活泼、灵活多样、形式丰富、富于联想的服饰文化。通过对四季花与节令物的解读与赏析，我们可以看到那些隐含于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的具有顽强生命力、亲和力、扩张力的文化基因，感受中国古代服饰文明所具有的强大包容性和凝聚力的内在本源，体会华夏民族生生不息、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这正是本书的意义所在！
本成果获得二〇一四年度清华大学人文社科振兴研究基金资助，特此致谢！
绪论
鲜花对于人类，不仅可以用作装饰，还可以美化生活，滋润心灵，娱人感官，撩人情思，寄以心曲。古今中外，无论地域，没有哪个民族不喜欢鲜花的。在古希腊和古罗马雕塑中经常可见头戴玫瑰或橡树叶花饰的人。人们将花环或叶环授予奥林匹克运动员、军事指挥官和最高统治者。在十八世纪，欧洲女性也喜欢用鲜花做服饰装饰。
作为世界上拥有花卉种类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中国古人栽花、种花、赏花、咏花，乃至簪花的历史更是悠久。鲜花不仅是渗透于血液中的文化滋养，更是璀璨的华夏服饰文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心目中种种花卉的形象，成了幸福、吉祥、长寿的化身，代表了中国古人的情感与情操，寄托了中国先民对美好生活的期望。
到了汉代，虽然簪花文化尚未形成风气，但花卉已开始以各种形式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之中。有人会将茱萸花视为能驱魔辟邪的节令物，每到重阳时节便要插在发髻上，也有人因喜欢茉莉花的香气而簪插在头上。而此时的贵族女性则多簪插以花为形的步摇或花钗。金、银质地加饰宝石，其形式丰富，工艺也精美之极。
随着佛教文化的传播，加之上层统治者的喜爱，簪花到了唐代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各色鲜花、树叶和精工巧做的步摇、花钗等饰品，高调地装饰着女性乌黑高大的发髻，成为丰韵美人头上不可缺少的装饰品。与之相配的不仅有盛装礼服，还有平时穿用的生活服饰。甚至，人们还将鲜花做成花冠戴在头上。时代稍后，以风花雪月着称的赵宋王朝，不仅继承了前代文化，还在此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将节日时物也加了进去，这许多内容都将应景与簪花文化推到了顶峰。在日常生活中，鲜花成为一种礼仪和娱乐文化，日渐深入地与人们的礼仪庆典、衣食住行、岁时节日、婚丧嫁娶、游艺娱乐等发生了密切的联系。随着内容不断地丰富和分化，久而久之发展成为民俗生活的一部分，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精神愉悦和心理满足。
在一些重要的宫廷仪式中，鲜花也成为烘托气氛的重要仪程。远远望去，浩浩荡荡的銮驾队伍，因簪花所呈现出的一派锦绣干坤的繁华景象，甚至堪称宋朝政府的形象工程。有时，君王也会在不同场合将鲜花赏赐给身边群臣。受赏者的欢喜自不必说。那些风雅名士们也会在各种场合簪戴鲜花，除了追逐风尚的原因，还在于鲜花所具有的祥瑞气息。雅集赏花，人们看到的不仅是不同时节的各色花卉，也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相互交融、相互交流的绝好契机。
簪花是无论性别与年龄的。一切的标准只是个人的兴趣与喜好。因此，对于鲜花的需求自然极多。城市街巷间的花店应运而生，专门以种花为业的花户更是不可或缺。为了吸引顾客，卖花者在穿行弄堂深巷时，多半会吟唱悠扬的吆喝。此时，端坐阁楼闺房的小姐贵妇们便起身，走出庭院，推开院门挑选自己中意的花枝插在发髻间。境况好者暗自欣喜，伤春感怀者则顾影自怜。这曾经飘荡在历史深处的「清婉可听」的卖花声，甚至会成为江南城市记忆中不可缺少的景色。
作为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服饰，其文化形态必然会有所反映。节令物将时令鲜花、缤纷彩蝶按时节插饰在发髻间，不仅能够反映自然景观的轮回，还能浓缩出「天人合一」的气象。高兴到极致，人们还会将四季花卉合併在一起，集中呈现，体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致与喜气。这是长期受农耕文化浸染，而深植于中国古人内心的不可磨灭的情怀。为了凑足一年的节令风景，又因为鲜花价格昂贵，鲜荣瞬息，枯萎无常，所以中国古人剪綵为花，扎帛成朵，雕金嵌宝，便成为一种顺应自然的必然手段。查看实物，凭手工制作的花朵也都鲜活自然，充满灵气，这与中国古人细致观察和匠心独特的手工技艺密不可分。
当然，古人也有用鲜花象征身份，释放情绪，怀念亲人的习惯。中国古人在漫长的社会物质生活发展过程中，逐步将花卉、节令物和中国文化相结合，创造了丰富而多彩的文化内涵。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以农为本，以农立国，中国古代文化与社会生活即在此基础上形成与展开。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中国先民以精确的观察和极高的智慧，逐步认识了天象变化的自然规律，找到了气候变化的关键节点，形成了以二十四节气为核心内容的生产活动、节俗仪式，以及以四季花与节令物为核心内容的应景服饰文化。
服装是与人类社会生活最为贴近的物质文化。它不仅反映社会现实，还折射了人类的精神理想。作为社会文化活动的产物，服饰在构建社会礼仪秩序的同时，也自然成为中国古人与自然对话、相互关照的手段。中国古代应景服饰文化尤其如此。概括地讲，它是以农耕生活方式为基础，四季景物变化为参照，「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为指导，通过色彩、纹样、簪花、饰物进行模拟情景设定，构建而成的生动和谐、时节有序、内外融合的服饰文化，体现了华夏民族的浪漫情怀、文化想像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主动参与意识。
与冠冕堂皇、博衣大带的礼服不同，应景服饰文化很少用于殿堂庙宇的正襟危坐，也不属于整齐规范、细致缜密、不可僭越的被记载于典籍文献中的格式化、法制化、条文化的服饰制度。它是有血肉、有生命、有传承且真实存活于中国古人的日常生活中的服饰内容。无庸置疑，只有热爱生活、善于观察的民族才能创造出如此生动活泼、灵活多样、形式丰富、富于联想的服饰文化。通过对四季花与节令物的解读与赏析，我们可以看到那些隐含于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的具有顽强生命力、亲和力、扩张力的文化基因，感受中国古代服饰文明所具有的强大包容性和凝聚力的内在本源，体会华夏民族生生不息、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这正是本书的意义所在！
本成果获得二〇一四年度清华大学人文社科振兴研究基金资助，特此致谢！
绪论
鲜花对于人类，不仅可以用作装饰，还可以美化生活，滋润心灵，娱人感官，撩人情思，寄以心曲。古今中外，无论地域，没有哪个民族不喜欢鲜花的。在古希腊和古罗马雕塑中经常可见头戴玫瑰或橡树叶花饰的人。人们将花环或叶环授予奥林匹克运动员、军事指挥官和最高统治者。在十八世纪，欧洲女性也喜欢用鲜花做服饰装饰。
作为世界上拥有花卉种类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中国古人栽花、种花、赏花、咏花，乃至簪花的历史更是悠久。鲜花不仅是渗透于血液中的文化滋养，更是璀璨的华夏服饰文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心目中种种花卉的形象，成了幸福、吉祥、长寿的化身，代表了中国古人的情感与情操，寄托了中国先民对美好生活的期望。
到了汉代，虽然簪花文化尚未形成风气，但花卉已开始以各种形式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之中。有人会将茱萸花视为能驱魔辟邪的节令物，每到重阳时节便要插在发髻上，也有人因喜欢茉莉花的香气而簪插在头上。而此时的贵族女性则多簪插以花为形的步摇或花钗。金、银质地加饰宝石，其形式丰富，工艺也精美之极。
随着佛教文化的传播，加之上层统治者的喜爱，簪花到了唐代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各色鲜花、树叶和精工巧做的步摇、花钗等饰品，高调地装饰着女性乌黑高大的发髻，成为丰韵美人头上不可缺少的装饰品。与之相配的不仅有盛装礼服，还有平时穿用的生活服饰。甚至，人们还将鲜花做成花冠戴在头上。时代稍后，以风花雪月着称的赵宋王朝，不仅继承了前代文化，还在此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将节日时物也加了进去，这许多内容都将应景与簪花文化推到了顶峰。在日常生活中，鲜花成为一种礼仪和娱乐文化，日渐深入地与人们的礼仪庆典、衣食住行、岁时节日、婚丧嫁娶、游艺娱乐等发生了密切的联系。随着内容不断地丰富和分化，久而久之发展成为民俗生活的一部分，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精神愉悦和心理满足。
在一些重要的宫廷仪式中，鲜花也成为烘托气氛的重要仪程。远远望去，浩浩荡荡的銮驾队伍，因簪花所呈现出的一派锦绣干坤的繁华景象，甚至堪称宋朝政府的形象工程。有时，君王也会在不同场合将鲜花赏赐给身边群臣。受赏者的欢喜自不必说。那些风雅名士们也会在各种场合簪戴鲜花，除了追逐风尚的原因，还在于鲜花所具有的祥瑞气息。雅集赏花，人们看到的不仅是不同时节的各色花卉，也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相互交融、相互交流的绝好契机。
簪花是无论性别与年龄的。一切的标准只是个人的兴趣与喜好。因此，对于鲜花的需求自然极多。城市街巷间的花店应运而生，专门以种花为业的花户更是不可或缺。为了吸引顾客，卖花者在穿行弄堂深巷时，多半会吟唱悠扬的吆喝。此时，端坐阁楼闺房的小姐贵妇们便起身，走出庭院，推开院门挑选自己中意的花枝插在发髻间。境况好者暗自欣喜，伤春感怀者则顾影自怜。这曾经飘荡在历史深处的「清婉可听」的卖花声，甚至会成为江南城市记忆中不可缺少的景色。
作为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服饰，其文化形态必然会有所反映。节令物将时令鲜花、缤纷彩蝶按时节插饰在发髻间，不仅能够反映自然景观的轮回，还能浓缩出「天人合一」的气象。高兴到极致，人们还会将四季花卉合併在一起，集中呈现，体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致与喜气。这是长期受农耕文化浸染，而深植于中国古人内心的不可磨灭的情怀。为了凑足一年的节令风景，又因为鲜花价格昂贵，鲜荣瞬息，枯萎无常，所以中国古人剪綵为花，扎帛成朵，雕金嵌宝，便成为一种顺应自然的必然手段。查看实物，凭手工制作的花朵也都鲜活自然，充满灵气，这与中国古人细致观察和匠心独特的手工技艺密不可分。
当然，古人也有用鲜花象征身份，释放情绪，怀念亲人的习惯。中国古人在漫长的社会物质生活发展过程中，逐步将花卉、节令物和中国文化相结合，创造了丰富而多彩的文化内涵。
图书试读
第一章 纤手摘芳
夜来微雨洗芳尘，公子骅骝步贴匀。莫怪杏园憔悴去，满城多少插花人。
（杜牧〈杏园〉）
中国先民簪花装饰，究竟始于何时，已难考索。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原始社会，生活资料极度匮乏，摆在人们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获取更多的生存资料。人们最需要的内容，往往最易引起关注。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朴实但不娇艳的豆荚花能够最早进入华夏先民的装饰题材。在河南陕县庙底沟、陕西华县泉护村、江苏邳县等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上，就有很多以圆点、弧边三角方式绘画的豆荚、花瓣和花蕾纹样。这些纹样线条概括、造形朴实，对称与连续法则运用熟练。
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当人类尚在为如何生存而挣扎的时候，人们更愿意用那些与勐兽相关的材料作为佩饰，以期在精神上获得力量和庇护，花朵虽然好看，但并不能带来现实帮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在北京山顶洞人和辽宁海城小孤山的遗址中发现兽牙串饰的原因。因为祭祀需要，远古先民也有用鸟羽做头饰的例子。在浙江省余杭县瑶山良渚文化遗址所出的冠形玉饰上，就有头戴羽冠的人面纹样。这与以祭「天」为重点的原始宗教信仰有关。中国先民相信主宰万物的神存在于天上，「鸟」在「祭天」时，是有助于人与天上神灵的特殊媒介。
除了现实原因，中国先民最初的发式为自然下垂的「披发」式样。这也阻碍了簪花饰发的可能性。例如，一九七三年甘肃秦安大地湾出土的一件人头形彩陶瓶一所表现的人物发型就为前额修剪过的披发式样。显而易见，披发是无法插戴鲜花的，只有将头发束起来，才具备簪花的条件。
鲜花很难长久保存，所以我们尚不能因没有直接证据而断言：中国远古先民没有簪花风尚。但至少可以明确的是，虽然有个别还不能定论的孤例（详见第三章），但在目前笔者掌握的相关考古资料中还没有中国远古时期即已流行簪花的实证。如果将花叶形的步摇首饰也算作簪花的话，我们最多也只能将华夏先民簪花的历史推至春秋战国。这或许与我们的想像有所差距。当然，这里讲的是以装饰为目的的簪花，而不是为了祈福和降神的目的。
夜来微雨洗芳尘，公子骅骝步贴匀。莫怪杏园憔悴去，满城多少插花人。
（杜牧〈杏园〉）
中国先民簪花装饰，究竟始于何时，已难考索。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原始社会，生活资料极度匮乏，摆在人们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获取更多的生存资料。人们最需要的内容，往往最易引起关注。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朴实但不娇艳的豆荚花能够最早进入华夏先民的装饰题材。在河南陕县庙底沟、陕西华县泉护村、江苏邳县等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上，就有很多以圆点、弧边三角方式绘画的豆荚、花瓣和花蕾纹样。这些纹样线条概括、造形朴实，对称与连续法则运用熟练。
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当人类尚在为如何生存而挣扎的时候，人们更愿意用那些与勐兽相关的材料作为佩饰，以期在精神上获得力量和庇护，花朵虽然好看，但并不能带来现实帮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在北京山顶洞人和辽宁海城小孤山的遗址中发现兽牙串饰的原因。因为祭祀需要，远古先民也有用鸟羽做头饰的例子。在浙江省余杭县瑶山良渚文化遗址所出的冠形玉饰上，就有头戴羽冠的人面纹样。这与以祭「天」为重点的原始宗教信仰有关。中国先民相信主宰万物的神存在于天上，「鸟」在「祭天」时，是有助于人与天上神灵的特殊媒介。
除了现实原因，中国先民最初的发式为自然下垂的「披发」式样。这也阻碍了簪花饰发的可能性。例如，一九七三年甘肃秦安大地湾出土的一件人头形彩陶瓶一所表现的人物发型就为前额修剪过的披发式样。显而易见，披发是无法插戴鲜花的，只有将头发束起来，才具备簪花的条件。
鲜花很难长久保存，所以我们尚不能因没有直接证据而断言：中国远古先民没有簪花风尚。但至少可以明确的是，虽然有个别还不能定论的孤例（详见第三章），但在目前笔者掌握的相关考古资料中还没有中国远古时期即已流行簪花的实证。如果将花叶形的步摇首饰也算作簪花的话，我们最多也只能将华夏先民簪花的历史推至春秋战国。这或许与我们的想像有所差距。当然，这里讲的是以装饰为目的的簪花，而不是为了祈福和降神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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