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五四的反啓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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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描述

2019年正逢五四運動一百週年,對五四遺産的重新評價與禮贊
探索長期被主流論述遮蔽的唯情論及情感啓濛論述,企圖還原一個完整的五四故事。

  情感與理性是否不相為謀,甚至水火不容?我們做決定之時,是否應該頭腦冷靜,亦即,不受情感乾擾?

  情感與理性的關係,從歐洲啓濛時代就是知識分子論辯的課題,也是彭小妍在《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五四的反啓濛》一書中所探討的五四啓濛時代的重要議題。歐洲啓濛時期有笛卡兒的理性主義,同時也有休姆與盧梭的情感主義。中國五四時期梁啓超、蔡元培所領導的人生觀派主張情感啓濛與唯情論,大力批判科學派的啓濛理性主義。彭小妍在《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一書裏探討五四轟動一時的「科學與玄學論戰」──亦即「科學與人生觀論戰」──旨在說明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並未在全球情感與理性的永恆辯論中缺席;五四知識分子在認識論層麵上承接先儒、啓發後進,與西方古今哲學相互發明,日後新儒傢實一脈相承。研究五四的精神遺産,不要忘記當年唯情論及情感啓濛運動對啓濛理性主義的批判。

  五四的啓濛理性論述嚮來為研究主流,《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以五四反啓濛論述為主軸,探討五四唯情論與啓濛理性主義的辯證,開拓瞭一個嶄新的視野。本書從跨文化研究的角度追溯人生觀論述的歐亞連結脈絡,展現人生觀派發動的唯情論及情感啓濛論述,上承歐洲啓濛時期的情感論述,下接1960年代以來德勒茲發展的情動力概念以及李澤厚的「情本體」論。全書研究以唯情與理性的辯證,重新定義五四的知識論體係(episteme)。曆來主流論述以「全盤西化」、「拿來主義」描述五四一代,本書爬梳一般忽略的文獻資料,顯示五四知識分子在知識論上的跨文化串連,連通古今中西,打破瞭傳統/現代、中國/西方的二元論。重新認識五四知識界的唯情與理性辯證,目的是使現有的五四啓濛理性論述復雜化,開展五四唯情論及情感啓濛論述的知識論可能,更彰顯人生觀派知識分子與二戰前後新儒傢興起的關聯。

  《唯情與理性的辯證》顯示,唯情論與啓濛理性的辯證共同構成瞭五四精神的真髓。本書所謂情感啓濛,不僅牽涉到心理學或神經科學上的情感,更是五四唯情論所主張的唯情,牽涉到我與非我、主體與客體的相互關係,與西方的情動力是相通的;唯情論認為「情」是道德觀、人倫觀、社會觀、政治觀、國傢觀、宇宙觀的關鍵。

  《唯情與理性的辯證》共分六章,第一章〈「人生觀」與歐亞反啓濛論述〉強調「人生觀」一詞作為跨文化語匯的重要性,掀起瞭五四時期的唯情與理性的辯證。第二章〈張東蓀《創化論》的翻譯──科學理性與「心」〉討論《創化論》的翻譯,使得「創造」、「直覺」、「綿延」等跨文化語匯,成為現代中國的日常用語,「創造社」的成立是最佳例子。哲學思想與文學的相互印證,是一個尚待開發的領域。本章結尾以徐復觀為例,探討戰後新儒傢與人生觀論述的連結。第三章是〈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第四章是〈蔡元培美育運動的情感啓濛──跨文化觀點〉。第五章〈硃謙之與袁傢驊的「唯情論」──直覺與理智〉,也論及杜威的「自然主義形而上學」,說明杜威的經驗主義目的在主張「可驗證」的形上學。第六章〈方東美的《科學哲學與人生》──科哲閤作,理情交得〉除討論五四期間有關方東美的中西方哲學、文學、藝術的嫻熟修養,也探討人生哲學在五四時代及其後的影響,其中最為重要的是無名氏六捲本的史詩式小說《無名書》(寫作於1945-1960)。
 
《靜水深流: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現代性探尋與文化轉嚮》 圖書簡介 本書聚焦於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在社會劇變與思想解放浪潮中的復雜嬗變曆程,尤其側重於知識分子群體在麵對西方思潮湧入與本土傳統斷裂時,所經曆的精神掙紮、文化選擇與藝術創新。全書以宏大的曆史視野和細膩的文本解讀相結閤,力圖描繪齣一部充滿內在張力與時代烙印的文學史圖景。 第一部分:啓濛的餘暉與文學的焦慮(約1900-1920年代) 本部分追溯瞭晚清至民初,傳統士大夫文學嚮現代白話文學轉型的關鍵節點。我們深入考察瞭新文化運動早期文學的特徵,即對“國民性”的焦慮與對個體解放的初步呼喚。重點分析瞭早期白話小說和新詩在形式探索上麵臨的睏境——如何在繼承古典韻味與引入西方敘事技巧之間尋求平衡。這一時期的文學帶有強烈的政治批判色彩和啓濛熱情,但同時也流露齣對自身文化根基失落的隱憂。文學不再僅僅是文人的消遣,而是承載民族命運的沉重工具。我們細緻剖析瞭知識分子群體在“中體西用”的思維框架下,如何小心翼翼地試探現代文學的邊界,以及這種試探中蘊含的內在矛盾性。例如,新式知識分子在接受西方自由主義觀念時,其自身的精英意識與對大眾的啓濛責任感之間産生的張力。 第二部分:現代性的多重光譜:都市、鄉土與心靈的探索(約1920-1937年) 這一階段是中國現代文學的黃金時期,文學創作呈現齣前所未有的多元化景觀。本書將其劃分為幾個相互交織的維度進行探討: 一、 都市的迷惘與“人”的發現: 重點分析瞭以“鴛鴦蝴蝶派”為代錶的都市小說,揭示瞭其背後潛藏的市民階層興起與情感觀念的鬆動。更深入地,我們剖析瞭如茅盾、老捨等作傢對現代都市生活異化、個體生命在消費主義浪潮中迷失的深刻描摹。這些作品不僅是對社會現象的記錄,更是對“現代人”這一全新主體性的心理挖掘。我們關注瞭現代意識的引入如何改變瞭人物的內心結構,從傳統敘事中的道德楷模轉嚮復雜、充滿缺陷的現代個體。 二、 鄉土的重構與農民的在場: 深入考察瞭鄉土文學的興起。這並非簡單的“寫實主義”迴歸,而是在新的階級觀念和現代化視野下,對傳統鄉村秩序的重新審視。作品如何處理傳統宗法製度的瓦解與農民的生存睏境?分析瞭作傢們在美化或揭露鄉土之間搖擺不定的立場,及其背後對國傢前途的憂慮。這一探索標誌著文學主體意識開始下沉,將目光投嚮被長期忽視的廣袤大地。 三、 現代性的內在張力: 考察瞭“新感覺派”等對現代主義技巧的吸收與本土化嘗試。這些作傢不再滿足於宏大敘事的簡單陳述,而是轉嚮對感知、潛意識和碎片化經驗的捕捉。本書認為,這種對形式的精細打磨,是文學對外部混亂世界的抵抗,試圖在藝術形式的純粹性中尋找秩序與意義。 第三部分:戰爭、革命與文學角色的重塑(約1937-1949年) 抗戰爆發後,文學的使命被空前地統一化和工具化。本部分側重於探討知識分子在民族存亡的壓力下,其創作方嚮的劇烈轉嚮。我們分析瞭文學如何迅速動員起來,成為抗擊日寇、凝聚民心的重要力量。 但我們沒有停留在錶麵的政治口號,而是深入探究瞭在這一“集體化”寫作趨勢中,個體作傢的內心掙紮。部分作傢如何努力在繼承現代主義藝術經驗的同時,服務於大眾啓濛和政治教育?探討瞭文學語言的“通俗化”傾嚮與藝術深度的保持之間的矛盾。尤其關注瞭在解放區文學的實踐中,關於“生活”與“典型”關係的論辯,這深刻影響瞭此後數十年中國文學的敘事範式。 第四部分:戰後文學的轉嚮與流變(約1949年後初期至文革前) 新中國成立初期,文學體係經曆瞭根本性的重構。本書詳細梳理瞭這一時期的文學“定型”過程,即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原則的全麵確立。我們分析瞭這一新的美學範式如何吸收和轉化瞭五四以來積纍的現代主義技巧(如心理分析、環境描寫等),使其服務於新的政治敘事。 重點研究瞭“十七年”文學中對“新人形象”的塑造嘗試,以及知識分子在適應新體製過程中,創作身份的重塑與自我審查的復雜心理。探討瞭早期作品中,對革命曆史的“浪漫化”處理,與對個體經驗“邊緣化”的傾嚮。同時,也關注瞭在主流敘事之外,一些低迴的、帶有個人哀傷色彩的作品如何試圖在夾縫中保留一絲純文學的追求。 結語:現代性的未竟之路 全書最後迴歸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整體走嚮的反思。我們認為,這一百年文學史,本質上是中國知識分子對“現代性”這一復雜概念的持續性對話與艱難消化過程。從對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到對本土傳統的猛烈批判,再到在政治高壓下的自我重塑,文學始終未能完全擺脫其沉重的社會責任,也未能徹底實現藝術上的絕對自主。本書旨在提供一個多維的分析框架,使讀者能夠理解這場橫跨百年的文化實驗中,那些深刻的得失與未完成的探索。全書秉持嚴謹的史學態度,注重文本細讀,旨在展示文學思想的復雜性,而非提供一個簡單的綫性結論。

著者信息

作者簡介

彭小妍


  美國哈佛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主要方嚮為兩岸現代文學與跨文化研究。曾齣版專著《超越寫實》、《海上說情欲:從張資平到劉吶鷗》、《浪蕩子美學與跨文化現代性:一九三○年代上海、東京及巴黎的浪蕩子、漫遊者與譯者》,小說《斷掌順娘》《純真年代》,主編有《楊逵全集》。

  2013年以《浪蕩子美學與跨文化現代性:一九三○年代上海、東京及巴黎的浪蕩子、漫遊者與譯者》(聯經齣版)一書榮獲第37屆金鼎奬最佳非文學圖書奬。
 

圖書目錄


導 言 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五四的認識論
唯情論對唯心論、唯物論的批判
科學與人生觀論戰研究
五四啓濛理性的檢討
反啓濛思潮
跨文化語匯的方法論
本書架構
小結:我感故我在
 
第一章 「人生觀」與歐亞反啓濛論述
啓濛哲學問題所在:主客二分
倭依鏗與張君勱,《中國與歐洲的人生問題》
倭伊鏗的《大思想傢的人生觀》
「人生觀」的日譯
西田幾多郎:何謂生命?
梁啓超的人生觀論述
張君勱的人生觀論述
小結
 
第二章 張東蓀《創化論》的翻譯
──科學理性與「心」
張東蓀的翻譯理論
「詮知之學」與「釋生之學」
理智與生命
具體時間:「真時」
抽象時間
生之動力
《創化論》與創造社
《創化論》與人生觀派
徐復觀〈心的文化〉
 
第三章 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東方化、西方化:羅素
何謂生活?
文化的三條路綫
印度唯識論與西方認識論
中國的形上學:直覺vs. 理智
 
第四章 蔡元培美育運動的情感啓濛──跨文化觀點
日本「美育」思想的跨文化性
中國的美育運動:王國維、蔡元培
《美育》雜誌
美育與「美的人生」:李石岑、蔡元培
小結:瀋從文、冰心
 
第五章 硃謙之與袁傢驊的「唯情論」──直覺與理智
硃謙之的〈唯情哲學發端〉
真情之流:此意識中的現象世界,即內在本體
情存於一感一應之中
情的「已發」、「未發」(not yet)與無限可能
神即「美的本體」,「情」即本然之美
硃謙之與瀋從文、吳稚暉、鷗外.鷗
袁傢驊的《唯情哲學》
「情人」與「超人」
硃謙之的《一個唯情論者的宇宙觀及人生觀》
東西文化一元論
對心理學及辯證法的批判
司馬長風、黃建中
牟宗三、鬍適與杜威
小結:唯情論與張競生的唯美主義
 
第六章 方東美的《科學哲學與人生》──科哲閤作,理情交得
哲學史與文學
近代科學的二元論
生物科學的啓發
何謂「情」?
笛卡兒的心物二元論與鬆果腺
情動力與唯情
「生命悲劇之二重奏」
人生哲學與五四及其後──吳稚暉、李石岑及無名氏等
 
結 論 唯情論與與啓濛理性──還原一個完整的「五四故事」
巴金:追求真情的五四人
 

圖書序言

序(節錄)

  感與理性是否不相為謀,甚至水火不容?我們做決定之時,是否應該頭腦冷靜,亦即,不受情感乾擾?神經科醫師達馬西歐(António Damásio)1994年齣版專著《笛卡兒的失誤:情感、理性與大腦》(Descartes’ Error: Emotion, Reason, and the Human Brain),書中描述的神經病理學案例,發人深省。病人艾略特(Patient Elliot)本是個成功的生意人,因腦瘤而性格大變,開刀去除腦瘤後,額葉(frontal lobe)掌控情感的區域受損,結果他徒有完美的理性分析能力,卻無法做適切的判斷、也無法規畫時間,頻頻失業,人生一敗塗地。更令人震驚的是,艾略特在述說自己的人生悲劇時,毫無情感波動,難過的反而是醫師。常識認為情感隻會乾預理性,達馬西歐的研究證明不然,他的結論是:理性需要情感纔能做齣正確判斷,而情感奠基於身體的記憶及感受。全書主旨在批判笛卡兒(René Descartes, 1596-1650)的心物、情理二元論。

  情感與理性的關係,從歐洲啓濛時代就是知識分子論辯的課題,也是本書所探討的五四啓濛時代的重要議題。歐洲啓濛時期有笛卡兒的理性主義,同時也有休姆(David Hume, 1711-1776)與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的情感主義。中國五四時期梁啓超、蔡元培所領導的人生觀派主張情感啓濛與唯情論,大力批判科學派的啓濛理性主義。至1960年代,德國法蘭剋福學派重啓情動力(affect)與理性(reason)的探討,人類非理性的層麵獲得係統性的關注,如今情動概念已是哲學、社會學、心理學、文學界的核心議題。本書探討五四轟動一時的「科學與玄學論戰」──亦即「科學與人生觀論戰」──旨在說明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並未在全球情感與理性的永恆辯論中缺席;五四知識分子在認識論層麵上承接先儒、啓發後進,與西方古今哲學相互發明,日後新儒傢實一脈相承。我們研究五四的精神遺産,不要忘記當年唯情論及情感啓濛運動對啓濛理性主義的批判;本書顯示,唯情論與啓濛理性的辯證共同構成瞭五四精神的真髓。要強調的是,本書所謂情感啓濛,不僅牽涉到心理學或神經科學上的情感(feeling或emotion),更是五四唯情論所主張的唯情,牽涉到我與非我、主體與客體的相互關係,與西方的情動力是相通的;唯情論認為「情」是道德觀、人倫觀、社會觀、政治觀、國傢觀、宇宙觀的關鍵。

導言

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五四的認識論


  五四是「啓濛理性」運動嗎?自1936年共産黨為瞭「新啓濛理性」運動而重新詮釋五四運動以來(詳見下文),此為學界主流看法,但近年逐漸有學者提齣異議。根據此基礎,本書質疑五四是啓濛理性運動的常識,深入探討1923年科學與人生觀論戰的來龍去脈,發現梁啓超與蔡元培主導的人生觀運動提齣「唯情論」,主張情感啓濛(Enlightenment sentimentality),挑戰啓濛理性主義(Enlightenment rationality)及科學主義(scientism)的主導,無論在思想界、文學界與藝術界均引起深刻迴響。人生觀派著書立說、邀請東西方相關哲學傢來訪,係統性地連結歐亞的反啓濛運動,影響深遠,然而學界卻少見這方麵的研究。首先要澄清,本書所謂的「反啓濛」(Counter-Enlightenment)並非反對啓濛,而是啓濛的悖反;情感啓濛論述與啓濛理性主義並轡齊驅,兩者都是歐洲啓濛時代以來的産物,是一體的兩麵。本書主張,五四的唯情論大力批判啓濛的科學理性主義,認為情感的啓濛纔是解決人生問題的根本。當年人生觀論述與蔡元培的美育運動閤流,又與無政府主義者如李石岑、吳稚暉相互支援,與創造社作傢如郭沫若相濡以沫。人生觀派串連瞭古今中外相關學說,從跨文化觀點深入唯情與理性的認識論辯證,主要論點是:人對自我、他人及宇宙的認識,究竟是透過情,還是透過理性?換句話說,要追求真理,究竟必須透過情,還是理性?人與他人及宇宙萬物的聯係何在?人生觀派的知識分子呼應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與倭伊鏗(Rudolf Eucken, 1846-1926)的人生哲學(Lebensphilosophie; philosophy of life;日文為「生命哲學」),認為哲學探討應脫離認識論純理性的知識探討;應從生命齣發,探討人之所以為生的問題──也就是情。

  唯情論對唯心論、唯物論的批判

  科學與人生觀論爭雖在1923年纔爆發,事實上從1910年代初,在梁啓超及蔡元培領導下,人生觀論述就已經醞釀瞭(詳見本書第一章至第四章)。「唯心論」與「唯物論」二元對立乃眾所周知,五四時期的「唯情論」批判兩者,主張心物閤一,卻少有人注意。對人生觀派而言,無論唯心、唯物,都偏重理智(reason),淪為理性主義,濛蔽瞭真理;唯情論以直覺(intuition)齣發,纔能求得真理。人生觀派的理論基礎是1918年張東蓀翻譯的柏格森《創化論》(1907),直覺就是柏格森的主張。柏格森此書一方麵批判知識論脫離生命而走嚮唯心論,一方麵反對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的生物學走嚮唯物論;五四的唯情論顯然承接瞭柏格森「創化論」對唯心與唯物的批判,但進一步以「唯情」來解決心物的二分。就西方現代哲學的發展而言,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性擇說」(sexual selection)的齣現,使愛慾的本能成為探討心物閤一的關鍵,於是笛卡兒的心物二元論成為被批判的對象,現代哲學傢如柏格森、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等均主張精神與物質的閤一 ;人生觀派的唯情論主張心物閤一,並非特立獨行。由於達爾文主義的影響,杜威的經驗主義主張,哲學理論必須能夠以科學實證方法驗證;但他反對科學主義或理智主義,認為情感、想像、價值纔是哲學的源頭,而非理智、科學或事實。他反對的是「由上而下」的傳統形而上學,主張哲學應該「由下而上」,從生活或人生發展齣價值判斷的內在標準。亦即,杜威經驗主義哲學的目的是由生命(life)本身探討「內在超越」(參考第五章「牟宗三、鬍適與杜威」一節)。由「外在超越」到「內在超越」的轉摺,也就是體認到「形而上」存在於「形而下」之中,這是現代哲學的特質。不僅是硃謙之(1889-1972)與袁傢驊(1903-1980)的唯情論,戰後新儒傢的研究亦如此,如徐復觀(1903-1982)〈心的文化〉(1979)、杜維明〈超越而內在──儒傢精神方嚮的特色〉(1989)、餘英時《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的〈結局:內嚮超越〉(參考第二章「徐復觀〈心的文化〉」一節)。

  唯情論亦批判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的主客分離,主張「情」連結瞭人生與宇宙、心與物、我與非我、精神與身體,打破主觀與客觀的界綫;認為理智隻是情之一部分,不能取而代之;情透過直覺,能直探真理,要靠理智追求真理,無乃緣木求魚。此處要強調的是,論戰爆發前後所浮現的唯情論,並非僅止於一般意義上的情感(feeling)或情緒(emotion),而是斯賓諾莎(Baruch Spinoza, 1632-1677)、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德勒茲(Gilles Deleuze, 1925-1995)等所關注,具有感受力(to be affected)與迴應力(to affect)的情感動能,即「情動力」(affect);亦是中國傳統概念中源自《易經》的「情」──即充沛流動於天地萬物、形體與形體、形與神之間,相互作用、相互感應的情;如同硃謙之所說,「宇宙進化都成立於這一感一應的關係上」,變化不已(詳見第五章、第六章)。斯賓諾莎、尼采、德勒茲學說的連接點是柏格森;五四的唯情論一方麵是對柏格森的響應與批判,一方麵以柏格森創化論的角度重新檢視傳統學術(包括儒釋道)。亦即,五四唯情論的主要來源是柏格森與傳統中國學術,與西方的情動力理論異麯同工。

  唯情論的創發,證明瞭傳統學術與西方理論互相發明的可能;當前新儒傢以跨文化實踐自許,其實五四的唯情論早已先行。本書由硃謙之與袁傢驊的唯情論來對照西方的情動力理論,顯示硃、袁等人充分掌握傳統中文,以傳統學術為資源,在闡發西方理論時方不緻佶屈聱牙、捉襟見肘,更彰顯傳統學術因西方學術的介入而轉化;唯情論的創發就是跨文化實踐的最佳展示。唯情論在五四時期有性博士張競生的呼應,其提倡的「唯美主義」就是對唯情論的修正;唯情論以「情」為宇宙人生的最高價值,張則以「美」為「一切人生行為的根源」。雖因長期被主流論述掩蓋,唯情論幾已消失在知識界,但是二戰後移居港颱的文學及哲學研究者,仍有提起唯情論的,例如《中國新文學史》(1979)的作者司馬長風、《比較倫理學》([1944] 1965)的作者黃建中,及繼承司馬長風抒情傳統的陳國球。由於陳國球的持續努力,新世紀以來,在大陸也逐漸有文學研究者使用唯情論的概念討論司馬長風,甚至湯顯祖(請參閱第六章)。
 

圖書試讀

第四章 蔡元培美育運動的情感啓濛──跨文化觀點

民國期間的美育運動是一個情感啓濛運動,1910年代起由擔任中華民國第一任教育部長的蔡元培發起,得到全國藝術學校師生的積極響應。這個情感啓濛運動是新文化運動的一環,曆來教育界有不少相關研究,文學界近年有零星的關注。1920年《美育》雜誌發刊,是美育運動的裏程碑;直至1925年,李石岑與蔡元培仍齣書提倡美育。本章從跨文化研究的角度探討這個議題,一方麵探討中國美育運動與日本及德國美育運動的連結,一方麵彰顯科學與人生觀論戰雖在1923年纔因張君勱的〈人生觀〉一文而白熱化,事實上人生觀論述從1910年代就長期醞釀,與蔡元培同時間領導的美育運動互相支援,兩者在理念上是閤流的。
美育運動的高潮是1920年齣版的《美育》雜誌,共齣瞭七期,是蔡元培提倡的美育運動之機關刊物。美育運動在1910、20年代中國新文化運動期間嶄露頭角,眾多知識分子認為晚清以來強調西方科學教育,卻並未解決中國的根本問題;唯有文化教育能改造個人,有健全的個人纔能組成健全的國傢。蔡元培主張,學校應加強美育作為修身課程。《美育》雜誌的宗旨正是以美育來建設「新人生觀」,以情感的啓濛來改革主智教育。創辦該誌的社團為1919年成立的中國美育協會,皆大專院校的美術、音樂教師及知名藝術傢,他們所任教的學校遍及浙江上海一帶,對後來的藝術教育發展影響深遠。

用戶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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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講,我對五四運動的瞭解,多半是教科書式的。那些課本裏強調的“民主”、“科學”、“白話文”,在我看來,是理性的勝利,是思想的解放。然而,這本書的書名——“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五四的反啓濛”,立刻吸引瞭我。我從未想過,五四這樣一個被視為啓濛運動的典範,竟然也會與“反啓濛”聯係在一起。這讓我不禁開始思考,在這場轟轟烈烈的思想革命背後,是否隱藏著我們不曾注意的另一麵?“唯情”二字,更是讓我眼前一亮。它暗示著,在那些冰冷的理性話語之下,湧動著多少熾熱的情感?是青春的激情,是報國的熱血,是失落的悲憤,還是對美好未來的無限憧憬?而“辯證”一詞,又說明瞭情感與理性並非簡單的對立,而是在相互作用中,共同塑造著曆史的走嚮。我迫切地想知道,作者是如何解讀五四運動中,情感的驅動與理性的反思是如何交織在一起,又如何在某種程度上,對傳統的啓濛理念提齣瞭挑戰,甚至是一種“反撥”。這本書,讓我看到瞭一個更加復雜、更加人性化的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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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的書名著實令人耳目一新,五四運動,一個我們耳熟能詳的曆史節點,卻被冠以“反啓濛”的標簽,這無疑會顛覆許多人固有的認知。我一直以為五四是徹底擁抱啓濛的,是西方理性精神在中國大地生根發芽的開端。但如果它真的是一場“反啓濛”,那麼這場反思的矛頭又指嚮何處?是啓濛本身存在的問題,還是啓濛在中國水土不服的錶現?我隱約覺得,這本書可能會挑戰我們對“啓濛”概念的理解,讓我們重新審視啓濛的真正含義,以及它在不同文化語境下的適應性和局限性。也許,作者並不否定啓濛的價值,而是認為五四時期對啓濛的某種理解或實踐,可能存在著某些偏頗,甚至走嚮瞭某種極端,從而引發瞭某種程度的“反彈”。這讓我聯想到,曆史往往不是簡單的直綫發展,而是充滿麯摺與反思,任何思想的傳播和接受,都可能伴隨著意想不到的後果。這本書,或許正是對五四運動中這種復雜性的深刻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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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拿到這本書,它的題目就讓我陷入瞭沉思。“唯情與理性的辯證”,這八個字,就像一把鑰匙,似乎能打開理解五四運動的另一扇門。通常我們提到五四,腦海中會浮現齣“救亡圖存”、“科學民主”等口號,似乎是一場以理性為核心的社會變革。但“唯情”二字的齣現,卻讓我意識到,情感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絕不容忽視。或許,那些激烈的愛國熱情、對舊傳統的憤慨、對新思想的渴求,以及個人在時代洪流中的迷茫與掙紮,纔是推動這場運動最原始、最強大的動力。而理性,又是如何在這種情感的浪潮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又是如何被情感所裹挾,或又如何反過來引導情感,實現一種動態的平衡?我猜想,這本書會深入剖析五四運動參與者內心世界的復雜交織,他們的理想與現實,他們的激情與冷靜,他們是如何在這種情感與理性的拉鋸戰中,一步步推動曆史前進的。這是一種更加貼近人性的解讀,也更能解釋為何那個時代的思潮如此洶湧澎湃,又為何會留下如此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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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關於五四運動的書,卻以“唯情與理性的辯證”為題,我起初頗感好奇。我對五四的瞭解,多半停留在“反傳統”、“新文化”、“白話文運動”這些宏觀概念上,總是覺得它是一場純粹的、顛覆性的思想解放。然而,書名中“辯證”二字,似乎預示著更深層次的探討,它不是簡單地將情感與理性對立,而是要審視這兩者在那個風雲激蕩的時代是如何相互作用、此消彼長的。我猜想,這本書或許會深入剖析,在那些激昂的口號和呐喊背後,隱藏著多少個人情感的湧動,又有哪些冷靜的理性思考在支撐著這場運動的發展。我想,它可能不會僅僅滿足於對曆史事件的羅列,而是會像剝洋蔥一樣,一層一層地揭示五四運動內在的復雜性,讓我們看到,這場革命並非隻有單一的敘事,而是充滿瞭人性的掙紮與思想的碰撞,情感的驅動與理性的權衡,共同塑造瞭那個時代的精神麵貌。這讓我對這本書充滿瞭期待,希望能從中看到一個更加立體、更加 nuanced 的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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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的反啓濛”,這幾個字帶著一股子挑戰權威的勁兒,讓人忍不住想一探究竟。我一直以為五四就是新文化運動的代名詞,是徹底擁抱西方現代性,是把一切舊的東西都打倒重來的激進變革。但“反啓濛”這個詞,卻讓我想到瞭一個截然不同的視角。它會不會是在質疑,五四時期對啓濛的理解是否過於片麵?會不會是說,在推崇理性、科學的同時,卻忽略瞭某些重要的東西?比如,傳統文化中蘊含的智慧,或者說,純粹的理性是否能解決所有問題?我甚至在想,會不會是某種程度的“矯枉過正”,在批判舊的束縛時,又 unintendedly 創造瞭新的束縛?這本書,或許能幫助我理解,五四運動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是如何與其他思想流派産生碰撞,又是如何在藉鑒西方啓濛思想的同時,對其本身進行反思和揚棄的。這是一種更具批判性的曆史觀,也讓我對接下來的閱讀充滿期待,想看看作者是如何解構和重塑我們對五四運動的認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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