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正逢五四运动一百週年,对五四遗产的重新评价与礼赞
探索长期被主流论述遮蔽的唯情论及情感启蒙论述,企图还原一个完整的五四故事。
情感与理性是否不相为谋,甚至水火不容?我们做决定之时,是否应该头脑冷静,亦即,不受情感干扰?
情感与理性的关系,从欧洲启蒙时代就是知识分子论辩的课题,也是彭小妍在《唯情与理性的辩证:五四的反启蒙》一书中所探讨的五四启蒙时代的重要议题。欧洲启蒙时期有笛卡儿的理性主义,同时也有休姆与卢梭的情感主义。中国五四时期梁启超、蔡元培所领导的人生观派主张情感启蒙与唯情论,大力批判科学派的启蒙理性主义。彭小妍在《唯情与理性的辩证》一书里探讨五四轰动一时的「科学与玄学论战」──亦即「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旨在说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并未在全球情感与理性的永恆辩论中缺席;五四知识分子在认识论层面上承接先儒、启发后进,与西方古今哲学相互发明,日后新儒家实一脉相承。研究五四的精神遗产,不要忘记当年唯情论及情感启蒙运动对启蒙理性主义的批判。
五四的启蒙理性论述向来为研究主流,《唯情与理性的辩证》以五四反启蒙论述为主轴,探讨五四唯情论与启蒙理性主义的辩证,开拓了一个崭新的视野。本书从跨文化研究的角度追溯人生观论述的欧亚连结脉络,展现人生观派发动的唯情论及情感启蒙论述,上承欧洲启蒙时期的情感论述,下接1960年代以来德勒兹发展的情动力概念以及李泽厚的「情本体」论。全书研究以唯情与理性的辩证,重新定义五四的知识论体系(episteme)。历来主流论述以「全盘西化」、「拿来主义」描述五四一代,本书爬梳一般忽略的文献资料,显示五四知识分子在知识论上的跨文化串连,连通古今中西,打破了传统/现代、中国/西方的二元论。重新认识五四知识界的唯情与理性辩证,目的是使现有的五四启蒙理性论述复杂化,开展五四唯情论及情感启蒙论述的知识论可能,更彰显人生观派知识分子与二战前后新儒家兴起的关联。
《唯情与理性的辩证》显示,唯情论与启蒙理性的辩证共同构成了五四精神的真髓。本书所谓情感启蒙,不仅牵涉到心理学或神经科学上的情感,更是五四唯情论所主张的唯情,牵涉到我与非我、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与西方的情动力是相通的;唯情论认为「情」是道德观、人伦观、社会观、政治观、国家观、宇宙观的关键。
《唯情与理性的辩证》共分六章,第一章〈「人生观」与欧亚反启蒙论述〉强调「人生观」一词作为跨文化语汇的重要性,掀起了五四时期的唯情与理性的辩证。第二章〈张东荪《创化论》的翻译──科学理性与「心」〉讨论《创化论》的翻译,使得「创造」、「直觉」、「绵延」等跨文化语汇,成为现代中国的日常用语,「创造社」的成立是最佳例子。哲学思想与文学的相互印证,是一个尚待开发的领域。本章结尾以徐复观为例,探讨战后新儒家与人生观论述的连结。第三章是〈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四章是〈蔡元培美育运动的情感启蒙──跨文化观点〉。第五章〈朱谦之与袁家骅的「唯情论」──直觉与理智〉,也论及杜威的「自然主义形而上学」,说明杜威的经验主义目的在主张「可验证」的形上学。第六章〈方东美的《科学哲学与人生》──科哲合作,理情交得〉除讨论五四期间有关方东美的中西方哲学、文学、艺术的娴熟修养,也探讨人生哲学在五四时代及其后的影响,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无名氏六卷本的史诗式小说《无名书》(写作于1945-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