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情与理性的辩证：五四的反启蒙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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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感与理性是否不相为谋，甚至水火不容？我们做决定之时，是否应该头脑冷静，亦即，不受情感干扰？

　　情感与理性的关系，从欧洲启蒙时代就是知识分子论辩的课题，也是彭小妍在《唯情与理性的辩证：五四的反启蒙》一书中所探讨的五四启蒙时代的重要议题。欧洲启蒙时期有笛卡儿的理性主义，同时也有休姆与卢梭的情感主义。中国五四时期梁启超、蔡元培所领导的人生观派主张情感启蒙与唯情论，大力批判科学派的启蒙理性主义。彭小妍在《唯情与理性的辩证》一书里探讨五四轰动一时的「科学与玄学论战」──亦即「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旨在说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并未在全球情感与理性的永恆辩论中缺席；五四知识分子在认识论层面上承接先儒、启发后进，与西方古今哲学相互发明，日后新儒家实一脉相承。研究五四的精神遗产，不要忘记当年唯情论及情感启蒙运动对启蒙理性主义的批判。

　　五四的启蒙理性论述向来为研究主流，《唯情与理性的辩证》以五四反启蒙论述为主轴，探讨五四唯情论与启蒙理性主义的辩证，开拓了一个崭新的视野。本书从跨文化研究的角度追溯人生观论述的欧亚连结脉络，展现人生观派发动的唯情论及情感启蒙论述，上承欧洲启蒙时期的情感论述，下接1960年代以来德勒兹发展的情动力概念以及李泽厚的「情本体」论。全书研究以唯情与理性的辩证，重新定义五四的知识论体系（episteme）。历来主流论述以「全盘西化」、「拿来主义」描述五四一代，本书爬梳一般忽略的文献资料，显示五四知识分子在知识论上的跨文化串连，连通古今中西，打破了传统／现代、中国／西方的二元论。重新认识五四知识界的唯情与理性辩证，目的是使现有的五四启蒙理性论述复杂化，开展五四唯情论及情感启蒙论述的知识论可能，更彰显人生观派知识分子与二战前后新儒家兴起的关联。

　　《唯情与理性的辩证》显示，唯情论与启蒙理性的辩证共同构成了五四精神的真髓。本书所谓情感启蒙，不仅牵涉到心理学或神经科学上的情感，更是五四唯情论所主张的唯情，牵涉到我与非我、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与西方的情动力是相通的；唯情论认为「情」是道德观、人伦观、社会观、政治观、国家观、宇宙观的关键。

　　《唯情与理性的辩证》共分六章，第一章〈「人生观」与欧亚反启蒙论述〉强调「人生观」一词作为跨文化语汇的重要性，掀起了五四时期的唯情与理性的辩证。第二章〈张东荪《创化论》的翻译──科学理性与「心」〉讨论《创化论》的翻译，使得「创造」、「直觉」、「绵延」等跨文化语汇，成为现代中国的日常用语，「创造社」的成立是最佳例子。哲学思想与文学的相互印证，是一个尚待开发的领域。本章结尾以徐复观为例，探讨战后新儒家与人生观论述的连结。第三章是〈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四章是〈蔡元培美育运动的情感启蒙──跨文化观点〉。第五章〈朱谦之与袁家骅的「唯情论」──直觉与理智〉，也论及杜威的「自然主义形而上学」，说明杜威的经验主义目的在主张「可验证」的形上学。第六章〈方东美的《科学哲学与人生》──科哲合作，理情交得〉除讨论五四期间有关方东美的中西方哲学、文学、艺术的娴熟修养，也探讨人生哲学在五四时代及其后的影响，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无名氏六卷本的史诗式小说《无名书》（写作于1945-1960）。
 

《静水深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探寻与文化转向》 图书简介 本书聚焦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社会剧变与思想解放浪潮中的复杂嬗变历程，尤其侧重于知识分子群体在面对西方思潮涌入与本土传统断裂时，所经历的精神挣扎、文化选择与艺术创新。全书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和细腻的文本解读相结合，力图描绘出一部充满内在张力与时代烙印的文学史图景。 第一部分：启蒙的余晖与文学的焦虑（约1900-1920年代） 本部分追溯了晚清至民初，传统士大夫文学向现代白话文学转型的关键节点。我们深入考察了新文化运动早期文学的特征，即对“国民性”的焦虑与对个体解放的初步呼唤。重点分析了早期白话小说和新诗在形式探索上面临的困境——如何在继承古典韵味与引入西方叙事技巧之间寻求平衡。这一时期的文学带有强烈的政治批判色彩和启蒙热情，但同时也流露出对自身文化根基失落的隐忧。文学不再仅仅是文人的消遣，而是承载民族命运的沉重工具。我们细致剖析了知识分子群体在“中体西用”的思维框架下，如何小心翼翼地试探现代文学的边界，以及这种试探中蕴含的内在矛盾性。例如，新式知识分子在接受西方自由主义观念时，其自身的精英意识与对大众的启蒙责任感之间产生的张力。 第二部分：现代性的多重光谱：都市、乡土与心灵的探索（约1920-1937年） 这一阶段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黄金时期，文学创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化景观。本书将其划分为几个相互交织的维度进行探讨： 一、 都市的迷惘与“人”的发现： 重点分析了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都市小说，揭示了其背后潜藏的市民阶层兴起与情感观念的松动。更深入地，我们剖析了如茅盾、老舍等作家对现代都市生活异化、个体生命在消费主义浪潮中迷失的深刻描摹。这些作品不仅是对社会现象的记录，更是对“现代人”这一全新主体性的心理挖掘。我们关注了现代意识的引入如何改变了人物的内心结构，从传统叙事中的道德楷模转向复杂、充满缺陷的现代个体。 二、 乡土的重构与农民的在场： 深入考察了乡土文学的兴起。这并非简单的“写实主义”回归，而是在新的阶级观念和现代化视野下，对传统乡村秩序的重新审视。作品如何处理传统宗法制度的瓦解与农民的生存困境？分析了作家们在美化或揭露乡土之间摇摆不定的立场，及其背后对国家前途的忧虑。这一探索标志着文学主体意识开始下沉，将目光投向被长期忽视的广袤大地。 三、 现代性的内在张力： 考察了“新感觉派”等对现代主义技巧的吸收与本土化尝试。这些作家不再满足于宏大叙事的简单陈述，而是转向对感知、潜意识和碎片化经验的捕捉。本书认为，这种对形式的精细打磨，是文学对外部混乱世界的抵抗，试图在艺术形式的纯粹性中寻找秩序与意义。 第三部分：战争、革命与文学角色的重塑（约1937-1949年） 抗战爆发后，文学的使命被空前地统一化和工具化。本部分侧重于探讨知识分子在民族存亡的压力下，其创作方向的剧烈转向。我们分析了文学如何迅速动员起来，成为抗击日寇、凝聚民心的重要力量。 但我们没有停留在表面的政治口号，而是深入探究了在这一“集体化”写作趋势中，个体作家的内心挣扎。部分作家如何努力在继承现代主义艺术经验的同时，服务于大众启蒙和政治教育？探讨了文学语言的“通俗化”倾向与艺术深度的保持之间的矛盾。尤其关注了在解放区文学的实践中，关于“生活”与“典型”关系的论辩，这深刻影响了此后数十年中国文学的叙事范式。 第四部分：战后文学的转向与流变（约1949年后初期至文革前） 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学体系经历了根本性的重构。本书详细梳理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定型”过程，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的全面确立。我们分析了这一新的美学范式如何吸收和转化了五四以来积累的现代主义技巧（如心理分析、环境描写等），使其服务于新的政治叙事。 重点研究了“十七年”文学中对“新人形象”的塑造尝试，以及知识分子在适应新体制过程中，创作身份的重塑与自我审查的复杂心理。探讨了早期作品中，对革命历史的“浪漫化”处理，与对个体经验“边缘化”的倾向。同时，也关注了在主流叙事之外，一些低回的、带有个人哀伤色彩的作品如何试图在夹缝中保留一丝纯文学的追求。 结语：现代性的未竟之路 全书最后回归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走向的反思。我们认为，这一百年文学史，本质上是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这一复杂概念的持续性对话与艰难消化过程。从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到对本土传统的猛烈批判，再到在政治高压下的自我重塑，文学始终未能完全摆脱其沉重的社会责任，也未能彻底实现艺术上的绝对自主。本书旨在提供一个多维的分析框架，使读者能够理解这场横跨百年的文化实验中，那些深刻的得失与未完成的探索。全书秉持严谨的史学态度，注重文本细读，旨在展示文学思想的复杂性，而非提供一个简单的线性结论。

作者简介

彭小妍

　　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任「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方向为两岸现代文学与跨文化研究。曾出版专着《超越写实》、《海上说情欲：从张资平到刘吶鸥》、《浪荡子美学与跨文化现代性：一九三○年代上海、东京及巴黎的浪荡子、漫游者与译者》，小说《断掌顺娘》《纯真年代》，主编有《杨逵全集》。

　　2013年以《浪荡子美学与跨文化现代性：一九三○年代上海、东京及巴黎的浪荡子、漫游者与译者》（联经出版）一书荣获第37届金鼎奖最佳非文学图书奖。
 

序
导　言　唯情与理性的辩证──五四的认识论
唯情论对唯心论、唯物论的批判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研究
五四启蒙理性的检讨
反启蒙思潮
跨文化语汇的方法论
本书架构
小结：我感故我在
 
第一章　「人生观」与欧亚反启蒙论述
启蒙哲学问题所在：主客二分
倭依铿与张君劢，《中国与欧洲的人生问题》
倭伊铿的《大思想家的人生观》
「人生观」的日译
西田几多郎：何谓生命？
梁启超的人生观论述
张君劢的人生观论述
小结
 
第二章　张东荪《创化论》的翻译
──科学理性与「心」
张东荪的翻译理论
「诠知之学」与「释生之学」
理智与生命
具体时间：「真时」
抽象时间
生之动力
《创化论》与创造社
《创化论》与人生观派
徐复观〈心的文化〉
 
第三章　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东方化、西方化：罗素
何谓生活？
文化的三条路线
印度唯识论与西方认识论
中国的形上学：直觉vs. 理智
 
第四章　蔡元培美育运动的情感启蒙──跨文化观点
日本「美育」思想的跨文化性
中国的美育运动：王国维、蔡元培
《美育》杂志
美育与「美的人生」：李石岑、蔡元培
小结：沈从文、冰心
 
第五章　朱谦之与袁家骅的「唯情论」──直觉与理智
朱谦之的〈唯情哲学发端〉
真情之流：此意识中的现象世界，即内在本体
情存于一感一应之中
情的「已发」、「未发」（not yet）与无限可能
神即「美的本体」，「情」即本然之美
朱谦之与沈从文、吴稚晖、鸥外．鸥
袁家骅的《唯情哲学》
「情人」与「超人」
朱谦之的《一个唯情论者的宇宙观及人生观》
东西文化一元论
对心理学及辩证法的批判
司马长风、黄建中
牟宗三、胡适与杜威
小结：唯情论与张竞生的唯美主义
 
第六章　方东美的《科学哲学与人生》──科哲合作，理情交得
哲学史与文学
近代科学的二元论
生物科学的启发
何谓「情」？
笛卡儿的心物二元论与松果腺
情动力与唯情
「生命悲剧之二重奏」
人生哲学与五四及其后──吴稚晖、李石岑及无名氏等
 
结　论　唯情论与与启蒙理性──还原一个完整的「五四故事」
巴金：追求真情的五四人
 

序（节录）

　　感与理性是否不相为谋，甚至水火不容？我们做决定之时，是否应该头脑冷静，亦即，不受情感干扰？神经科医师达马西欧（António Damásio）1994年出版专着《笛卡儿的失误：情感、理性与大脑》（Descartes’ Error: Emotion, Reason, and the Human Brain），书中描述的神经病理学案例，发人深省。病人艾略特（Patient Elliot）本是个成功的生意人，因脑瘤而性格大变，开刀去除脑瘤后，额叶（frontal lobe）掌控情感的区域受损，结果他徒有完美的理性分析能力，却无法做适切的判断、也无法规画时间，频频失业，人生一败涂地。更令人震惊的是，艾略特在述说自己的人生悲剧时，毫无情感波动，难过的反而是医师。常识认为情感只会干预理性，达马西欧的研究证明不然，他的结论是：理性需要情感才能做出正确判断，而情感奠基于身体的记忆及感受。全书主旨在批判笛卡儿（René Descartes, 1596-1650）的心物、情理二元论。

　　情感与理性的关系，从欧洲启蒙时代就是知识分子论辩的课题，也是本书所探讨的五四启蒙时代的重要议题。欧洲启蒙时期有笛卡儿的理性主义，同时也有休姆（David Hume, 1711-1776）与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的情感主义。中国五四时期梁启超、蔡元培所领导的人生观派主张情感启蒙与唯情论，大力批判科学派的启蒙理性主义。至1960年代，德国法兰克福学派重启情动力（affect）与理性（reason）的探讨，人类非理性的层面获得系统性的关注，如今情动概念已是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界的核心议题。本书探讨五四轰动一时的「科学与玄学论战」──亦即「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旨在说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并未在全球情感与理性的永恆辩论中缺席；五四知识分子在认识论层面上承接先儒、启发后进，与西方古今哲学相互发明，日后新儒家实一脉相承。我们研究五四的精神遗产，不要忘记当年唯情论及情感启蒙运动对启蒙理性主义的批判；本书显示，唯情论与启蒙理性的辩证共同构成了五四精神的真髓。要强调的是，本书所谓情感启蒙，不仅牵涉到心理学或神经科学上的情感（feeling或emotion），更是五四唯情论所主张的唯情，牵涉到我与非我、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与西方的情动力是相通的；唯情论认为「情」是道德观、人伦观、社会观、政治观、国家观、宇宙观的关键。

导言

唯情与理性的辩证──五四的认识论

　　五四是「启蒙理性」运动吗？自1936年共产党为了「新启蒙理性」运动而重新诠释五四运动以来（详见下文），此为学界主流看法，但近年逐渐有学者提出异议。根据此基础，本书质疑五四是启蒙理性运动的常识，深入探讨1923年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来龙去脉，发现梁启超与蔡元培主导的人生观运动提出「唯情论」，主张情感启蒙（Enlightenment sentimentality），挑战启蒙理性主义（Enlightenment rationality）及科学主义（scientism）的主导，无论在思想界、文学界与艺术界均引起深刻回响。人生观派着书立说、邀请东西方相关哲学家来访，系统性地连结欧亚的反启蒙运动，影响深远，然而学界却少见这方面的研究。首先要澄清，本书所谓的「反启蒙」（Counter-Enlightenment）并非反对启蒙，而是启蒙的悖反；情感启蒙论述与启蒙理性主义并辔齐驱，两者都是欧洲启蒙时代以来的产物，是一体的两面。本书主张，五四的唯情论大力批判启蒙的科学理性主义，认为情感的启蒙才是解决人生问题的根本。当年人生观论述与蔡元培的美育运动合流，又与无政府主义者如李石岑、吴稚晖相互支援，与创造社作家如郭沫若相濡以沫。人生观派串连了古今中外相关学说，从跨文化观点深入唯情与理性的认识论辩证，主要论点是：人对自我、他人及宇宙的认识，究竟是透过情，还是透过理性？换句话说，要追求真理，究竟必须透过情，还是理性？人与他人及宇宙万物的联系何在？人生观派的知识分子唿应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与倭伊铿（Rudolf Eucken, 1846-1926）的人生哲学（Lebensphilosophie; philosophy of life；日文为「生命哲学」），认为哲学探讨应脱离认识论纯理性的知识探讨；应从生命出发，探讨人之所以为生的问题──也就是情。

　　唯情论对唯心论、唯物论的批判

　　科学与人生观论争虽在1923年才爆发，事实上从1910年代初，在梁启超及蔡元培领导下，人生观论述就已经酝酿了（详见本书第一章至第四章）。「唯心论」与「唯物论」二元对立乃众所周知，五四时期的「唯情论」批判两者，主张心物合一，却少有人注意。对人生观派而言，无论唯心、唯物，都偏重理智（reason），沦为理性主义，蒙蔽了真理；唯情论以直觉（intuition）出发，才能求得真理。人生观派的理论基础是1918年张东荪翻译的柏格森《创化论》（1907），直觉就是柏格森的主张。柏格森此书一方面批判知识论脱离生命而走向唯心论，一方面反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的生物学走向唯物论；五四的唯情论显然承接了柏格森「创化论」对唯心与唯物的批判，但进一步以「唯情」来解决心物的二分。就西方现代哲学的发展而言，达尔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性择说」（sexual selection）的出现，使爱慾的本能成为探讨心物合一的关键，于是笛卡儿的心物二元论成为被批判的对象，现代哲学家如柏格森、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等均主张精神与物质的合一 ；人生观派的唯情论主张心物合一，并非特立独行。由于达尔文主义的影响，杜威的经验主义主张，哲学理论必须能够以科学实证方法验证；但他反对科学主义或理智主义，认为情感、想像、价值才是哲学的源头，而非理智、科学或事实。他反对的是「由上而下」的传统形而上学，主张哲学应该「由下而上」，从生活或人生发展出价值判断的内在标准。亦即，杜威经验主义哲学的目的是由生命（life）本身探讨「内在超越」（参考第五章「牟宗三、胡适与杜威」一节）。由「外在超越」到「内在超越」的转折，也就是体认到「形而上」存在于「形而下」之中，这是现代哲学的特质。不仅是朱谦之（1889-1972）与袁家骅（1903-1980）的唯情论，战后新儒家的研究亦如此，如徐复观（1903-1982）〈心的文化〉（1979）、杜维明〈超越而内在──儒家精神方向的特色〉（1989）、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的〈结局：内向超越〉（参考第二章「徐复观〈心的文化〉」一节）。

　　唯情论亦批判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的主客分离，主张「情」连结了人生与宇宙、心与物、我与非我、精神与身体，打破主观与客观的界线；认为理智只是情之一部分，不能取而代之；情透过直觉，能直探真理，要靠理智追求真理，无乃缘木求鱼。此处要强调的是，论战爆发前后所浮现的唯情论，并非仅止于一般意义上的情感（feeling）或情绪（emotion），而是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 1632-1677）、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德勒兹（Gilles Deleuze, 1925-1995）等所关注，具有感受力（to be affected）与回应力（to affect）的情感动能，即「情动力」（affect）；亦是中国传统概念中源自《易经》的「情」──即充沛流动于天地万物、形体与形体、形与神之间，相互作用、相互感应的情；如同朱谦之所说，「宇宙进化都成立于这一感一应的关系上」，变化不已（详见第五章、第六章）。斯宾诺莎、尼采、德勒兹学说的连接点是柏格森；五四的唯情论一方面是对柏格森的响应与批判，一方面以柏格森创化论的角度重新检视传统学术（包括儒释道）。亦即，五四唯情论的主要来源是柏格森与传统中国学术，与西方的情动力理论异曲同工。

　　唯情论的创发，证明了传统学术与西方理论互相发明的可能；当前新儒家以跨文化实践自许，其实五四的唯情论早已先行。本书由朱谦之与袁家骅的唯情论来对照西方的情动力理论，显示朱、袁等人充分掌握传统中文，以传统学术为资源，在阐发西方理论时方不致佶屈聱牙、捉襟见肘，更彰显传统学术因西方学术的介入而转化；唯情论的创发就是跨文化实践的最佳展示。唯情论在五四时期有性博士张竞生的唿应，其提倡的「唯美主义」就是对唯情论的修正；唯情论以「情」为宇宙人生的最高价值，张则以「美」为「一切人生行为的根源」。虽因长期被主流论述掩盖，唯情论几已消失在知识界，但是二战后移居港台的文学及哲学研究者，仍有提起唯情论的，例如《中国新文学史》（1979）的作者司马长风、《比较伦理学》（[1944] 1965）的作者黄建中，及继承司马长风抒情传统的陈国球。由于陈国球的持续努力，新世纪以来，在大陆也逐渐有文学研究者使用唯情论的概念讨论司马长风，甚至汤显祖（请参阅第六章）。
 

第四章　蔡元培美育运动的情感启蒙──跨文化观点

民国期间的美育运动是一个情感启蒙运动，1910年代起由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长的蔡元培发起，得到全国艺术学校师生的积极响应。这个情感启蒙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一环，历来教育界有不少相关研究，文学界近年有零星的关注。1920年《美育》杂志发刊，是美育运动的里程碑；直至1925年，李石岑与蔡元培仍出书提倡美育。本章从跨文化研究的角度探讨这个议题，一方面探讨中国美育运动与日本及德国美育运动的连结，一方面彰显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虽在1923年才因张君劢的〈人生观〉一文而白热化，事实上人生观论述从1910年代就长期酝酿，与蔡元培同时间领导的美育运动互相支援，两者在理念上是合流的。
美育运动的高潮是1920年出版的《美育》杂志，共出了七期，是蔡元培提倡的美育运动之机关刊物。美育运动在1910、20年代中国新文化运动期间崭露头角，众多知识分子认为晚清以来强调西方科学教育，却并未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唯有文化教育能改造个人，有健全的个人才能组成健全的国家。蔡元培主张，学校应加强美育作为修身课程。《美育》杂志的宗旨正是以美育来建设「新人生观」，以情感的启蒙来改革主智教育。创办该志的社团为1919年成立的中国美育协会，皆大专院校的美术、音乐教师及知名艺术家，他们所任教的学校遍及浙江上海一带，对后来的艺术教育发展影响深远。

评分☆☆☆☆☆

一本关于五四运动的书，却以“唯情与理性的辩证”为题，我起初颇感好奇。我对五四的了解，多半停留在“反传统”、“新文化”、“白话文运动”这些宏观概念上，总是觉得它是一场纯粹的、颠覆性的思想解放。然而，书名中“辩证”二字，似乎预示着更深层次的探讨，它不是简单地将情感与理性对立，而是要审视这两者在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是如何相互作用、此消彼长的。我猜想，这本书或许会深入剖析，在那些激昂的口号和呐喊背后，隐藏着多少个人情感的涌动，又有哪些冷静的理性思考在支撑着这场运动的发展。我想，它可能不会仅仅满足于对历史事件的罗列，而是会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地揭示五四运动内在的复杂性，让我们看到，这场革命并非只有单一的叙事，而是充满了人性的挣扎与思想的碰撞，情感的驱动与理性的权衡，共同塑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面貌。这让我对这本书充满了期待，希望能从中看到一个更加立体、更加 nuanced 的五四。

评分☆☆☆☆☆

这本书的书名着实令人耳目一新，五四运动，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节点，却被冠以“反启蒙”的标签，这无疑会颠覆许多人固有的认知。我一直以为五四是彻底拥抱启蒙的，是西方理性精神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的开端。但如果它真的是一场“反启蒙”，那么这场反思的矛头又指向何处？是启蒙本身存在的问题，还是启蒙在中国水土不服的表现？我隐约觉得，这本书可能会挑战我们对“启蒙”概念的理解，让我们重新审视启蒙的真正含义，以及它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适应性和局限性。也许，作者并不否定启蒙的价值，而是认为五四时期对启蒙的某种理解或实践，可能存在着某些偏颇，甚至走向了某种极端，从而引发了某种程度的“反弹”。这让我联想到，历史往往不是简单的直线发展，而是充满曲折与反思，任何思想的传播和接受，都可能伴随着意想不到的后果。这本书，或许正是对五四运动中这种复杂性的深刻挖掘。

评分☆☆☆☆☆

刚拿到这本书，它的题目就让我陷入了沉思。“唯情与理性的辩证”，这八个字，就像一把钥匙，似乎能打开理解五四运动的另一扇门。通常我们提到五四，脑海中会浮现出“救亡图存”、“科学民主”等口号，似乎是一场以理性为核心的社会变革。但“唯情”二字的出现，却让我意识到，情感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绝不容忽视。或许，那些激烈的爱国热情、对旧传统的愤慨、对新思想的渴求，以及个人在时代洪流中的迷茫与挣扎，才是推动这场运动最原始、最强大的动力。而理性，又是如何在这种情感的浪潮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又是如何被情感所裹挟，或又如何反过来引导情感，实现一种动态的平衡？我猜想，这本书会深入剖析五四运动参与者内心世界的复杂交织，他们的理想与现实，他们的激情与冷静，他们是如何在这种情感与理性的拉锯战中，一步步推动历史前进的。这是一种更加贴近人性的解读，也更能解释为何那个时代的思潮如此汹涌澎湃，又为何会留下如此深远的影响。

评分☆☆☆☆☆

“五四的反启蒙”，这几个字带着一股子挑战权威的劲儿，让人忍不住想一探究竟。我一直以为五四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代名词，是彻底拥抱西方现代性，是把一切旧的东西都打倒重来的激进变革。但“反启蒙”这个词，却让我想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视角。它会不会是在质疑，五四时期对启蒙的理解是否过于片面？会不会是说，在推崇理性、科学的同时，却忽略了某些重要的东西？比如，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智慧，或者说，纯粹的理性是否能解决所有问题？我甚至在想，会不会是某种程度的“矫枉过正”，在批判旧的束缚时，又 unintendedly 创造了新的束缚？这本书，或许能帮助我理解，五四运动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是如何与其他思想流派产生碰撞，又是如何在借鉴西方启蒙思想的同时，对其本身进行反思和扬弃的。这是一种更具批判性的历史观，也让我对接下来的阅读充满期待，想看看作者是如何解构和重塑我们对五四运动的认识的。

评分☆☆☆☆☆

坦白讲，我对五四运动的了解，多半是教科书式的。那些课本里强调的“民主”、“科学”、“白话文”，在我看来，是理性的胜利，是思想的解放。然而，这本书的书名——“唯情与理性的辩证：五四的反启蒙”，立刻吸引了我。我从未想过，五四这样一个被视为启蒙运动的典范，竟然也会与“反启蒙”联系在一起。这让我不禁开始思考，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思想革命背后，是否隐藏着我们不曾注意的另一面？“唯情”二字，更是让我眼前一亮。它暗示着，在那些冰冷的理性话语之下，涌动着多少炽热的情感？是青春的激情，是报国的热血，是失落的悲愤，还是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而“辩证”一词，又说明了情感与理性并非简单的对立，而是在相互作用中，共同塑造着历史的走向。我迫切地想知道，作者是如何解读五四运动中，情感的驱动与理性的反思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又如何在某种程度上，对传统的启蒙理念提出了挑战，甚至是一种“反拨”。这本书，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加复杂、更加人性化的五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