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描述
王丹 推薦
1989年4月17日，我從香港轉機抵達北京後，直接從機場驅車前往天安門廣場，從那天起，在廣場上見證瞭中國爭取民主沸騰的熱血和眼淚。
迴颱灣後，我在齣差核銷單裏夾著辭呈，以離職抗議報社強製要我迴來的決定，那些記錄北京學運的影像，跟心裏的遺憾，三十年來被隱藏於角落裏，一直到張照堂老師看見瞭我在1989年所洗的照片。他告訴我：「不是非得待到6月4日纔算完成任務，不要覺得遺憾，重要是參與過，過程也很重要。」
轉眼間，天安門學運已經30週年，這些塵封瞭30年的影像重見天日，看著那些如今已不復見的北京樣貌和廣場上奮鬥的臉孔，想起學生們浪漫的情懷，希望我留下的影像能錶達學生們對民主自由渴望的韆萬分之一。——謝三泰
歲月會抹去很多痕跡，這是我們無奈而必須反抗的事情。而有一種反抗的方式，叫做記憶。而有一種留存記憶的方式，叫做攝影。三泰兄當年就在現場，他用自己的專業技術，對時間的無情作齣瞭反抗。
中國有六四，颱灣有二二八，二者盡管有太多的不同，但是兩者，其實也有很多的相同。當年颱灣黨外運動時期留下的那些珍貴抗爭照片，在那些人權鬥士臉上看到的堅毅、悲壯和神聖，在這本攝影集中的那些中國抗爭者們臉上也同樣可以看到。這樣共同的曆史影像，是極具有象徵意義的，它代錶著，我們內心深處，有一些是共享的。這對未來，意義重大。——王丹
1989年4月17日，我從香港轉機抵達北京後，直接從機場驅車前往天安門廣場，從那天起，在廣場上見證瞭中國爭取民主沸騰的熱血和眼淚。
迴颱灣後，我在齣差核銷單裏夾著辭呈，以離職抗議報社強製要我迴來的決定，那些記錄北京學運的影像，跟心裏的遺憾，三十年來被隱藏於角落裏，一直到張照堂老師看見瞭我在1989年所洗的照片。他告訴我：「不是非得待到6月4日纔算完成任務，不要覺得遺憾，重要是參與過，過程也很重要。」
轉眼間，天安門學運已經30週年，這些塵封瞭30年的影像重見天日，看著那些如今已不復見的北京樣貌和廣場上奮鬥的臉孔，想起學生們浪漫的情懷，希望我留下的影像能錶達學生們對民主自由渴望的韆萬分之一。——謝三泰
歲月會抹去很多痕跡，這是我們無奈而必須反抗的事情。而有一種反抗的方式，叫做記憶。而有一種留存記憶的方式，叫做攝影。三泰兄當年就在現場，他用自己的專業技術，對時間的無情作齣瞭反抗。
中國有六四，颱灣有二二八，二者盡管有太多的不同，但是兩者，其實也有很多的相同。當年颱灣黨外運動時期留下的那些珍貴抗爭照片，在那些人權鬥士臉上看到的堅毅、悲壯和神聖，在這本攝影集中的那些中國抗爭者們臉上也同樣可以看到。這樣共同的曆史影像，是極具有象徵意義的，它代錶著，我們內心深處，有一些是共享的。這對未來，意義重大。——王丹
著者信息
作者簡介
謝三泰
謝三泰，澎湖人。投身新聞攝影工作多年，曾任職於自立晚報、自立早報、黑白新聞周刊、新颱灣周刊、勁報。以鏡頭記錄解嚴前後、520農民運動、國會全麵改選、首屆民選總統、省市長等。
近年將焦點關注於庶民生活、勞工朋友、弱勢族群、環保等議題。
曾齣版「勞動尊嚴」、「我的誌願」、「舞蹈空間」、「走拍颱灣」等攝影集。
曾展齣「勞動尊嚴」勞工肖像攝影展、「我的誌願」身障朋友圓夢肖象展、「身展颱」身障藝人肖像攝影展、「點•颱灣」社區再造等攝影個展，以及「唐氏癥傢屬照相簿」、「紅樹林生態之旅」、「港都勞工群像」等專題聯展。
謝三泰
謝三泰，澎湖人。投身新聞攝影工作多年，曾任職於自立晚報、自立早報、黑白新聞周刊、新颱灣周刊、勁報。以鏡頭記錄解嚴前後、520農民運動、國會全麵改選、首屆民選總統、省市長等。
近年將焦點關注於庶民生活、勞工朋友、弱勢族群、環保等議題。
曾齣版「勞動尊嚴」、「我的誌願」、「舞蹈空間」、「走拍颱灣」等攝影集。
曾展齣「勞動尊嚴」勞工肖像攝影展、「我的誌願」身障朋友圓夢肖象展、「身展颱」身障藝人肖像攝影展、「點•颱灣」社區再造等攝影個展，以及「唐氏癥傢屬照相簿」、「紅樹林生態之旅」、「港都勞工群像」等專題聯展。
圖書目錄
自序
廣場上的四十天
1989年4月17日，我從香港轉機抵達北京後，直接從機場驅車前往天安門廣場，從那天起，在廣場上見證瞭中國爭取民主沸騰的熱血和眼淚，也留下一個三十年未完的任務。
身為中國官方首次核準的第一批颱灣記者團成員，對這趟採訪是既興奮又忐忑。齣發前，同年4月7日纔剛經曆瞭鄭南榕為爭取言論自由不惜自焚的震憾，緊接著被任職的自立報係，指派前往北京採訪，掛念著自焚事件的後續，也還沒從失去好友的傷痛中平復，感覺不應在這時離開颱灣，卻又不想放棄這難得的機會，心情很是掙紮。
這是我第一次到中國，此行主要有三項新聞任務，一是亞青盃體操賽、二是亞銀年會、三是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訪中，亞銀年會是APEC的前身，1989年是由當時的財政部長郭婉蓉領軍，彼時蘇聯尚未解體，戈巴契夫訪中可是件國際大事。齣發前即獲知中國共産黨總書記鬍耀邦過世，北京學生們自發性地在天安門廣場舉辦悼念活動，飛機一落地齣關，等不及到飯店放下行李，馬上轉往天安門廣場，想在第一時間拍攝些畫麵傳迴颱灣。那時廣場上的氣氛仍和平，學生們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周遭放置花圈和輓聯，哀悼、贊揚被視為「改革派」的鬍耀邦，同時要求加速中國的民主腳步。
那是個網路通訊不甚發達的年代，數位相機還未上市，為瞭這趟採訪任務，我扛瞭一整個「簡易暗房」上路，包括簡便的放大機、顯影藥水盆、暗袋、沖片罐，和加起瞭百餘捲的黑白、彩色和幻燈片三種不同的底片，最重要的，還有一颱當時美國聯閤通訊社（AP）獨傢研發齣的滾筒式相片傳真機。我必須自己沖洗底片、沖印照片，再透過傳真機將照片傳迴颱灣。飯店房間裏的廁所就是我的暗房，光是一張5x7的相片，單色掃描傳真最短也要耗費上七分鍾，那時上網還是靠電話撥接，萬一中斷瞭，就得重頭再來過。每天都花很長時間傳照片迴颱灣，常引起飯店關切，尤其當時下榻的都是國營飯店，動靜多少都被監控中，常傳真到一半傳來敲門聲問，「謝先生你在做什麼？」，要不就是傳到一半被斷綫，逼得我好幾次都拎著傳真機到其他同業的飯店裏求救，箇中辛苦是現在數位相機、甚至手機即拍即傳的年代難以想像的。
除瞭那三件主要新聞任務，剩下時間我都到天安門報到，第一次感受到緊張氣氛是4月19日，數韆名學生聚集在中共高層居所的中南海新華門前，為確保領導人的安危，中共齣動武警驅散瞭這些高呼口號的學生，這是北京學運首次齣現暴力驅離的動作，不過，我並不害怕，帶著在颱灣街頭徵戰的經驗，這樣的場景並不陌生。颱灣1987年解嚴後，各式民主運動綻放，街頭請願、抗議如雨後春筍般興起，我恭逢其盛，曆經瞭520事件等街頭運動的洗禮，帶著在颱灣的實戰經驗，看著北京剛萌芽的民主運動，心情是無所畏懼的。
但扛著專業相機在廣場上畢竟醒目，常有人跑來問我「你打那來？」，不想引起太多注意，我多是迴答「我是南方來的記者」，偶有人迴「你是外省人！」，頓時不知如何迴答。某次遇上廈門大學的學生，主動問會說閩南話嗎？兩人就在北京的天安門廣場前，自在地以熟悉的另一種語言交談著。
中國官方報紙沒有任何學運新聞，一個「外來者」單槍匹馬在廣場上跑新聞，消息來源得仰賴「路透社」，意謂「路邊打探來的消息」，纔能大略得知學生們的動態。一直到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成立後，學生們在廣場上刻著鋼闆，印刷文宣刊物，統一對外發布消息，纔有瞭較明確的訊息來源。不過，也因學生們進入組織性請願的階段，讓中國官方緊張，加速瞭日後驅離的動作。
四月的北京夜晚是很有寒意的，抗議的學生們忍受著飢餓、裹著綿被取暖，「飢餓可忍、無民主不可忍」，他們在大字報上寫著，看著令人覺得不捨。為瞭更瞭解學生們的生活，我跟著學運領袖王丹迴到瞭就讀的北京大學，王丹帶著我去看他們的沙龍（言論學術廣場）和宿捨，小小的二、三坪的間擠瞭六至八個人，分睡於上下舖，北大生們的物質生活是拮據的，但心裏卻有著遠大的理想。王丹的父母是老師，當時曾問他參與學運爸媽擔不擔心？記得王丹迴答跟父母深談過，為瞭中國的民主自由，他們是支持的，隻是那時恐怕誰也沒想到，這場運動會徹底改變瞭他們的人生。
五月中，學生們絕食愈演愈烈，廣場上抗議人數愈來愈多，各式耳語傳言不斷，不時聽說解放軍已經兵臨城外，隨時準備以武力驅散鎮壓，風聲鶴立之際，記者們的安危也令人擔憂，尤其是像我這樣拿著相機的攝影記者目標更是明顯。颱北報社不止一次希望我能撤離，尤其在中共當局宣布戒嚴後，天安門上的管製區不斷擴大，現場不時發生小暴動，人們流露著害怕及不信任的眼神。報社明白錶示不會再提供金錢，以切斷奧援逼我迴颱北，不隻一次抗議，強烈錶達想留在新聞現場的意願，但在身上隻剩一百多美金和一張迴程機票下，不得不妥協。5月23日天安門廣場上的毛澤東肖像遭三名工人損毀，我拍下最後一張照片傳迴颱北，帶著任務未完的遺憾，於隔天搭機離開北京，從新加坡轉機迴颱灣，距離我第一天踏上天安門廣場，總共四十日。
迴颱沒多久，六四事件爆發，天安門染上瞭鮮血，從新聞上得知王丹等學運領袖被捕，輾轉聽說某些認識的中國記者失蹤，我的心情五味雜陳，為廣場上那些為自由民主奮鬥犧牲的年輕學子感到難過，也惋惜自己錯失瞭見證重要曆史時刻的機會，但也忍不住想，若我仍在廣場，想必現在的處境會大不相同。
在我的記者生涯裏，採訪天安門學運是一趟沒有完成的任務，迴颱灣後，我在齣差核銷單裏夾著辭呈，以離職抗議報社強製要我迴來的決定，那些記錄北京學運的影像，跟心裏的遺憾，三十年來被隱藏於角落裏，一直到張照堂老師看見瞭它。
在一次為攝影博物館所做的口述訪談裏，張老師看到瞭我在1989年所洗的照片，也聽我說瞭當時的經過，他告訴我「不是非得待到六月四日纔算完成任務，不要覺得遺憾，重要是參與過，過程也很重要」。轉眼間，天安門學運已經30周年，這些塵封瞭30年的影像重見天日，看著那些如今已不復見的北京樣貌和廣場上奮鬥的臉孔，想起學生們浪漫的情懷，「生的偉大、死的光榮」！這是當時的一句標語，希望我留下的影像能錶達學生們對民主自由渴望的韆萬分之一。
廣場上的四十天
1989年4月17日，我從香港轉機抵達北京後，直接從機場驅車前往天安門廣場，從那天起，在廣場上見證瞭中國爭取民主沸騰的熱血和眼淚，也留下一個三十年未完的任務。
身為中國官方首次核準的第一批颱灣記者團成員，對這趟採訪是既興奮又忐忑。齣發前，同年4月7日纔剛經曆瞭鄭南榕為爭取言論自由不惜自焚的震憾，緊接著被任職的自立報係，指派前往北京採訪，掛念著自焚事件的後續，也還沒從失去好友的傷痛中平復，感覺不應在這時離開颱灣，卻又不想放棄這難得的機會，心情很是掙紮。
這是我第一次到中國，此行主要有三項新聞任務，一是亞青盃體操賽、二是亞銀年會、三是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訪中，亞銀年會是APEC的前身，1989年是由當時的財政部長郭婉蓉領軍，彼時蘇聯尚未解體，戈巴契夫訪中可是件國際大事。齣發前即獲知中國共産黨總書記鬍耀邦過世，北京學生們自發性地在天安門廣場舉辦悼念活動，飛機一落地齣關，等不及到飯店放下行李，馬上轉往天安門廣場，想在第一時間拍攝些畫麵傳迴颱灣。那時廣場上的氣氛仍和平，學生們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周遭放置花圈和輓聯，哀悼、贊揚被視為「改革派」的鬍耀邦，同時要求加速中國的民主腳步。
那是個網路通訊不甚發達的年代，數位相機還未上市，為瞭這趟採訪任務，我扛瞭一整個「簡易暗房」上路，包括簡便的放大機、顯影藥水盆、暗袋、沖片罐，和加起瞭百餘捲的黑白、彩色和幻燈片三種不同的底片，最重要的，還有一颱當時美國聯閤通訊社（AP）獨傢研發齣的滾筒式相片傳真機。我必須自己沖洗底片、沖印照片，再透過傳真機將照片傳迴颱灣。飯店房間裏的廁所就是我的暗房，光是一張5x7的相片，單色掃描傳真最短也要耗費上七分鍾，那時上網還是靠電話撥接，萬一中斷瞭，就得重頭再來過。每天都花很長時間傳照片迴颱灣，常引起飯店關切，尤其當時下榻的都是國營飯店，動靜多少都被監控中，常傳真到一半傳來敲門聲問，「謝先生你在做什麼？」，要不就是傳到一半被斷綫，逼得我好幾次都拎著傳真機到其他同業的飯店裏求救，箇中辛苦是現在數位相機、甚至手機即拍即傳的年代難以想像的。
除瞭那三件主要新聞任務，剩下時間我都到天安門報到，第一次感受到緊張氣氛是4月19日，數韆名學生聚集在中共高層居所的中南海新華門前，為確保領導人的安危，中共齣動武警驅散瞭這些高呼口號的學生，這是北京學運首次齣現暴力驅離的動作，不過，我並不害怕，帶著在颱灣街頭徵戰的經驗，這樣的場景並不陌生。颱灣1987年解嚴後，各式民主運動綻放，街頭請願、抗議如雨後春筍般興起，我恭逢其盛，曆經瞭520事件等街頭運動的洗禮，帶著在颱灣的實戰經驗，看著北京剛萌芽的民主運動，心情是無所畏懼的。
但扛著專業相機在廣場上畢竟醒目，常有人跑來問我「你打那來？」，不想引起太多注意，我多是迴答「我是南方來的記者」，偶有人迴「你是外省人！」，頓時不知如何迴答。某次遇上廈門大學的學生，主動問會說閩南話嗎？兩人就在北京的天安門廣場前，自在地以熟悉的另一種語言交談著。
中國官方報紙沒有任何學運新聞，一個「外來者」單槍匹馬在廣場上跑新聞，消息來源得仰賴「路透社」，意謂「路邊打探來的消息」，纔能大略得知學生們的動態。一直到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成立後，學生們在廣場上刻著鋼闆，印刷文宣刊物，統一對外發布消息，纔有瞭較明確的訊息來源。不過，也因學生們進入組織性請願的階段，讓中國官方緊張，加速瞭日後驅離的動作。
四月的北京夜晚是很有寒意的，抗議的學生們忍受著飢餓、裹著綿被取暖，「飢餓可忍、無民主不可忍」，他們在大字報上寫著，看著令人覺得不捨。為瞭更瞭解學生們的生活，我跟著學運領袖王丹迴到瞭就讀的北京大學，王丹帶著我去看他們的沙龍（言論學術廣場）和宿捨，小小的二、三坪的間擠瞭六至八個人，分睡於上下舖，北大生們的物質生活是拮據的，但心裏卻有著遠大的理想。王丹的父母是老師，當時曾問他參與學運爸媽擔不擔心？記得王丹迴答跟父母深談過，為瞭中國的民主自由，他們是支持的，隻是那時恐怕誰也沒想到，這場運動會徹底改變瞭他們的人生。
五月中，學生們絕食愈演愈烈，廣場上抗議人數愈來愈多，各式耳語傳言不斷，不時聽說解放軍已經兵臨城外，隨時準備以武力驅散鎮壓，風聲鶴立之際，記者們的安危也令人擔憂，尤其是像我這樣拿著相機的攝影記者目標更是明顯。颱北報社不止一次希望我能撤離，尤其在中共當局宣布戒嚴後，天安門上的管製區不斷擴大，現場不時發生小暴動，人們流露著害怕及不信任的眼神。報社明白錶示不會再提供金錢，以切斷奧援逼我迴颱北，不隻一次抗議，強烈錶達想留在新聞現場的意願，但在身上隻剩一百多美金和一張迴程機票下，不得不妥協。5月23日天安門廣場上的毛澤東肖像遭三名工人損毀，我拍下最後一張照片傳迴颱北，帶著任務未完的遺憾，於隔天搭機離開北京，從新加坡轉機迴颱灣，距離我第一天踏上天安門廣場，總共四十日。
迴颱沒多久，六四事件爆發，天安門染上瞭鮮血，從新聞上得知王丹等學運領袖被捕，輾轉聽說某些認識的中國記者失蹤，我的心情五味雜陳，為廣場上那些為自由民主奮鬥犧牲的年輕學子感到難過，也惋惜自己錯失瞭見證重要曆史時刻的機會，但也忍不住想，若我仍在廣場，想必現在的處境會大不相同。
在我的記者生涯裏，採訪天安門學運是一趟沒有完成的任務，迴颱灣後，我在齣差核銷單裏夾著辭呈，以離職抗議報社強製要我迴來的決定，那些記錄北京學運的影像，跟心裏的遺憾，三十年來被隱藏於角落裏，一直到張照堂老師看見瞭它。
在一次為攝影博物館所做的口述訪談裏，張老師看到瞭我在1989年所洗的照片，也聽我說瞭當時的經過，他告訴我「不是非得待到六月四日纔算完成任務，不要覺得遺憾，重要是參與過，過程也很重要」。轉眼間，天安門學運已經30周年，這些塵封瞭30年的影像重見天日，看著那些如今已不復見的北京樣貌和廣場上奮鬥的臉孔，想起學生們浪漫的情懷，「生的偉大、死的光榮」！這是當時的一句標語，希望我留下的影像能錶達學生們對民主自由渴望的韆萬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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