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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丹 推荐

　　1989年4月17日，我从香港转机抵达北京后，直接从机场驱车前往天安门广场，从那天起，在广场上见证了中国争取民主沸腾的热血和眼泪。

　　回台湾后，我在出差核销单里夹着辞呈，以离职抗议报社强制要我回来的决定，那些记录北京学运的影像，跟心里的遗憾，三十年来被隐藏于角落里，一直到张照堂老师看见了我在1989年所洗的照片。他告诉我：「不是非得待到6月4日才算完成任务，不要觉得遗憾，重要是参与过，过程也很重要。」

　　转眼间，天安门学运已经30週年，这些尘封了30年的影像重见天日，看着那些如今已不复见的北京样貌和广场上奋斗的脸孔，想起学生们浪漫的情怀，希望我留下的影像能表达学生们对民主自由渴望的千万分之一。——谢三泰

　　岁月会抹去很多痕迹，这是我们无奈而必须反抗的事情。而有一种反抗的方式，叫做记忆。而有一种留存记忆的方式，叫做摄影。三泰兄当年就在现场，他用自己的专业技术，对时间的无情作出了反抗。

　　中国有六四，台湾有二二八，二者尽管有太多的不同，但是两者，其实也有很多的相同。当年台湾党外运动时期留下的那些珍贵抗争照片，在那些人权斗士脸上看到的坚毅、悲壮和神圣，在这本摄影集中的那些中国抗争者们脸上也同样可以看到。这样共同的历史影像，是极具有象征意义的，它代表着，我们内心深处，有一些是共享的。这对未来，意义重大。——王丹

 

作者简介

谢三泰

　　谢三泰，澎湖人。投身新闻摄影工作多年，曾任职于自立晚报、自立早报、黑白新闻周刊、新台湾周刊、劲报。以镜头记录解严前后、520农民运动、国会全面改选、首届民选总统、省市长等。

　　近年将焦点关注于庶民生活、劳工朋友、弱势族群、环保等议题。
　　曾出版「劳动尊严」、「我的志愿」、「舞蹈空间」、「走拍台湾」等摄影集。

　　曾展出「劳动尊严」劳工肖像摄影展、「我的志愿」身障朋友圆梦肖象展、「身展台」身障艺人肖像摄影展、「点•台湾」社区再造等摄影个展，以及「唐氏症家属照相簿」、「红树林生态之旅」、「港都劳工群像」等专题联展。

 

自序

广场上的四十天

　　1989年4月17日，我从香港转机抵达北京后，直接从机场驱车前往天安门广场，从那天起，在广场上见证了中国争取民主沸腾的热血和眼泪，也留下一个三十年未完的任务。

　　身为中国官方首次核准的第一批台湾记者团成员，对这趟採访是既兴奋又忐忑。出发前，同年4月7日才刚经历了郑南榕为争取言论自由不惜自焚的震憾，紧接着被任职的自立报系，指派前往北京採访，挂念着自焚事件的后续，也还没从失去好友的伤痛中平复，感觉不应在这时离开台湾，却又不想放弃这难得的机会，心情很是挣扎。

　　这是我第一次到中国，此行主要有三项新闻任务，一是亚青盃体操赛、二是亚银年会、三是苏联领导人戈巴契夫访中，亚银年会是APEC的前身，1989年是由当时的财政部长郭婉蓉领军，彼时苏联尚未解体，戈巴契夫访中可是件国际大事。出发前即获知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过世，北京学生们自发性地在天安门广场举办悼念活动，飞机一落地出关，等不及到饭店放下行李，马上转往天安门广场，想在第一时间拍摄些画面传回台湾。那时广场上的气氛仍和平，学生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周遭放置花圈和輓联，哀悼、赞扬被视为「改革派」的胡耀邦，同时要求加速中国的民主脚步。

　　那是个网路通讯不甚发达的年代，数位相机还未上市，为了这趟採访任务，我扛了一整个「简易暗房」上路，包括简便的放大机、显影药水盆、暗袋、沖片罐，和加起了百余卷的黑白、彩色和幻灯片三种不同的底片，最重要的，还有一台当时美国联合通讯社（AP）独家研发出的滚筒式相片传真机。我必须自己沖洗底片、沖印照片，再透过传真机将照片传回台湾。饭店房间里的厕所就是我的暗房，光是一张5x7的相片，单色扫描传真最短也要耗费上七分钟，那时上网还是靠电话拨接，万一中断了，就得重头再来过。每天都花很长时间传照片回台湾，常引起饭店关切，尤其当时下榻的都是国营饭店，动静多少都被监控中，常传真到一半传来敲门声问，「谢先生你在做什么？」，要不就是传到一半被断线，逼得我好几次都拎着传真机到其他同业的饭店里求救，箇中辛苦是现在数位相机、甚至手机即拍即传的年代难以想像的。

　　除了那三件主要新闻任务，剩下时间我都到天安门报到，第一次感受到紧张气氛是4月19日，数千名学生聚集在中共高层居所的中南海新华门前，为确保领导人的安危，中共出动武警驱散了这些高唿口号的学生，这是北京学运首次出现暴力驱离的动作，不过，我并不害怕，带着在台湾街头征战的经验，这样的场景并不陌生。台湾1987年解严后，各式民主运动绽放，街头请愿、抗议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我恭逢其盛，历经了520事件等街头运动的洗礼，带着在台湾的实战经验，看着北京刚萌芽的民主运动，心情是无所畏惧的。

　　但扛着专业相机在广场上毕竟醒目，常有人跑来问我「你打那来？」，不想引起太多注意，我多是回答「我是南方来的记者」，偶有人回「你是外省人！」，顿时不知如何回答。某次遇上厦门大学的学生，主动问会说闽南话吗？两人就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前，自在地以熟悉的另一种语言交谈着。

　　中国官方报纸没有任何学运新闻，一个「外来者」单枪匹马在广场上跑新闻，消息来源得仰赖「路透社」，意谓「路边打探来的消息」，才能大略得知学生们的动态。一直到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会成立后，学生们在广场上刻着钢板，印刷文宣刊物，统一对外发布消息，才有了较明确的讯息来源。不过，也因学生们进入组织性请愿的阶段，让中国官方紧张，加速了日后驱离的动作。

　　四月的北京夜晚是很有寒意的，抗议的学生们忍受着饥饿、裹着绵被取暖，「饥饿可忍、无民主不可忍」，他们在大字报上写着，看着令人觉得不舍。为了更了解学生们的生活，我跟着学运领袖王丹回到了就读的北京大学，王丹带着我去看他们的沙龙（言论学术广场）和宿舍，小小的二、三坪的间挤了六至八个人，分睡于上下舖，北大生们的物质生活是拮据的，但心里却有着远大的理想。王丹的父母是老师，当时曾问他参与学运爸妈担不担心？记得王丹回答跟父母深谈过，为了中国的民主自由，他们是支持的，只是那时恐怕谁也没想到，这场运动会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五月中，学生们绝食愈演愈烈，广场上抗议人数愈来愈多，各式耳语传言不断，不时听说解放军已经兵临城外，随时准备以武力驱散镇压，风声鹤立之际，记者们的安危也令人担忧，尤其是像我这样拿着相机的摄影记者目标更是明显。台北报社不止一次希望我能撤离，尤其在中共当局宣布戒严后，天安门上的管制区不断扩大，现场不时发生小暴动，人们流露着害怕及不信任的眼神。报社明白表示不会再提供金钱，以切断奥援逼我回台北，不只一次抗议，强烈表达想留在新闻现场的意愿，但在身上只剩一百多美金和一张回程机票下，不得不妥协。5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肖像遭三名工人损毁，我拍下最后一张照片传回台北，带着任务未完的遗憾，于隔天搭机离开北京，从新加坡转机回台湾，距离我第一天踏上天安门广场，总共四十日。

　　回台没多久，六四事件爆发，天安门染上了鲜血，从新闻上得知王丹等学运领袖被捕，辗转听说某些认识的中国记者失踪，我的心情五味杂陈，为广场上那些为自由民主奋斗牺牲的年轻学子感到难过，也惋惜自己错失了见证重要历史时刻的机会，但也忍不住想，若我仍在广场，想必现在的处境会大不相同。

　　在我的记者生涯里，採访天安门学运是一趟没有完成的任务，回台湾后，我在出差核销单里夹着辞呈，以离职抗议报社强制要我回来的决定，那些记录北京学运的影像，跟心里的遗憾，三十年来被隐藏于角落里，一直到张照堂老师看见了它。

　　在一次为摄影博物馆所做的口述访谈里，张老师看到了我在1989年所洗的照片，也听我说了当时的经过，他告诉我「不是非得待到六月四日才算完成任务，不要觉得遗憾，重要是参与过，过程也很重要」。转眼间，天安门学运已经30周年，这些尘封了30年的影像重见天日，看着那些如今已不复见的北京样貌和广场上奋斗的脸孔，想起学生们浪漫的情怀，「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是当时的一句标语，希望我留下的影像能表达学生们对民主自由渴望的千万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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