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
把《周易六十四卦經傳通釋》最後一卦最上一爻寫完，已是民國一○九年（二○二○）六月五日。距我〈周易乾卦釋義〉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四月在臺北《孔孟學報》刊出已四十四年。與三民書局簽約更長達四十六年之久。武俠小說上說「十年磨一劍」表示其劍鋒利無比；但一本解釋古代經典的書寫了四十多年，卻不免有許多疵瑕：例如：前後體例不一和見解不同等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經部總說》說到〈易類〉：「《易》之為書，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傳》所記諸占，蓋猶太卜之遺法。漢儒言象數，去古未遠也。一變而為京、焦，入於禨祥；再變而為陳、邵，務窮造化，《易》遂不切於民用。王弼盡黜象數，說以老莊；一變而胡瑗、程子，始闡明儒理；再變而李光、楊萬里，又參證史事。《易》遂日啟其論端，此兩派六宗已互相攻駁。」
《四庫全書總目》是清乾隆皇帝詔開「四庫全書館」，集合當時飽學之士：翰林院編修、檢討、庶吉士，共百餘人，並由皇六子、皇八子、皇十一子擔任「正總裁」。取「中秘所藏」（歷代留傳的皇家圖書館藏書），更向民間徵求藏書，合計有三千四百六十種，分成經、史、子、集四部分，故稱「四庫」。《總目》首先提到《易經》有「兩派六宗」（「兩派」指象數派和義理派。象數派，包括「占筮」、「象數」、「禨祥」三宗；義理派，包括「老莊」、「儒理」、「史事」三宗），這當然是當時飽學之士面對全國《易》學所有書籍，作歸納、分析的成果。這是不容置疑的。只是這兩派六宗已「互相攻駁」的現象，我很不以為然。「兩派六宗」同出一源，只是重點不同。可以互補，而用不著互相攻駁。
以我個人來說，早年比較喜歡新文藝，不太愛讀線裝書。所以唸大學時不曾選修《易經》。一直到讀研究所，規定要圈點十三經，才接觸到《易經》。後來碩士論文《史記漢書儒林傳研究》，就不得不把群經作粗淺的研究；寫博士論文《魏晉南北朝易學書考佚》時，才認真地「一頭栽進《周易》中」，在兩派六宗中打轉。
《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說》說到《易經》「兩派六宗已互相攻駁」，這當然是從《易》學書歸納出的「事實」。不過我個人是「死不悔改」的融合派、和平派。覺得「兩派六宗」固然是《周易》發展史上存在的現象，但是，不應「互相攻駁」，而要「互相連繫，互相補充」。我這本《通釋》之所以在《易經》部分，先於「卦名」、「爻名」下說「象數」大旨，「占筮」之法，原因在此。在這部分，我最重要的參考書是唐代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和清代李道平的《周易集解篹疏》。《集解》，我用的是臺北學生書局影印的「古經解彙函」本；《篹疏》我用的是臺北文鋒出版社影印的「光緒辛卯三餘草堂藏版」本。可惜於「禨祥」，我一竅不通，只能從缺了。
至於義理，關乎老莊者，當然以魏王弼、韓康伯《注》為主。唐孔穎達主編《五經正義》，其中《周易正義》是以王、韓《注》為底本而成《疏》。雖說「疏不破注」，但孔穎達的《周易正義》多多少少已滲入一些儒家義理，並且時有象數的遺意，為李鼎祚《集解》所引用。《周易注疏》，我用的是臺灣藝文印書館影印清嘉慶二十一年（一八一六）南昌學堂重刊宋本。
義理派儒理宗，最重要的代表作，當為北宋程頤的《伊川易傳》、南宋朱熹的《周易本義》，以及明季王夫之的《船山易學》。這三本書我當然經常翻閱。而運用得最多的，一是清初納蘭成德所編的《大易集義粹言》，清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鍾謙鈞重刊，粵東書局印行的《通志堂經解》本，臺灣大通書局於民國五十八年（一九六九）影印出版。又一為清康熙由大學士李光地擔任「總裁」的《周易折中》，據原書〈御製周易折中序〉，此書於「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六）春告成而傳之天下」；我依據的本子是清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十月浙江巡撫馬新貽摹刊本，民國六十年（一九七一）臺灣真善美出版社影印本，是臺師大同班好友吳怡送我的。吳怡當時逛真善美出版社，看到此書，已賣到只剩兩部了。於是全買了回來，一部自用，一部送給我。後來大陸也出版了此書簡體字版，承山東大學劉大鈞教授託臺大黃沛榮兄送給我一部。我心存感激，更為《易》學界朋友，每能互助互勉，以此為傲為榮。
現在要說史事《易》了。《四庫全書總目》特別提到李光、楊萬里。說來也巧，一九八八年高雄師院國文研究所研究生黃忠天寫的碩士論文《楊萬里易學之研究》，就是由我指導的。忠天對史事《易》大發興趣，後來博士論文專研史事《易》，由高師院國研所應裕康所長親自指導。獲得博士學位後，繼續留高師大任教，並為高師大經學研究所創所所長，治學興學，成就非凡。又一九九五年，臺灣師範大學國研所研究生林麗雯寫的碩士論文《李光史事易研究》，也請我為指導教授。麗雯胞姐林麗真是臺大中研所《易》學名教授。家學淵源，麗雯的碩論也是一流的。因此我這本《通釋》，言及史事的反不多，有忠天、麗雯之書在前，足堪閱讀故也。
寫到這裡，我忽然想起兩句說笑的話：「歷史的人名都是真的，但事情卻是假的；小說的人名都是假的，但事情都是真的。」文學之為語言藝術，其與歷史密切關係，於此可見。又亞里士多德曾說：「藝術模倣自然。」包括宇宙間所有事物的存在與運動，和人生的存在和活動。見其《詩學》一書，我在拙著《修辭學‧摹況》章曾作簡要的解說，此不贅述。亞里士多德又有《超越自然科學》一書，日本和中國都把它譯為《形上學》，拙著《周易縱橫談》中有〈「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析議〉一文，詳加討論，敬請讀者參閱，此亦不多說。既然文學之作為語言藝術，模倣著自然；哲學亦在自然科學之上，概括了自然。因而用文學所記錄的自然，作為概括自然的哲學的實證，可說是天經地義的。因而史事易是可以擴大到以文學為例證的地步。我在中學時代看過許多文學作品，到老年寫《易經通釋》時，文學作品中的故事早已忘得一乾二淨，雖然偶有筆及，但為數不多。這也很好，可以留給年輕者多一條路：用文學中的史詩、敘事散文、小說、戲劇來解說《周易》。
在此〈跋〉一開始，我曾提出《通釋》有前後體例不一和見解不同的缺憾。本想從頭再修訂一次。一位學生坦白對我說：「老師，你來不及了。就這樣也很好啊，可以從中獲知老師《易》學思想發展的歷程。」我覺得這位學生說的也很有道理（怪不得他姓名就叫「黃明理」）。所以我在《乾坤經傳通釋》根本未提過《周易集解》。這樣還有一個好處：《乾坤通釋》文字已很多，要是再加《集解》及其注釋，怕會把讀者嚇跑了。所以早年寫的幾卦多不提《集解》說，而後寫的逐漸詳釋之，而對「象數」也逐逐漸漸產生「了解之同情」。例如：不正之爻，皆當變而之正，以成既濟定。我後來覺得也可能有幾分必要。蘇東坡詞〈水調歌頭‧中秋大醉，兼懷子由〉：「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有些逆境，碰到了也就碰到了，設法改變就是了。又如「互體」，我想起遊黃山時，導遊再三提醒我們：「看山不走路，走路不看山。」原來黃山小路，多半一邊是懸崖，要是又看山又走路，很可能一步踩空，掉下懸崖去。而黃山每向前走一步，風景就全變了，這不正是「互體」麼：初二三是一格局，二三四又是一格局，三四五格局又變了，四五上格局更完全不同了。遊黃山固然如此，整個人生又何嘗有異！中學不同於小學，大學又不同於中學，再後就業又不同於就學，由基層幹部到領導階層也有不同標準。但總要認清目標，記取教訓；不忘初心，愛國愛家。「互體」：當如是觀，與生命發展歷程是一致的，並不矛盾衝突。
至於我於《通釋》全書，初未齒及《集解》象數說，而中途詳言之。就「學習心理學」上還有一層意思，當我把讀者引進《周易》的天地中，先欣賞《周易》花果莖葉之美，然後再追尋其根鬚的樣子。就像我們遊覽某些大型植物園，常見有塊巨大園地，泥土四周全是厚玻璃，外面還加一層鐵片遮蔽著，參觀時，掀起鐵片，於是清楚看到根鬚是怎樣的。《通釋》先談義理，再說象數，理由就是這樣。《文心雕龍‧序志》云「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也。至於起先未講的象數，你在中間看了我講的之後，再回頭自己尋思，必能完全了解。我個人求學過程中，覺得良師啟發外，自己慎思明辨，是很必要的。
再說「象數」的「數」，可能是「數位」的意思。乾卦六爻，「九」是老陽之「數」；而初、二、三、四、五、上，便是「位」了。這是很明顯的例子。又如未濟上九，「九」是數；在「未濟」卦最「上」面，便是位了。「位」，不僅指在一卦的爻位，也包括「卦」在內。在此卦的上九，即不同於在彼卦的上九；都稱作「上九」，爻辭象占則不同，正因位處的卦不一樣了。
又「象數」，我覺得兩字顛倒一下，作「數象」更好。如乾卦六爻，先有「初九」之數，再有「潛龍」之象，最後才是「勿用」之占。三百八十四爻如此，六十四卦卦名亦然。總是先說某下某上，還是數位。所以我說《周易》是中國數本位哲學的巨著。
整部《周易六十四卦經傳通釋》寫好了。我再次與《周易注疏》核對一下：「經」部卦爻辭一字不漏，全注譯了；「傳」部〈彖傳〉、〈象傳〉、〈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也全寫到了。〈繫辭傳〉大部分講的是《周易》的大道理，非單說某一卦某一爻，因而大部分未寫到。當年讀《易》，總覺得〈說卦傳〉前三章講窮理盡性，六畫成卦，六位成章，數往知來：義理性極高，與第四章以下只講八卦之象：如雷以動之，風以散之，乾為馬，坤為牛，絕不相同，百思不得其解，及後長沙馬王堆帛書《周易》出土，才發現今傳本〈說卦傳〉前三章與〈繫辭傳下〉部分文字都見於帛書本《易傳》〈衷〉中。而今傳本〈說卦傳〉第四章以下文字，帛書則無。這證明了〈說卦傳〉前三章與第四章以下，本來就不在同篇，故其言不同如此。
四十六年前我與三民書局簽約，今日總算履約。要是振強兄在世之時，我能交卷，那該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