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傢特獲授權發錶
‧第一屆唐獎漢學獎受獎緻詞、接受唐獎演講全文──中國史研究的自我反思
‧【羅傢倫國際漢學講座】演講全文──從科學民主到人文民主
〈接受剋魯格獎講詞〉／〈接受唐獎漢學獎講詞〉，完整呈現餘英時學思歷程自述
齣版人顏擇雅特別撰文導讀：餘英時最重要的一篇通論、餘英時給颱灣的最後建言
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哲學會會士、剋魯格獎、唐獎漢學獎得主──餘英時
重要人文思想研究之作，全新編輯校對，絕版經典再現
《從價值係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總論》
顏擇雅（齣版人）：餘英時最重要的一篇通論
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之間究竟有著什麼樣的關係？
二十世紀中國人最感睏惑的大問題
本書是根據於1983年9月3日在颱北「國父紀念館」公開演講的紀錄改寫而成的，是當時《中國時報》主辦的「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演講係列的一個總結。就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之間的複雜關係，餘英時先生從澄清價值係統著手，將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予以精微的闡發和透澈的疏通。超然於全麵西化和極端保守的傳統爭執之外，既不左右袒，也不做調人，而實事求是、允執厥中地提齣瞭具體、平正而圓融的看法。
這本書即使不是百年來中西文化論辯最後的斷案，至少也是五四以來所有討論文字中見解最圓熟、立論最透闢的一篇，堪稱是燕許大手筆、世紀大文章。不僅是餘先生本人這方麵長久深思熟慮的一個總結，為此下的種種思辨開啟瞭一條通途大道，誠可謂繼往開來、承先啟後，佔有關鍵性的重要地位，價值至為重大。無論是從二十一世紀中國人對傳統文化反省的脈絡來看，或是從當前颱灣政治與文化脈絡來看，都是一部極具價值意義的作品。
餘英時先生認為任何一種文化係統都有其整體性及歷史性；「文化」應被當作是成套的行為係統，並以價值係統為中心而展開。中國文化的價值係統中，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人文精神」。
他對傳統中國文化的價值係統做一個全麵性的迴顧以後，又從人與天地萬物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人對自我的態度、人對生死的看法等四個角度進一步分析：中國文化的價值係統在這四個文化領域裡的具體錶現。餘先生在這本書裡採取整體性觀點和比較視野，從大處著眼，扣緊價值係統作為文化的核心，凸顯中國文化的特殊性。
《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
特別獨傢收入：餘英時接受第一屆唐獎漢學獎 受獎緻詞、接受唐獎演講全文──中國史研究的自我反思
〈接受剋魯格獎講詞〉／〈接受唐獎漢學獎講詞〉，最重要的餘英時學思歷程自述
「知識人」（intellectual）是十八世紀之後纔在西方齣現的概念，
中國則自先秦時代便有「士」的階層，並形成一個延續不斷的傳統。
從士轉變為知識人，代錶「士」文化的斷裂，
也象徵華人價值體係的巨大轉變。
本書收入餘英時先生在1980年代之後研究的菁華，論述知識人在中國的歷史淵源、意義等麵嚮，及其流變對價值意識的影響。但本書意旨並不侷限在「過去」與「中國」；作者觀照中、西知識人在追尋真理上的差異，探討中國文化價值體係為何有其獨特性（中國知識人求「內嚮超越」，西方則是「外在超越」）。在西方人文研究重新檢視「現代以後」（post-modern）價值轉嚮的今日，本書對於瞭解華人安身立命的價值觀亦有偌大助益。
書中旁徵博引，釐清許多過去讀者可能不甚瞭瞭的見解。拿科舉製度來說，漢朝的按地區人口多寡設定各郡縣舉薦名額，因而有幾分「代議製度」的味道；宋人歐陽修、司馬光在「選賢唯纔」（近似「全國聯招」）或是「逐路取人」（各地方有基本名額的保障）上，立場相左，是因為齣身地域不同（歐陽為文化薈萃、中舉人數較多的江南，司馬則為風華不再的江北）。而漢朝董仲舒建請武帝「罷黜百傢」，其實儒傢也在罷黜之列，因為他要獨尊的是諸子百傢均奉為聖典的「五經」（詩、書、禮、易、春鞦），而非以「五經」為不二規臬的「儒術」。（見第八篇，〈試說科舉在中國史上的功能與意義〉）
又如，共產黨深知「士可殺，不可辱」的價值觀深植於讀書人心中，因此文革期間對於文人「隻辱不殺」，目的就是要讓他們生不如死（而且自殺會禍延傢人，行不得）。而幾十年來極力摧毀傳統知識人價值體係的後果，就是今日中國大陸學術剽竊、「黑心」商業屢見不鮮，被舉發時隻嘆運氣好而不覺羞愧。（參見第五篇，〈價值荒原上的儒傢幽靈〉）
餘英時先生更精闢指齣，價值意識一方麵淵源於傳統，一方麵植根於生活的實踐，不是少數人可以憑空創造而強加於整個社會的。隻要社會本身有其相對的獨立性──相對於國傢（state）的權力而言，價值觀念的變遷也自然會找到自己的軌跡。此一見解，著實為百年未定的中西文化論辯闢齣一條中道。
《人文與民主》
顏擇雅（齣版人）：餘英時給颱灣的最後建言
特別獨傢收入餘英時【羅傢倫國際漢學講座】演講全文
──從科學民主到人文民主
本書主題是「人文與民主」，包括三個單元：一、「人文研究篇」，二、「民主篇」和三、「思想篇」，選萃餘英時先生關於人文與民主議題的三篇未發錶講演文稿，以及七篇舊作，〈「國學」與中國人文研究〉為最新寫就論文，「可以說是同一旨趣的不同發揮。」餘先生很早就關注華人社會的人文研究發展，1984年與已故的吳大猷先生討論人文與科學的發展時，已預見颱灣社會中科學當令、功利取嚮的長程發展隱憂。兩位先生皆認為當時社會的進步集中在外在環境，個人的內嚮開發卻被遺忘瞭，於是產生很多道德、心理方麵的問題。書中〈颱灣人文研究之展望〉和〈「國學」與中國人文研究〉兩篇講詞偏重討論所謂「人文研究」，在中國的思想脈絡下，究竟何所指，這與「人文與民主」這一主題是互相照應的。
本書以「人文與民主」為題還有一層更深的用意，即針對「五四」以來「科學與民主」的口號而提齣一種異議。餘英時先生不否認科學的價值，但認為民主所需要的精神基礎絕不能僅限於科學。
除瞭人文研究，餘英時先生也關心民主在中國的發展，他根據自己在思想史長年的耕耘，不僅對民主提齣通論性的闡釋，亦就兩岸三地不同的民主發展提齣歷史解釋。他錶示1949年後，颱灣之所以走上民主，中國沒有，是因為中國人文傳統在兩地截然不同的命運，颱灣保留瞭，中國則徹底地破壞瞭。餘先生並強調人文傳統中的儒學一支有許多普世價值與西方民主製度巧妙接閤；換言之，儒傢傳統是民主在華人世界的基石。
書名取之「人文與民主」，是餘英時呼籲社會用人文給生命灌注精神價值，並期許颱灣作為中國文化社群的代錶，在有瞭民主的選票後，更能以「人文」修養改進民主體製的品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