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
謝宗林
譯者的任務，除了翻譯本身的信、達、雅，依例要多說幾句，一方面希望有助於讀者理解作者的意思，增加閱讀興趣，而另一方面，提供一些參考資料，方便有興趣的朋友進一步探究相關議題。
米塞斯在本書剖析納粹或民族社會主義德意志工人黨(National 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一個典型的極權國家締造者──興起的歷史背景與原因，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典型的總體戰──發生的原因，並認為關鍵在於社會思潮或意識形態的轉變──人們從原先嚮往自由、人權和自決等個人主義價值，轉向崇拜國家至上主義和政府全能，從而致力於極權主義，致力於創造條件方便政府管理人間一切事務，包括公民個人的閒暇享樂時間如何使用。前一股思潮或意識形態（簡稱自由主義）的流行，「導致獨裁政府瓦解、民主政治建立、資本主義演進、生產技術改善，和史無前例的生活水準提升。」而後一股思潮得勢後，使人們「渴望賦予政府──壟斷強制與脅迫的社會機構──一切權力……為邁向更多政府干預企業的每一步高聲歡呼，推崇這是在往更為完美的世界前進……深信政府將使人間變為天堂。」「然而在我們這個（工業主義與）國際分工的時代，數十個主權獨立的民族國家分別在其國內實施極權主義，是一個自相矛盾的概念。（因為基於地表上自然資源分布不平均的）經濟考量，必然促使每一個極權主義政府覬覦世界霸權。」總而言之，納粹主義及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不過是政府全能與國家至上主義在全世界流行，遇上德國特殊民族主義志在爭取更多民族生存空間的結果。
照作者本人所言，針對前述主題，本書不僅「概要描述究竟發生了哪些變化與事件，以致形成現代德國與歐洲這樣不幸的事態」還「試圖糾正許多流行的錯誤；這些錯誤源自一些嚴重扭曲歷史事實的傳說，以及一些曲解經濟發展與政策的學說。因此，本書既處理歷史，也處理社會學與經濟學的根本議題……力求不忽略任何若要充分描述這世界的納粹問題，就必須加以闡明的觀點。」讀者或許會感到納悶，專題的歷史研究為什麼還須處理「社會學與經濟學的根本議題」？這是因為「歷史並不是過去事件的一個臨摹、復刻，而是一個濃縮的概念化描寫。歷史學家不會只讓歷史事件自說自話、不加以解釋，而是會根據某個通盤想法介紹歷史事件，以及根據這個想法背後的一些理念，安排歷史事件。他只介紹與他所採通盤想法有關的事實，不會滴水不漏的介紹所有發生的事實。他不會毫無預先設想就著手處理歷史文件，相反的，他必然會運用當代科學知識所提供的全套（理論）工具，亦即，應用當代邏輯學、數學、行為學和自然科學給予他的一切教誨。」 而如果他運用了一些早經證明為非的理論，那麼他所鋪陳的歷史，便會像中國古代的歷史學家以皇帝無德解釋天災地變那樣，只是胡說八道、毫無認知價值。因此本書既處理歷史，也處理經濟學一些根本的理論問題，批駁一些流行的、以錯誤的理論為根據的歷史傳說和神話，所以內容極為豐富。然而，由於篇幅有限，所以有些議題的處理難免失之簡略，恐會讓讀者跟不上推理的步伐。如果遇到這樣的情況，讀者不妨考慮將《人的行為：經濟學專論》──此書充分闡述人的行為本質、行為理論與歷史的關係、經濟學理論的先驗基礎與性質、俗稱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概念、先驗但真實發揮作用的經濟法則或市場法則、社會主義、干預主義，以及經濟學的社會地位）列為延伸閱讀的標的，一定會有所收穫。
讀完本書後，讀者或許會覺得，本書似乎有一個應處理而未處理的問題。既然社會思潮從主張私有財產權、自由貿易、自由市場經濟、消費者主權至上與民主政治的自由主義，轉為主張經濟民族主義（拒絕自由貿易）與全能政府的國家至上主義，影響如此重大，為什麼本書沒處理：自由主義的潮流怎麼會退卻，乃至被導致災難的國家至上主義（包含社會主義和干預主義）所取代呢？本書所以沒處理這個問題，乃是因為歷史事件（譬如：社會思潮的改變）的成因和其影響兩者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繫。本書只處理社會思潮改變的影響，至於思潮改變的原因，則是另一個雖然可能和其影響有關、但未必一定相關的歷史課題。對這個歷史課題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考慮延伸閱讀米塞斯的另一本著作《理論與歷史：對社會與經濟演變的一個解讀》，特別是其中的第十六章〈目前的一些趨勢與未來〉。
最後，祝讀者有一個愉快的閱讀經驗。
謝宗林
2022.07.26
導讀
「政府萬能」vs. 「市場機能」—導讀《全能政府》
吳惠林／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自2020年初武漢肺炎(Covid-19)全球流行以來，各國政府的「管制力」就快速膨脹，專制共產國家的「全面管控」固不必說了，連自由民主國家都左派社會主義掛帥，各種「干預」措施紛紛出籠。在「清零政策」下，封城、隔離等等限制人民自由的措施，在「保障生命安全」大纛下大量實施，而「疫苗護照」更阻礙人民的就業、消費、旅遊等等社會經濟生活。這些種種干預措施，撇開隱藏在背後的「政治因素」不談，就消弭疫情和減少生命損失來說，是否真有效果？
政府強力管制封鎖有效嗎？
就美國這個政治民主、經濟自由的代表國度來說，近年來民主、共和黨左右派愈見對立，而「藍州」、「紅州」就是民主黨、共和黨主政的顏色劃分，保守主義的紅州抗拒聯邦政府的封鎖政策，社會主義的藍州則奉行封鎖政策。兩年來究竟哪一種做法較佳？
2022年4月20日史蒂芬．摩爾(Stephen Moor)這位經濟名家在英文《大紀元》發表〈兩年來我們從疫情學到什麼？—封鎖無效〉(What Have We Learned After 2 Years of Covid: Lockdowns Don't Work)一文，揭示他和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凱西．穆立甘(Casey Mulligan)，以及病毒學家費爾．克片(Phil Kerpen)聯名發表在國民經濟研究局(NBER)的研究，該研究旨在對美國各州在疫情表現的評分。
他們使用1.公民的健康狀況和Covid死亡率，2.經濟表現，以及3.兒童失去的上學天數三個指標作為評比。研究結論是：封鎖經濟和學校時間最長的州排名最差，因為封鎖令減少死亡數只有一點點效果，但對兒童造成嚴重損害。猶他州、蒙大拿州、佛羅里達州等州封鎖措施很少，經濟仍充滿活力、失業率低，而大部分學校仍然開放。表現最差的州是紐澤西州、紐約州、新墨西哥州、加州和伊利諾州。表現最好的是猶他州、內布拉斯加州、佛蒙特州、南達科他州和佛州。
他們特別就加州和佛州這兩個封鎖和開放代表州作比較，充份說明了什麼有效、什麼無效。加州嚴厲封鎖的結果，因破產和漫長的失業而破壞經濟；佛州大部分開放，生活如常。在校整人口年齡後，兩州的死亡率大致相同，所以加州紐森州長的「封鎖在加州挽救了數千人的生命」之說法是不正確的。
這項研究受到美國媒體和外國媒體熱烈報導。反對該研究的聲浪很大，但摩爾認為說服力很低，主要來自索羅斯集團(Soros Group)的「媒體很重要」(Media Matters)，除了聲稱「右傾」外，提不出連貫論點。
左翼人士對這項研究表示不認同，並憤怒表明，若有下次機會還是會採取封鎖政策。不過，摩爾認為封鎖政策不是基於科學，而民主黨人和社會主義者很鬱悶，因為他們無法解釋為何50個州的封鎖嚴重程度與死亡率間的相關性近於0，畢竟他們是主張封鎖可帶來安全和健康。摩爾說他們等了兩年多，還在繼續等有說服力的解釋。
這篇文章傳達了兩項訊息，一是「政府干預或管制政策」是無效的，而且還會產生不良效果，而晚近耳熟能詳的「愛之適足以害之」、「到地獄之路往往是好意所鋪成的」兩句東西方流行的話語就是傳神的闡述。最具代表性的干預政策就是「價格管制」，在基礎經濟學中都以「房租管制」和「最低工資率」兩者為例。不過，這些在傳統古典經濟學中認為「不證自明」的事況，在社會主義興起之後，如今卻都受棄置，不但政府的價格管制充斥，連最低工資率對失業的衝擊也受到挑戰，而且202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就頒給早在1995年便獲得美國經濟學界最高學術聲譽的克拉克獎章的學者大衛．卡德(David Card)，以肯定他實證得出「提高最低工資的負面影響很小，且不會使就業率下降，也不一定會使工作機會減少，對受僱人數也沒影響」，是關於「勞動市場」的新見解。
最低工資率已經全球化
儘管不少學者明確指出卡德的研究是有問題，而已故的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克(G.S. Becker)更在1995年就斬釘截鐵地說：「『提高最低工資會降低就業機會』的定論，連神通廣大的人都很難駁倒。既然政治人物的功力還沒有那麼高，就不應該試著提高最低工資。」而且卡德本人也明確表示，不會公開表明立場或做政策建議，但其研究卻時常被作為支持最低工資立法的有力論據。這也間接引證了這篇文章傳達的第二項訊息，那就是左派社會主義者或政府干預主義者往往提不出說服力高的論點，卻採用似是而非的研究結果，或用「種族主義」扣人「右傾」的帽子，甚至指稱「資產家走狗」來否定「反對干預政策」者的說法。
反對政府干預者所信奉的是資本主義或市場機能，或者是自由經濟或市場經濟，如今則被強加指責認為是「市場萬能」論者。其實，政府干預或管制，往往不知不覺落入「全能政府」而不自知。平實而言，「市場萬能」或「全能政府」指涉的就是「政府的角色是什麼？」以及「個人自由」究竟是如何的問題。奧國學派大師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在1944年出版的《官僚制》(Bureaucracy)〈前言〉開宗明義：
「當今社會與政治衝突的主要議題是：人是否該拋棄自由、私自開創進取和個人負責的精神，而選擇屈服於社會主義國——一個執行強制與脅迫的巨大機構——接受其監管？獨裁的極權主義體制是否該取代個人主義和民主體制？公民是否該被改造成為順民，在一支全民強制勞動隊伍裡當下屬，無條件遵守上司的命令？他是否該被剝奪最為珍貴的選擇權，不准他選擇自己的手段與目的，不准他塑造自己的生活？」
米塞斯將之化約成「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爭論所隱含的根本問題—在人的行為過程中，有無可能使用經濟計算的工具，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他在1944年運用人的行為理論於歷史觀察，寫成《官僚制》和《全能政府：極權國家與總體戰爭的興起》(Omnipotent Government: The Rise of the Total State and Total War)兩本小書來詮釋，前一本藉由比較與分析營利事業的利潤管理制和政府機構的官僚管理制，兩者運作方式的本質差異，為一般讀者介紹這個根本問題。
這一本《全能政府》則以國家至上主義概括社會主義和干預主義，明確表示「國家至上或政府掌權者與官僚至上」，來與資本主義或市場經濟的本質「消費者至上」或「消費者主權」或「公民自由至上」作對比，來凸顯問題之所在。
(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