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任何傳道人要對別的傳道人傳授講道之藝術，簡直是有勇而無謀。我當然不敢自以為是專家。相反的，我要承認，在講壇上我經常有「辭不達意」之苦，因我裡面雖有熱切的信息，卻連我的想法都無法傳達給人，更不用說傳達感覺了。我下了講壇之後，很少毫無失敗、懺悔之感，總要祈求神的赦免，並立定心意仰賴祂的恩典以求進步。
同時我承認（理由將在以下幾章中說明），我深信講道是傳福音並使教會健全發展不可或缺的。現代的情勢雖使講道更為困難，其必要性卻沒有絲毫減少。
論講道的書頁已不可勝數。我自己就讀了將近一百本論講道、溝通以及相關主題的書。既然如此，為什麼要再出一本呢？本書若有什麼特別之處，我想就是我試著把這個題材本應聯合，卻經常為人分開的幾方面聯絡起來。因此，在開頭的歷史綜覽裡，我盼望讀者會像我一樣，覺得講道事奉的確有說不出的「榮耀」，以致在第二章裡，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面對今天圍攻講道的許多問題。雖然在第五、六章中，我試著對怎樣做研究和準備講道提供實際的建議，我卻沒有談到講道的姿態、技巧和表情等。一部分原因是：這些唯有藉著作經驗豐富之傳道人的「學徒」，藉著嘗試和錯誤，並藉著接受善意的批評，才能學好；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我想要指明當務之急，因我相信講道最重要的祕訣顯然不是在技巧方面，而是在神學和個人方面。所以第三章談「講道的神學基礎」，第七、八章論傳道人本身的特質—真摰、誠懇、勇氣和謙卑。另外，基於與日俱增的體驗和信念，我特別強調「講道如築橋」（第四章）。真正的講道是橫跨聖經與現代世界之間深淵的橋梁，兩端必須同樣穩妥。
傳道人都知道理想與現實之間有痛苦的張力。有些讀者會覺得，本書不但引文太多，而且大部分取材的作品已經過時，離我們的處境十分遙遠。然而針對此部分，我只是想概括分享我閱讀的收穫。雖然我亦是憑自己的經驗自由、誠摰地寫作，但我若以此為限，就是自大。講道在教會裡的傳統已將近二十個世紀，並沒有間斷。歷世歷代偉大傳道人的事奉極其蒙神祝福，我們可以向他們學習之處甚多。依我看來，沒有理由因著處境與他們不同，就不分享他們的典範。
還有一些讀者會覺得，從某種角度而言，我是太理想化了；換句話說，我沒有充分考慮到今日令許多牧師苦惱的各種問題。他們工作過度，收入卻太低。他們承受知識、社會、道德和靈性方面無情的壓力，而我們的先輩卻沒有類似的問題。他們的士氣低沉。許多人忍受寂寞、氣餒和沮喪的折磨。有的人必須照顧好幾個村莊的會眾（我想起南印度教會的一位長老，他要兼顧三十個村莊的會眾，卻只有一輛腳踏車作探訪用）。有的人則在城裡沒落而被忽視的地區苦苦奮鬥，只有少數會友，其中並沒有領袖。我所定研究和準備的標準豈不是高不可攀？或許只適用於市區或近郊成立已久的教會，卻不適於猶在開拓教會的情況？是的，我的經驗確實主要侷限於倫敦的萬靈堂（All Souls Church），以及別處類似的教會，而我在寫作時也多半考慮到這樣的教會。但我亦已儘量考慮到其他的情況。
我相信我所闡明的理想是普世皆準的，只是在各種狀況下，必須稍作調整來適應。一名傳道人無論是在現代都市教會裡向廣大的會眾證道，或是在古老的歐洲鄉村教會古舊的講壇上傳信息，或是在一座荒廢已久的破落宅院中，與少數留下來的人擠在不通風的角落裡，或在拉丁美洲的茅屋，或非洲的樹下向一群農夫傳道，或在西方一個家庭裡不拘形式地與一小群人坐著談道；雖然環境極不相同，但講道的本質依然是一樣的。同樣的神的道，同樣的人，同樣是會犯錯的傳道人，蒙受同一位永活之神的呼召，來研究聖經與世界，為要以誠實、信念、勇氣與謙和，將兩者連繫起來。
今天講道的權利已經給與各種不同的人，為數也越來越多。雖然我寫作的時候主要是以有薪水的牧師為對象，但我深信團隊事奉是正確又有益的，因此我也考慮到團隊事奉中的助理牧師和平信徒傳道者。此外，雖然我是針對傳道人而寫，但我並沒有忘記他們的聽眾。每一間教會的牧師和會友，傳道人和聽眾，關係越親密、熱誠，越是有益。在準備講章時，需要他們之間有更多合作，而在檢討時更需要坦誠。一般會眾除了活出所領受講道的準則，還可以產生更大的影響。他們可以要求更多合乎聖經與時代的講章；讓他們的牧師沒有行政的憂慮，以便有更多的時間研究和準備；以及在牧師認真地負起講道責任時，表達他們的感謝與鼓勵。
最後，我要向一些協助我寫這本書的人致謝。首先要感謝納希牧師（Rev. E. J. H. Nash）。我將近十七歲的時候，他帶領我認識基督，教導我，異常忠實地為我禱告，啟發我對神的話語之喜愛，又使我初次領略到闡釋真道的快樂。
其次，我要感謝萬靈堂恆久忍耐的會眾，他們一直是我鍛鍊所有講道技巧的鐵砧；也感謝教會中用愛心、鼓勵和禱告環繞我的家庭。同時我要感謝鮑根（Michael Baughen），他於一九七○年來萬靈堂作牧師，一九七五年繼我之後擔任教區長，讓我有這份榮幸參與他的牧師團，繼續講道。
我要特別感謝作我的祕書到這個月剛好滿二十五年的茀蘭絲‧懷海德（Frances Whitehead）。她的勤勉和效率眾所周知。儘管靈感一來，我的筆跡會十分潦草，她卻費心地辨認出來。迄今她已經用打字機打了大約二十本書（有些獨力完成，有些與人合作）。
我感謝史洛德（Ted Schroder），他出生於紐西蘭，現今在美國作牧師。他在萬靈堂擔任副牧師四年期間，不斷促使我把福音與現代的世界連繫起來。我也感謝在六大洲中參與講道會議、講習會，和研討會的許多牧師，以及三一福音神學院（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戈登康威爾神學院（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富勒神學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和神學生團契（Theological Students’ Fellowship）聽過我演講這個題目的學生。這些牧師和學生所問的問題給與我許多啟發。
我要感謝麥克勞利（Roy McCloughry）、庫柏（Tom Cooper），和拉柏頓（Mark Labberton），他們相繼擔任兼職的研究助理幫助我。拉柏頓讀過本書的原稿三遍，並從神學生的觀點提出許多有益的建議，是我要特別感謝的。我要感謝我的朋友博德夫婦（Dick and Rosemary Bird），他們多年陪我到我在威爾斯鄉下的別墅「悠可細思」（the Hookses），極有愛心地安排環境，讓我可以平靜無擾地寫作。我也感謝許多朋友在我寫作時解答我的問題，特別是紐畢真主教（Bishop Lesslie Newbigin）、史都華教授（Professor James Stewart）、穆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慕瑞（Iain Murray）、沙利思（Leith Samuel），巴克萊（Oliver Barclay）、瑞德主教（Bishop John Reid），和達利‧ 史密斯主教（Bishop Timothy Dudley-Smith）。
我要特別感謝葛尼斯（Os Guinness）、科克（Andrew Kirk）、鮑根和華納（Rob Warner），他們騰出時間讀我的原稿並惠與評論。
斯托得
一九八一年復活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