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1
研究動機及目的／2
現有研究述評／2
研究方法及步驟／6

第一章 從作者看金庸小說的創作發生／9
第一節 金庸本人的學養和經歷／9
一、顯赫的查氏家族／9
二、南來香港工作的原因／11
第二節 金庸本人的事業和創作／12
一、關心社會與辦報／13
二、小說以外的寫作／15
 
第二章 從時代環境看金庸小說的創作發生／18
第一節 香港50年代的尚武風氣／18
一、香港治安惡劣／19
二、抵禦外侮的思想／21
第二節 香港人對中國文化的渴求／23
一、殖民地對中國文化的淡化／23
二、中國人的尋根熱忱／25
第三節 香港人對「江湖」和「烏托邦」的嚮往／29
一、「江湖」對現實生活的作用／30
二、「烏托邦」對香港人的意義／33
 
第三章 從香港50年代文壇看金庸小說的創作發生／39
第一節 香港人閱讀報紙副刊的習慣／39
第二節 「左右」陣營思想及其刊物／41
一、香港的政治環境／43
二、出版業的狀況／46
第三節 香港作家的創作實踐路向／50
一、不為名利的創作／51
二、為了糊口的寫作／53
 
第四章 從武俠小說類型看金庸小說的創作發生／56
第一節 對舊派武俠小說的借鑒和吸收／56
一、還珠樓主／59
二、平江不肖生／61
第二節 與新派武俠小說不同的創新性／62
一、梁羽生／65
二、古龍／66
第三節 出版與修訂的意義／68
一、不同載體的意義／69
二、不同版本的意義／71
 
第五章 從文本看金庸小說的創作發生／74
第一節 保留中國傳統小說的特色／74
一、古典詩詞回目／74
二、善惡有報的傳統觀念／75
第二節 吸收西方文藝的表現手法／77
一、多線並行／78
二、心理描寫／80
第三節 情節與主人公的創造與配合／81
一、從俗套中尋找出路／86
二、脫離世俗的完人／93
 
結語／99
參考文獻／101
附錄金庸小說改編作品清單／107
附錄《遐邇貫珍》（1853年8月第一號）／116
附錄《文匯報》（1954年1月14日第六版）／117
附錄《文匯報》（1954年1月17日第四版）／118
附錄《文匯報》（1954年1月18日第四版）／119
附錄《大公報》（1953年11月24日第六版）／120
附錄《大公報》（1953年12月1日第四版）／121
附錄《大公報》（1953年12月3日第四版）／122
附錄《大公報》（1953年12月6日第四版）／123
附錄《大公報》（1954年1月16日第四版）／124
附錄《大公報》（1954年1月17日第四版）／125
附錄《大公報》（1954年1月18日第四版）／126
附錄《大公報》（1954年2月12日第八版）／127
附錄《星島日報》（1954年1月10日第九版）／128
附錄《星島日報》（1954年1月16日第十版）／129
附錄《星島日報》（1954年1月17日第一版）／130
附錄《星島日報》（1954年1月17日第九版）／131
附錄《星島日報》（1954年1月17日第十一版）／132
附錄《星島日報》（1954年1月19日第二版）／133
附錄《星島日報》（1954年1月19日第四版）／134
附錄《星島日報》（1954年1月20日第六版）／135
附錄《星島晚報》（1954年1月8日第三版）／136
附錄《星島晚報》（1954年1月8日第八版）／137
附錄《星島晚報》（1954年1月17日第一版）／138
附錄《星島晚報》（1954年1月17日第四版）／139
附錄《星島晚報》（1954年1月18日第二版）／140
附錄《星島晚報》（1954年1月18日第四版）／141
附錄《明報》（1961年4月30日）／142
附錄《明報》（1961年7月4日）／143
附錄《明報》（1961年11月2日）／144
附錄《明報》（1961年11月3日）／145
附錄《明報》（1961年11月5日）／146
附錄《明報》（1961年11月6日）／147
附錄《倚天屠龍記》始刊，《明報》（1961年7月6日）／148
附錄《天龍八部》始刊，《明報》（1963年9月3日）／149
附錄《笑傲江湖》始刊，《明報》（1967年4月20日）／150
附錄《鹿鼎記》始刊，《明報》（1969年10月26日）／151

序

類型文學研究新收穫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一度頻繁往來於上海廣州之間。綠皮火車，沿浙贛線西行，株洲轉京廣線一路南下，擁擠的硬座或者站票，36小時漫漫長途，無聊到令人幾近發瘋。好在有盜版的金庸小說陪伴，《射雕英雄》、《神雕俠侶》、《天龍八部》，郭靖黃蓉，南帝北丐，凌波微步，東方不敗，難熬的長途似乎縮短了。直到進站的汽笛聲把我喚醒，從緊張的格鬥和寂靜的修行中回歸現實，依然有書頁難掩之感。
　
　　人的痛苦或者無聊，其實跟身心對時間的感受相關。「時間飛快」的感覺，是舒適和幸福的。儘管「洞中數日，世上千年」的時間感只有神仙才有，但人也很聰明，他們會用各種方式製造「時間飛快」的感受，比如看電視連續劇、讀通俗文學作品、談戀愛、打遊戲、喝酒，都能改寫人的時間感受，讓人產生「日月如梭」「白駒過隙」的感受。於是，那些讓人產生「時間飛逝感」的行為，就成了日常生活的有機組成部份。至於做哲學沉思、讀高深的文學作品、悲憫眾生、感時傷逝，其實是「反常態」的，而不是「常態」的。這就是通俗類型文學「雅俗共賞」的原因。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通俗類型文學閱讀的合法化，大陸曾經刮起過一陣「金庸旋風」。最初是以地下的、盜版的形式，從民間刮到廟堂，從街巷刮到書齋，衝擊著刻板而又單調的文學格局。文學院的學生，在公開場合高談闊論托爾斯泰、巴爾扎克、「魯郭茅巴老曹」　和「先鋒文學」，私下裡卻迷上了讀金庸、古龍、梁羽生的作品。這種閱讀方式，也帶有一點「地下」性質，倒不是有甚麼外部禁忌，而是自己給自己的禁忌。因為正統的文學觀念認為，那些武俠、言情、偵探之類的通俗類型文學，跟「鴛鴦蝴蝶派」，包天笑、范煙橋、張恨水等人的作品一樣，乃「引車賣漿之流」，難登大雅之堂，特別是缺少嚴肅高蹈的人生觀，缺少解放全人類的偉大理想。讀那些休閒遊戲之作，既不符合「文以載道」的老傳統，也不符合梁啟超推崇的「小說革命」的新傳統。但是同學們大家私下裡又都在讀，你一個人不讀有些跟不上趟似的，於是只好私下裡偷偷讀，一邊讀著「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　一邊心負著「玩物喪志」的罪惡感。
　
　　二十世紀文學的主流敘事，都跟「啟蒙」和「革命」這些宏大敘事相關，離開這兩個關鍵字，都有可能被排斥在外（廢名、沈從文、施蟄存等人在文學史中地位的邊緣化就是例證）。因此，學生在校期間的閱讀、研究、畢業論文選題，都跟那些「宏大敘事」相關，甚至不敢越雷池一步。新世紀以來，隨著社會變革在廣度和深度上的進一步開放，上述情形有了很大的改觀。高等學校閱讀書目的擴大，以及博士論文碩士論文選題的豐富多樣性，也間接地證實了這一點，閱讀研究範圍多種多樣，從精英文學到大眾文化，從詩歌文本到網路小說，乃至電視綜藝節目，無所不包。
　
　　來自香港的學生區肇龍，2012年前後在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攻讀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的博士學位。他選擇金庸的小說為研究對象，也得到了導師組的支持。區肇龍的論文以「金庸小說的誕生」為主要論域，從「作者身世」、「香港社會史」、「香港文化思潮」、「武俠文學傳統」、「作家作品研究」五個角度，全面論述了香港作家金庸小說誕生的必然性。他將傳記研究、文化史闡釋、文學場域分析、文本精讀諸方法融為一體，並致力於通過史料的發掘，「親臨」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學的現場，並試圖呈現當年香港文化界和傳媒界的歷史樣貌，顯得尤其可貴。論文對金庸小說誕生的三個文化特徵的分析：1）傳統文化和觀念的影響；2）西方文學技巧和心理分析的借鑒；3）「偶合家庭」（Случайное　семейство）背景下的人物形象塑造和情節模式設置，更顯示出其文學專業的素養和能力，得到了答辯委員會的讚賞。
　
　　得知區肇龍博士的學術著作《香港故事：金庸小說的誕生》即將出版的消息，我為他感到高興。這也是類型文學研究領域的一個新收穫。該書是他在博士學位論文基礎上修訂而成的。作為區肇龍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的授課導師和論文答辯委員會成員之一，為他的專著出版寫幾句話，也是義不容辭的。如今，區肇龍已經進入香港的高等學校任教，我誠摯地祝願他，教學、科研、生活各方面都順利精進，並期待他更多科研成果的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