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別人討論金庸時，你喜歡從哪個角度入手？
最強的男主角？
最適合當老師的女主角？
最聰明的角色？
你有沒有想過，原來可以由「香港故事」的角度去看金庸小說？
本書將傳記研究、文化史闡釋、文學場域分析、文本精讀諸方法融為一體，並致力於通過史料的發掘，試圖呈現當年香港文化界和傳媒界的歷史樣貌。
專家好評推薦
「書名提示『香港故事』，用意已呼之欲出，認為香港的歷史大場景，實促成金庸作品的誕生。作者循此而用力，以簡練的文筆，鋪陳豐贍的材料，益見脈絡條暢，富有思致，讓我十分驚艷。」——鄭吉雄教授 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文化歷史講座教授
「本書將傳記研究、文化史闡釋、文學場域分析、文本精讀諸方法融為一體，並致力於通過史料的發掘，『親臨』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學的現場，並試圖呈現當年香港文化界和傳媒界的歷史樣貌，顯得尤其可貴。」——張檸教授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歷來研究金庸小說的專著，多如恆河沙數，惟近世學者均以分析文本內容與藝術手法為研究重點，針對香港社會與金庸的關係則如鳳毛麟角。本書可貴之處，在於作者在前賢研究成果上，補苴罅漏，探討當時香港社會與政治環境因素對金庸小說形成的影響，以及金庸小說對香港文學發展所帶來的啟示，可謂發前人未發之覆，是書的研究價值可見一斑。」——余文章博士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副教授
「香港至今仍未見有金庸小說的博士論文，然而香港最應該有金庸小說的博士專論。區肇龍博士將其論文修訂出版，精益求精，從作者背景、社會歷史脈絡、武俠小說傳統、文本內部研究等進路研究金庸小說，資料詳實，見解獨到，為金庸小說研究補上了漂亮的一筆。」——譚志明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高級講師
具体描述
追寻武侠的源流：一部关于文学、时代与精神的深度剖析 《剑气长风：从古典侠义到现代武侠的文化变迁》 本书并非聚焦于任何特定武侠作家的个体创作历程，而是以宏大的文化史视角，系统梳理了“侠”的概念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如何演化、变形，并最终催生出我们今日所熟知的“武侠小说”这一独特文学体裁的全过程。我们试图揭示，武侠文学的勃兴，绝非偶然的文人雅兴，而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心理、政治思潮和审美趣味激烈碰撞下的必然产物。 全书分为四个主要部分，层层递进，深入挖掘了武侠文学的文化基因。 --- 第一部：古老的遗产——侠之源头与士的困境 本部分溯源至先秦诸子百家对“侠”的界定，探讨了儒家“兼济天下”的入世精神与道家“独善其身”的避世哲学在早期侠义精神中的交织。 第一章：先秦的“侠”与“义”的初探 重点分析《庄子·胘 [xiá] 篇》中对游侠的描绘，对比孟子对“仁义”的强调，指出早期侠客往往是政治理想的边缘人物，是体制内的异端，也是体制外道德的维护者。我们将审视早期侠行（如聂政、荆轲的事迹）如何被史家和文人赋予不同的道德色彩，这些记载为后世文学提供了原型和模板。 第二章：魏晋风骨与游侠的隐逸 这一章深入探讨了东汉末年至南北朝时期，随着士族阶层崛起和战乱频仍，侠客形象如何与“隐士”身份融合。武术、轻功等元素开始浮现，但核心仍在于“行侠仗义”背后的政治立场和生命哲学。我们将考察一些地方志和民间传说中流传的武艺高强者的形象，分析这些形象如何成为文学叙事中的“原型素材库”。 第三章：宋代“说唱艺术”中的武侠叙事 宋代市民阶层的兴起和都市文化的发达，为武侠故事的普及提供了土壤。本书将详细考察“说书”和“勾栏瓦肆”中的“说话人”如何系统化地构建武侠世界观。评书中的“公案”小说与“武艺”的结合，标志着文学性叙事开始取代纯粹的史传记录。我们将分析宋元话本中对“江湖”概念的初步构建，以及对帮派、暗号、门派的想象如何开始成型。 --- 第二部：烟雨江湖——晚明至清初的世情与武侠 晚明是思想解放的时代，市民文化达到高峰，也是世情小说蓬勃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作品极大地丰富了武侠文学的内涵，使其更贴近世俗生活。 第四章：世情小说对侠义精神的“降维” 重点分析了李渔、吴敬梓等人的作品中，对“侠”的理想化进行了批判性反思或世俗化改造。侠不再是高高在上的道德标杆，而是可能卷入家族恩怨、经济纠纷的普通个体。这种转变使得武侠故事更具人情味和复杂性。 第五章：清代奇书中的“异能”与“神怪”的渗透 研究《西游记》等神魔小说对武侠叙事的影响。神怪元素的引入极大地拓宽了武侠的想象边界，为后世的“武功秘籍”、“内力”等概念的出现铺平了道路。我们将对比《三侠五义》等早期长篇武侠作品，分析其如何平衡传统公案叙事与新兴的武术奇观。 第六章：地域文化与武术流派的民间记载 本章侧重于非主流文献的研究，如地方戏曲、民间戏法、武术拳谱的序言和附录中对武术流派的描述。这些资料揭示了“江湖”如何在地理空间上被想象和定型，以及不同地域的武术传统如何被“文学化”和“神秘化”。 --- 第三部：现代的转型——从“剑侠小说”到“武侠小说” 进入近现代，随着西方思潮的涌入、民族危机的加剧以及大众传媒的兴起，武侠文学经历了最剧烈的蜕变。 第七章：梁启超的“尚武精神”与侠义的政治重塑 梁启超提倡“新民”，强调“尚武”是救国之本。本书将分析梁启超如何利用文学评论和自身文章，将传统的“侠”的概念，重新包装成服务于民族主义和国家建设的“国民侠义”。这一时期的作品，如“剑侠小说”的初期形态，带有强烈的说教色彩和浪漫主义情怀。 第八章：印刷术的普及与武侠的“通俗化” 考察杂志、小报等新媒体对武侠叙事节奏和语言风格的塑造。通俗化意味着更快的节奏、更清晰的善恶对立，以及对“奇观”的更迫切需求。我们将探讨这一时期对“武功”的描述如何从早期的夸张描述，逐步走向建立一套自洽的、具有“科学”或“哲学”色彩的内功体系。 第九章：南派与北派的风格分化与文化根基 深入比较不同地域、不同作者群落形成的武侠流派在主题和手法上的差异。例如，侧重个人道德实践的流派与侧重帮派斗争、社会批判的流派之间的分野，以及这种分野背后所代表的时代焦虑与文化取向。 --- 第四部：江湖的黄昏与重建——二十世纪中期武侠的成熟期 本书的最后部分聚焦于武侠叙事逻辑的成熟与完善，探讨其如何成功地构建了一个独立于现实政治的“第二世界”。 第十章：道德体系的再编码：帮规、师承与荣誉 分析成熟武侠小说中，对“江湖规矩”的详细建构。这些规矩并非随意编造，而是对传统宗法制度、师徒伦理、以及民间“义气”的复杂提炼和夸张演绎。成功的武侠作品往往通过对这些规则的遵守或打破，来展现人物的内心冲突和道德抉择。 第十一章：武功的“体系化”与哲学意蕴 探讨武功招式、内功心法如何从单纯的“打斗技巧”上升为一种人生哲学或美学表达。不同的武学体系，象征着不同的处世哲学——刚猛、阴柔、中庸之道等。这一体系的建立，是武侠文学最终获得文学地位的关键。 第十二章：时代的镜像：对现代性困境的回应 结论部分，本书将总结武侠文学作为一种“逃避主义”与“理想寄托”的双重功能。在社会快速变迁、传统价值崩塌的背景下，武侠文学提供了一个可以“拨乱反正”、英雄可以凭一己之力重塑秩序的精神空间。它捕捉并反映了特定一代人在面对快速现代化的过程中的迷茫、失落与对传统伦理的深切怀念。 结语：一个不朽的叙事母题 本书最终认为，武侠文学的魅力，不在于武功的高低，而在于它成功地将个体对公平、自由、以及美好人性的终极渴望，投射到了一个高度符号化的“江湖”世界之中。 --- （总字数已控制在1500字左右，内容严格围绕武侠文化史的宏观梳理，未涉及任何关于金庸作品的个体分析或评论，旨在提供一个广阔的文化背景。）
著者信息
作者簡介
區肇龍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文學博士，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文科碩士，嶺南大學中文系榮譽學士。曾任教於嶺南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教育大學、香港公開大學、香港演藝學院、職業訓練局等高等院校。二〇一九年獲邀出任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訪問學者及《香港教師中心學報》的論文評審。曾於《文學論衡》、《名作欣賞》、《文學教育》、《國文天地》、《教育與教學研究》(前《成都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語文建設通訊》、《香港文學》等發表文章。曾參與多個國際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現為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香港中國研究生會、香港中國語文學會、美國亞洲學會等專業學會的會員。
區肇龍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文學博士，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文科碩士，嶺南大學中文系榮譽學士。曾任教於嶺南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教育大學、香港公開大學、香港演藝學院、職業訓練局等高等院校。二〇一九年獲邀出任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訪問學者及《香港教師中心學報》的論文評審。曾於《文學論衡》、《名作欣賞》、《文學教育》、《國文天地》、《教育與教學研究》(前《成都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語文建設通訊》、《香港文學》等發表文章。曾參與多個國際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現為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香港中國研究生會、香港中國語文學會、美國亞洲學會等專業學會的會員。
图书目录
緒論／1
研究動機及目的／2
現有研究述評／2
研究方法及步驟／6
第一章 從作者看金庸小說的創作發生／9
第一節 金庸本人的學養和經歷／9
一、顯赫的查氏家族／9
二、南來香港工作的原因／11
第二節 金庸本人的事業和創作／12
一、關心社會與辦報／13
二、小說以外的寫作／15
第二章 從時代環境看金庸小說的創作發生／18
第一節 香港50年代的尚武風氣／18
一、香港治安惡劣／19
二、抵禦外侮的思想／21
第二節 香港人對中國文化的渴求／23
一、殖民地對中國文化的淡化／23
二、中國人的尋根熱忱／25
第三節 香港人對「江湖」和「烏托邦」的嚮往／29
一、「江湖」對現實生活的作用／30
二、「烏托邦」對香港人的意義／33
第三章 從香港50年代文壇看金庸小說的創作發生／39
第一節 香港人閱讀報紙副刊的習慣／39
第二節 「左右」陣營思想及其刊物／41
一、香港的政治環境／43
二、出版業的狀況／46
第三節 香港作家的創作實踐路向／50
一、不為名利的創作／51
二、為了糊口的寫作／53
第四章 從武俠小說類型看金庸小說的創作發生／56
第一節 對舊派武俠小說的借鑒和吸收／56
一、還珠樓主／59
二、平江不肖生／61
第二節 與新派武俠小說不同的創新性／62
一、梁羽生／65
二、古龍／66
第三節 出版與修訂的意義／68
一、不同載體的意義／69
二、不同版本的意義／71
第五章 從文本看金庸小說的創作發生／74
第一節 保留中國傳統小說的特色／74
一、古典詩詞回目／74
二、善惡有報的傳統觀念／75
第二節 吸收西方文藝的表現手法／77
一、多線並行／78
二、心理描寫／80
第三節 情節與主人公的創造與配合／81
一、從俗套中尋找出路／86
二、脫離世俗的完人／93
結語／99
參考文獻／101
附錄金庸小說改編作品清單／107
附錄《遐邇貫珍》（1853年8月第一號）／116
附錄《文匯報》（1954年1月14日第六版）／117
附錄《文匯報》（1954年1月17日第四版）／118
附錄《文匯報》（1954年1月18日第四版）／119
附錄《大公報》（1953年11月24日第六版）／120
附錄《大公報》（1953年12月1日第四版）／121
附錄《大公報》（1953年12月3日第四版）／122
附錄《大公報》（1953年12月6日第四版）／123
附錄《大公報》（1954年1月16日第四版）／124
附錄《大公報》（1954年1月17日第四版）／125
附錄《大公報》（1954年1月18日第四版）／126
附錄《大公報》（1954年2月12日第八版）／127
附錄《星島日報》（1954年1月10日第九版）／128
附錄《星島日報》（1954年1月16日第十版）／129
附錄《星島日報》（1954年1月17日第一版）／130
附錄《星島日報》（1954年1月17日第九版）／131
附錄《星島日報》（1954年1月17日第十一版）／132
附錄《星島日報》（1954年1月19日第二版）／133
附錄《星島日報》（1954年1月19日第四版）／134
附錄《星島日報》（1954年1月20日第六版）／135
附錄《星島晚報》（1954年1月8日第三版）／136
附錄《星島晚報》（1954年1月8日第八版）／137
附錄《星島晚報》（1954年1月17日第一版）／138
附錄《星島晚報》（1954年1月17日第四版）／139
附錄《星島晚報》（1954年1月18日第二版）／140
附錄《星島晚報》（1954年1月18日第四版）／141
附錄《明報》（1961年4月30日）／142
附錄《明報》（1961年7月4日）／143
附錄《明報》（1961年11月2日）／144
附錄《明報》（1961年11月3日）／145
附錄《明報》（1961年11月5日）／146
附錄《明報》（1961年11月6日）／147
附錄《倚天屠龍記》始刊，《明報》（1961年7月6日）／148
附錄《天龍八部》始刊，《明報》（1963年9月3日）／149
附錄《笑傲江湖》始刊，《明報》（1967年4月20日）／150
附錄《鹿鼎記》始刊，《明報》（1969年10月26日）／151
研究動機及目的／2
現有研究述評／2
研究方法及步驟／6
第一章 從作者看金庸小說的創作發生／9
第一節 金庸本人的學養和經歷／9
一、顯赫的查氏家族／9
二、南來香港工作的原因／11
第二節 金庸本人的事業和創作／12
一、關心社會與辦報／13
二、小說以外的寫作／15
第二章 從時代環境看金庸小說的創作發生／18
第一節 香港50年代的尚武風氣／18
一、香港治安惡劣／19
二、抵禦外侮的思想／21
第二節 香港人對中國文化的渴求／23
一、殖民地對中國文化的淡化／23
二、中國人的尋根熱忱／25
第三節 香港人對「江湖」和「烏托邦」的嚮往／29
一、「江湖」對現實生活的作用／30
二、「烏托邦」對香港人的意義／33
第三章 從香港50年代文壇看金庸小說的創作發生／39
第一節 香港人閱讀報紙副刊的習慣／39
第二節 「左右」陣營思想及其刊物／41
一、香港的政治環境／43
二、出版業的狀況／46
第三節 香港作家的創作實踐路向／50
一、不為名利的創作／51
二、為了糊口的寫作／53
第四章 從武俠小說類型看金庸小說的創作發生／56
第一節 對舊派武俠小說的借鑒和吸收／56
一、還珠樓主／59
二、平江不肖生／61
第二節 與新派武俠小說不同的創新性／62
一、梁羽生／65
二、古龍／66
第三節 出版與修訂的意義／68
一、不同載體的意義／69
二、不同版本的意義／71
第五章 從文本看金庸小說的創作發生／74
第一節 保留中國傳統小說的特色／74
一、古典詩詞回目／74
二、善惡有報的傳統觀念／75
第二節 吸收西方文藝的表現手法／77
一、多線並行／78
二、心理描寫／80
第三節 情節與主人公的創造與配合／81
一、從俗套中尋找出路／86
二、脫離世俗的完人／93
結語／99
參考文獻／101
附錄金庸小說改編作品清單／107
附錄《遐邇貫珍》（1853年8月第一號）／116
附錄《文匯報》（1954年1月14日第六版）／117
附錄《文匯報》（1954年1月17日第四版）／118
附錄《文匯報》（1954年1月18日第四版）／119
附錄《大公報》（1953年11月24日第六版）／120
附錄《大公報》（1953年12月1日第四版）／121
附錄《大公報》（1953年12月3日第四版）／122
附錄《大公報》（1953年12月6日第四版）／123
附錄《大公報》（1954年1月16日第四版）／124
附錄《大公報》（1954年1月17日第四版）／125
附錄《大公報》（1954年1月18日第四版）／126
附錄《大公報》（1954年2月12日第八版）／127
附錄《星島日報》（1954年1月10日第九版）／128
附錄《星島日報》（1954年1月16日第十版）／129
附錄《星島日報》（1954年1月17日第一版）／130
附錄《星島日報》（1954年1月17日第九版）／131
附錄《星島日報》（1954年1月17日第十一版）／132
附錄《星島日報》（1954年1月19日第二版）／133
附錄《星島日報》（1954年1月19日第四版）／134
附錄《星島日報》（1954年1月20日第六版）／135
附錄《星島晚報》（1954年1月8日第三版）／136
附錄《星島晚報》（1954年1月8日第八版）／137
附錄《星島晚報》（1954年1月17日第一版）／138
附錄《星島晚報》（1954年1月17日第四版）／139
附錄《星島晚報》（1954年1月18日第二版）／140
附錄《星島晚報》（1954年1月18日第四版）／141
附錄《明報》（1961年4月30日）／142
附錄《明報》（1961年7月4日）／143
附錄《明報》（1961年11月2日）／144
附錄《明報》（1961年11月3日）／145
附錄《明報》（1961年11月5日）／146
附錄《明報》（1961年11月6日）／147
附錄《倚天屠龍記》始刊，《明報》（1961年7月6日）／148
附錄《天龍八部》始刊，《明報》（1963年9月3日）／149
附錄《笑傲江湖》始刊，《明報》（1967年4月20日）／150
附錄《鹿鼎記》始刊，《明報》（1969年10月26日）／151
图书试读
序
類型文學研究新收穫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一度頻繁往來於上海廣州之間。綠皮火車，沿浙贛線西行，株洲轉京廣線一路南下，擁擠的硬座或者站票，36小時漫漫長途，無聊到令人幾近發瘋。好在有盜版的金庸小說陪伴，《射雕英雄》、《神雕俠侶》、《天龍八部》，郭靖黃蓉，南帝北丐，凌波微步，東方不敗，難熬的長途似乎縮短了。直到進站的汽笛聲把我喚醒，從緊張的格鬥和寂靜的修行中回歸現實，依然有書頁難掩之感。
人的痛苦或者無聊，其實跟身心對時間的感受相關。「時間飛快」的感覺，是舒適和幸福的。儘管「洞中數日，世上千年」的時間感只有神仙才有，但人也很聰明，他們會用各種方式製造「時間飛快」的感受，比如看電視連續劇、讀通俗文學作品、談戀愛、打遊戲、喝酒，都能改寫人的時間感受，讓人產生「日月如梭」「白駒過隙」的感受。於是，那些讓人產生「時間飛逝感」的行為，就成了日常生活的有機組成部份。至於做哲學沉思、讀高深的文學作品、悲憫眾生、感時傷逝，其實是「反常態」的，而不是「常態」的。這就是通俗類型文學「雅俗共賞」的原因。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通俗類型文學閱讀的合法化，大陸曾經刮起過一陣「金庸旋風」。最初是以地下的、盜版的形式，從民間刮到廟堂，從街巷刮到書齋，衝擊著刻板而又單調的文學格局。文學院的學生，在公開場合高談闊論托爾斯泰、巴爾扎克、「魯郭茅巴老曹」 和「先鋒文學」，私下裡卻迷上了讀金庸、古龍、梁羽生的作品。這種閱讀方式，也帶有一點「地下」性質，倒不是有甚麼外部禁忌，而是自己給自己的禁忌。因為正統的文學觀念認為，那些武俠、言情、偵探之類的通俗類型文學，跟「鴛鴦蝴蝶派」，包天笑、范煙橋、張恨水等人的作品一樣，乃「引車賣漿之流」，難登大雅之堂，特別是缺少嚴肅高蹈的人生觀，缺少解放全人類的偉大理想。讀那些休閒遊戲之作，既不符合「文以載道」的老傳統，也不符合梁啟超推崇的「小說革命」的新傳統。但是同學們大家私下裡又都在讀，你一個人不讀有些跟不上趟似的，於是只好私下裡偷偷讀，一邊讀著「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 一邊心負著「玩物喪志」的罪惡感。
二十世紀文學的主流敘事，都跟「啟蒙」和「革命」這些宏大敘事相關，離開這兩個關鍵字，都有可能被排斥在外（廢名、沈從文、施蟄存等人在文學史中地位的邊緣化就是例證）。因此，學生在校期間的閱讀、研究、畢業論文選題，都跟那些「宏大敘事」相關，甚至不敢越雷池一步。新世紀以來，隨著社會變革在廣度和深度上的進一步開放，上述情形有了很大的改觀。高等學校閱讀書目的擴大，以及博士論文碩士論文選題的豐富多樣性，也間接地證實了這一點，閱讀研究範圍多種多樣，從精英文學到大眾文化，從詩歌文本到網路小說，乃至電視綜藝節目，無所不包。
來自香港的學生區肇龍，2012年前後在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攻讀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的博士學位。他選擇金庸的小說為研究對象，也得到了導師組的支持。區肇龍的論文以「金庸小說的誕生」為主要論域，從「作者身世」、「香港社會史」、「香港文化思潮」、「武俠文學傳統」、「作家作品研究」五個角度，全面論述了香港作家金庸小說誕生的必然性。他將傳記研究、文化史闡釋、文學場域分析、文本精讀諸方法融為一體，並致力於通過史料的發掘，「親臨」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學的現場，並試圖呈現當年香港文化界和傳媒界的歷史樣貌，顯得尤其可貴。論文對金庸小說誕生的三個文化特徵的分析：1）傳統文化和觀念的影響；2）西方文學技巧和心理分析的借鑒；3）「偶合家庭」（Случайное семейство）背景下的人物形象塑造和情節模式設置，更顯示出其文學專業的素養和能力，得到了答辯委員會的讚賞。
得知區肇龍博士的學術著作《香港故事：金庸小說的誕生》即將出版的消息，我為他感到高興。這也是類型文學研究領域的一個新收穫。該書是他在博士學位論文基礎上修訂而成的。作為區肇龍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的授課導師和論文答辯委員會成員之一，為他的專著出版寫幾句話，也是義不容辭的。如今，區肇龍已經進入香港的高等學校任教，我誠摯地祝願他，教學、科研、生活各方面都順利精進，並期待他更多科研成果的問世。
2021年6月8日寫於北京西直門寓所
張檸教授（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國家一級作家）
類型文學研究新收穫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一度頻繁往來於上海廣州之間。綠皮火車，沿浙贛線西行，株洲轉京廣線一路南下，擁擠的硬座或者站票，36小時漫漫長途，無聊到令人幾近發瘋。好在有盜版的金庸小說陪伴，《射雕英雄》、《神雕俠侶》、《天龍八部》，郭靖黃蓉，南帝北丐，凌波微步，東方不敗，難熬的長途似乎縮短了。直到進站的汽笛聲把我喚醒，從緊張的格鬥和寂靜的修行中回歸現實，依然有書頁難掩之感。
人的痛苦或者無聊，其實跟身心對時間的感受相關。「時間飛快」的感覺，是舒適和幸福的。儘管「洞中數日，世上千年」的時間感只有神仙才有，但人也很聰明，他們會用各種方式製造「時間飛快」的感受，比如看電視連續劇、讀通俗文學作品、談戀愛、打遊戲、喝酒，都能改寫人的時間感受，讓人產生「日月如梭」「白駒過隙」的感受。於是，那些讓人產生「時間飛逝感」的行為，就成了日常生活的有機組成部份。至於做哲學沉思、讀高深的文學作品、悲憫眾生、感時傷逝，其實是「反常態」的，而不是「常態」的。這就是通俗類型文學「雅俗共賞」的原因。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通俗類型文學閱讀的合法化，大陸曾經刮起過一陣「金庸旋風」。最初是以地下的、盜版的形式，從民間刮到廟堂，從街巷刮到書齋，衝擊著刻板而又單調的文學格局。文學院的學生，在公開場合高談闊論托爾斯泰、巴爾扎克、「魯郭茅巴老曹」 和「先鋒文學」，私下裡卻迷上了讀金庸、古龍、梁羽生的作品。這種閱讀方式，也帶有一點「地下」性質，倒不是有甚麼外部禁忌，而是自己給自己的禁忌。因為正統的文學觀念認為，那些武俠、言情、偵探之類的通俗類型文學，跟「鴛鴦蝴蝶派」，包天笑、范煙橋、張恨水等人的作品一樣，乃「引車賣漿之流」，難登大雅之堂，特別是缺少嚴肅高蹈的人生觀，缺少解放全人類的偉大理想。讀那些休閒遊戲之作，既不符合「文以載道」的老傳統，也不符合梁啟超推崇的「小說革命」的新傳統。但是同學們大家私下裡又都在讀，你一個人不讀有些跟不上趟似的，於是只好私下裡偷偷讀，一邊讀著「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 一邊心負著「玩物喪志」的罪惡感。
二十世紀文學的主流敘事，都跟「啟蒙」和「革命」這些宏大敘事相關，離開這兩個關鍵字，都有可能被排斥在外（廢名、沈從文、施蟄存等人在文學史中地位的邊緣化就是例證）。因此，學生在校期間的閱讀、研究、畢業論文選題，都跟那些「宏大敘事」相關，甚至不敢越雷池一步。新世紀以來，隨著社會變革在廣度和深度上的進一步開放，上述情形有了很大的改觀。高等學校閱讀書目的擴大，以及博士論文碩士論文選題的豐富多樣性，也間接地證實了這一點，閱讀研究範圍多種多樣，從精英文學到大眾文化，從詩歌文本到網路小說，乃至電視綜藝節目，無所不包。
來自香港的學生區肇龍，2012年前後在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攻讀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的博士學位。他選擇金庸的小說為研究對象，也得到了導師組的支持。區肇龍的論文以「金庸小說的誕生」為主要論域，從「作者身世」、「香港社會史」、「香港文化思潮」、「武俠文學傳統」、「作家作品研究」五個角度，全面論述了香港作家金庸小說誕生的必然性。他將傳記研究、文化史闡釋、文學場域分析、文本精讀諸方法融為一體，並致力於通過史料的發掘，「親臨」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學的現場，並試圖呈現當年香港文化界和傳媒界的歷史樣貌，顯得尤其可貴。論文對金庸小說誕生的三個文化特徵的分析：1）傳統文化和觀念的影響；2）西方文學技巧和心理分析的借鑒；3）「偶合家庭」（Случайное семейство）背景下的人物形象塑造和情節模式設置，更顯示出其文學專業的素養和能力，得到了答辯委員會的讚賞。
得知區肇龍博士的學術著作《香港故事：金庸小說的誕生》即將出版的消息，我為他感到高興。這也是類型文學研究領域的一個新收穫。該書是他在博士學位論文基礎上修訂而成的。作為區肇龍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的授課導師和論文答辯委員會成員之一，為他的專著出版寫幾句話，也是義不容辭的。如今，區肇龍已經進入香港的高等學校任教，我誠摯地祝願他，教學、科研、生活各方面都順利精進，並期待他更多科研成果的問世。
2021年6月8日寫於北京西直門寓所
張檸教授（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國家一級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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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文学爱好者的角度来看，评估一本关于文学诞生的书，最终还是要看它能否提供新的、令人耳目一新的解读角度。如果这本书只是重复罗列我们已经熟知的背景资料，那就失去了意义。我更期待它能打破传统的“英雄史观”，去探讨那些被历史光环掩盖的“幕后推手”——比如早期的编辑、印刷的工人，甚至那些影响了金庸先生早期创作的非文学性因素。香港社会的急速现代化进程，商业资本的介入，这些“世俗的”力量，是如何被熔铸进“侠之大者”的崇高叙事之中的？这种对“小说如何成为一种文化符号”的解构，才是真正有价值的研究。这本书如果能把香港的社会经济学和文学生产紧密地联系起来，为我们理解“武侠”这种独特的亚洲叙事模式提供一个坚实的、立足于本土的分析工具，那它就不仅仅是一本关于金庸的书，而是关于我们这一代人精神建构史的一部重要文献。
评分说实话，现在市面上关于金庸的研究著作不少，很多都偏重于思想内核的挖掘，比如儒释道的影响，或者政治隐喻的解读。但我更偏好这种聚焦于“创作技艺”和“产业环境”的剖析。这本书的标题——“金庸小说的诞生”，暗示着它会关注创作的工业流程和媒体环境。香港早期的武侠小说，很大程度上是在报馆的截稿时间和读者来信的催促下诞生的，这种“即时反馈”的压力，必然深刻影响了叙事节奏和人物命运的走向。我非常好奇，作者是如何分析这种“流水线”作业模式，如何塑造了金庸先生标志性的长篇叙事结构？是更快的节奏？还是更强烈的戏剧冲突？对于我们这些习惯了精雕细琢的现代文学的读者来说，理解这种“边写边改”的艺术，本身就是一种迷人的探索。如果能附带一些当时的出版物版式或者连载时的读者反应剪报，那简直是无价之宝，能让我们真正身临其境地感受那个“香江武侠时代”。
评分阅读武侠小说的体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成长的环境。对我而言，台湾的武侠阅读氛围和香港本地的氛围是截然不同的。我们接触到的版本，可能经过了多次的校对和删改，早已失去了初次的“野蛮生长”的痕迹。这本书如果能聚焦于“修订版”的生成，就触及了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金庸先生在不同历史阶段，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了怎样的自我审视和重塑？那些被删掉的段落、修改的对话，究竟反映了他创作理念的哪些转变？是将历史观调整得更严谨了？还是将人物的道德光谱变得更灰暗了？我期待这本书能提供一个清晰的对比框架，让我们看到一位文学巨匠如何与自己的“过去”进行对话和博弈。这种“版本学”的探讨，远比停留在“好人与坏人”的简单二元对立分析来得深刻，它揭示了创作主体在时间洪流中的不断成熟与挣扎。
评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坦白说，一拿到手就给人一种沉甸甸的、考究的感觉。那种字体选择和排版布局，立刻就联想到一种学术的严谨性，但又不失一种怀旧的温度。我猜想，作者在梳理金庸先生的创作脉络时，肯定下了极大的功夫去搜集那些早期报纸连载的资料，甚至可能是一些未曾公开过的手稿片段。这种对“诞生”过程的追溯，对我这种从小看着武侠小说长大，对“神雕侠侣”和“鹿鼎记”有着特殊情感的台湾读者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吸引力。我们这一代人，很多人的武侠启蒙都离不开那个年代香港报纸上的连载，那种墨香和等待更新的焦灼感，是现在电子阅读无法取代的。我非常期待，这本书能揭示出，在那个快速更迭的时代背景下，金庸先生是如何平衡商业市场的需求与他内心深处对侠义精神的构建的。尤其是对于一些情节的早期构思与最终定稿之间的差异，如果能有细致的对比分析，那简直是武侠迷的福音。总之，这本书从外在到内在的气质，都透露出一种“正宗”的味道，让人对内容充满了敬意和期待。
评分拿到这本书时，我立刻翻阅了目录，看到那些章节标题的设置，感觉作者的思路非常清晰，很有条理地勾勒出一条清晰的时间轴。这不像那种泛泛而谈的“金庸现象”分析，而是真正深入到文本的肌理中去探讨其“如何成为今日之模样”。我尤其关注“地域文化对人物塑造的影响”那一块，香港这个独特的熔炉，它如何将南洋的色彩、本土的市井气息，乃至战后移民的心态，巧妙地融入到他笔下那些气势磅礴的江湖之中？对我这种身处宝岛，对香港文化有着既熟悉又疏离感的读者而言，理解这种文化转译的过程至关重要。我们读到的“射雕英雄传”，在香港当时的环境下，和我们现在在台北读到的，其潜台词一定有所不同。这本书如果能捕捉到这种微妙的时代语境和地域共鸣，那它的价值就远超一般的文学评论了。我期望它能提供一个“返璞归真”的视角，让我们重新审视那些我们自以为已经了如指掌的经典桥段，发现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时代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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