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大衛．史崔佛（David Streitfeld）

「寫作能得到的回報很少，不過當回報到來，如果回報到來，是很美好的。」
威廉．麥斯威爾（William Maxwell）撰
《每月選書俱樂部書訊》（Book-of-the-Month Club News）
一九五一年七月

「能告訴人們是一大解脫。」
雪莉．布萊尼（Shirlie Blaney）撰
《克萊蒙特老鷹日報》（The Claremont Daily Eagle）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沉默已久的沙林傑開口了
拉西．福斯伯格（Lacey Fosburgh）採訪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三日

與沙林傑共度的十分鐘
葛雷格．赫里格斯（Greg Herriges）撰
《Oui雜誌》（Oui Magazine）
一九七九年一月

「大部分的作家都很孤獨，如果你也是，那就自己以寫作走出孤獨吧。」
麥可．克拉克森（Michael Clarkson）撰
《尼加拉瀑布評論》（Niagara Falls Review）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一個凍結的瞬間」
貝蒂．埃普斯（Betty Eppes）採訪
《巴頓魯治倡導報》（Baton Rouge Sunday Advocate）
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最後的訪談
根據通知，由被告方於一九八六年十月七日下午兩點十分，在紐約州紐約市公園大道二三〇號郵遞區號一〇一六九，薩特利和斯蒂芬斯先生律師事務所（Messrs. Satterlee & Stephens），並在速記員唐娜．羅傑斯（Donna Rogers）與紐約州公證人面前記錄之原告傑羅姆．D．沙林傑證詞

尾聲一
頂替沙林傑：沙林傑前書信代筆人的自白
喬安娜．史密斯．拉科夫（Joanna Smith Rakoff）撰
《書誌》（BOOK MAGAZINE）
二〇〇二年九/十月號

尾聲二
背叛沙林傑
我取得了出版界破天荒的成功機會：他的最後一本書。然後我搞砸了。
羅傑．拉斯貝瑞（Roger Lathbury）撰
《紐約》（New York）雜誌
二〇一〇年四月四日

序（節錄）

大衛．史崔佛 撰

　　在美國文學界，沙林傑就如同《綠野仙蹤》裡的奧茲國巫師。人們為了見上沙林傑一面，跋涉數日，希望他能治癒他們的苦痛。但就像巫師一樣，沙林傑的法力並非無邊，他能為那些書迷做的，他們自己也做得到。即便你冒險前往新罕布夏州的科尼許鎮拜訪他的山頂隱居小屋，如果你去的時候是個蠢蛋，那你離開時依然會是個蠢蛋。

　　本書中的選文就像是時空膠囊。從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八五年左右，所有尋找沙林傑的人能經手的資訊都非常有限，而最終，人們免不了發現這些資訊當中，有些是捏造出來的，或至少是有誤導性的。本書中的幾則報導除了一些明顯的文法或印刷錯誤外，皆按最初發行的內容印出。撰寫最後兩篇文章的喬安娜．史密斯．拉科夫（Joanna Smith Rakoff）和羅傑．拉斯貝瑞（Roger Lathbury）皆曾與沙林傑交談，但他們的敘述甚至連籠統地稱作訪談都不行。這兩篇文章猶如樂章的尾聲，是兩份由用其他方式進入沙林傑要塞的人所撰寫的私密報告。

　　有句玩笑話流傳已久：可以將收集來的沙林傑訪談文章標題下成〈滾出我的草坪〉。因為他從不接受採訪。人們總是這樣說，就連沙林傑自己也這樣說。

　　伊恩．漢米爾頓在開始撰寫沙林傑傳記時，曾詢問他能否接受採訪，他很清楚沙林傑不會接受採訪，但沒想到竟得到他的激烈回應：

　　就我相當難以言喻的痛苦經驗而言（正如你可能已經猜想到的），如果你們都決心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我想我不能阻止你或蘭登書屋，但是，雖不值一提，我還是覺得必須告訴你，我認為我已承受了一生中能承受的所有隱私剝削和損失。

　　沙林傑的話聽起來很像肥皂劇台詞，或者說像是瘋言瘋語，但他是在說實話。有史以來第一次，本書獨家刊出沙林傑訴訟證詞的公開部分（第二部分不公開），其中包含了以下這段，揭露了內情：

　　卡拉基：在過去的二十五年裡，有沒有其他人要求您接受採訪？
　　沙林傑：喔，有。
　　卡拉基：那您有接受任何人的採訪嗎？
　　沙林傑：在我知情的情況下嗎？沒有。
　　卡拉基：你曾經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接受過任何人的採訪嗎？
　　沙林傑：很顯然，有的。

　　我試著想像著沙林傑說這話時一臉苦笑，但他應該笑不出來。無論如何，他的說詞並不完全正確。《麥田捕手》於一九五一年出版時，他與友人威廉．麥斯威爾（William Maxwell）為《每月選書俱樂部書訊》（Book-of-the-Month Club News）進行了交談，儘管稱其為採訪有點牽強，但這是唯一一次沙林傑的話被直接引用。

　　兩年後，他曾與十六歲的雪莉．布萊尼（Shirlie Blaney）談話，儘管當時情況如何至今仍有爭議，正如與沙林傑有關的事常常都有爭議。布萊尼——總是被描述為金髮、活潑、有魅力——後來告訴《生活》雜誌，她過去常常和其他青少年一起去沙林傑家參加派對。他們會聽唱片、喝可樂、吃洋芋片。沙林傑總是安安靜靜地觀看著一切。他那時是在腦中構思他的下一本小說，還是只是享受其中？布萊尼不確定。

　　布萊尼當時是一名學生記者，某個為當地報紙《克萊蒙特老鷹日報》（Claremont Daily Eagle）撰寫每月專欄的團體成員之一。但在新罕布夏州鄉下並沒有多少新聞，所以當她在街上看到沙林傑時，她便詢問他可否提供自己一些「能夠寫成報導的題材」。當然可以，他回答道。布萊尼和一個朋友便將沙林傑帶進了冷飲店，問了他很多問題，並寫了一篇讓《老鷹日報》滿意到放進了社論版面的文章。沙林傑讀完該文章後，就再也沒有和布萊尼說過話，或邀請那些青少年到他家。他架起高大的圍欄，結婚了。

　　以上是布萊尼的說法。沙林傑可能是對那篇文章中多處錯誤感到困擾，或是文章裡面稱他「長得像外國人」（代表「猶太人」的意思），讓他很在意，或者最有可能的是，那篇文章的存在本身就讓他很困擾。或許，沙林傑的感受是因某件事而更加強烈：大衛．席爾茲（David Shields）與夏恩．薩雷諾（Shane Salerno）共著之權威性傳記《永遠的麥田捕手沙林傑》（Salinger，2013）指出，他和布萊尼那個時候正在交往。沙林傑當時已三十出頭。如果是現在，父母會打電話報警吧。

　　那股背叛感一直留在他心中。到了一九七八年，溫莎高中（Windsor High School）學生報紙的編輯想要重新刊出那篇文章，他寫信給沙林傑以徵得同意，結果收到了一張回覆的便條，上面稱該採訪報導「根本是一篇欺騙、操縱、剝削和扭曲事實的文章」。（先別管事實上沙林傑非版權所有人，實際上也無法授予許可。）另一方面，布萊尼結婚並搬走了，甚至試圖採訪沙林傑宇宙中每一個人的席爾茲及薩雷諾也無法與她講上話。

　　這不是沙林傑最後一次愛上女人。和那個時代的很多男人一樣，他的弱點是女人，越年輕越好。貝蒂．埃普斯（Betty Eppes）出身貧困，在南方鄉下長大，高中從未畢業，又曾有一段早婚經歷，並育有三子；然而，她的雄心和才能足以使她改變自己的身份，先是成為頂尖的網球運動員，接著又成為網球專欄作家，最後變成了《巴頓魯治倡導報》（Baton Rouge Sunday Advocate）的專題作家。一九八〇年，埃普斯萌生採訪沙林傑的想法，當年她四十歲，但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年輕得多。和以往那些朝聖者們不同，埃姆斯沒有找上沙林傑尋求啟示。她以他的作家名望作為誘餌，結果造成了一場對所有相關人士而言的災難。

　　由埃普斯所撰，難以一見的沙林傑採訪原文在本書中重新刊出，是一篇可信的文章。與前網路時代的大多數新聞一樣，文章沒有揭示內幕，即埃普斯欺騙沙林傑與她會面。她寫了一張紙條給他，說她是有抱負的小說家，認為寫作「太難了」，想和他談一談。她補充道，她有一雙綠色的眼睛和一頭紅銅色的頭髮，會開一輛天藍色的福特平托。她沒有提到為報紙寫文章的事，也沒有提到她會錄音。

　　沙林傑準時出現了。他說：「我作為一個作家，來這見另一個作家。」這就是為什麼他願意回答有關寫作的問題，但不會回答其他任何問題。這篇文章後來落到了《巴黎評論》（The Paris Review）編輯喬治．普林頓（George Plimpton）手裡，埃普斯真正的麻煩便源於此。普林頓是個喜歡惡作劇的人，他誤以為埃普斯才二十多歲，因此他將這篇文章改寫成一篇強調她少女氣質的第一人稱文章：

　　我知道沙林傑看到錄音機會被嚇到，但我也知道，在試圖和他說話的時候，當著他的面塗塗寫寫很荒唐。所以我想：算了，我要把錄音機塞進長袖毛衣下面的襯衫裡。但這樣很難看起來不像畸形。我想，天哪——我可不希望沙林傑覺得我的胸部是方形的。所以最後我把錄音機從我的襯衫袖子塞到腋下，用我的手臂和身體夾住。我想，只要我可以夾緊手肘，一切都會很順利。

　　這篇訪談〈我去年夏天做了什麼〉（“What I Did Last Summer”）刊登於一九八一年夏季的《巴黎評論》中。普林頓大肆宣傳了這篇文章，稱其為《巴黎評論》對沙林傑的完整專訪，是他給後代的終極訊息。這篇報導比之前刊登在報紙上的那篇傳播得更廣。和往常一樣，這位不想發言的小說家因發言受到了指責。傳記作者保羅．亞歷山大（Paul Alexander）寫道：「有人可能會爭辯說，他赴約是因為他知道埃普斯會將那次的會面寫下來，而那會為他帶來宣傳效果。」

　　有些讀過這篇文章的人則站在沙林傑這一邊。「這是我遇過最沒新聞倫理的例子之一，」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英文系助理教授沃．艾斯特（Warren Eyster）在埃普斯自己服務的《巴頓魯治倡導報》上寫道，「沙林傑應該要給她鼻子一拳，再讓她吃上官司。」

　　埃普斯表示，她當時真的差點就要被揍一拳了。《巴黎評論》的那篇報導最後提到，一位當地人看到沙林傑與埃普斯交談，於是決定自己也要向他攀談。他甚至試圖和沙林傑握手。沙林傑很顯然地被惹火了，隨即轉身指責埃普斯。

　　多年後，埃普斯抱怨：「沙林傑那時的言語鞭笞在我看來很不得體。」接著她透露：「但比起他後來發現我錄下我們的對話而爆發的言語風暴，那算不了什麼。他擺出要動粗的架勢，用他顯然認為會恐嚇我的語言，要求我把錄音帶交給他。當我拒絕時，沙林傑似乎真的很震驚。」《巴黎評論》的報導中則一點也沒提到這件事。

　　埃普斯於一九九〇年停止為《巴頓魯治倡導報》撰稿。她搬到了哥斯大黎加，然後在戀情變調時又搬回來。她在部落格上寫道，她希望當她的前伴侶「回到他的祖國（一個以蘋果聞名的國家）後，他吃的每一顆蘋果都會在他的肚子裡變成一個火坑，燙到讓但丁的地獄看起來如同小茶燭的燭火般溫和。」至於將她的報導改得很俗艷的普林頓，她似乎也希望差不多的事降臨到他身上。

　　埃普斯在部落格中寫了幾篇涵義隱晦的留言，再次改寫了她與沙林傑的那段邂逅，這次她聲稱他們相遇後發展出一段比她之前暗示的還要更長久、更深入的關係。「他常打給我，我的文章刊出後，他也曾打給我，」她寫道。她也堅稱自己再次見到了他：「每次和沙林傑見面都證實他是一個複雜又難相處的人。」又或許他真的只是想要那捲錄音帶：「他多次叫我把錄音帶交給他處理，但我拒絕了，這使我們熟稔的關係變得緊張，但沒有因此毀掉。」

　　這一切可信度多高？「總有一天，我會全部說出來，」埃普斯說，「只是時候未到。」現在她七十多歲了，她已多年未更新她的部落格，也沒有回覆我的電子郵件。和布萊尼一樣，她也隨著沙林傑遁入沉默。這個女人做了這麼多，結果就是使得沙林傑更加渴望清靜無擾，對她來說，也許這是命運最適切的安排了。埃普斯與沙林傑訪談完六個月後，馬克．大衛．查普曼（Mark David Chapman）開槍射殺約翰．藍儂（John Lennon），稱《麥田捕手》是他的「宣言」。從那時起，任何出現在沙林傑家門口的不速之客，無論是何等大美女，都沒機會見到他。

　　太可惜了。從很多方面來看，沙林傑似乎是一個親切的人——當然，他非常敏感，但這並不是作家最嚴重的罪過，也不是最不尋常的。每個想不費力就駁倒沙林傑的記者，都會引用《麥田捕手》中的一段話，也就是若能在讀完一位作家的書後打給他是多麼棒——然後指出，沙林傑命令他的經紀人銷毀所有書迷來信，而不是轉寄給他。但這是那些記者強加在他身上的觀點。即使他退出了出版界，他仍繼續閱讀懷抱希望的年輕人寫來的信，有時甚至會回信。

　　例如，他曾寫了封和藹的信給一位高中生，拒絕了她所提出在她畢業典禮上演說的請求，但附上了特別為她寫的「專屬小畢業演講」。他希望她「無論高中畢業後接下來要做什麼，都會度過一段美好、愉悅、計畫周全、有助益、快樂的時光，」並補充道，「在我看來，（妳）所有機會真的是一流的。」他還給出一個非常沙林傑式的評論，說他覺得作家向畢業生們發表演講這個主意相當令人反感：「在任何一張詳盡列出我們這個時代的災難及禍害清單中，發表言論的作家絕對應該要被排在很前面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