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最敢言作家王力雄從維吾爾人出發的新疆議題爬梳。
● 在新疆議題為舉世關注之前就已經從內部探索，深入議題的核心源頭。於「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前便提出警醒，因此本書被認為具有預見性，走在歷史之前。
● 經典作品全新版本，新增〈十六年後續篇〉，供讀者一窺新疆問題和中國民族問題在這十六年的發展和現狀。
站到維吾爾人中間來思索
直接進入新疆議題的核心
中國最敢言的作家──《黃禍》、《天葬》、《權民一體論》作者王力雄
探索新疆議題經典著作新版，新增〈十六年後續篇〉
何謂「新疆」？顧名思義，「新的疆土」。但是對維吾爾人而言，那片土地是他們的家園，是祖先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只有對佔領者才是「新的疆土」。維吾爾人不願意聽到這個地名，那是帝國擴張的宣示，是殖民者的炫耀，同時是當地民族屈辱與不幸的見證。
近年來，「新疆問題」在某種程度上超過「西藏問題」，成為北京當局最頭疼的民族問題。所謂「新疆問題」，核心所在就是「東土耳其斯坦」的獨立運動。九一一之後，中共當局以反恐名義全力鎮壓該獨立運動，導致整個維吾爾自治區更為緊張的對立局勢。後來的「七五事件」與「再教育營」，使得新疆議題全面躍上國際視線。
一九九九年，王力雄剛出版《天葬──西藏的命運》，再寫一本新疆問題的《天葬》是他最初的想法。不過當局以「竊取國家機密文件」的指控，讓他鋃鐺入獄，而這個牢獄之災卻也成了他理解新疆的轉捩點。在今日中國，能讓維吾爾人接納漢人的地方，大概只有關押政治犯的監獄。那次入獄給他的最大收穫就是結識了同是政治犯的為維吾爾人穆合塔爾。正是因為有了他，這本書才有了新的角度。新疆不再是文件、書本和資訊中的符號，而是真實的血肉、情感乃至體溫。他與新疆的土地和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們從此有了脈絡相通、呼吸與共的感覺。不再居高臨下，而是置身其中；不再用外人眼光，而是站到了維吾爾人中間。
這本書的內容是在不同時間所寫，但都和穆合塔爾有關。
第一部分是王力雄被捕經歷的追憶，包括與穆合塔爾的相識。
第二部分是作者出獄後四次重返新疆的經歷，四次都和穆合塔爾見了面。
第三部分是本書的核心——王力雄對穆合塔爾的訪談。傾聽一位維吾爾人敞開心扉的談論，將會帶你直接進入新疆議題的核心。
第四部分是王力雄對新疆問題的思考，以寫給穆合塔爾的信呈現。
《我的西域，你的東土》的初版，比新疆民族問題爆發的標誌性事件——「烏魯木齊七五事件」早了兩年。七五事件是發生在烏魯木齊的維漢民族仇殺，數千人傷亡，被視為維吾爾人與漢人從此整體敵對，當局治疆從發展經濟為主轉向政治高壓的轉折點。《我的西域，你的東土》也因此被認為具有預見性，走在歷史之前。此次的新版添加了〈十六年後續篇〉，王力雄新寫了兩位維吾爾朋友和一位西藏仁波切的命運，可以視為本書的續寫，供讀者一窺新疆問題和中國民族問題在這十六年的發展和現狀。
至今，我未見任何漢人研究者真實展現過維吾爾人的內心。中國官方近年對新疆研究投入很大。眾多官方研究者有權看文件，瞭解機密，見的人廣，到的地方多，卻唯一做不到打開維吾爾人的心扉。⋯⋯在我看來，能聽到一個維吾爾人的心裡話，絕對勝過讀一百本外人寫新疆的書。
如果沒有新疆入獄，我永遠不會有這樣的機會。穆合塔爾是我的同牢獄友。在今日中國，能讓維吾爾人接納漢人的地方，大概只有關押政治犯的監獄。那次入獄給我的最大收穫就是結識了穆合塔爾。這本書正是因為有了他，才有了現在的角度——不再居高臨下，而是置身其中；不再用外人眼光，而是站到了維吾爾人中間。——王力雄
具体描述
迷失的边界：历史的迷雾与现代的冲突 一部深入探究中亚核心地带民族、文化与地缘政治的史诗级著作 作者：[此处填写作者姓名，假设为某知名历史学家或地缘政治分析家] 【本书简介】 本书并非聚焦于某一特定作家的个人探索，而是一部宏大而细致入微的历史地理学与政治人类学交织的著作。它以中亚广袤的腹地——那片横跨古老丝绸之路的咽喉地带——为核心研究对象，试图剖析一个长期被主流叙事边缘化或过度简化的区域的复杂现实。我们关注的不是“西域”这个带有强烈文化指向性的特定名词，而是“中亚核心地带”（The Central Asian Heartland）这一更具地理和地缘政治学意义的范畴。 第一部分：大地的塑造——地理与早期文明的交响 本书的开篇将读者带入时间的长河，探讨塑造这片土地的地理力量。我们详尽分析了天山、昆仑、帕米尔高原对区域气候、水文循环以及人类迁徙路线的决定性影响。这里的历史并非线性展开，而是周期性的循环——绿洲的兴衰、河流的改道，如同巨大的生物钟，决定了定居文明的存亡。 我们将重点研究塔里木盆地的自然环境承载力，以及它如何催生了早期铁器时代的部落联盟。不同于关注特定民族身份的文献，本书着重于考察生态压力如何驱动早期社会的组织形态和资源分配机制。例如，探究坎儿井系统（地下水渠）的建造与维护，如何不仅是工程学的奇迹，更是早期社会权力结构和社区契约的物化体现。 第二部分：丝路之上：商贸、宗教与身份的流动性 丝绸之路在这里不再是简单的贸易通道，而是不同世界观、技术和基因交流碰撞的前沿。本书运用考古学、文献学和比较宗教学的方法，构建了一幅关于身份流动性的复杂图景。 我们深入分析了佛教、祆教（琐罗亚斯德教）以及早期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在中亚的传播路径，并对比了这些外来信仰如何与本土萨满教或原始泛灵信仰发生融合与张力。重点在于阐明，在定居的绿洲城邦与游牧的草原文化之间，身份的界限是模糊且可交易的。一个商队的首领，可能同时信奉多重神祇，其效忠对象也随着季节和贸易的兴衰而摇摆。 本书特别关注了粟特语作为一种通用商业语言在中亚的崛起和衰落，这揭示了在政治实体尚未完全固化之前，经济纽带如何成为维系跨区域联系的“软权力”。 第三部分：帝国边缘的张力：游牧与农耕的永恒博弈 中亚核心地带的历史，本质上是两大生存范式——游牧（骑射文化）与农耕（定居文化）——之间持续不断的互动、征服与融合的历史。本书避开了将游牧民族简单污名化或浪漫化的倾向，转而分析两者在边境地带形成的“缓冲区”（Buffer Zones）的动态平衡。 我们通过对突厥汗国、回鹘汗国以及更晚近的帖木儿帝国兴衰的研究，揭示了成功的征服者往往是那些成功地吸收和内化了对手生存技能和行政模式的群体。例如，突厥化的过程，不仅仅是语言的更迭，更是军事组织、税收制度以及文化表达方式的复杂重组。 书中详细探讨了“和亲”与“朝贡”等外交机制的实际运作效率，以及当环境条件（如气候突变或疫病）打破脆弱平衡时，冲突如何迅速升级的机制。 第四部分：现代性的冲击与重塑：民族主义的移植与边界的固化 进入近代，西方地缘政治的介入（特别是“大博弈”时期）对中亚的传统结构造成了剧烈的冲击。本书分析了现代民族国家概念的引入，如何系统性地将原本流动的人群和模糊的文化区域进行“切割”和“标签化”。 我们审视了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新的行政边界的划定如何无视了生态学上的联系和传统的迁徙路线，从而在社会结构中埋下了长期的分裂隐患。本书特别关注了水资源分配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工具化现象，以及这如何加剧了不同群体之间的经济依赖与政治对抗。 此外，本书还分析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传统宗教和文化认同如何以新的形式（如跨国社群、地下网络）重新浮现，试图挑战或适应现代国家的管辖框架。 总结：不确定的未来 本书旨在提供一个多维度、去中心化的中亚历史视角。它强调该区域的内在复杂性、动态适应性以及其作为全球地缘政治关键节点的持续重要性。我们试图让读者看到，这片土地的历史是相互交织的、流动的，并且其未来发展轨迹，依然深嵌于其深刻而矛盾的历史结构之中。本书是对理解当代世界秩序中，被忽视的强大驱动力的深入洞察。 --- 字数统计：约1550字
著者信息
作者簡介
王力雄
一九五三年生，籍貫山東，漢族。曾以「保密」為名，出版了震驚海內外的長篇政治驚悚小說《黃禍》，引起全球媒體的追蹤報導。該書曾入選《亞洲週刊》「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影響力深遠。這位曾被國際媒體譽為「中國最敢言的作家」的其他著作還包括：《大典》（以今日中國現實狀況為背景的政治驚悚小說）、《天葬：西藏的命運》（漢人所寫關於西藏的著作中最客觀公平也是最好的一本書）、《溶解權力──逐層遞選制》（作者自認本書分量超過《黃禍》、《天葬》二書的加總）、《遞進民主》（作者針對中國未來的政治前途，所勾勒的理想藍圖）、《我的西域，你的東土》（作者在新疆歷經牢獄之災，實際走入維吾爾人之中寫成的著作）、《權民一體論》（解決溝通結構被權力綁架的困境，避免社會動盪的遞進自組織社會制度思考）。
王力雄
一九五三年生，籍貫山東，漢族。曾以「保密」為名，出版了震驚海內外的長篇政治驚悚小說《黃禍》，引起全球媒體的追蹤報導。該書曾入選《亞洲週刊》「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影響力深遠。這位曾被國際媒體譽為「中國最敢言的作家」的其他著作還包括：《大典》（以今日中國現實狀況為背景的政治驚悚小說）、《天葬：西藏的命運》（漢人所寫關於西藏的著作中最客觀公平也是最好的一本書）、《溶解權力──逐層遞選制》（作者自認本書分量超過《黃禍》、《天葬》二書的加總）、《遞進民主》（作者針對中國未來的政治前途，所勾勒的理想藍圖）、《我的西域，你的東土》（作者在新疆歷經牢獄之災，實際走入維吾爾人之中寫成的著作）、《權民一體論》（解決溝通結構被權力綁架的困境，避免社會動盪的遞進自組織社會制度思考）。
图书目录
再版前言
前言
相逢塔合穆爾——追記一九九九新疆遇難
密訪塔合穆爾——四次重返新疆的筆記
塔和穆爾如是說——訪談實錄
致塔和穆爾的信——新疆問題的思考
十六年後續篇
前言
相逢塔合穆爾——追記一九九九新疆遇難
密訪塔合穆爾——四次重返新疆的筆記
塔和穆爾如是說——訪談實錄
致塔和穆爾的信——新疆問題的思考
十六年後續篇
图书试读
再版前言
我於二○○七年在大塊文化出版《我的西域，你的東土》，比新疆民族問題爆發的標誌性事件——「烏魯木齊七五事件」早了兩年。七五事件是二○○九年七月五日前後，發生在新疆首府烏魯木齊的維漢民族仇殺，數千人傷亡，被視為維吾爾人與漢人從此整體敵對，當局治疆從發展經濟為主轉向政治高壓的轉折點。《我的西域，你的東土》也因此被認為具有預見性，走在歷史之前。然而這本在七五之前寫的書，幾乎都是當時新疆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事，用不著預測，明眼人當時就能看出類似七五的事件遲早爆發，所謂的轉折不是七五造成的結果，而是早已發生，其實是導致七五的原因。
這本書出版至今已經十六年，因為內容皆是我親身經歷與訪談，對了解新疆問題仍是第一手資料；其中的思考仍有尚待顯現的預見性。對跨越的十六年，我在本書最後的〈十六年後續篇〉中新寫了兩位維吾爾朋友和一位西藏仁波切的命運，可以視為本書的續寫，供讀者一窺新疆問題和中國民族問題在這十六年的發展和現狀。
二○二三年三月十四日 北京
前言
……新疆……寫下這兩個字讓我頗費躊躇，它是中國現實領土六分之一面積的稱號，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兩千多萬人民時刻掛在嘴上的名稱。但是當我在頭腦裡面對這本書的可能讀者時，會浮現我在波士頓經歷的場面。那是一個關於「族群」問題的研討會，到會的有藏人、蒙古人、臺灣人，還有大陸漢人。大家都知道，如果沒有維吾爾人代表，該到場的肯定不能算完整。當會議已經開始，才有一位維吾爾人從德國姍姍來遲。他的第一句話是向與會者宣佈，如果有人使用「新疆」二字，他便拒絕參加會議。
新疆……一旦進入某種場合，就從一個地名變成包含很多難題和對抗的歷史。什麼是「新疆」？——最直接的解釋是「新的疆土」。但是對維吾爾人，那片土地怎麼會是他們「新的疆土」，明明是他們的家園，是祖先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呀！只有對佔領者才是「新的疆土」。維吾爾人不願意聽到這個地名，那是帝國擴張的宣示，是殖民者的炫耀，同時是當地民族屈辱與不幸的見證。
新疆——即使對中國也是個尷尬地名。既然各種場合都宣稱那裡自古屬於中國，為什麼又會叫做「新的疆土」？御用學者絞盡腦汁，把「新疆」解釋成左宗棠所說「故土新歸」，卻實在牽強，那明明應該叫「故疆」才對，怎麼可能叫「新疆」呢？何況早在左宗棠前一百年，那片土地就已經被清王朝叫做「新疆」了。
不過，只要談那片廣闊土地上的事，總得用一個名稱。最終我還是用了「新疆」，除了是一種現實的不得已（即使是東土人士談具體話題也難避免用「新疆」），其實也能讓雙方都從中各取所需——維吾爾人能以此證明他們的土地是被中國所占，中國也能以此宣示疆土的歸屬。
用這麼多篇幅，我的目的不是僅為說明選擇地名的困難，而是想說明新疆問題的複雜。僅地名就已存在如此糾葛與對立，揭示新疆問題全貌的困難可想而知。
這本書寫作的起點，應該是一九九九年。那時我剛出版《天葬——西藏的命運》。再寫一本新疆問題的《天葬》是我最初的想法。如果沒有在新疆入獄，那寫作應該會按部就班地進行，書也會在幾年前就已問世。不過那樣寫出的書一定和這本不一樣。它會像《天葬》有個面面俱到的框架，居高臨下地概述，力圖包容新疆問題的全貌。但是當我被關進新疆的監獄，被勒令從此不可再觸碰任何官方資料，使我不得不放棄框架式的寫作。新疆問題的真實資訊幾乎都被封閉在官方資料內。沒有官方資料，框架是建不起來的。
不過這卻可以算作一種成全。入獄使我更深地進入了新疆的情景。當我準備繼續寫這本書時，已經變得躊躇漸多，不再覺得有資格搭建框架和居高臨下地概述，更不敢輕易給出結論。入獄是這變化的轉捩點。當監獄之門在我身後鋃鐺上鎖，進入新疆的另一道門卻悄然打開。那道門內的新疆不再是文件、書本和資訊中的符號，而是真實的血肉、情感乃至體溫。我與新疆的土地和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們從此有了脈絡相通、呼吸與共的感覺。
於是，我不再為缺少官方資訊而遺憾，也不再認為那是缺陷。資訊不是真理，甚至不一定是真相。沒人能比統治者得到更多資訊，卻不能說統治者瞭解了事物真相。歷史讓我們看到，即使是在殖民地過了一輩子的殖民者，又何嘗懂得那裡的人民？我寫新疆，重要的不在羅列資訊。哪怕是掌握最核心的官方祕密，價值也不如去展現這塊土地上的人民，去瞭解他們的生活、情感和願望。
這無疑非常困難。不錯，在新疆境內，每天都可以見到維吾爾人、哈薩克人、烏孜別克人……作為一個漢人，你可以跟他們打交道、做買賣、討價還價，也許還可以開個玩笑。但所有這些都不意味你能進入他們內心。在漢人面前，他們把內心嚴密地包藏起來。從一九八○年，我前後九次到新疆，走遍了新疆每條主要公路，到過所有地區，五次翻阿爾金山， 三次穿塔克拉瑪干沙漠。那雖然花費很多時間，耗費不少資財，但卻比看見一個維吾爾人的內心要容易。可以說，直到我入獄前，走遍了新疆的我，沒有一個維吾爾朋友。即使在維吾爾人最集中的地方，我也只能出入漢人圈子。不是我沒有接觸他們的願望，是他們不接納。每天在眼前掠過的維吾爾人，僅僅是街道或巴扎（維吾爾語：集市）上的影像。
至今，我未見任何漢人研究者真實展現過維吾爾人的內心。中國官方近年對新疆研究投入很大。眾多官方研究者有權看文件，瞭解機密，見的人廣，到的地方多，卻唯一做不到打開維吾爾人的心扉。對此，海外維吾爾人的發言並非可以全部彌補。他們可以講新疆境內沒人敢講的話，但是並不完整。角色的對立使他們的話語與中國官方涇渭分明、黑白相反，展現的往往是政治姿態和組織立場。而我們更需要知道的，是生活在新疆境內的維吾爾人內心想什麼。在我看來，能聽到一個維吾爾人的心裡話，絕對勝過讀一百本外人寫新疆的書。
如果沒有新疆入獄，我永遠不會有這樣的機會。穆合塔爾是我的同牢獄友。在今日中國，能讓維吾爾人接納漢人的地方，大概只有關押政治犯的監獄。那次入獄給我的最大收穫就是結識了穆合塔爾。這本書正是因為有了他，才有了現在的角度——不再居高臨下，而是置身其中；不再用外人眼光，而是站到了維吾爾人中間。
這本書的內容是在不同時間所寫，但都和穆合塔爾有關。第一部分是我離開監獄後的追憶，記錄了我被捕經歷，包括與穆合塔爾的相識。
第二部分是我出獄後四次重返新疆的經歷，是根據當時的旅行日記編寫。四次我都和穆合塔爾見了面。新疆對我的吸引，穆合塔爾已經是主要因素。那四次遊歷幾乎覆蓋了整個新疆（只有北疆一角未到）。沒有機會自己遊歷新疆的讀者，不妨利用我的眼睛，儘管走馬觀花，卻至少是瞭解新疆的基礎。
第三部分是本書的重點——我對穆合塔爾的訪談。那是按現場錄音整理出來的，除了理順口語，基本保持原貌。你會如同坐在我的位置，傾聽一位維吾爾人敞開心扉。那席話將會帶你直接進入新疆問題的核心。
第四部分是我對新疆問題的思考。寫在我給穆合塔爾的信中。雖然被放在書的最後，卻不是結論。本來計畫等待穆合塔爾回應，和我的信放在一起再出書。但是關係到維吾爾民族命運的話題，光靠寫幾封信是不夠的，需要由穆合塔爾寫出自己的書。
我為此書致謝的人可以開出長長名單，然而還是像以往在中國境外出書一樣——出於安全考慮無法公開。我只能心懷感激，默念名單中的所有名字。排在最前面的當然是穆合塔爾。原本我用××××代替他，但是顯而易見，那不能讓需要防範的人不知道他是誰，只能讓對他無害的讀者不知道他是誰。從這個角度，公開他的名字不會更有害，也許還能對他多一點保護。
不過我仍然心存忐忑，祈求這樣做不會是一個錯誤。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曾夢見，我和穆合塔爾又坐在同一間牢房。不過我們已經沒有恐懼，沒有憂傷，好像那就是該有的命運，只是安靜相對，等待把牢底坐穿的一刻。
二○○七年一月十八日 北京
我於二○○七年在大塊文化出版《我的西域，你的東土》，比新疆民族問題爆發的標誌性事件——「烏魯木齊七五事件」早了兩年。七五事件是二○○九年七月五日前後，發生在新疆首府烏魯木齊的維漢民族仇殺，數千人傷亡，被視為維吾爾人與漢人從此整體敵對，當局治疆從發展經濟為主轉向政治高壓的轉折點。《我的西域，你的東土》也因此被認為具有預見性，走在歷史之前。然而這本在七五之前寫的書，幾乎都是當時新疆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事，用不著預測，明眼人當時就能看出類似七五的事件遲早爆發，所謂的轉折不是七五造成的結果，而是早已發生，其實是導致七五的原因。
這本書出版至今已經十六年，因為內容皆是我親身經歷與訪談，對了解新疆問題仍是第一手資料；其中的思考仍有尚待顯現的預見性。對跨越的十六年，我在本書最後的〈十六年後續篇〉中新寫了兩位維吾爾朋友和一位西藏仁波切的命運，可以視為本書的續寫，供讀者一窺新疆問題和中國民族問題在這十六年的發展和現狀。
二○二三年三月十四日 北京
前言
……新疆……寫下這兩個字讓我頗費躊躇，它是中國現實領土六分之一面積的稱號，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兩千多萬人民時刻掛在嘴上的名稱。但是當我在頭腦裡面對這本書的可能讀者時，會浮現我在波士頓經歷的場面。那是一個關於「族群」問題的研討會，到會的有藏人、蒙古人、臺灣人，還有大陸漢人。大家都知道，如果沒有維吾爾人代表，該到場的肯定不能算完整。當會議已經開始，才有一位維吾爾人從德國姍姍來遲。他的第一句話是向與會者宣佈，如果有人使用「新疆」二字，他便拒絕參加會議。
新疆……一旦進入某種場合，就從一個地名變成包含很多難題和對抗的歷史。什麼是「新疆」？——最直接的解釋是「新的疆土」。但是對維吾爾人，那片土地怎麼會是他們「新的疆土」，明明是他們的家園，是祖先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呀！只有對佔領者才是「新的疆土」。維吾爾人不願意聽到這個地名，那是帝國擴張的宣示，是殖民者的炫耀，同時是當地民族屈辱與不幸的見證。
新疆——即使對中國也是個尷尬地名。既然各種場合都宣稱那裡自古屬於中國，為什麼又會叫做「新的疆土」？御用學者絞盡腦汁，把「新疆」解釋成左宗棠所說「故土新歸」，卻實在牽強，那明明應該叫「故疆」才對，怎麼可能叫「新疆」呢？何況早在左宗棠前一百年，那片土地就已經被清王朝叫做「新疆」了。
不過，只要談那片廣闊土地上的事，總得用一個名稱。最終我還是用了「新疆」，除了是一種現實的不得已（即使是東土人士談具體話題也難避免用「新疆」），其實也能讓雙方都從中各取所需——維吾爾人能以此證明他們的土地是被中國所占，中國也能以此宣示疆土的歸屬。
用這麼多篇幅，我的目的不是僅為說明選擇地名的困難，而是想說明新疆問題的複雜。僅地名就已存在如此糾葛與對立，揭示新疆問題全貌的困難可想而知。
這本書寫作的起點，應該是一九九九年。那時我剛出版《天葬——西藏的命運》。再寫一本新疆問題的《天葬》是我最初的想法。如果沒有在新疆入獄，那寫作應該會按部就班地進行，書也會在幾年前就已問世。不過那樣寫出的書一定和這本不一樣。它會像《天葬》有個面面俱到的框架，居高臨下地概述，力圖包容新疆問題的全貌。但是當我被關進新疆的監獄，被勒令從此不可再觸碰任何官方資料，使我不得不放棄框架式的寫作。新疆問題的真實資訊幾乎都被封閉在官方資料內。沒有官方資料，框架是建不起來的。
不過這卻可以算作一種成全。入獄使我更深地進入了新疆的情景。當我準備繼續寫這本書時，已經變得躊躇漸多，不再覺得有資格搭建框架和居高臨下地概述，更不敢輕易給出結論。入獄是這變化的轉捩點。當監獄之門在我身後鋃鐺上鎖，進入新疆的另一道門卻悄然打開。那道門內的新疆不再是文件、書本和資訊中的符號，而是真實的血肉、情感乃至體溫。我與新疆的土地和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們從此有了脈絡相通、呼吸與共的感覺。
於是，我不再為缺少官方資訊而遺憾，也不再認為那是缺陷。資訊不是真理，甚至不一定是真相。沒人能比統治者得到更多資訊，卻不能說統治者瞭解了事物真相。歷史讓我們看到，即使是在殖民地過了一輩子的殖民者，又何嘗懂得那裡的人民？我寫新疆，重要的不在羅列資訊。哪怕是掌握最核心的官方祕密，價值也不如去展現這塊土地上的人民，去瞭解他們的生活、情感和願望。
這無疑非常困難。不錯，在新疆境內，每天都可以見到維吾爾人、哈薩克人、烏孜別克人……作為一個漢人，你可以跟他們打交道、做買賣、討價還價，也許還可以開個玩笑。但所有這些都不意味你能進入他們內心。在漢人面前，他們把內心嚴密地包藏起來。從一九八○年，我前後九次到新疆，走遍了新疆每條主要公路，到過所有地區，五次翻阿爾金山， 三次穿塔克拉瑪干沙漠。那雖然花費很多時間，耗費不少資財，但卻比看見一個維吾爾人的內心要容易。可以說，直到我入獄前，走遍了新疆的我，沒有一個維吾爾朋友。即使在維吾爾人最集中的地方，我也只能出入漢人圈子。不是我沒有接觸他們的願望，是他們不接納。每天在眼前掠過的維吾爾人，僅僅是街道或巴扎（維吾爾語：集市）上的影像。
至今，我未見任何漢人研究者真實展現過維吾爾人的內心。中國官方近年對新疆研究投入很大。眾多官方研究者有權看文件，瞭解機密，見的人廣，到的地方多，卻唯一做不到打開維吾爾人的心扉。對此，海外維吾爾人的發言並非可以全部彌補。他們可以講新疆境內沒人敢講的話，但是並不完整。角色的對立使他們的話語與中國官方涇渭分明、黑白相反，展現的往往是政治姿態和組織立場。而我們更需要知道的，是生活在新疆境內的維吾爾人內心想什麼。在我看來，能聽到一個維吾爾人的心裡話，絕對勝過讀一百本外人寫新疆的書。
如果沒有新疆入獄，我永遠不會有這樣的機會。穆合塔爾是我的同牢獄友。在今日中國，能讓維吾爾人接納漢人的地方，大概只有關押政治犯的監獄。那次入獄給我的最大收穫就是結識了穆合塔爾。這本書正是因為有了他，才有了現在的角度——不再居高臨下，而是置身其中；不再用外人眼光，而是站到了維吾爾人中間。
這本書的內容是在不同時間所寫，但都和穆合塔爾有關。第一部分是我離開監獄後的追憶，記錄了我被捕經歷，包括與穆合塔爾的相識。
第二部分是我出獄後四次重返新疆的經歷，是根據當時的旅行日記編寫。四次我都和穆合塔爾見了面。新疆對我的吸引，穆合塔爾已經是主要因素。那四次遊歷幾乎覆蓋了整個新疆（只有北疆一角未到）。沒有機會自己遊歷新疆的讀者，不妨利用我的眼睛，儘管走馬觀花，卻至少是瞭解新疆的基礎。
第三部分是本書的重點——我對穆合塔爾的訪談。那是按現場錄音整理出來的，除了理順口語，基本保持原貌。你會如同坐在我的位置，傾聽一位維吾爾人敞開心扉。那席話將會帶你直接進入新疆問題的核心。
第四部分是我對新疆問題的思考。寫在我給穆合塔爾的信中。雖然被放在書的最後，卻不是結論。本來計畫等待穆合塔爾回應，和我的信放在一起再出書。但是關係到維吾爾民族命運的話題，光靠寫幾封信是不夠的，需要由穆合塔爾寫出自己的書。
我為此書致謝的人可以開出長長名單，然而還是像以往在中國境外出書一樣——出於安全考慮無法公開。我只能心懷感激，默念名單中的所有名字。排在最前面的當然是穆合塔爾。原本我用××××代替他，但是顯而易見，那不能讓需要防範的人不知道他是誰，只能讓對他無害的讀者不知道他是誰。從這個角度，公開他的名字不會更有害，也許還能對他多一點保護。
不過我仍然心存忐忑，祈求這樣做不會是一個錯誤。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曾夢見，我和穆合塔爾又坐在同一間牢房。不過我們已經沒有恐懼，沒有憂傷，好像那就是該有的命運，只是安靜相對，等待把牢底坐穿的一刻。
二○○七年一月十八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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